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四卷）

謝晉父母之死

　　◎ 陸壽鈞

　　中國電影誕生一百年了！

　　在電影界工作了四十餘年、創作和編輯過許多電影文學劇本、與許多電影演員、導演有很深交往的陸壽鈞先生，以一本沉甸甸的小冊子——《影像人生》（上海三聯書店出版）奉獻給這一紀念日。

　　這本書雖不厚，但作者很看重這本書。他說：“筆下每一個字都是心頭意願的流露，我有一種使命感！”書中記敘了一批風華正茂的電影工作者的最後歲月，印證了一段驚心動魄的曆史。以下是從該書中“謝晉的父母之死與謝晉的電影”這一章中摘錄的一個片斷——

　　我還沒有聽說過，哪一個電影人因拍電影而株連到父母並導致父母自殺的？中國沒有，全世界也不會有！可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產生了史無前例的悲劇。謝晉拍電影，惹上了禍，發生了他父母死於非命的悲劇。也由於這場悲劇的產生，使謝晉以後的電影才更有生命力。

　　“文革”過去三十年了，謝晉從不談自己和家庭在“文革”中所受的苦，從不談他父母之死。

　　與謝晉一起創作《舞台姐妹》的著名劇作家王林穀先生生前曾告訴我不少有關謝晉的情況。他說，謝晉的母親是大戶人家出身，嫁到謝家來時，傳說運送陪嫁物品的隊伍有一裏長。她生有謝晉兄弟姐妹四人。而謝晉也有四個孩子，大的是個女兒，“文革”前作為知青到新疆去支邊。老二是個男孩，聰明能幹，老三、老四也都是男的，卻是低能兒。“文革”一開始，謝晉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這兩個孩子。有一天，謝晉約了王林穀悄悄躲到近郊七寶古鎮去喝酒、吃羊肉，他們吃不透“文革”將會向什麽方向發展，而謝晉談得最多的也是這兩個孩子怎麽辦。當謝晉知道自己將被隔離審查的最後那個星期天，他帶著兩個弱智兒子到公園玩了一整天。他年輕時喜歡踢足球，他帶了一隻足球，讓兩個孩子在草地上踢著玩。兩個孩子顯現出了難得的快樂，而謝晉則坐在一邊默然流淚。以前他忙於自己的事業，很少帶他們出來玩。而現在他又被自己的事業所累，每天挨批鬥，並將被隔離審查，以後這兩個殘疾孩子又將怎麽辦？

　　謝晉的夫人徐大雯一直在上影當教師、做圖書資料工作，她從不拋頭露麵，從不插手謝晉的工作，基本上不接受記者的采訪。

　　由於謝晉不願談及“文革”中自己和自己家庭的遭遇，我突然想起，找徐老師去，碰碰運氣。我直截了當地對她說：“讓我到謝晉創建的巨星影業公司工作時，總經理向我交待了任務，要我除分管劇本外，還要對謝晉作一些研究和宣傳。今天，想請你談談謝晉。”她沒有拒絕。

　　講起“文革”中的遭遇，徐老師欲哭無淚。

　　謝晉在“文革”前毛澤東《有關文學藝術的兩個批示》下達後，就因《舞台姐妹》的問題而遭到了批判。瞬時間，他就像“瘟神”一樣，人們都開始疏遠他，連昔日跟他拍戲受他培養的“學生”也反目成仇。謝晉要比別人更早地感受到一場暴風雨的來臨。他自認，逃過了“反右”這一關，卻逃不過現在這一關了。

　　“文革”一開始，謝晉就被關入了“牛棚”。從被批判到被鬥爭，而且常常還是“武鬥”，他不知遭過多少回打，因身體壯實，還能忍受。他唯一欣慰的是晚上還可以回家。而徐老師則相反，晚上讓她去電影局看門房值班，白天在家休息。夫妻倆雖不照麵，老人與孩子總算還有人可以照顧。

　　但有些事還是難以照顧到的。

　　有一次，謝晉在廠裏被批鬥完了回家，見一群孩子圍在垃圾箱前打鬧，他走近一看，隻見自己的兩個傻兒子被孩子們塞進了垃圾箱，他忙把他們拉出來。他們滿頭滿臉都是垃圾，連嘴巴裏也被塞滿了垃圾。兒子智能低，搞不清怎麽一回事，見到父親忙著朝他傻笑。謝晉知道，是他連累了他們，也被當做小牛鬼蛇神“掃進了曆史的垃圾箱”。此時、此地、此境、此情下，謝晉這個硬漢子也忍不住流出了淚水。

　　隨著運動的越來越“深入”，形勢對謝晉一家來說變得更為惡劣了。謝晉從半隔離升級到全隔離，他完全失去了自由，再也不能回家了。這樣，家庭的全部重擔和全部苦難完全落在了徐老師的身上了。她一天到晚都處在一種心驚肉跳的精神狀態之中。

　　謝晉的母親以前一直是家庭婦女，不明了社會上的事，加上早先因受過精神刺激，忍受力更差，常常精神恍惚地自說自話：“那怎麽辦？那怎麽辦？”徐老師總是這樣安慰她：“婆婆，別怕，我們都沒做過壞事。問心無愧。一切都會過去的！”

　　但那時卻很難過去……

　　謝晉的父親是一所中學裏的會計，本無什麽辮子可抓，卻因他是謝晉的父親，學生們也天天鬥他，還打他。學校裏鬥過後還要到家裏來鬥，當著謝晉母親的麵打他。老人默默地忍受著，謝晉母親卻急了，待徐老師回來後，婆婆告訴他：“紅衛兵打你公公，叫他跪下，左麵一記耳光，右麵一記耳光，他塊頭大，吃不消，怎麽辦？”

　　怎麽辦？能叫徐大雯怎麽辦？她隻好再拿出那句話去安慰婆婆：“別怕，我們都沒做過壞事。問心無愧。一切都會過去的！”

　　謝晉的父親實在過不下去了，他暗暗決定一死了事。他之所以一直等著，並不是放心不下兒子謝晉。當初謝晉要去讀劇專從藝，他是堅決反對的。謝晉是瞞著他跑出家門的。他反對謝晉從藝倒不是能預料到會有今天，而認為從藝沒出息。讓他始料不及的是，謝晉從藝有了出息，有了成就，卻反而落到如此下場。他老了，已無能為力了，卻還要受兒子的株連。他臨死前是不是還在埋怨兒子當初沒聽他的話？無人能知。但他最喜歡的也是唯一能為他傳宗接代的大孫子現在正在外麵“串連”，他一定要等大孫子回來見上一麵再死。讓大孫子為他送終也可能是他唯一的欣慰，也是生前唯一的一個願望了。

　　一天夜裏，在讀中學的謝晉的大兒子終於從外地回來了。他沒有資格當紅衛兵，也沒有資格外出串連，他是混著出去的。他放心不下在新疆支邊的姐姐，他是去看姐姐的。看過姐姐他放心了，就回來了。這是一個非常懂事的孩子。

　　祖父見了他後顯出從未有過的高興，用雙手從頭到腳地撫摸了他一遍。這可是他們謝家的命根子啊！謝晉的父親生有兩女兩子，謝晉的一個弟弟“文革”前得病死了。謝晉被關起來了，生死未卜。謝晉的三個兒子中又隻有這一個能延續謝家的血脈。老人的全部寄托都在他的身上。這種老觀念，你再“破四舊”，你再“大批判”，也是破不了、批不走的。他見大孫子安全回家了，心裏的石頭就落了地，世上的牽掛沒有了。他該走了，該脫離苦海了。

　　這天夜裏，他在給老伴吃了兩片安眠藥後，自己便吞下了一瓶安眠藥坐在椅子上“長眠”起來。他不願跪著生，但求坐著死！他沒留下一個字、一句話。這是位有學問、經曆又豐富的老人，他明白，如果留下真實的遺言，將不利於子孫。而留下些可以減少子孫麻煩的違心話，又有辱自己。還是什麽都不留下的好。一個凡人，死了就死了。

　　徐老師是這樣向我敘說當時的情景的：“那天晚上，我照例在電影局值班，忽然大兒子打電話給我，說爺爺坐在椅子上不動了，真怕人！我叫他不要怕。不要驚動祖母。快去通知裏弄幹部。我馬上請假回來！”

　　不要驚動謝晉母親，因為她與老伴同住一室，怕她受不住這個刺激和打擊。快去通知裏弄幹部，因為他們一家是專政對象，發生一切重大問題都必須向裏弄幹部匯報，不然會節外生枝的。

　　而此時，徐老師首先得哀求著去請假，好不容易獲準，急急趕回家裏後，忙給婆婆再吞下兩片安眠藥，讓她快快入睡、睡熟。然後，設法把早已斷了氣的公公安放在床上。她對我說：“是我與大兒子硬把他抬上床去的。這麽大的塊頭，好沉，死了的人更沉。我們不知哪來的力氣。”

　　處理完了這些事後，她又忙給上影廠工宣隊打電話，報告了家中所發生的事，懇求能讓謝晉回來處理後事。工宣隊的頭頭們經過討論後給了她如下的回答：可以考慮放謝晉回來，但如果出了什麽事的話，必須得由徐大雯負責！這時的徐老師，隻要謝晉能回來，她什麽都會答應下來的。

　　謝晉接到這個噩耗時，他的反應如何，因他始終沒有說過，所以，誰也不清楚。但大致的反應還是可想而知的。他急匆匆趕回家裏，已是後半夜了。他到家後的反應，徐老師記得很清楚：他垂頭站在父親的遺體前，一句話也沒有，一滴淚也沒流，就這樣默哀了很久很久……

　　躺倒著的已經結束了讓人宰割的人生，站著的人卻還要繼續讓人宰割自己的人生；躺倒的或許是為了讓站著的少受些累，站著的卻已變得一切都麻木起來……

　　這件事，給謝晉的大兒子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那是真正不可磨滅的！他後悔自己回來了，如果他仍在外麵流蕩的話，祖父可能因一直沒有了卻心願會苦苦地等待著、等待著。苦難與不幸有時會熬得過去的！可他也想念祖父啊，渴望回到老人家身邊。於是，一樁悲劇就這樣發生了。

　　可他的兩個低能弟弟對這件事全無印象，他們還是睡他們的覺，吃他們的飯，生活在自己傻乎乎的世界中。人有時傻一點也好。

　　在謝晉父親死後的次年，謝晉的母親也從自家住的樓上跳下自盡了。這位一向安分守己的老婦人，也對人生感到了絕望，或者說不願再讓兒子受累。

　　徐老師是這樣為我敘說這件事的：“我婆婆自殺時，我在永福路五十二號門房間看門。裏弄幹部打電話通知我後，我又馬上報告了上影廠的工宣隊，希望能讓謝晉再回一次家。這個請求勉強得到了同意。當我與謝晉回家時，婆婆的屍體還躺在樓下的泥地上。人們都圍著看，什麽表情也沒有。一位好心的鄰居用一床棉毯把她蓋著。謝晉一聲不響地跪下，用雙手輕輕托起母親的遺體，一步步走上了五樓的家裏，又輕輕把她放在床上。一切悄然無聲，怕驚醒了母親似的……然後，又低頭站在母親的床前，默哀了很久很久……”

　　徐老師說：“謝晉那時一點表情也沒有，一滴淚也沒有。人到最傷心時是絕對不會掉淚的，連表情都凝固了……

　　他父親火化時，隻有我們夫妻倆和大兒子去送行。還有一個親戚，他說他屬於‘無產階級’，不怕連累，幫我們張羅了簡單的喪事……我們的大女兒在新疆，回不來；老三、老四兩個兒子傻，怕嚇了他們，其他所有的親戚都有各種難言的理由，而沒能來……這是世界上最冷清的喪事了。對這些事情，老謝在“文革”後從未談起，他也關照我，別再提了。他說：“文革”中死的人多了，劉少奇主席也被害死了，彭老總、陳老總、賀老總不也照樣被害死了，何況我們老百姓。曆史就是這樣的殘酷無情，攤上誰誰倒黴！我覺得老謝說得對，所以我們都不談這些往事，今天可是例外！”

　　謝晉真的把父母之死都忘記了嗎？不！

　　從某種層麵上講，他對過去的往事記得比誰都清楚，永遠記在心裏。與人不同的是，他把自己的難忘感受都融到了他的作品之中。我認為，謝晉一生中最深刻的作品是他“文革”後所拍攝的《天雲山傳奇》、《牧馬人》和《芙蓉鎮》，他把政治運動對人的靈與肉的摧殘與扭曲刻畫得入木三分，他衷心地希望這樣的曆史不再重複！

　　如果沒有這段經曆的話，謝晉很難拍出這樣深刻的作品。

　　我曾問過謝晉一個問題：“為什麽“文革”前不少與你齊名的同輩導演，“文革”後拍的片子相比之下，總少了點光彩？”

　　他這樣回答我：“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也不比我少才華。我認為，可能他們在‘文革’中吃的苦沒有我多，所以在‘文革’後我們看問題就不完全一樣，有些題材他們不敢搞、不願搞，也曾勸我別搞。我想，總要對得起受苦受難的人民，盡量說點真話。隻有真話，實事求是的真話，才會從平淡中閃光彩。” ■

　　梁漱溟與馮友蘭的最後晤麵

　　梁漱溟和馮友蘭是我國現代非常有影響的兩位學者。對於他倆的最後晤麵，坊間有種種傳說。《三聯生活周刊》刊登的由梁漱溟兒子梁培寬口述寫成的文章《逝去的儒者》，提到了這次見麵，現摘錄如下——

　　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天，一群紅衛兵跑到父親家裏抄家。一聲令下，把梁家祖輩留下的書籍和字畫，以及父親自己保存的一些名家，如蔡元培、梁啟超的手劄，統統堆到院裏付之一炬。抄家的一個月後，在沒有一本參考書的情況下，憑著記憶，父親動手寫作《儒佛異同論》，全文四萬字完成後，又接著改寫《東方學術概觀》。一些書稿被抄走後，他曾給毛澤東寫信，要求發還。信中說：不發還此書稿，即不可能讀寫，無異於宣告我的死刑。信發出去後如石沉大海。過了很久，終於收回若幹被抄走的日記手稿。

　　一九七三年十月開始的“批林批孔”運動又將父親卷入了一場巨大的政治漩渦。父親與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一樣，並不清楚這場運動的政治背景。在政協學習會上，人人要“表態”，唯有父親一直沉默不語。可是“不表態”就是一種“表態”，沉默是不允許的。會議主持人三番五次“動員”，要他亮明自己的觀點。因為隻要他一張口，批判的靶子就有了。因要求保留意見不被允許，從一九七四年一月開始，父親動手寫文章闡述自己對孔子的看法。他本並不打算對外公開這篇文章，“以免有礙當時的政治運動”。無奈形勢逼人，不由他完全做主。

　　一九七四年二月，父親用了兩個半天約八小時，在政協直屬組做了《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的長篇發言。在那“批孔”的狂潮下，他仍然捍衛孔子，替儒家思想辯護，無疑是件觸犯眾怒之事。父親公開講過“我的態度是不批孔，隻批林”，這引起了對他的大會小會不斷的批判。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曆時半年多的批判告一段落，主持人問他有何感想，父親回答：“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主持人勒令他做解釋。父親說：“‘匹夫’就是獨人一個，無權無勢。他的最後一著隻是堅信他自己的‘誌’。什麽都可以奪掉他的，但這個‘誌’沒法奪掉，就是把他這個人消滅掉，也無法奪掉！”我知道，在父親內心深處，一直以“不容自昧”作為自己自律的底線。所以即便麵臨當時的政治高壓，他依然具有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麵對一切可能發生的種種結果。

　　一九七三年，馮友蘭先生發表“批孔”文章，父親看到後，以為不值一讀，對馮先生的“轉變”極不以為然。父親與馮友蘭先生的關係，始於北大。一九一七年父親為在北大哲學係讀三年級的馮友蘭講過《印度哲學》，也可以說是老朋友了。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四日，北大為馮友蘭先生舉辦九十壽辰慶祝會。馮先生的女兒宗璞代表馮先生電話邀請父親參加其家宴，被父親拒絕。事後，父親給馮友蘭寫信，說明拒不參加是“因足下曾諂媚江青”。又經過一番周折，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宗璞陪馮友蘭先生來父親住處與其會麵，這也是他們最後一次晤麵。雙方均未再提批林批孔的事，也更未涉及有關“諂媚江青”之事。隻是宗璞以晚輩身份半解釋半慨歎，說了一些，“我們習慣於責備某個人，為什麽不研究一下中國知識分子所處的地位，尤其是解放後的地位”，“中國知識分子既無獨立的地位，更無獨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與馮先生最後一次晤麵的情形大體如此。可令人遺憾的是，《梁漱溟問答錄》一書將此事誤說為一九七四年，並稱當時馮先生“悄悄地”去向父親去訴苦等等。這樣一來，事情的真實麵貌便變了樣。結果是馮先生家屬不滿，並招了許多議論“最後晤麵”的文章，浪費人們的筆墨與時間。■

　　錢鍾書改詩

　　二○○七年二月《天津老年時報》登載了一篇魏邦良題為《胡喬木的另一麵》的文章。在提到胡禮賢下士及其與錢鍾書的關係時，講了這樣一件事：胡喬木很賞識也很倚重錢鍾書，曾三顧茅廬請錢鍾書擔任社科院副院長。一九八二年夏天，胡喬木請錢鍾書為他改詩，錢鍾書真改了，而且改了很多，這樣一來，胡就很不高興了，他把改過的詩作給李慎之看，說：“我做舊詩總是沒有把握，因此要請鍾書給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給我改了這麽多，你看怎麽辦好？”後經李慎之斡旋，錢鍾書意識到自己改“錯”了，就給喬公去了封信，說：“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適，現在讀您來信，更明白了。我隻能充個‘文士’，目光限於雕章琢句；您是‘誌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動就是違反了蒲伯的箴言……”文章作者在講過這件事情之後議論說：“看來，胡喬木的禮賢下士是有限度的，有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不影響不損害他‘誌士仁人’而兼思想家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