儒家官德論

第一節 由來已久的話題

　　中國古代官德體係中保存了當官戒巫的觀念和相應的理論。宋人呂本中《官箴》正式提倡：“當官者，凡異色人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以清心省事為本。”當官者為政，堅決不信巫、不尚巫、不師巫，堅決不與巫接觸。明人呂坤《治道》明確提出“禁邪教之倡”，嚴禁官巫合流，嚴懲巫書，嚴懲巫者幹預政治的言行。元人張養浩《牧民忠告》堅定主張：“當官戒巫，以義處命。”為官處理政事，應以直道為先，應以戒巫之心為先，要識得巫之手法的欺騙本質和社會危害性。元人趙素《為政九要》堅定相信：“當官戒巫，風化自興。”戒巫可以促進移風易俗，改善社會風尚。這是當官者的使命和責任。

　　在中國曆代正史裏，有一部循吏列傳。其中記錄了循吏嚴厲治巫的事跡。西門豹的以巫治巫，第五倫的為民除巫，田仁會的驅巫逐巫，吳履的為民治巫去鬼，丁積的杜絕信巫鬼，唐侃的禁止尚鬼等等事跡，反映出當官治巫之特色。中國人的這一治巫傳統是由來已久的。商朝起在法律上即已正式確立了“巫風”的罪名。《尚書伊訓》已經申明當官戒巫對於家風、國風、執政地位、社會風氣，包括官吏本身的政治地位和名譽的影響：“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所謂“三風”，就包括巫風。《禮記王製》已斷言：“執左道以亂政，殺。”左道，謂邪道。

　　這裏必須指出，儒家官德體係中的“巫”界定，主要針對於“巫祝尼媼”、“三姑六婆”、“星翁術士”、“山人星相”一類，其信仰層次、迷信手法和社會地位都比較低，有這樣的一段評價：“巫，自商代以來地位比較低，這從幾點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一是他們常常被人用‘水’、‘火’殺死；二是他們的地位不僅在‘王’之下，在‘祝宗卜史’之下，還被中國的官僚知識界（‘士大夫’）所賤視，地位與工匠、商賈、倡優一類相近，是禁止做官的；三是古代的法律也多以‘巫術’（特別是其中的‘黑巫術’）為左道，往往因其對其民眾有影響煽惑力而深感恐懼，必欲加以禁止或限定。”但是，這樣的“巫”，盡管社會地位很低，但是社會的影響力卻很廣泛，這類迷信的人不斷湧現，而且在中國曆史上一直有源源不斷的“信徒”加入其中。中國人相信迷信的遠遠多於相信宗教的，而且也上升不到一種宗教，這個問題也值得我們去研究。

　　必須指出，儒家在對付這類“巫”上，除了加強法律的懲罰性作用外，還有個重要的特征，即治國治巫依靠人的德性，突顯了人的主體價值和德治精神。這裏也反映出儒家德治思想中包含著無神論的特定意義。儒家一以貫之地主張，治道的根本是以德治國。治國靠人不靠神，靠德政不靠巫術，靠德性不靠鬼。這一德治精神經周公的敬德保民和明德慎罰、孔子的為政以德和政者正也、孟子的由人性善端而生發出的仁政，到荀子的由人性惡發展出的隆禮重法，而臻以成熟。其中無神論意義也由周公把殷商治國求鬼神拉回到人間講治國求德，孔子重人不重鬼、遠離鬼神親近人為，孟子高度發展了孔子仁德一致的思想，形成民本、王道、仁政三位一體的德治理論，荀子講人定勝天、排除鬼神迷信主張依靠禮依靠法。必須指出，正是儒者公孟子第一次喊出無鬼論的。儒家的這類無神論思想深刻地影響著官德思想並積澱於中國古代官德的反巫傳統之中。

　　放在曆史發展的進程裏思考中國古代反巫傳統，它無疑帶上了種種局限性。但是這一理論張揚的當官戒巫，治理家、國，除了靠法也要提倡靠德不靠鬼，仍是有著極大的現實意義的。因為在今天，仍然還有些幹部在處理政事中相信鬼神、輕信迷信，有的甚至還同流合“巫”，其中就不僅僅是法律問題，還有個幹部德性的不堅定。從事這樣的迷信活動，幹部的內心世界裏，是否缺失了科學的“道義”信仰？（不是儒家的“道義”！）一旦如此，那就十分危險了。更危險的是，領導幹部手裏握有人民給予的權力，如何用好權直接關係到為民治理國家的成敗得失，如果把權力與巫術迷信結合在一起來處理政事，那隻能是害了國家又最終害了自己。這裏所檢討的儒家官德中的反巫傳統，還是有相當的實踐和理論意義；同時，也增加了儒家官德體係的厚度和魅力。以下的分析，我們的重點是從儒家的道義論上去陳述當官戒巫的理論和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