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四卷）

不悔與悔：“戊戌第七君子”徐致靖

　　◎ 傅國湧

　　徐致靖（1844—1918），字子靜，江蘇宜興人。一八七六年進士，曆任翰林院庶吉士、編修、侍講、侍讀學士等。一八九八年六月八日，他上疏主張效法日本，力行新政。六月十三日又上疏保薦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黃遵憲、張元濟等五人。長期以來，說到戊戌變法，世人往往隻知道康有為、梁啟超，而不清楚同樣重要的人物如陳寶箴、徐致靖等。如果沒有徐致靖的上書，光緒皇帝能不能下決心明定國是，進行維新，會不會那麽快認識到康、梁、譚等維新人物，都還是個未知數呢。曆史是合力，這些角色缺一不可。

　　“徐徐雲爾；陳陳相因”

　　“徐徐雲爾；陳陳相因。”

　　“禮部侍郎，兵部侍郎；徐氏父子，陳氏父子。”

　　戊戌變法失敗後，有人以這樣的對聯嘲諷被革職查辦的陳家父子和徐家父子。陳家幾代人傑，徐家是“父子三翰林”，徐致靖和兒子徐仁鑄、徐仁鏡都是翰林，還有侄子徐仁錄是舉人，康有為的學生。

　　自從一八九七年徐仁鑄於南下長沙，接替江標出任湖南學政，陳家與徐家的命運就已經呼吸相通，密不可分。徐仁鑄與陳寶箴、陳三立父子合力推動湖南新政。他父親徐致靖對於整個百日維新有著很深的關係，他曾上折子保舉過六個人，包括康有為、梁啟超以及袁世凱，他之所以獲罪，主要罪名就是舉薦康有為等五人，乃至差一點成了刀下鬼，但他終生不悔。對於保薦袁世凱，他則一生悔恨不已。他的餘年，就是處在這樣的不悔與悔之間。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譚嗣同等六人在北京菜市口就義，史稱“戊戌六君子”。鮮為人知的是慈禧太後最初要處斬的不是六個人，而是七個人，第七位“君子”就是當時官至二品的禮部侍郎徐致靖。刀下僅存，所以他晚年在杭州別字“僅叟”。

　　刀下何以僅存？

　　徐何以能不死？“七君子”怎麽成了“六君子”？

　　九月二十一日戊戌政變發生，九月二十四日，九門提督署來徐府抓人，正值徐致靖外出，夫人說：“徐大人回來即自行投案，無須追捕。”他一回家，就到刑部投到，並無驚慌失措。

　　他入獄之後，自以為必死，他的官職比軍機四卿高，又保舉了康、梁、譚等，還上了許多變法改製的奏折。九月二十八日知要處決一批犯人，他穿好官服等候上路。他的家人準備帶上棺材在菜市口等候（徐仁錄去路上接長沙北來的仁鑄，徐仁鏡呆了，不能說話，隻好讓他在家門口等棺材。徐仁銓到菜市口）。

　　“菜市口人山人海，紛紛談說：差使出來（按為當時口語，即處決人犯的官卒），頭一輛車一定是徐致靖。霎時間，聽炮聲，遠望順治門洞裏，湧出一支人馬，街上人喊道：差使來了。又聽見有人喊道：很奇怪，怎麽頭一個斬犯是譚大人呢？”

　　隻見第一輛囚車上是譚嗣同，第二輛是楊深秀，第三輛是楊銳，第四輛是林旭，第五輛是劉光弟，最後一輛是康廣仁。

　　等差使走了，徐仁銓目睹大刀王五收了譚嗣同的屍。人散了，也沒有見伯父綁出來，隻好把棺材先寄存在原來的店中。回了家，見仁鏡還瞪著眼呆立在門口，把他拉進家，告訴他今天沒有事。

　　這一無前例的驚天大案刑部不敢審，奏請派大臣會審，結果突然下旨處斬，越過了所有法律程序，刑部的官員都很驚訝，連大清律例都不顧就殺人。

　　結果由“斬立決”改為“斬監候”，原來是經過李鴻章“重托榮祿”，“才保住了徐子靖的性命”，徐、李兩家淵源很深，外人不知。

　　徐幸免在獄，讀書養性，做了《祭六君子文》、《續正氣歌》的腹稿，到杭州住下，才寫出來。他在獄中，沒有後悔卷入了維新運動，對前去探監的侄婿言謇博說：“我們主張變法改製，效法明治維新，可謂對症下藥，雖然沒有成功，但我相信，將來還要走此路，這是大勢所趨，少數人阻撓不住的。”他精通中醫，常為犯人治病，救活了不少人。在獄兩年，八國聯軍進京，釋放全部犯人，他不願走，“我是大清國的犯官，判我絞監候，現在外國人開監放囚犯，我不能聽他們的命令。”一直到監獄夥食都停了，他才肯出來，並請刑部上述貴恒代奏請命，兩個月後，得到西安來的赦旨，才經天津航海南下，定居杭州姚園寺巷。房子是徐仁鑄在戊戌事敗母親病故，扶柩南歸後的定居之所，這年八月等父親出獄南下，他已肺病去世，“徐徐雲爾”，父子終於未能見麵。當時有人集一聯：“不孝男徐仁鑄，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顯考；昧死臣譚嗣同，末學新進，罔知忌諱，幹冒宸嚴。”

　　徐致靖晚年常說：“我應該跟六君子一起走，留下我有什麽意思？”

　　徐何以不死？長期是個謎。戊戌事發，徐被捕當天，李鴻章在院子裏轉圈子，最後決定找榮祿幫忙，他對榮祿說“年侄徐子靜，是個書呆子，好唱昆曲，並不懂新政，你給講個人情。”榮祿表示為難，因為徐是要犯。李再三重托“保住他的性命”。第二天，榮祿見慈禧太後，看到判罪名單，第一名就是徐，“斬立決”，下麵是譚嗣同等六人。榮祿進言“太後英明，這些人都是罪有應得，不過徐致靖聽說是個書呆子，整天在家裏唱昆曲，吹笛子，他並不懂新政，恐怕是上當受騙。”慈禧太後麵帶怒容說：“徐致靖不是好東西，他離間我母子，你為什麽袒護他？”榮祿忙跪下說：“奴才不敢，不過據奴才知道，徐致靖升了禮部右侍郎後，皇上沒有召見。”太監奉命去查檔，三個月內光緒都沒有召見過徐，她這才辭色緩和了，對榮祿說：“看你的麵子，叫他老死獄底吧。”動筆把“斬立決”改為“絞監侯”。榮祿為表示這費了很大力才保住徐的性命，所以對李說得很詳細。這是李的後人告訴徐的後人。至於光緒帝為什麽三個月沒有召見過徐？乃是因為徐“耳朵重聽”，貴為皇帝，還不得不防隔牆有耳。

　　李鴻章為什麽要著力求榮祿保徐致靜？原來，李鴻章與徐致靖的父親徐偉侯一八四七年同時在考棚應考，李得瘧疾，文章未完成，徐去隔壁探病，李歎息“今科無望，完了”。徐問：“你做了幾篇？”李說隻謄清一篇，還有兩篇是草稿，來不及修改就病了，拿筆哆嗦，無力完篇。徐說給我，我代你整理抄寫，遞進去試試。結果一舉中了進士。兩家的淵源非同尋常。日後李鴻章平步青雲，位極人臣，徐總是當個知縣，但交情之深，非外人所知。至於榮祿為什麽會買李鴻章的賬，在複雜的時局中，他也離不開懂洋務、會辦外交的重臣李鴻章支持、幫助。他對陳寶箴也是保的。還有值得一提的是，他出任直隸總督，奉旨推薦人才，開列了一個三十一人的名單，其中就有陳、有黃遵憲這樣的維新派，還有袁世凱。

　　不悔的《密保人才折》

　　徐致靖的父親徐家傑（偉侯）同榜中進士後，雖一直在山東等地做知縣，晚年任北京金台書院山長，但因為受了洋務派影響，“主張開鐵路、種牛痘，和李提摩太是朋友，向他打聽英國何以能夠富強的道理。他教育子弟，著重研究中國曆史，還主張研究外國曆史”。徐致靖“少受庭訓，治經學、史學之外，留心洋務及經世之學”。一八九五年，他父親病故，回宜興住了二十七個月，“看到外來侵略頻繁，政府官吏貪賄成風，非常氣憤，常說要出幾個張江陵（居正）、海剛峰（瑞），才能扭轉風氣，不打算再做官。”急公好義、有鄉望的叔叔徐憩泉勸他，身為翰林院侍讀學士，可以專折奏事，“當國家危急之秋，應該有所建樹，豈可倦勤。”他受到鼓勵。

　　年輕的光緒帝在甲午戰後，勵精圖治，試圖有所作為，朝野內外誌士主張變法維新，挽救危亡。徐致靖與重氣節、通達時務的禦史楊深秀曾共商上疏光緒“明定國是”，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八日，他以翰林院侍讀學士（正四品）身份，率先於上《守舊開新請明示從違折》，也叫“請定國是疏”，提出“外侮方深，國是未定，開新守舊，兩無依據，請乾斷特申，以一眾心而維持時局”（原件藏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此件是百日維新前夕軍機處上呈慈禧太後的重要折片。

　　三天後，即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緒帝頒布《定國是詔》，宣布講求時務，變法自強。在一百零三天中他至少上過六個重要的折子，對變法進程都有或大或小甚至關鍵的影響。其中最有名的當然是他六月十三日上的《密保人才折》，薦舉康有為（工部主事）、黃遵憲（時為湖南鹽法長寶道兼署湖南按察使）、譚嗣同（湖北巡撫譚繼詢的兒子、江蘇候補知府）、張元濟（刑部主事）、梁啟超（廣東舉人）五人，“苟欲變法，必廣求湛深實學，博通時務之人而用之，然後舊習可得而革，新謨可得而成”，建議光緒帝將他們“或置諸左右，以資顧問；或進諸政府，籌措新政”。

　　光緒帝當天就下旨，三天後預備召見康、張。六月十五日，康有為、張元濟還有開缺回原籍的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一起吃晚飯。十六日，康有為第一次見到光緒帝。據翁同龢日記，五月二十六日光緒帝曾向他索要康有為的“所進書”，他回答與康不往來，光緒問為何？他說“此人居心叵測”。問他以前為何不說，他說最近看了《孔子改製考》才知。

　　同時，光緒下旨召黃、譚進京，安排梁在各國總理衙門查看。康、譚等能直接參與新政，徐致靖功不可沒。也正是這一折子導致他入獄幾乎喪命，一門三翰林統統革職。

　　政變發生後，徐仁鑄請代父囚，具折陳情，說：

　　“臣父一生忠厚篤實，與康有為素不相知。臣去歲入湘以來，與康有為之門人梁啟超晤談，盛稱其師之品行才學。臣一時昏聵，慕其虛名，謬謂可以為國宣力，當於家信內附具節略，稟懇臣父保薦。臣父溺於舐犢之愛，不及博訪，遂以上陳。茲康有為獲罪，臣父以牽連逮問，推原其故，皆臣妄聽輕舉之所致也。”

　　徐仁鑄為父開脫，要代父入獄，其情可嘉，他說的既有事實，又非全是事實。當時，他對任湖南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的梁啟超十分器重，認為梁的《幼學通議》“切實曉暢，實為蒙養之要”，“梁書當於《湘學報》分期刊出”。黃遵憲、譚嗣同與徐仁鑄在湘共同協助巡撫陳寶箴推行新政。徐仁鑄幕僚周善培回憶也說，徐仁鑄“與譚嗣同、梁任公、黃公度最為投契”。推薦康有為則是因為譚嗣同在他麵前的稱道。湖南新政因受保守勢力的反對，阻力很大，他有“改變方針向中樞發展”的想法，他寄給父親康、黃、譚、梁的簡曆，由此推動了這份《密保人才折》。胡思敬《戊戌履霜錄》卷四說：徐仁鑄“密疏梁、譚及康有為、黃遵憲”，“求父致靖薦達於朝”。徐致靖與康有為其實並非“素不相知”，而是早有所知。康有為自編年譜說：

　　“吾以開會，由金頂廟遷至上斜街，與徐宅相望，日夕過從。徐君老而好學，乃至請吾說《春秋》，側座聽之，近古所無也。”

　　湯誌鈞認為，徐致靖的《請定國是疏》也很可能是康有為草擬、經徐致靖修潤的，除“康有為自編年譜”記其事外，梁啟超《致夏曾佑書》也言其事。一八九八年康有為在北京發起保國會，參與其事的李盛鐸曾對徐稱道康的才識。徐仁鏡、徐仁錄都參加了保國會。保舉人才折奏上去後，康有為住到徐家附近，一天三次到徐家談維新變法的計劃，徐還聽他談《春秋》、《公羊》，“非常投契”。徐仁鏡告訴外甥說：“康主張君主立憲，效法日本明治維新，與你外祖的意見相同，所以很談得來。”

　　九月四日，由禮部主事王照上書言事受阻，引起光緒罷免六堂官，王照賞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第二天，徐致靖升禮部右侍郎（二品）。譚嗣同等四人賞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這是百日維新的最高峰，也是轉折點。此舉對舊大臣、慈禧太後的刺激都加速了戊戌變法的失敗。

　　在危機日迫之時，康有為、譚嗣同除了推動徐致靖上述光緒，保舉在小站練兵的袁世凱，還建議光緒開懋勤殿，用顧問官十人，請王照和徐等具折保舉，徐保的人以康有為為首，王保的人以康廣仁為首。九月十二日宋伯魯《擬開懋勤殿以議製度折》，九月十三日，宋伯魯《選通才以備顧問折》、九月十四日，徐《遵保康有為等折》、王照《遵保康廣仁等折》，都是康有為所擬。當天，當光緒第十二次去頤和園請安，請示開懋勤殿議新政，被嚴厲駁回，這是啟動變革以來前所未有的。這才有了光緒向軍機四章京等問計的那份密詔，其中並未提及康有為的名字。

　　新政風雨飄搖，慈禧與光緒矛盾開始激化。九月十七日，光緒明發上諭命康有為迅速出京，去上海辦報，不得遲延。（早在七月三十一日，光緒帝就命他到上海辦《時務報》，他曾具折謝恩，卻遲遲不願離開變法旋渦的中心北京）當天，康到徐家吃飯，座中除維新黨人外，還有器重梁啟超、將堂妹嫁給他的禮部尚書李端芬，大家都勸康南行，癖好昆曲的徐還唱了《長生殿·彈詞》一折，蒼涼感喟，康說有變徵之音。很多年後，徐和少年外孫敘述往事，還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感慨，“雖然知道新政已敗，大禍將臨，卻都慷慨激昂，沒有畏縮之態。但談到光緒帝處境，則相對流涕，一籌莫展。”

　　很多年後，他和康有為劫後餘生，在杭州重逢，抱頭痛哭，時在一九一四年春天，離戊戌已近十六個年頭。他外孫見到的康有為是一個頭戴方頂緞帽，紅結子，身穿藍寧綢袍子，方麵大耳黑須的中年人。康進門時，徐不在，等徐進了大廳，兩人眼光一對，康搶先幾步，跪倒在地，徐也跪下，兩人抱頭痛哭。康自稱小侄，說杭州的當道朱瑞是袁世凱的人，明早即回上海，怕隔牆有耳，建議筆談。康從戊戌年得英國軍艦保護安全抵達香港說起，再談海外流亡歲月。徐談的是六君子被殺，刑場的情況，並寫道：“在獄中得年侄喬茂萱的照顧，可以讀書養性，曾作《祭六君子文》、《續正氣歌》等，是腹稿，下次來時，抄給你看。”說到出獄抵杭州時，仁鑄已逝。康寫道：“研甫年兄是我黨通達時務的傑出人才，與譚複生可稱雙傑，如他在京，當不致如此慘敗。”康說，戊戌年海外誤傳年伯被害，曾遙為祭奠。庚子年，聽說年伯獲釋，曾托人帶銀奉贈，並有幾首懷念詩，回上海後，當抄寄。徐寫道：“錢未收到，詩頗思一觀。”

　　接下來兩人談到光緒之死，在談到辛亥革命時，兩人漸有分歧，康留戀清室，徐則認為滿人多昏庸貪賄，不亡何待。

　　一刀“尺白紙”，兩人手談了八十多張。臨睡前，康把紙全燒了，還怕燒不透，用銅尺檢查全是黑灰才罷。是夜，康有為與徐外孫一起睡。以後，康從上海來信，日本手卷式的信紙，每封信就像一個手卷，書和文都很精彩，平均一個月有四五封。有便人來，還托帶廣東醃魚、香腸、鮮荔枝等土產。有一次派人送來了當年為徐寫的四首詩，其中有徐在獄中時寫的：“愁雲慘霧何時解，正氣歌成壯更悲。”有徐獲釋“喜而淚下”時寫的：“冤獄兩年悲黨錮，維新元老紀新猷。”另兩首有句：“黑劫飛灰曆幾年，當時同補女媧天。”“萬年青史紀維新，功罪如何說黨人。”徐要外孫送到店裏去裝裱，並一直掛在外孫書房。

　　一九一六年夏天，袁世凱死後，浙江督軍呂公望、警務處長夏超迎康有為到西湖避暑，住在劉莊，康邀徐同住。第二天酒席上，康對呂、夏說徐老是度曲名家，今天大家可以一飽耳福。結果唱了《罵曹》，康看著曲文不斷叫好，欣賞唱腔，而且琢磨徐文長原著的詞意。那天，徐興致特別高，就說：“坐在小劃子（西湖的小船）裏唱曲，更為清越好聽。”於是大家分別上船，在湖心蕩漾唱曲。盛夏之時，遊船很多，聞聲靠攏，聽曲，直到十一點，才曲終人散，盡興而歸。康帶了女兒康同壁和女婿，徐帶了兩個外孫。在劉莊一住一個月，是他晚年最愉快的一段日子。“天旋地轉滄桑變，世異時移流水悠。”徐做了一首七古長詩《七月既望夜宴劉莊酒後狂歌為南海壽》送給康有為，傾訴十九年來的政變風雲，悲且憂，壯懷激烈和流亡入獄之苦……其中有“賊臣賣主終賣國，甘心湛沉吾神州”之句，“賊臣”就是他曾密保、後半生耿耿於懷的袁世凱。

　　在劉莊過夏天讓康有為生出了住在杭州的念頭，在當地軍閥、政客的幫助下，一九一七年他買下了西湖丁家山一帶三十多畝地，耗銀四五萬兩，曆時四年，在一九一二年建成了“一天園”，杭州人習慣叫“康莊”，正是在這裏，年過花甲的康有為娶十九歲的農家女張阿翠為六姨太，成為茶樓酒肆的談資。他自題“康莊”聯曰：

　　割據湖山少許，操鳥獸草木之權，是亦為政；

　　遊戲世界無量，極泉石煙雲之勝，聊樂我魂。

　　附近的山崖上題詞，現在看到的“蕉石鳴琴”等都是他的手筆。一九二七年康在青島去世，“康莊”逐漸衰敗。

　　當徐致靖上折子保舉譚嗣同時，譚因病，遲遲未能進京，徐去電催促，到農曆七月才姍姍遲來，從那時起，他幾乎天天到徐家商量變法的事，他還喜歡聽昆曲，常請徐唱《長生殿》的《酒樓》一折。康有為則喜歡聽《單刀赴會》“大江東去浪千疊”。

　　變法事敗，康有為出走，譚嗣同和梁啟超、徐仁錄一輛騾車到了日本使館，譚與日本參讚筆談，寫道：“梁啟超君應避死，留為大用，托君重義，使之不死”。自己則“義不應避死”，“譚瀏陽侃侃而談，神態堅定”。

　　“與譚最投契”的徐仁錄說：“他是一位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諾、明大義的豪傑，聯袁乃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被捕前一天，八月初八，譚去看林旭，林問：“你走不走？”他回答：“我不走。”林說：“我亦不走。”再到徐家，徐致靖留他吃飯、喝酒。他說：“變法維新失敗了，任公我已托日本使館掩護他到津，由海道赴日，賊黨追捕康先生甚急，吉凶未卜。”徐問：“你作何打算？”他用筷子敲了一下頭：“小侄已經預備好這個了。變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國就從譚某開始。”

　　徐後來告訴他外孫：“譚先生在臨危時，談笑自如，慷慨激昂，真豪傑之士。”並自責：“我對不住譚瀏陽，如不保他內調，不致被害。”

　　垂老之年，他向外孫解釋譚嗣同的絕命詩時，還禁不住“流下了眼淚”。

　　黃遵憲因徐的保薦，八月十一日以三品京堂候補，出使日本（此前曾任駐日使館參讚）。光緒被幽禁，他在上海被捕，因日本抗議，兩天後獲釋，從此隱居著書寫詩，留下了《日本國誌》、《人境廬詩草》等。他對徐當年的舉薦難以忘懷。《人境廬詩草》中有十四首《己亥懷人詩》，第一首陳寶箴，第二首就是徐致靖：

　　紛紜國是定維新，一疏驚人泣鬼神。尋遍東林南北部，一家鉤黨古無人。

　　第十一首是徐仁鑄，其中前兩句為：

　　臣罪當誅父罪微，呼天呼父血沾衣。

　　說的就是徐仁鑄上書願代父入獄的事。

　　徐致靖保薦的五人中，他與梁啟超關係最遠。光緒也沒有召見過梁，他後來解釋其中原因是由於梁“粵音太重”。他外孫回憶，進入民國，繼康有為來杭州看望徐之後，梁啟超也來了，身穿黑緞團花馬褂，藍緞團花袍子，頭戴美式呢帽，手拿文明棍，坐的是四人抬的綠呢大轎，還有四個警察保護。那天也是他不在家，等他一進門，梁就下跪，他把梁扶起來，讓座交談。話題從徐仁鑄說起，梁啟超問及他有沒有回宜興故鄉，看看親友，他的聲音提高了，很激動地說：“戊戌變法我們失敗了，無麵目見江東父老。”梁啟超說“年伯何必如此，我們都是為國家，不能以成敗論。”語氣中有點窘。梁啟超臨走前，拿出一把扇子，請徐寫些近作，留為紀念，說會派人來取。送走梁，他還自言自語：“梁卓如前呼後擁，跑到這裏來擺架子，剛才我一句話說得他臉都漲紅了。”第二天他作了七律一首寫在扇子上，後麵還有跋：“任公年世兄自京來杭，別十餘年矣，不勝滄桑之感，因賦俚句，留作紀念。”

　　徐仁鑄與梁啟超關係要密切得多了，徐任湖南學政，為時不過一年，但創獲不少，包括請梁啟超到時務學堂就是在他任上，他起草的《頒發湘士戒條》曾傳誦一時，他要將梁啟超的文章頒示學宮。受守舊勢力反對。幕僚周善培認為徐有真知灼見，是維新派中傑出人才，長才未展，非常痛惜。徐是青年翰林中熟悉時務的後起之秀，受李鴻章的欣賞，更是翁同龢得意門生，可以直接進書齋，不須投帖的。以翰林院編修出任湖南學政，也是翁的推薦。他被革職後北上，曾說：“保袁最為失策，此人居心叵測，如不保袁則維新變法雖失敗，六君子或不致全部被害，一著錯，滿盤輸。”又說林旭有見識，曾言“本初健者莫輕言”。

　　一八九七年，徐仁鑄在湖南祁陽縣遊曆時，曾寫過兩首詩，其中有“流涕中興業，艱難一遇之”，及“路轉雲深處”等句子，對前途的艱難、曲折深有憂慮。他最後的絕筆是一首五言述懷：

　　頗誌萬方略，而抱千古悲。凝情叩丹府，俯仰將安為。江湖搖落處，跌宕高莫窺。墮地得此生，追懷涕如縻。欲從世尊法，解釋諸苦危。一發鈞所係，片雲雨之基。悠悠塵世名，耿耿罔極思。歌成孰告哀，終夜三噓欷。

　　其中彌漫著壯誌未酬的隱痛。

　　一九一五年梁啟超有過一次杭州行，在杭州淹留十日之久，當地官僚殷勤招待，超過了廣東故鄉。六月十一日，他在杭州給女兒梁令嫻寫信，說自己在西湖邊不忍離開，“一半勾留是西湖”，他信古人之詩不虛。他住在劉莊，“粵人劉某費十萬金構築者，精潔為西湖冠，園主人即前次放火焚《新民叢報》謀殺我者，園今為公產。”“西湖四時皆宜，惟夏較劣，今發大願，誓欲以八九月之交來住兩月，聞錢塘潮壯觀不減疇曩，而自錢塘江■富春江二百餘裏，皆丹楓烏棲，紅葉之豔，世界所無。西溪之蘆，葛嶺之桂，皆以萬株計。”釣台對岸有晚唐詩人方玄英的隱居地，地價每畝一元，他曾托當地縣令幫他買上千百畝，他也想在西湖邊買十多畝地，種茶、種烏桕，躬耕自得，做個“千戶侯”。實際上這一切當然都做不到，當時袁世凱稱帝在即，“籌安會”即將出籠，他還要揮動如椽大筆橫掃千軍，去寫《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等雄文，躬耕西湖的夢終究沒能做成，倒是他熱衷複辟的老師康有為在西湖劉莊邊上的丁家山曾“割據湖山少許”。

　　悔之晚矣的“密保袁世凱折”

　　一八九八年九月，百日維新朝夕不保之際，康有為、譚嗣同等曾想依賴小站練兵、手握新建陸軍，對新政表示支持的武人袁世凱，先讓康門弟子徐仁錄去小站看操（因為其哥哥仁鑄與袁算是“口盟兄弟”）。由仁鑄推薦在袁幕府的言敦源回憶，徐仁錄到天津，袁盛宴招待，看操時他就坐在袁的身邊，“詞鋒甚利，口若懸河”。回京後，他盛讚袁的治軍才能，康、譚主張由徐致靖上密折保袁，這就是九月十一日上的《密保練兵大員疏》：

　　臣竊見督辦新建陸軍直隸按察使袁世凱，家世將門，深嫻軍旅，於泰西各國兵製及我國現在應行內治外交諸政策，無不深觀有得，動中機宜。臣聞新建陸軍之練洋操也，精選將弁，嚴定餉額，賞罰至公，號令嚴肅，一舉足則萬足齊舉，一舉槍則萬槍同聲……

　　這才有光緒兩次召見袁，賞侍郎候補的事。調袁進京，招慈禧太後之忌，一也；袁不可靠，二也。徐致靖談起此事，“非常悔恨，似乎是終身遺憾”。當時，徐仁鏡曾勸他們要慎重，“交淺言深，是一種輕舉妄動。因為袁是榮祿的部下，雖小站所練新軍，博得稱譽，但人數不過七千。袁是個看風使舵的人，他曾讚成辦新政，那是趨時。”徐仁錄後來也承認：“欲倚靠袁之兵力救光緒、誅榮祿，乃譚瀏陽、康南海與我合謀，誠為孤注一擲。”可惜徐仁鑄當時遠在湖南，他如果在京，也許會力阻，畢竟他“深知袁之為人”。“六君子”之一林旭有詩：“本初健者莫輕言。”對袁也是有警覺的。

　　一九一六年六月七日早，徐致靖遠在杭州聞袁世凱死訊，臉上露出了十八年來從未有過的笑容，前來姚園寺巷報信的人絡繹不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熱鬧氣氛。他說：“我垂暮之年居然趕上這一天。”他預備酒菜，對親友談了自己從未講過的一席話：

　　戊戌政變，屈指算來，已經十九年了。維新派在中國積弱的局麵，想要變法圖強，可是沒有清楚當時的局勢，操之過急，以致曇花一現，終於失敗。我們覺得光緒帝在甲午戰敗後，有變法圖強的意思，想依靠他實行君主立憲。而慈禧是一個陰狠毒辣的暴君，光緒四歲登基，是她的傀儡，後來表麵上歸政，實際大權還在她手裏，在這種惡劣環境中，我們的想法是太天真了。至於想借用袁世凱的兵力保護光緒，扭轉垂危的局麵，則是病急亂投醫的舉動。我是密折保袁世凱的人，徒然給他一個出賣維新、扶搖直上的機會。

　　他還說，“戊戌變法，因袁世凱告密，而慈禧再垂簾，囚光緒，捕殺維新黨人，成為千古奇冤。”好在打倒袁世凱家天下的蔡鍔，是當年徐仁鑄辦的時務學堂學生，梁啟超的得意門人，戊戌黨人不僅參與了這一重大曆史事件，而且報仇雪恨，終於吐出了多年鬱積於胸的怨氣。他希望中國從此能上下一心，建立起名副其實的共和政體。

　　所以當一九一七年他知康有為參與張勳複辟，六月他憤怒地寫下一封長信力勸康離京，信中表示：“戊戌變法雖然失敗，但我們變法維新的主張是對的。我們對清政府的腐敗貪汙，表示不滿，所以要除舊布新，這一點也是站得住腳的。”“我們對光緒皇帝有知遇之感，是因為他能夠聽我們的條陳，進行變法，而不是因為他是清朝皇帝，所以捧他。我們主張君主立憲，並不讚成專製，宣統我們毫無所知，豈可跟著別人胡鬧。”他聽說康即將出任弼德院副院長，院長是袁的死黨徐世昌，“你做他的姨太太，我替你難受。”原信未保存下來，這是他外孫記憶的要點。複辟十二天就完蛋了。他為此痛心不已，認為康有為此舉有損維新派的聲譽，心中憤懣。經此刺激，到第二年春天，徐就在杭州一病不起，七十五歲而終。病中他還在打聽康有為下落，為這位曾共患難的老友而惋惜。

　　開吊之日，康有為寄來挽聯，沉痛親切。他外孫多年後遇到康女同壁，說她父親一生最敬重徐子靜先生，“有知己之感”，還告訴他一件事，當年慈禧太後派兵艦飛鷹號追重慶輪，追捕康有為，中途油不夠，開回天津，艦長以辦事不力被監禁。後來才知這位艦長劉冠雄（後擔任民國海軍總長）是故意放走康有為的。當時有識之士讚成變法，對康有為抱有同情。

　　史學界一直有一種說法，戊戌政變的發生起源於袁世凱的“告密”。也有史家根據袁世凱的《戊戌日記》，認為“政變與袁世凱告密無關”，袁乃至榮祿都是想保全光緒的。這一日記直到袁死後十年（1926年）才公布於世，可靠性受到質疑。無論從畢永年日記《詭謀直記》，還是徐家後人許姬傳的《戊戌變法側記》來看，袁都難逃告密的嫌疑。前者是當事人當時的記錄，後者是當事人的口述回憶，是可以相互參證的史料。當然，即便袁不告密，慈禧太後的勢力照樣要發動政變、中止新政。

　　“我不是遺老”

　　一九○○年，徐致靖出獄後去見李鴻章，李的第一句話“你是忠厚之報啊”。他答以“國事如此，萬念俱灰”。李問他有何打算？他回答：“劫後餘生，並無打算”。始終不開口求人什麽。李後來托人給他找了個書院山長的位置。

　　辛亥革命後，徐致靖不僅讓外孫、孫子剪了辮子，而且自己也剪了辮子。上海租界的遺老見他剪辮，很是驚訝。一位軍機大臣的兒子問：“年伯世受皇恩，是遺老，何以剪辮？”他回答：“我不是遺老，也不擁護滿清朝廷，但我非常懷念光緒皇帝。因為他和我們誌同道合，主張維新變法，可惜被慈禧和狡猾昏庸的大臣折磨致死。我認為慈禧是中國的罪人，也是滿洲的罪人。請你們以後再不要稱我為遺老。”

　　李鴻章說他整天唱昆曲，他的性命可以說是昆曲保住的。他晚年在杭州尤其以此消遣，把歸莊嬉笑怒罵的《萬古愁曲》譜成了昆曲《懊惱歌》，不但能度曲，而且精通宮調，能作曲。他在昆曲方麵下過工夫，有很高的造詣。他去世後，十九歲的外孫到天津，與唱《長生殿》中的《彈詞》出名、稱為“惲彈詞”的惲蘭生對門而居，惲自稱是徐的弟子，僅僅是早年在蘇州聽徐唱彈詞，受了啟發：“徐子靜先生那天唱了《彈詞》的‘一枝花’、‘五轉’、‘七轉’、‘九轉’和‘尾聲’，他的口齒沉著，出字收音講究，純用丹田氣，最難得的是音節的蒼涼感歎，他經曆過戊戌政變的國難家仇，借此發泄胸中不平，真是唱出了曲情。我從那次聽曲後，就用心琢磨徐老的唱法。”

　　徐致靖晚年在杭州，以課孫讀書、唱昆曲為樂，下午常到茶館，與茶友唱昆曲、下棋。慈禧太後從西安回京後，天津嚴修打算邀集順天、直隸同鄉京官，為他謀開複，他寫信婉拒。當年他曾在河南任鄉試主考，河南的紳士醞釀要為他官複原職，他也謝絕了。他說：“我不能伺候那拉氏，虎口餘生，等死而已。”

　　他對《紅樓夢》有許多獨到的見解。辛亥革命後，有一天，應陳蒼虯之約，在西湖陳莊“蒼虯閣”的幾間平房裏，他和陳三立、俞恪士等前朝名士（都是他的晚輩）有過一次雅聚，他大談《紅樓夢》，頗有新見。說到曹雪芹的詩，他笑說：“曹雪芹如看見諸位，恐怕要甘拜下風呢！”盡歡而散，坐劃子月夜歸途中，對少年外孫說：“《紅樓夢》雖是白話，但敘事細致，行文簡練，起承轉合，眉目清楚，得到太史公的筆法，你可以下工夫閱讀。以後的文體，白話文恐要流行，熟讀紅樓，必定有用。”

　　前些年，有人在杭州的收藏品市場找到過“譚嗣同贈徐致靖”的墨寶扇麵，南山公墓有徐致靖女兒、女婿的墓，墓誌還是梅蘭芳的手跡，梅是一代京劇大師，留下的墨跡很少，也有珍貴的史料價值。徐致靖於一九○一年南下，一直住在杭州姚園寺巷，改名徐僅叟，可惜這位戊戌變法的重要人物、“戊戌第七君子”的故居，杭州在修建火車站時被拆毀，早已無處尋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