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四卷）

舊書攤撿出的“文革”信函

　　◎ 王金昌

　　說也奇怪，一些曾被各單位視為“秘密”的檔案材料，這些年竟會出現在北京、上海及其他一些城市的舊書攤上。人們在那兒買到過曆次政治運動中一些人的“檢討”；買到過黨內會議的記錄；買到過許多珍貴的照片……

　　這也有好處，一些珍貴的曆史資料由此得以保存下來。北京潘家園就是這樣一個地方，王金昌先生經常光顧那兒，從那裏收集到許多曆史人物的書信、文稿、日記等有價值的資料。一九九二年，他在如今潘家園地攤的停車場，當年的潘家園書攤買下了一箱有關攝影家吳印鹹的材料。其中有吳印鹹“文革”初的檢查；“揭發”和“批判”劉少奇、陸定一、周揚、林默涵及其同行等材料；寫給江青、於會泳、浩亮、劉慶棠等人的信；寫給胡耀邦等領導同誌的信……《中國作家》今年第五期刊登他撰寫的文章，介紹有關情況。

　　吳印鹹一九○○年生於江蘇省沐陽縣，一九二二年畢業於上海美專。一九三五年便正式擔任了電影攝影師，拍有《風雲兒女》、《馬路天使》等影片。一九三八年和進步的電影工作者袁牧之等人一道奔赴延安。一九三八年八路軍總政治部成立“延安電影團”，吳印鹹擔任攝影工作後又擔任了該團的領導工作。

　　解放後，吳印鹹先後出任東北電影製片廠廠長、北京電影學院副院長、中央五七藝術學校副校長、國務院文化組成員、文化部電影局顧問。

　　吳印鹹在“文革”中也有著一段心酸史。

　　吳印鹹作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電影人，“文革”一開始就受到了批判。在他的資料中就有檢查“之一”至“之五”的材料，主要檢查他的白專道路、名利思想、教育思想、家庭出身、同事關係。當然，也有寫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電影人的證明材料，如許幸之、徐肖冰、錢筱璋、田方，還有“揭發”和“批判”他人的材料。

　　有些證明材料還比較客觀，比如田方。吳印鹹在“有關田方的材料”中說：我認識田方是在上海天一影片公司，那時田方是天一的演員，我在天一做布景工作。……我於一九三八年秋到延安後，才知道田方已先到了延安。田方是一九四五年下半年從延安到東北的。一九四六年四月在東北局決定和領導下，田方與錢筱璋、許珂等到長春接收偽“滿映”，他們把“滿映”全部電影物資、技術設備及願意跟共產黨走的製片人員，在發動偽滿映的職工和當時黨的地下工作者的協助下，在幾天之內就把這些人與物遷出了長春，運到了解放區，是有功的。

　　在一九七○年元月中央“五七”藝術幹校成立之前，吳印鹹應該是受批判和批判別人的。

　　吳印鹹從藝術幹校副校長到國務院文化組成員，他這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電影人不得到江青等人的許可是不可能的。吳印鹹在延安給江青照過不少相，也教過江青照相。就因為這個緣故，吳印鹹可以直接見到江青。也正因為這個緣故，吳印鹹在江青麵前也更加小心翼翼。從吳印鹹給江青的信裏可以說明這一點。

　　吳印鹹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給江青寫信，反映近年從他處借走毛澤東主席照片情況：

　　江青同誌：

　　向你匯報一件事情。

　　去年十月間，中央辦公廳警衛局的高連侖、劉殿良兩同誌來電影學院並到我家說：“中央文革派他們來了解毛主席照片借出情況。”通知我寫借出情況，並要我登記我所有毛主席照片的數量，我也給他看了我多年來珍藏的在延安所拍的主席照片。三天後他們來取了清單和借出情況，並說：照片先封存是否上交等待中央文革決定處理。十月三十一日高與另一同誌來說：“戚本禹決定要把這些照片一律上交。”我就給他拿走貼有毛主席照片的相冊，其中包括《毛主席相集》（肖像、講演、剪集等三種）、《毛主席與江青同誌》、《毛主席與戰友》……等十五本及重複而未貼本的大小照片共計一千零一十六張。

　　今年一月文藝組（王寶功時期）又派井彩來電影學院和我家，再次登記借照片情況及上交照片情況，我又再一次寫了報告，並且又將後來清理出來的另一些照片和翻底的底片都做了補充登記，全交給了井彩，並說：這些照片和底片是否上交等中央決定，故未拿走。

　　由於戚本禹被中央文革端出來之後，我懷疑戚是否會在取去的照片中耍什麽花招，也不知道這些照片是否保存在無產階級司令部手中，故特向你匯報這件事，隻要這些照片沒有被他利用而完整無缺，我就放心了。

　　向你學習！向你致敬！

　　祝主席萬壽無疆！

　　吳印鹹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還有一封是吳印鹹寫給於會泳的信。

　　事情是這樣的：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中央五七藝術學校的繆森林、苗正明、張瑞坤、王俊之四人建議開辦錄音專業，他們寫信給校長於會泳。因在信中提及：“今年四月份，我們聽說由於中央首長的指示要辦電影錄音專業”，“我們聽了傳達江青同誌關於師資等十點指示”……

　　“中央首長”和“江青同誌”這樣的字眼使於會泳驚慌失措，馬上批示給吳印鹹：

　　我和浩亮同誌看了這封信認為：（一）信中所說“中央負責同誌指示辦電影錄音專業”這句話是從何處來的（我們從未聽說過）？（二）信中說的“江青同誌關於師資等十點指示”是指什麽？……

　　吳印鹹報告給於會泳：

　　一、關於四人報告中所說的“中央首長指示辦錄音專業問題”，這是他們得知藝校要辦錄音專業後的猜想，並無實際根據，已向他們解釋清楚；二、關於四人報告中所說的“江青同誌關於師資等十點指示”是指江青同誌在十月二十九日關於藝校招生、師資進修、批判無標題音樂、藝校學習匯報演出、侯永奎和張世霖的安排、外國表演團演出消毒、文藝評論、校舍建設等的指示，我們在傳達時曾歸納為十點指示……

　　粉碎“四人幫”之後，吳印鹹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尷尬局麵。用吳印鹹自己的話說：“領導不理睬，工作條件一點不給，寫作沒有助手，拍攝沒有物質保障，整日生活在希望等待而現實卻是絕望的矛盾中，真是痛苦極了。”

　　吳印鹹，這個新中國電影攝影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作品《艱苦奮鬥》、《組織起來》、《進軍南泥灣》、《前線觀察》，還有那幅不朽傑作《白求恩大夫》，至今聞名遐爾。然而，這樣一個當年受毛主席、周總理尊重的技術專家，行政八級的副部級幹部竟然因為自己使用多年的白郎尼卡相機“經常出故障，曾多次修理”，“希望將庫存的哈斯白萊特相機給我使用”，給領導寫了四次申請報告。在第四次報告的結尾，吳印鹹深情而又無奈地寫到：“我的心情是要長征，繼續革命。但我畢竟是七十八歲了，如果沒有組織上給以條件，還能做點什麽呢？這就是我要爭取相機的補充理由……”這是一九七八年五月二日。

　　吳印鹹在萬般無奈之下，又給胡耀邦同誌寫信。胡耀邦很快作了批示，但“未見文化部有任何反映”。吳印鹹於一九七九年四月二日又給胡耀邦同誌寫了信：

　　耀邦同誌：

　　去年三月給您寫的信，雖然您批示，但至今未見文化部有任何反映，更說不上解決。

　　我現在的處境是：領導不理睬，工作條件一點不給，寫作沒有助手，拍攝沒有物質保障。整日生活在希望等待而現實卻是絕望的矛盾中，真是痛苦極了。

　　我今年已經七十九歲了，自己總想趁現在頭腦尚清楚，腿腳還靈便的時候，為黨做點工作。現在不比青壯年時期，一年二載，對我是多麽寶貴，而且我要求的並不高，隻是要點工作的條件，至於我有多大的問題，我在今年一月裏給您的信中，已經全部匯報了。所以，我還是再次請求您，希望得到您的幫助。

　　此致

　　敬禮！

　　吳印鹹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日

　　從我收集的吳印鹹的資料中，發現有一份文化部黨組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向中共中央宣傳部匯報關於落實胡耀邦同誌對吳印鹹同誌信的批示的情況報告。報告中說：

　　我們工作中確有照顧不夠的問題，如去年他曾提出要點外匯買一台135小型照相機和一些濾色鏡。因為當時外匯有困難，沒有解決……

　　吳印鹹同誌已有八十多歲了，他長期從事電影、攝影工作，是有貢獻的。對於這樣一位老同誌，我們應該給予照顧，提供一些優越條件。吳印鹹同誌在寫作方麵所需要的經費和器材，我們過去都辦了。如買照相紙、膠卷等費用，都由我部實報實銷。他用的一部赫森布拉特120式照相機，是司徒副部長批準，由電影科研所借給他長期使用……

　　剩下的問題，即用外匯買照相機、濾色鏡和專車的問題，文化部經過研究決定：照相機因他買了，可以不再解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