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四節 崔駰《官箴》三首的官德用意

　　關於崔駰的《官箴》三首。漢人士大夫似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帶著官箴情結。德政情結、憂患意識成為官箴情結的核心所在。這似乎與曆代帝王的盛衰更替和各代政權內部的較頻繁更替有一定關係。這裏要提及晚於揚雄幾十年出生的東漢人崔駰的《官箴》三首。

　　崔駰（？-92），東漢文學家、思想家。字亭伯，涿郡安平（今屬河北）人。少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經常以典籍為業，未遑仕進之事。擬揚雄《解嘲》作《達旨》。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官箴》屬其賦三篇，即《太尉箴》、《司徒箴》、《大理箴》。

　　在介紹和分析崔駰《官箴》三首之前，我們須認識到崔駰的儒家哲學背景。兩漢哲學思想相當繁雜，漢武帝之前主要以黃老哲學為主體，自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了儒家一統天下的單體性局麵。經學在兩漢是處於一個發展的高峰時期。崔駰生活在這樣一個經學統治的時代，從小就接受和熏陶於儒家經學，其思想無疑會刻著於這種體係之中。按《後漢書崔駰列傳》記載，崔駰生於儒學世家，其祖父崔篆“王莽時為郡文學，以明經征詣公車”，又“潛思於至賾，騁《六經》之奧府”。崔駰“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在其所著《達旨》裏，崔駰表達了他的儒家旨趣。當然，生活在漢代思想的氛圍裏，崔駰無疑也會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但是一旦進入到政治道德領域，崔駰的儒家立場卻是最基礎性的。這裏我們提煉出三個基本評價來綜合地梳理一下崔駰的儒家哲學背景。

　　第一，崔駰堅信儒家的觀念和精神。《達旨》言：“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此“道術”可謂行儒家的仁義道德。崔駰總結曆代興衰，認為治理天下應該：“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為非，得義為是”；“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這是儒家的境界。評價漢帝人物，基於儒家立場：“魯國孔僖、涿郡崔駰同遊太學，相與論：‘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崇信聖道，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己，忘其前善。’”這是儒家的曆史評判。第二，崔駰有“仕以正道”的儒家仕觀：天下有道則仕，無道則不仕。《達旨》言：“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誇毗以求舉。”君子不是不願做官，隻是就仕須以正道求之，決不靠奉承拍馬、走歪門邪道一類的“穿踰”之術。這接近於孟子的非道不仕的立場。《達旨》又言：“暴智燿世，因以幹祿，非仲尼之道也。”出仕僅以獲得俸祿為目的，不是孔子之道。《漢書崔駰傳》講駰“未遑仕進之事”，“未遑”意思是不急於，崔駰對出仕的態度是極為認真的，可仕則仕，不可仕則決不仕。據載，崔駰有這方麵的美談。崔駰為竇憲屬員，因與竇憲不同道，故不願出仕。《後漢書崔駰列傳》：“及憲為車騎將軍，辟駰為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為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疏之，因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崔駰雖為竇憲下屬，但崔駰能夠向竇憲直諫，指切長短，竇憲皆不聽不納，後命為長岑長，崔駰不赴任。這是儒家“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不仕”的境界。

　　第三，崔駰懷有強烈的儒家憂患意識的道德立場。這是一個德與位在盛衰之辨中的曆史反省。當值竇太後臨朝之際，崔駰獻書誡之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眾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這裏伸張了孔子的德位觀念。不要憂患沒有官做，真正要憂患的倒是自己有沒有做官的能力。“患所以立”，立什麽？立的就是德性和德行。堯、舜之盛，盛在堯、舜有偉大而崇高的德性和隨之而來的德行，桀、紂滅亡，正是喪失了德性和德行所致。漢代興衰，要汲取教訓呀！對此崔駰無不感慨：“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於有殷。’可不慎哉！”盛而不衰，盈而不虧，滿而不虛，如何做得到？這裏顯露了中國人一種“持盈”關切的道德意識和政治智慧。崔駰站在儒家的立場，又融入了道家的意識，對漢室興盛寄予了很大期望：“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亨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幾杖，刻諸盤杅。矜矜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這裏傳遞出了崔駰對漢代政權如何保持盛而不衰提出的一些設想，同時牽引出崔駰內心裏所擁有的憂患意識，這是周孔以來儒家士大夫們的精神狀態。

　　現在讓我們進入對《官箴》三首的分析。直接地先做出一個經驗性的先在判斷，即以上儒家立場成為這《官箴》三首的基本傾向。為了便於分析，我們不妨分別摘錄：

　　《官箴太尉箴》全文：

　　天官塚宰，庶僚之率，師錫有帝，命虞作尉。爰葉台極，妥平國城，製軍詰禁，王旅維式。九州用綏，群公鹹治，幹戈載戢，宿纏其紀。上之雲據，下之雲戴，苟非其人，我帝載。昔周人思文公，而《召南》詠《甘棠》，昆吾隆夏，伊摯盛商；季世頗僻，禮用不匡。無曰我強，莫餘敢喪；無曰我大，輕戰好殺。紂師百萬，卒以不艾。宰臣司馬，敢告在際。

　　《官箴太尉箴》的整個基調是儒家的立場。漢承秦製，中央也設太尉，至東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複改大司馬為太尉，與司徒、司空合稱為三公，有相當高的職權。至東漢中葉以後，其地位逐漸下降。這篇官箴意指向中央一級的所謂大官高官進諫。其儒家立場表現在其中所透露出道德治國的價值取向：周朝為何能取代殷商？是因為周朝的開勳人物，像周文王、武王、周公，打下天下、治理國家，全仗著他們身上所擁有高尚的德性。隆夏盛商，離不開夏商二代的開勳人物。像禹、湯，打下天下、治理國家，也仗著他們身上的德性和德行。這就是後人思念他們的緣故呀！桀、紂暴政，德兵顛倒，殺戮人民，這樣的政權能保持多久呀！不要說我有多麽的強壯，我擔心的正是喪失這樣的強壯；不要說我有多麽的強大，我擔心的就是這樣的強大是依靠戰爭殺戮來成就的呀！此篇《官箴》特引儒家文獻《詩經召南甘棠》，是有用意的。按《詩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武王分周召為二伯。“美召伯也”，美其什麽？是美召伯之聽訟。

　　有關召伯之事，見《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哥詠之，作《甘棠》之詩。”甘棠相傳乃召公聽政之地，《詩經》所美，《史記》所書，民間所傳，足以見召公甘棠樹下聽訟之傳說故事，垂之已久而已廣。那麽，究竟召公有什麽值得後人追慕呢？按司馬遷所載，叫“無失職者”，是召公的公平執政之水平和竭盡職責之能力，這正是人民對於像召公一類“清官之熱烈願望”的表達。崔駰用此句，真可謂是對“太尉”一級高官們的良苦用心。在漢代，在王莽篡政以後，在崔駰的時代，太尉實際上還是擁有很多很大的權利。崔駰希望能出現像“召公”一樣人民擁戴的清官，也希望這些“太尉”們能按儒家的標準去有所作為。這篇官箴體現的主要精神仍是屬於儒家取向。

　　《官箴司徒箴》全文：

　　天監在下，仁德是興，乃立司徒，亂茲黎蒸。茫茫庶域，率土祁祁，民具爾瞻，四方是維。乾乾夕惕，靡怠靡違，恪恭爾職，以勤王機。敬敷五教，九德鹹事，嗇人用章，黔是富。無曰餘恃，忘餘爾輔；無曰餘聖，以忽執政。匪用其良，乃荒厥命。庶績不怡，疚於爾祿；豐其折右，而鼎覆其。《書》歌股肱，《詩》刺南山，尹氏不堪，國度斯愆。徒臣司眾，敢告執藩。

　　《官箴司徒箴》的整個基調是儒家文獻的精神透露。司徒，西周始置。據文獻記載，司徒主管民事教化。東漢時為三公之一，至明廢。這篇官箴意指向主管民事教化的官吏進言，指出：一要樹立責任意識，勤心盡職，對於自身的職責決不能有絲毫怠慢鬆懈，以實現天下“仁德是興”的風氣；二要樹正自身，為人民樹立良好的榜樣，從而使“民具爾瞻”；三要具有憂患意識，“乾乾夕惕”，日日警惕，“鼎覆其餗”，居高位如日中天，要擔心顛覆。這裏充滿了對“司徒”執政的道德要求：不要說我的有恃無恐，擔心的是忘掉了我的執政職責；不要說我的聰明才智，擔心的是忘掉了我的執政使命。也就是對官吏們的德性和德行的要求。《官箴司徒箴》引儒家“六經”文獻《尚書》、《詩經》來證明這樣的道理。“司徒”的德性使命在《尚書舜典》中已有規定：“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契，為中國曆史上第一位主管教化的人物，而“寬”，乃為第一個明確提出的主管地方風化的德性要求。崔駰言“書》歌股肱”，意在挑明司徒要盡心盡職地完成自己的使命，這樣才不辜負君主的信任和提拔。又言“詩》刺南山”，意在指明官員不盡職責不以公正來對待和使用自己手中的權力，結果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困難和災害，就像“尹氏不堪，國度斯愆”。這裏很值得提出，崔駰撰《司徒箴》，對於主管風化使命的官員提出勸誡，彰顯的正是儒家的基本精神。因為儒家向以實現地方風化為德政使命之一。孔子已經為“德化”定下了官員的榜樣作用的重要性：“子欲善，而民欲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在上身正，在下也身正；官員想善，人民就會向善。君子的道德好比風，小人的道德好比草，風吹草動，一定順風倒。也就是說，官員身心要有好的“德風”，人民就會有良好的道德追求。更重要的是，孟子在發揚和光大孔子思想的同時，已經把德化、風化、教化上升到“為民父母”官的責任和使命，他們有責任有義務來教化天下。這是德政的首要內容之一。做不到這點，就是官員的失職。對此孟子向君王直言道：“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王何以為王？孟子強調，施仁政，行教化，有風化：“地方百裏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製度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孟子看到了“庠序之教”可以勝過“堅甲利兵”的教化意義，“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這也是“民事不可緩”的一個方麵，更是“為民父母”官的責無旁貸。“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崔駰弘揚孔孟之道，重視風化的政治作用，以《司徒箴》勸誡，這是在實踐儒家的教化使命裏傾注他自己的一番儒家理想。

　　《官箴大理箴》全文：

　　邈矣皋陶，翊唐作士，設為犴狴，九刑允理。如石之平，如淵之清；三槐九棘，以質以聽。罪人斯殛，凶旅斯並；熙乂帝載，旁施作明。昔在仲尼，哀矜聖人；子罕禮刑，衛人釋艱。釋之其忠，勳亮孝文；於公哀寡，定國廣門。敻哉邈矣！舊訓不遵。主慢臣驕，虐用其民，賞以崇欲，刑以肆忿。紂作炮烙，周人滅殷；夏用淫刑，湯誓其軍。衛鞅酷烈，卒殞於秦；不疑加害，禍不反身。嗟茲大理，慎於爾官！賞不可不思，斷不可不虔。或有忠而被害，或有孝而見殘，吳沉伍胥，殷割比幹。莫遂爾情，是截是刑；無遂爾心，以速以殛。天鑒在顏，無細不錄，福善災惡，其效甚速。理臣思律，敢告執獄。

　　《官箴大理箴》的整個基調是儒家的人文關切。刑法和刑罰，要本著體恤人、關愛人的基礎，慎量和慎用。“大理”，夏代始設的刑官。《史記夏本紀》：“皋陶作士以理民。”秦中央最高司法行政長官稱廷尉，漢景帝時更名大理。《大理箴》開宗明義：“邈矣皋陶”，意在挑明各類刑官應以皋陶執法為楷模。據史書記載，皋陶為曆史上第一任刑官。儒家文獻《尚書》對刑官作了德性使命的特殊規定。而這一切特定的規定，是通過對皋陶的職責規範及其言行表達出來，從而為刑官做出儒家的規範。《舜典》記載舜帝向皋陶指引刑官的職責使命：“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有居。惟明克允。”《尚書大禹謨》記載禹帝與皋陶的一段對話，透露出刑官應該擔負起的德性使命：“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於予正。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治。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禦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囿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尚書皋陶謨》記載了皋陶為自己的執法設立了“九德”規範，其中不乏用刑執法的辯證法精神：“寬而栗，柔而立，願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寬容而有嚴厲，柔和而有建樹，謹慎而有恭敬，治亂而有條理，處擾而有毅力，直性而有溫和，簡易而有廉潔，剛強而有效率，強烈而有原則。崔駰的這一“邈矣皋陶”的開宗明義，涵蓋了此篇官箴的基本道德指向，希冀漢代整個地方上的司法行政長官，都能自覺以皋陶為榜樣，成為公正執法的道德刑官。這是儒家以德治國的價值設定，也是對法官的道德設定。崔駰通過《大理箴》試圖在他的時代裏重新建立起這樣的理想和信念。為此崔駰在這篇官箴裏又折射出了一種體現儒家立場的曆史意識：桀、紂濫用刑法、酷用刑法，結果身敗名裂、失去天下。所以，那些“大理”們要汲取曆史教訓，要慎重地對待自己手中的刑罰權限。治理一個國家沒有法律不行，但是法律要適宜使用，要道德地去使用，決不能出現酷刑淫刑，其後果是一個國家存亡的大問題。對此崔駰勸誡“大理”，要“慎於爾官”，要慎重地使用你的刑法權力，要客觀地使用你的刑罰權限，絕不能遂情遂心地濫用淫用酷用。在這裏，崔駰不是不強調法律的作用，而是要突出“慎於爾官”的重要性，辨清“虐用其民”的危害性，也就是在執法中要滲透道德精神。這是崔駰於民關切的人本主義精神的真實寫照。“人是萬物之靈”、“人是天下之最寶貴的”差不多成為漢人的基本共識，崔駰通過《大理箴》從官箴向度張揚了這樣的基本觀念，因此可以把這樣的政治道德觀念看成是儒學在漢代思想中的又一寓意深刻而又別致的展開。

　　從《虞箴》發展出來的一大批官箴，對中國政治道德思想的發展有著相當重要的意義，尤其是它進一步加強了儒家仕文化的獨特魅力，也在相當程度上深化了儒家義務論的政治道德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