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四卷）

中韓建交內幕

　　◎ 譚 靜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幾位韓國人秘密來京，住進釣魚台國賓館東南角偏僻的十四號樓，一住三四天，像關禁閉一樣，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勸他們到院子裏散散步，都被他們拒絕。他們就是以韓國外務部大使權丙鉉為首的韓中建交談判代表團。

　　中韓建交問題提上日程後，雙方商定建交問題首先由雙方外交部大使級代表牽頭組團，負責具體商談。韓國總統盧泰愚責成外務部組成談判班子，準備與我國談判建交。當時，在漢城的台灣“大使館”對業已出現的形勢異常敏感，到處刺探韓方的動靜，於是總統府青瓦台下令，與中方談判一事必須“絕對保密”，這成為談判班子一條不可動搖的紀律，每個人必須嚴格遵守。

　　韓方談判班子由七個人組成，個個精明強幹。據說，他們直接受青瓦台領導，外務部除長官外對此幾乎一無所知。自班子組成那天起，他們就搬出外務部，在離青瓦台較近的地方租了幾間辦公室秘密入住，一待就是兩三個月。他們每個人都屬外務部內不同的單位，有的還屬其他部門。每個人都編造了不同的理由暫離所屬單位。有的以身居農村的老父病重，需回鄉照顧為由，向外務部請了假；有的人在尚不知自己已是談判班子成員的情況下，早晨上班時，在外務部門口被莫名其妙地“綁架”到另一秘密地點去上班。他們同樣瞞過了家人。建交後我隨丈夫赴任漢城後，一個偶然的機會聽權丙鉉大使夫人說，那時她全然不知丈夫去了何處，直到有一天她洗衣服時從權大使襯衣口袋裏發現一張去北京的機票，才猜出個大概來，但她始終沒再問什麽，並一直默默地替丈夫保守著秘密。

　　中韓建交談判共進行了三次，前兩次都在北京。韓方人員第一次來京是白天到達的。大概他們擔心易被人察覺，第二次即選擇了夜航飛機。談判期間他們從不與外界接觸，怕外人發覺蛛絲馬跡，泄露出去，無法向青瓦台交代，所以每次談判結束後立即離京。幾位韓國朋友那時從未欣賞過釣魚台的美景，更未能去北京什麽地方逛一逛，他們現在說起這件事還遺憾不已。

　　我方談判班子也是七人組成，由張瑞傑大使牽頭。我們一行於六月十九日傍晚抵達漢城，與韓方進行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談判。下飛機後本以為權丙鉉大使在機前迎接，但未見到他，走進候機大廳仍未見他人影，邊納悶邊走出大廳，仍不見他前來，心裏有些埋怨。正在這時，韓方禮賓人員引導我們到一個拐角處去乘汽車，汽車上下來幾個人，為首的就是權大使。我們還沒來得及和他握手，就像被綁架一樣，被他們拉上汽車。到車上權大使才向我們解釋說，他們不敢進機場，是因為怕暴露目標，隻好將汽車停在這個不易被人發現的牆旮旯等我們。大家看著他學捉迷藏的樣子，笑得前仰後合。

　　到達駐地時，我頓時眼前一亮，“喜來登華克山莊”幾個大字閃耀著迷人的霓虹彩燈，這不正是一九八五年中韓兩國剛剛開展國際多邊活動後，我隨核學會代表團來漢城參加亞太地區核能會議時下榻的飯店嗎？我心裏正為這個巧合高興時，汽車卻經過飯店門前拐進了一條僻靜的小路，在一座別墅前停下。韓國人稱這是該飯店的一個“別莊”，因與飯店隔開，周圍靜謐，利於保密，我們真為韓國人的精心安排所歎服。進住後，我們七個人同樣被他們“禁閉”在這裏，不能出大門一步。隻有在最後一天去機場途中到遊人不多的漢城南山上“放了放風”。

　　每次會談雙方都是擺開陣勢分坐在長桌兩邊，我方的“陣勢”，不過是張瑞傑大使前麵有幾頁發言提綱，其他人前麵有幾張白紙便於記錄而已。對方則是名副其實的“陣勢”，隻見權丙鉉大使每次都抱一大包文件放在腳底下，便於隨時查閱，其他人也各自提一兜文件。會談開始後，張瑞傑大使總是一次說清我方立場，簡明扼要，其他人很少再作補充。而對方的人因來自不同部門，對一些問題的立場觀點不盡相同。當權丙鉉大使發言後，分坐在他左右的那些人一會兒這個送上一份文件讓他看某一段落，一會兒那個又遞上一個條子，在他耳邊嘀咕幾句，有時鬧得他不知所措。事後他開玩笑說，我真羨慕張瑞傑大使，他胸有成竹，別人也不幹擾，我則是前後左右都有顧忌，有時真是無所適從。

　　中韓建交談判進展順利，韓方人員的情緒從最初的緊張逐漸變得輕鬆。在京期間，他們每晚都向釣魚台服務人員要茅台酒，一則借酒表達他們高興的心情，二則借酒消除他們“被關禁閉”的寂寞。夜間我們在樓下常常聽到樓上“咚咚咚”敲地板的響聲，第二天一問才知，原來是茅台酒喝得盡興之時權大使帶頭跳起舞來。

　　權大使在一次答謝宴會前，幾次邀請我的先生、當時主管韓國事務的亞洲司副司長張庭延出席，還通過我做工作。按當時的情況，兩國尚未建交，除談判人員外，官方人士避免出麵。但經不住韓方以誠相邀，同時也為做韓方的工作，張庭延副司長與權大使見了麵，並出席了宴會。席間，大家用韓語交談，不時用茅台酒製造熱烈友好的氣氛，這就更拉近了雙方的距離，甚至當權大使得知張瑞傑和張庭延年長他幾歲時，他就開始以“兄長”相稱。我們與權大使從那時起就從談判對手變成了好朋友。■

　　（摘自《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