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三節 揚雄《州官十二箴》的牧民覺悟

　　關於揚雄《州官十二箴》。揚雄仿《虞箴》作《州官十二箴》。揚雄著十二州官箴，“借各州中曆史興亡之跡，各官典守之常，以盡諷諫之義；較之四賦，文字典實而富有政治意義”。徐複觀先生的這一評價是極為中肯的。這十二州官箴以“曆史興亡之跡，各官典守之常，以盡諷諫之義”而獲得了“富有政治意義”的高度評價，其中最為可觀的“富有政治意義”，是它對政治反省的曆史意識，也是《虞箴》中的曆史意識在曆經夏、商、周、春秋列國、秦、漢諸朝代由盛轉衰的政權更替後曆史反思的一種延續。

　　揚雄《州官十二箴》，指的是：《冀州牧箴》、《揚州牧箴》、《荊州牧箴》、《青州牧箴》、《徐州牧箴》、《兗州牧箴》、《豫州牧箴》、《雍州牧箴》、《益州牧箴》、《幽州牧箴》、《並州牧箴》、《交州牧箴》。透過這十二州官箴，三種反思的警誡，揚雄擬定對各州官牧民的警示箴言。

　　第一，勸誡州官要汲取曆代政權更替的經驗教訓，執政要有憂患意識。差不多這十二州官箴都彌漫了這種憂患情結。《冀州牧箴》：“仰覽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忘危。”治理國家要認真研究前世曆朝的盛衰變化，治理的有效有力性是治中不忘亂，安定中不忘危險。《兗州牧箴》：“有國雖久，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國家要想得到長治久安，執政者須敬畏天道的運行變化和人民的喜怒哀樂。《雍州牧箴》：“蓋安不忘危，盛不諱衰。”《交州牧箴》：“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幽州牧箴》：“複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堤潰蟻穴，器漏針芒。”

　　憂患意識來源於對曆朝更替的覺悟，唐虞之盛，轉禹入殷，殷衰周盛，盛衰安危，悠悠變遷，憂盛懼隆，防患於未然。

　　第二，向州官說明這種憂患意識是有根據的，即是對由盛轉衰的內在細小複雜因素的警惕。《徐州牧箴》：“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丘山，本在萌芽。”成事敗事，蓋由細微鑄成，執政者須思慮在先，才能成就事業；禍患成災，緣由在細微方麵的開始。州官要以此訓誡自身，這也是州官們的重要職責，故《益州牧箴》感慨：“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所謂“是職是圖，經營盛衰”，乃此中深義也！

　　第三，以曆史上的盛衰事實向各州官說明盛衰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領導人的執政的道德水平和道德境界。揚雄列舉桀、紂滅亡，並比較了曆史上的明君聖王的領導優點來強化這種憂患意識的道德根據。《揚州牧箴》：“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幹。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靡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商湯、周武王任用伊尹、呂尚（薑太公），伊輔佐湯王滅桀、呂輔佐周武王滅紂。而桀、紂棄用並殺掉忠誠的龍逢、比幹，桀、紂失掉天下與他們棄用人才、不講仁義道德有著內在的必然聯係。州官們要警惕要思索。此篇牧箴在結論中不禁感慨：“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孽；堯崇屢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執籌。”十二州官箴還列舉了桀、紂喪失政權的一係列無德行為。《徐州牧箴》：“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沉湎於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剿絕其緒。”桀、紂“沉湎於酒”而忘其職責，致使湯武革命，桀、紂失其天下。《益州牧箴》：“帝有桀、紂，湎沉頗僻。”《並州牧箴》：“德兵俱顛，靡不悴荒。”《交州牧箴》：“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直言之，桀、紂喪失天下，隻緣由這些統治者喪失德性。各州牧民之官長，需要汲取曆史教訓，引以為戒呀！

　　揚雄生於宣帝甘露元年，在元帝即位的初元元年為五歲，成帝即位的建始元年為二十二歲，至成帝死時的綏和二年為四十七歲。由此看出，揚雄經曆的青年時代和完成他的壯年時代主要是成帝在位的二十五年，揚雄的事業、學問、人格的形成，也主要是在成帝時代奠定的。但是，成帝統治的最大曆史危機，就是此時正當漢室損益盛衰之際，“可知西漢之亡，實釀成於成帝。”這一危機的最重要事實就是在成帝統治時期發生的王莽新政。它加速了西漢的滅亡。《漢書成帝紀讚》：“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在王莽當政期間，揚雄甘居天祿閣校書。揚雄以一種特有的曆史危機意識“靜”觀其變，以便揮發出對於當下執政的憂慮和關切。如他在《解嘲》中透露了此中心態：“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存而不忘亡，安而不忘危，盛而不忘衰，揚雄似乎已經從王莽篡位的事實中看出了西漢的危機所在。寫出《州官十二箴》，揚雄希冀把這種憂患意識定格為州官士大夫們的自覺意識。這也是一種典型的儒家精神。公允地說，揚雄在這裏的觀念、情懷、意識，根本上說，仍輾轉在儒家激情中。徐複觀在評價揚雄當時的哲學背景時，認為揚雄根本上是以儒家立場來看待這種危機意識的，其精神實質就是：“當損益盛衰之際，在道德上站穩一個立足點，這是儒家的精神。因禍福無常，互相依伏，便采用柔退為趨避之方，這是老子的態度。揚雄在作《太玄》的動機上，顯然是以老子的態度為出發點……在他最後著《法言》時，有意從道家轉回到儒家，其中《問明篇》，特珍重於進退出處之際，多發揮孔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論語》）之義，亦可反映出揚雄托身於末世朝廷的微祿，依然有深迫的危機意識。”很顯然，揚雄的儒家立場也深刻地展現在他用心寫成的《州官十二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