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四卷）

吳敬璉父女對話

　　◎ 吳曉蓮

　　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的《我和爸爸吳敬璉——一個家族鮮為人知的故事》是近期較受人關注的一本書。這本由吳敬璉的女兒吳曉蓮撰寫的新書，讓讀者看到女兒眼中的吳敬璉是一個什麽樣的人。現將書中父女倆的一段對話摘刊如下，以饗讀者。

　　我：心平氣和地講，您如何評價自己在中國經濟改革、經濟發展中的貢獻？

　　爸：我會說，在各種人裏麵，我們比較正確。而要說我們真去做了什麽事？恐怕難說，因為那完全是某種機遇。

　　我：您不認為今天中國在經濟改革方麵的成績有您的貢獻？

　　爸：當然有貢獻。但我隻能說，在經濟學家裏麵我犯的錯誤最少。但是做決定的主要是政治家，不是經濟學家。

　　我：您把您自己看成一個學者，但是因為一些契機，您的一些看法被政治家采納了？

　　爸：對。但是也有一些沒有被采納。

　　我：在中國的曆史上，知識分子處在一種可悲的地位，無論他們的思想多麽透徹，看法多麽正確，但在權力麵前他們隻能依賴僥幸。用到他們的時候還賜他們做些事情，不用他們的時候，挨整、挨閹、挨殺都有可能。

　　爸：是啊，但是我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要改變這種狀況。

　　我：咱們回去繼續講學術。那天我讓您評價您的兩個女兒，你說“基本滿意”。那現在說說您對自己的評價。您至少不覺得自己虛度了人生吧？

　　爸：那沒有，我覺得像我這樣的教育背景和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可能已經做到拔尖了。但是，要是說到經濟學理論，我沒有辦法跟那些經過嚴格理論訓練的人比。

　　我：比如？

　　爸：比如錢穎一、許成鋼、陳誌武、白重恩，還有另外一些。李山也不錯，但他現在不搞理論了。

　　我：您怎麽就知道他們在理論上比您行呢？

　　爸：因為他們常常能用現代經濟學的源流來把事情說得很清楚。

　　我：您對於生老病死怎麽看？怕不怕？

　　爸：好像是的。好像還看得不是很開。

　　我：還是解不開對這個世界的留戀？其實我覺得，死了，就像去一個陌生的地方，對那個地方的事一無所知，自己一個人就上路了。跟我當年來美國也差不多。

　　爸：對於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做到的事就覺得不甘心。

　　我：您還有什麽沒做到的呢？

　　爸：也不知道。

　　我：這麽說吧，如果有這麽一件事，您此生不能做就會不甘心，那是什麽？

　　爸：就是眼前這點事。

　　我：您真覺得，中國現在還有完全回到過去計劃經濟的危險嗎？

　　爸：現在中國有希望，但是也還沒有完全走出有可能回去的危險。

　　我：您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什麽？

　　爸：說不上來。

　　我：“吳市場”算不算？

　　爸：那個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大概是有幫助的。

　　我：您一生中最不成功的事是什麽？

　　爸：那要分階段，改革前做的事沒有一件是成功的。

　　我：您一生裏做過的最令您歉疚的事是什麽？

　　爸：批孫冶方是我做的最錯的一件事。還有，爺爺奶奶被錯劃“右派”時，我也寫過揭發。當時在經濟所的批判會上，動不動就挨一頓批，那自己就趕快洗刷，說我也參加批判。

　　我：您最大的優點是什麽？

　　爸：認真。

　　我：您最大的缺點是什麽？

　　爸：那就多了。比如，我不夠用功。

　　我：什麽，您認為自己還不夠用功？！您被我媽媽給洗腦了吧？您現在除了工作，還幹什麽呢？

　　爸：我興趣太廣泛，比如有時候就愛看看閑書。還有我睡覺也睡得比較多。

　　我：沒有張卓元張叔叔睡得多吧？

　　爸：張叔叔是晚上不工作。可他起得早，動作也快。我跟周叔蓮比，就不算用功的。

　　我：假如現在咱們手裏有一根魔棒，一揮之下您可以任意改變，難道您真的要改掉您興趣廣泛這一點？

　　爸：這我不能肯定，可是我每次看到鄔家培，就覺得自己不如他搞經濟學精力集中。

　　我：你對中國的改革前景怎麽看？

　　爸：我一方麵持謹慎的樂觀態度；另一方麵又常常有危機感。可能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都這樣——危機感伴隨著使命感。

　　我：爸爸，我希望您能夠達觀。達觀之下，樂觀、悲觀都隨其自然了。■

　　被封殺的文化部長王蒙

　　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大塊文章》是“王蒙自傳”的第二部。王蒙自己說：我在第二部自傳中是有不少“幹貨”的。

　　以下摘錄的是王蒙介紹自己當了文化部長後，在上海受到記者封殺的一段經曆。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我上任（指擔任文化部長）後約半年，到上海參加作協召開的關於中國當代文學的國際討論會。參加者主要是一些外國的活動於文學領域的漢學家，其中有瑞典的馬悅然教授，蘇聯的費德林教授，英、法、意、日、澳大利亞的一些專家等。此會早就計劃要開了，有關外事部門一直未批，我一擔任部長，此事批下來得也就快了些。

　　會議在上海的寶山舉行。我堅持與與會作家同住一個旅館，隻以一名作家的身份參加。而另外委托文化部主管外事的副部長劉德有以部的名義舉行一次招待會祝賀此會的閉幕。

　　會議完全交由作協主辦，主要是作協外聯部組織，包括名單，我的一個特點就是不願意介入太多的具體事務。會後戴厚英等還有一些旁人著文對於會議沒有邀請她或他對我表示不滿意，其實我並沒有過問會議組成人員的名單製定工作，當然，即使我過問了也沒有把握一定會邀請她。這件事和任何一件文藝方麵的事一樣，缺少公認的如同奧林匹克競賽一樣的入圍標準。

　　會議碰到一個麻煩，經費太少，捉襟見肘。作協外聯部的負責人鄧友梅告訴我，會議如果隻承擔與會正式成員的夥食住宿等，就勉強可以維持下來，但一些媒體的記者來得很踴躍，你邀請了的，他來了，你沒有邀請的，他也來了。還有我們的一些作家頭麵人物，如劉××，自帶了兩位女記者來。特別是遇到一些如開幕式招待會、宴請等標準高的膳食，實在負擔不起與會記者的入席。作協方麵提出擬請記者另行用餐、標準低一點，我未有異議。

　　孰知這是犯了忌的。我國的記者不是個體戶不是所謂自由職業者，他們的習慣是受到會議的良好待遇，他們也會盡力報道會議的有關消息做好宣傳。

　　果然，隻一個開幕式沒有請記者同誌一起出席宴會，就引起了較強烈的不高興。當天晚上一些媒體同誌到我的宿舍來找我，我的秘書擋駕擋不住，我被叫了出去，我表示我已相當疲勞，並正有別的事情在處理，有什麽事第二天再說，記者同誌你一言我一語，我無法脫身，我的態度也漸趨急躁，直到近乎大叫起來，完全失態，完全丟人，完全失敗。

　　我也服了，果然，此次會議雖然開得不錯，媒體上是一句不提，封殺得十分徹底。還有一些人在境內外寫文章，將此事與反右前夕的“左葉”事件相比。左是當時（一九五七年）的一個領導幹部，說是他對記者態度不好，說過：“是我重要還是你們重要？”還有一老文人著文，叫做“一闊臉就變”，算是夠惡心人的了。

　　這當然首先是我的一個修養問題，對於記者同誌的尊重問題，我必須接受教訓。

　　如果我是做官當老爺，如果我幹脆不懂不搞文學創作，如果我一張口全部是《人民日報》社論上的話，如果我隻有一個身份就是官兒，如果我隻擅長傳達文件與作批示，那麽，第一，我不可能參加會議的全過程，最多參加一個開幕式講幾句大麵上的話就行了。第二，我不可能與眾人住在一起，不可能敞開室門任由同行同業與兄弟行業的人投訴。第三，不必直接麵對那麽具體的事務，如作協開幕式宴會的規格與邀請人員。第四，不論什麽事，我根本不要表態，不是說的作協嗎？好，轉達給作協就是了。哪裏會自取其辱呢？

　　官有官的做法，（專）家有（專）家的當法，民有民的方略，你接受了官職明明是老八了，卻又要酸如老九，你不是自找麻煩嗎？

　　我想起文懷沙先生的一個說法，說到一個大家都敬愛的領導同誌，說他沒有架子，文老喝道：“沒有架子怎麽行呢？”

　　我是徹底服了，對於任何人都是不能夠怠慢的。不但記者，對於任何人都不能怠慢，領導決定你的浮沉，售貨員決定你需要的商品的品質，郵遞員管你的信件，司機管你的交通……記者決定你的公眾形象。我記住了早在新疆便知道的箴言：一粒沙子也會迷住你的眼睛，一粒石頭也能絆你一跤。第二，改革是改革，國情是國情，你必須服從自己的國情。第三，你已經當了官啦，法蘭西的諺語，有兩種職業當一天就會被人記一輩子：部長和妓女。你半推半就，你一心不失文人本色，然而你的責任在那裏，不找你找誰去？

　　我類似的做得不漂亮的事還有很多。催促一位老局長的工作引起了反感與抗議。想為文化產業與文化市場說兩句話，卻得罪了老文藝戰士。征求意見，征求意見，越沒完沒了地征求意見，越是有意見。我來了文化部，但放不下作家的身段，英若誠到了部裏則仍然堅持他的表演藝術。有一次去香港、上海等地演《茶館》，走得時間偏長，我說也不是不說也不是，左右為難。

　　從整個中國來說，這一段是最強調幹部的專業化的，成敗得失，值得總結。不過至少在文藝界，早已不那麽強調專業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