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四卷）

同 城 兩 報

　　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大公報》、《文匯報》之比較

　　◎ 芳 菲

　　一

　　早期《文匯報》，曾有《大公報》的“兒子”之稱。這主要與《文匯報》總主筆、創始人之一徐鑄成先生出身自《大公報》有關。《文匯報》在上海創辦時（1938年1月25日），《大公報》、《申報》、《時事新報》等一批大報為抗拒日方檢查，已陸續宣布停刊。《大公報》則同時遷往內地，與流亡而抗爭的民族一起，開始創造它顛沛而光榮的曆史。離開上海時，由於經濟、前途未明等原因，大批人員包括徐鑄成、蕭乾等一批《大公報》名記者都在遣散之列。驟嚐失業之苦的徐鑄成，遇到有辦報理想的商人嚴寶禮，延請其擔任剛剛創辦、掛英商名號出版的《文匯報》總主筆。這一相遇，一方麵在風雨如晦的日占區掛起了堅持抗戰的一盞明燈，為之後香火延續七十載的《文匯報》鮮血祭旗；另一方麵，也譜寫了徐鑄成、嚴寶禮“管鮑遺風”佳話的開始。

　　淪陷期的《文匯報》隻生存了一年多時間，受日方壓力閉館。此後徐鑄成離開上海，回到《大公報》隊伍之中。日本投降後，徐作為《大公報》特派記者，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隨重慶新聞團一行飛赴南京參加受降典禮，隨後來到上海，一方麵籌辦《大公報》在上海的複館，同時受嚴寶禮的盛邀，兼任複刊的《文匯報》主筆。《大公報》上海版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複刊，而《文匯報》已搶先於九月六日出版。兩張以“文人論政”為標榜的報紙，開始了短暫的同城共生與競爭的曆史。

　　徐鑄成一九四六年五月正式離開工作了十八年的《大公報》，專心經營《文匯報》。讓這張報紙“像彗星一樣”閃耀升起，以至徐鑄成“一覺醒來，發現已名聞天下”。《文匯報》複刊不到一年，銷量一路上升，躍居上海第四位，僅次於老牌報紙《申報》、《新聞報》、《大公報》（其中前兩張報紙為國民黨控製的“官報”，大公、文匯為民間報），進入上海一線報紙行列。

　　《文匯報》與《大公報》有非常明顯的親緣關係。《大公報》有著名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辦報原則，徐鑄成對《文匯報》的精神也有近似闡釋。《文匯報》複刊一周年之際，他寫下《一年回憶》長文，發表了擲地有聲的宣言：

　　第一，文匯報從來沒有和任何黨派發生關係，從創辦到現在，沒有受過任何方麵一分錢的津貼。今後，我們必定始終保持這點清白，不論報館或個人，必定始終守住報格和人格。

　　第二，個人對外有交際，但報紙對外卻絕對不許講交情。文匯報的一切言論記載，完全根據我們的良心和新聞信條，決不以感情為左右。

　　第三，文匯報的同人，決不做官，或其他有給的公職；在政治未上軌道前，也決不應選什麽民意代表之類。凡有任何政治活動的，立刻離開文匯報。

　　請讀者根據這個坦白的指陳，來批判我們過去的報，看我們將來的報，有沒有言行不符的地方。並希望我們敬愛的讀者，隨時糾正我們，指導我們，使我們始終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為國家的進步而努力。

　　這三點聲明與《大公報》的原則可以說是同聲相應、如出一轍。

　　徐鑄成離開《大公報》，曾是上海新聞界的一條新聞，雖然外界猜測眾多，但最真實的原因應該在徐給胡政之的辭職信中已坦陳無遺：

　　《大公報》為你們三位先生（指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本文作者注）苦心經營，我無權冒險。《文匯報》是我的一支筆“寫”出來的，如遭不測，則我成我毀、於心亦安。請放手讓我去試試……

　　二

　　也算一語成讖，《文匯報》果然就這樣開始了它掙紮於“成”與“毀”之間的生命曆程。

　　而雖然與《大公報》在辦報理想上一脈相承，這個“兒子”很快也開始顯示出對“父親”的叛逆。在一個特定時期，作為文人論政的兩個實踐個案，兩張報紙逐漸顯示出知識分子群體對時代和前途判然有別的兩種選擇。

　　抗戰勝利至解放前夕這三四年，是中國現代史上相當複雜混亂的一段時間，全民堅忍八年的勝利喜悅、對未來的純真熱切的希望，很快被現實打破和玷汙，接收大員的貪卑、內戰再起的烽火、停戰與和談的真與偽、政治專製的複歸、經濟秩序的崩壞，考驗著每一個中國人的平常心、忍耐力和判斷。報紙特別是民間報更是在這複雜的局麵中艱難求生。《大公報》、《文匯報》兩張報紙對時局和政府都有直議的勇氣，無論是《大公報》的《莫盡失人心！》、《李公樸、聞一多案感言》，還是《文匯報》的《國大應該延期》、《接受警察局的挑戰》，他們都站在民間與獨立知識分子的立場，對專製當局發出強烈抗議。一直到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兩張報紙雖選題上有區別，但根本主張方麵尚未出現較大分歧。兩者明顯的分歧，戲劇性地從一個人身上開始，那就是七月歸國的胡適。

　　胡適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在國內文化界一直享有崇高威望。一九三八年九月起在抗戰危局中出任駐美大使，一時“朝野均慶得人”。這一次歸來，按餘英時先生說法，正是胡適俗世聲譽的頂峰。但與我們多難的民族一樣，胡適沒來得及享受勝利的榮耀，就進入到更為激烈的紛爭與前途未卜的玄疑考驗命運之中。

　　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胡適經過一個月的海上航程，從美國歸國抵滬到達吳淞口，五日從吳淞口到達上海市區。七日，《大公報》援引中央社電對胡適的歸來發表平實報道：“國立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博士上月五日由紐約乘塔虎脫總統輪啟程返國，途中曆程三十日，航程一萬零七百海裏，四日下午四時許抵達吳淞口外，五日下午五時十分市政府特派專輪載歡迎人員赴吳淞口外歡迎，胡氏偕歡迎人員於九時抵達海關碼頭後，即赴旅邸休息。據胡氏稱，此次來滬不擬多做勾留，俟抵京後即赴平處理北大校務，對國內局勢，胡氏以旅美九年，印象甚淺，不願表示意見。”

　　而率眾報之先，發表專稿的是《文匯報》。四日、五日《文匯報》已以簡明新聞報道胡適的抵達。緊跟著六日就刊發了“本報記者王坪”的文章，看得出當年這張年輕報紙搶新聞的身段和速度。隻是這篇報道頗不客氣，眼睛也不眨地就對胡適發出了不滿的評議。新聞標題是：“五四時代的老戰士胡適之博士回來了　他殷念著他的太太　對於時事一概閉口不談”。這篇報道為我們生動領會那個時代的氛圍和《文匯報》的立場，頗有助益。特詳細引征：

　　聳峙在蘇州河畔的百老匯大廈裏，多半住著洋人，隻有最高一層是留給要人們歇足的。我在那裏會見過叱吒風雲的薛伯陵將軍，和雖然想再教教書但仍然做著行政院秘書長的蔣夢麟先生。昨天，當人們正開始酣舞的傍晚，我又會見了曾經是中國新文化拓荒者的胡適之博士。周旋在胡博士左右的有教育部次長杭立武教育局長顧毓琇，副局長李熙謀等。吳市長雖沒有到，但卻來了個電話，說是等一個宴會散了立刻往訪胡博士。

　　我去看胡博士的時候，一位攝影記者正準備為胡博士拍照，他沒有穿外衣，米色條子的襯衫還高卷著兩雙衣袖。淡咖啡色的西褲緊裹著兩腿，再配上下巴下麵的一箍肥肉，無怪杭次長說他：“胖得多了！”

　　……我問他什麽時候到南京去，他答了一句“還沒有一定”後，竟扯上了“我的太太上個禮拜六從老家徽州到上海來接我，我的大兒子——剛才搬行李的那個就是我的大兒子——也到船上去接我的！”我問他太太的名字，他說叫“江冬秀。我有九年沒有看見她了！”胡博士這種對太太懷念之殷情，最初聽來頗令人吃驚，後來一想：他是文人，文人的情感本來是豐富的，而且他又是外交家，可能在新聞記者麵前規避正麵的問題……

　　《大公報》的本報記者稿是晚於《文匯報》一周來到的，可見媒體的遲到有時不是遲鈍，而是合作與尊重。胡適是《大公報》的“故人”，胡適與《大公報》總編張季鸞、胡政之等人不僅有私交，兩者在推廣白話文這一進程中，更是互相鼓舞、共同戰鬥的兄弟。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大公報》創刊滿一萬號之際，胡適曾一麵幫《大公報》做海外征文，一麵親自撰寫《後生可畏》的祝賀文章。既對《大公報》的成績進行肯定，又對報紙還使用文言記新聞、寫評論提出意見，當天張季鸞就發出回應，表示現在就要開始學習用白話文。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大公報》的“星期論文”又發表胡適的《報紙文字應該完全用白話文》，這篇文章將已經形成的白話文浪潮又推向一個高峰。自此，《大公報》基本改用白話文，進而影響了全國的出版物。

　　一九四六年胡適歸國，在上海逗留一周左右時間，到南京述職。一直到七月十三日，《大公報》記者才從南京發回了專電，留下了與胡適在環境清幽的雞鳴寺中央研究院晤談的畫麵：

　　胡適博士十一日晨飛抵京，下榻雞鳴寺中央研究院。這一所戰前的建築，環境清幽，現在依然保持完好。下午記者去訪問他，給記者的印象和十年前的平時有點不同，頭發摻白。但這一代文學大師談吐之間，依然予人清新之感。他非常客氣的說，出國九年，國內情形隔膜，談話中他也曾向記者提詢了若幹事。他定二十日左右飛平，到北大視事。由於在滬一周的停留，使他明了國內物價的情形，他為教授與學生發愁，這種情形下，教育學術怎能向上？胡氏在他的臨時宿舍中接見記者，明窗淨幾，微風吹拂，比起煩囂的上海似乎使人更感到一些安適。在一起談話的有傅孟真，李濟，薩本棟諸先生。這是政治城內最不帶政治氣味的訪問。談話中薩本棟先生的公子特地近來要“看看胡先生”，使胡氏想起在滬時張菊生氏的孫公子也曾要求乃祖帶去“看看胡先生”，可見中國少年人對胡氏的仰慕。

　　筆下氣氛優雅喜悅，語氣體貼，並特別點出“中國少年人”對胡的“仰慕”。

　　七月二十九日，胡適就任北大校長，舉辦了回國後第一次記者招待會。《大公報》刊發名記者子岡的長篇報道，並配以社評，隆重報道了胡適的第一次公開亮相。新聞題目為“胡適重返故都發已灰白但豐腴多了 北大要保持容忍精神”；社評題目為“胡適校長論大學教育”。胡適在這次記者招待會上，除回答記者提問外，主動表達的內容即是他要繼承蔡元培“兼容並包”的精神辦北大。《大公報》社評對這一表態給予了高度評價，它認為，雖然“一般青年對此或仍不免失望。惟自另一方麵言，正惟其緘默，公眾卻可由緘默中體會出一個人之最基本的態度。扼要言之，必將一掃大學中近年流行之膚淺狹隘的思想，以及入主出奴是丹非素的見解……”

　　正值《文匯報》因刊登抗議上海設立警管區的係列言論，被停刊一周（七月十八至二十五日），胡適在這次招待會上，主動提到了這件事。在子岡的報道中有如下內容：

　　記者問及歸國後觀察國內的信仰思想言論自由如何，“局部小事不免，大體說是進步了。共產黨報紙在京滬發行。董必武張君勱等年前在聯合國會上和我朝夕相處，討論問題，今晨在京也見到董。文匯報被罰停刊一周，如在美國，被壓迫的報紙不服可以起訴，不要存馬虎及怕麻煩心理。獨立評論過去每被查扣必質問。試以曆史科學家的看法，凡事要小題大做，勿大題小作。總之，進步是有，不要性急。”

　　在胡適回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國內相繼發生了駭人聽聞、政治上最倒行逆施的事件：李公樸、聞一多被害案。這一事件對當時的人心，尤其是知識青年的政治趨向，發生了重要的影響。用《大公報》時評的話說，也是“前方兵爭，後方暗殺”，是“國家大亂的象征”。而胡適對時局卻說出了“大局是進步了”的安泰之語，和“不要性急”的勸說，這固然是他一貫的樂觀風格，但一般人是不是能聽進去，剛被停刊的《文匯報》是不是能聽進去，確實是有問題的。

　　兩天之後，八月一日《大公報》再次發表“社評”《重建北平的高等教育》，對各高校恢複招生特別是胡適就任一事寄托期望，“地猶其地，人猶其人，北平的大學教育新生了！”“北平各校，有一共同的風氣，就是自由的學風。”這“是中國文化的瑰寶”，“特別值得愛護”。

　　八月十日，《文匯報》發表荊風文章《胡適老了》，對胡適的不談國事感歎時間“帶走了戰士的武器，消磨了英雄的弘誌”，五四時代的戰士，轉眼已成“下巴上掛著一箍肥肉的老人”。

　　兩個月後，十月十日晨，北大在國會街農學院舉辦開學禮，校長胡適致辭達七十五分鍾，這也是胡適歸國後的第二次重要亮相。他在致辭中敘述北大曆史，希望今後在學術方麵大家要有獨立的創建的研究。“政治思想應該有，但學校是求學問的地方，希望大家不要毀了學校，要使它成為一個沒有黨派的研究機關。”胡適又以“老大哥”的身份，向學生贈送了宋朝呂祖謙的話：“善未易明，理未易察”。

　　而從《文匯報》的報道中我們還得知，演講堂外的壁報上，也有學生這樣的大字：“打破士大夫階級可怕的冷靜，替老百姓宣泄幾千年以來積壓在統治階級之下的苦情與怨憤”。

　　胡適在這個開學禮上的講話，特別是“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八個字，將成為被反複攻擊的一個把柄。這點且先按下。

　　十月十六日，由回國僅三個月的胡適親自擔任主編並題寫刊名的“文史”副刊在《大公報》推出，再次顯示了兩者之間不同尋常的故人之誼。在創刊號上，胡適作了以下的破題釋義：

　　文史副刊是我們幾個愛讀書的朋友們湊合的一個“讀書俱樂部”……我們用“文史”一個名詞，可以說是泛指文化史的各個方麵。我們當然不想在這個比較小的刊物裏討論文化史的大問題，我們隻想就平日各人的興趣，提出一些範圍比較狹小的問題，做一點細密的考究，尋求一些我們認為值得的討論的結論……文化是一點一滴地造成的……我們沒有什麽共同的曆史觀。但我們頗盼望我們自己能夠努力做到一條方法上的共同戒律：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這確實可以看做胡適歸來對文化界發布的一份溫文但也有所針對的宣言。

　　“文史”副刊創刊的第一期上，發表了胡適《考據學的責任與方法》，陳垣《書十七史商榷第一條後》，沈兼士《初期意符字發微》，餘嘉錫《跋李文公集》凡四篇文章。

　　十一月一日，《文匯報》“人物誌”專欄創刊，這是一個品藻人物的專欄。首篇就是靜遠的《關於胡適先生》，作者時為清華曆史係學生，師從吳晗，並擔任《文匯報》在北京的特約撰稿人。他用“我們這一代年青人”的口吻，對胡適做了一番打量和審視。他說：“我們這一代年青人對胡適的看法，不免要受魯迅先生文字的影響。”文章認為，“真理是在魯迅先生那方麵，胡適先生是錯誤了的。胡適先生並沒有預見到將要腐蝕中國的封建力量和買辦力量。所以當今天民族資產階級被外來的經濟力量和內在的封建遊資摧殘到幾乎無以自存時，我們的一點自由主義的教育和學術也就窒息得可憐。”文章體諒胡適在海外生活九年的特殊性，認為要胡適不滿現實，一下子跳起來革命，是不可能的，況且他已經五十六歲了。而且文章也將他和林語堂及其他幫閑學閥區分開來，認為他是“他的環境中的一個善良者。對於各種思想的學生，他是一視同仁地幫助著的。”但文章的重點在有感於胡適在北大開學禮上贈送給學生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八個字，與學生壁報上“打破士大夫階級的‘可怕的冷靜’”的對比，他說：

　　在這長幼二代之間，一麵是說“不易辨是非”，一麵是這樣明確地有愛憎之別，不是“年青人淺薄”五個字所能解說的，這裏所表現的是環境不同，時代精神的歧異，和在苦痛中長出來的青年在精神上向上的渴望。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中進步著，一代一代有著程度上的不同，甚至於有愛憎上的對立，這就是人類前進的現象吧。

　　三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在對待胡適係列事件的報道上，兩張報紙開始顯示出不同立場。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分歧更密集、也更激烈地顯示在其他一些人物身上。集中體現這種歧見的人物，緊隨胡適之後是傅斯年、沈從文。

　　胡適歸國時，傅斯年是北大代校長。對當時正領導著複員的北大開展各方麵艱苦工作的這位代校長，《大公報》語多慰勞和理解，如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有報道“複員中教授的辛酸”：

　　教育複員，在文化故都已成為一淒涼悲壯之場麵。教育工作者曆八年來之茹苦含辛後，既不能從事“劫搜”於前，亦不能如地主、買辦及亦官亦商者之複員於後，恢複其舊有榮華富貴。北大傅代校長為了教授們的辛酸，曾慨乎言之，“苦在肚子裏”，不願對外聲張。

　　同樣的一個傅斯年，出現在《文匯報》上，卻是另一個樣子。十月七日，《文匯報》“本報特派員黃裳”在南京發來文章《訪傅斯年》，全文白描中蘊輕視，把傅斯年形容得像一個小醜，留下了傅“以那麽胖的身體還有興趣與記者捉迷藏”的謔語和典故。對於西南聯大的複員，《文匯報》的評價一直要保守些。《大公報》與中國的高校，有一種憂戚相關之感，對其殘破，不忍心加以指摘；而《文匯報》就尖銳多了。比如靜遠在他的《西南聯大複員瑣聞》（1946年11月17日）中，會捕風捉影地寫下傅斯年是山東人、楊振聲是山東人，“很巧的人，有些山東人職位與人相同而薪水要高出別人”的傳言。不久，黃裳又在《文匯報》“人物誌”專欄著文《關於傅斯年》，對傅嬉笑冷嘲，說傅“好辯，好閑事”，“無論爭論什麽事，雖然激昂萬狀，以為真理在是矣，結果不免還是有問題……是一個‘為辯論而辯論者’”，“做學問也偏狹得可以”，“吃起東西來也漸可驚，當用人要將一盤將盡的菜移開時，他就從那人手裏搶了回來，放在麵前，說‘我還沒有吃完哩！’”對於傅斯年領導北大複員的功績，也是語含不屑：“他是一個能幹的人。當抗戰初起內遷之時，別人都弄得丟三拉四，他卻將所裏的全部藏書藏器安全地運到了內地。現在又要再一件件一本本地搬回來。能者多勞，這一次北大複員就又借重了他。果然不差，北大在北平不再窮而最闊了，傅先生的官氣也隨之而大長，血壓也高起來，要出國養病去了。”黃裳現在以藏書家、散文家名世，在他新出文集裏，還收有早年以記者身份寫的這篇訪問記，可見他對這篇文章的喜愛。應該說，綜看傅的一生，大節無虧，但因其脾氣性格的關係，留下的話柄也不少。不過傅斯年的血壓高和出國養病的打算，在一年之前（1945年）就有，為了捱到胡適回國才苦撐，並不是複員“闊氣”了之後才有的（參見《胡適往來書信選編》），這一點當時黃裳是想當然了。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沈從文在他主編的《大公報·星期文藝》副刊上，發表了長文《從現實學習》。抗戰期間沈從文在西南聯大教書八年，沒有加入郭沫若擔任領袖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還曾著文公開反對“抗戰八股”，認為文學應在政治之外有自己的空間。這篇文章可看做是他回北京接任《大公報》副刊文藝版主編後，對文化界近二十餘年狀況的總評價和如何自處的發言。文中沈從文所集中批評的一種“現實”，即是種種以“縱橫社交方式活動的分子”。“在朝在野的空氣，就依然還是把作家放入宣傳機構作屬員為合理。凡違反這個趨勢的努力都近於精力白費，不知現實”。他認為一種腐敗正在毒害年輕人，那就是：“一切如戲，點綴政治”。“國家所遭遇的困難雖多端，而追求現實、迷信現實、依賴現實所作成的政治空氣和傾向，卻應該負較多責任，當前國家不祥的局勢，亦即由此而形成，而延長，而擴大。”文中他點名批評了一些現象，如以上海為中心的“雜文高於一切”的成就；也誇讚了一些人物和風氣，如在北方，“在所謂死沉沉的大城裏，卻慢慢生長了一群有實力有生氣的作家。曹禺、蘆焚、卞之琳、蕭乾、林徽因、李健吾、何其芳、李廣田……”

　　一個月之後，從十二月二十一日開始，《文匯報》連續五天發表史靖的《沈從文批判》。全文總長度與沈文相當（15000字）。從報紙編輯的角度，這是一個非常驚人且罕見的安排。

　　作者史靖是西南聯大學生，後曾著傳記《學者聞一多》。

　　對於沈從文不讚同文藝和政治發生關聯的主要觀點，作者聯係中國近些年的現實，認為在憤怒中拿起筆把憤怒希望和理想表達出來，絕對不能算錯。“如果一個人僅僅因為他有點判斷和主張就不配做作家，僅僅因為對現實不滿即有所控訴就被認為侮辱了文學的神聖，僅僅因為同情人們的疾苦而對黑暗有所暴露對光明有所歌頌便叫做‘政治爭奪’，嗚呼文學：你還是毀滅了吧！你既如此清高，就莫繼續停留在汙濁的人間！”他說他同樣尊敬沈從文所列舉的那些京派作家，但中國決不僅僅隻有那些作家值得尊敬；而在政治完全清明、社會還有不平的時候，雜文就當然還有存在的價值。

　　作為西南聯大的學生，沈從文文中對昆明社會現實的描述（“短短時期中忽然成為民主的溫室，到處都可聽到有人對於民主的傾心，真真假假卻不宜過細追問”）顯然最直接地刺傷了他，他質問道：“沈先生你知道你的責任嗎？你的文章誣蔑了昆明八九年培植起來的聖潔”。文中還有一段圍繞聞一多先生的爭辯：

　　聞一多先生據沈先生說他是佩服的，那麽對於聞先生的死他怎樣看呢？天嗬，真要有猜燈謎的耐心才能在“從現實學習”裏找到如下的敘述，敘述含混到連聞先生的名字都膽怯得不敢寫出，而含混的敘述目的並不在表揚一個人的崇高，而在為他自己做比較的遁詞。他盡量在玩弄著文字的技巧說：“對於能變更自己，重造自己，去適應時代，追求理想，終又因為愚人的一擊而毀去的朋友，我充滿敬意”。這位第一流的作家真會寫嗬，好一個“愚人的一擊”！謀殺聞先生的僅僅是“愚人”一詞可以遮掩的嗎？沈先生，你為了討好，真是煞費苦心了，你可知一個傑出的人才可就在你輕描淡寫之下給“毀去”了嗎？

　　在現在收入《沈從文文集》的這篇文章中，“愚人”一詞確實改過了，改為“當權者爪牙”。

　　哪一個詞更符合沈先生的原意呢？從用辭習慣上來說，前者似乎更貼切，也更可見沈從文的原始判斷。

　　之後，郭沫若批評沈從文的《拙劣的犯罪》，靜遠的《關於廢名》和唐弢的《過河小卒》，都是指名道姓地針對《大公報》上的文章而來。郭沫若的文章是相當傲慢的：

　　前幾天因為文匯報的工友罷工，送報的人把大公報來代替，因此我得到機緣拜讀了幾天大公報。一月廿一日的附刊“圖書周刊”上有沈從文“新書業和作家”一篇，我也仔細地拜讀了。這篇文章和沈從文的其他一切文字一樣，根本是有問題的。

　　他認為，沈從文把當前作家和文化的沒有成就責難於書業和出版家，是充當了反動政治的幫凶。在今天這個“焚書不必用火，坑儒不必挖土的時代”，“沈從文之流”卻“極盡了幫閑的能事”，甚至是“超越了幫閑的範圍，而死心塌地的幫凶了”。郭沫若文章不長，但用語之刻薄嚴厲，再加上他本人的文壇身份，其批判的分量應該說不次於史靖的長文。文中他毫不遮掩地體現出文藝的階級觀、陣線觀，他不是簡單地把沈從文當做一介文人來看待，而是用必須站隊的文化戰士的標準來要求。在“人民”和“統治者”之間，他不認為有任何中間地帶存在，任何企圖在這之間找第三種原因、第三條出路的，都是“反動政治”的“幫凶”，是反動派。

　　四

　　一九四七年二月，圍繞傅斯年那篇非常有名的《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的淩厲紛爭，值得專門一提。

　　傅斯年這篇指名道姓怒批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宋子文的名文，是被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公認為體現幹政意識的傑出代表作，也是那些年間最能體現輿論力量的一篇文章。時值各地金融狂潮風起，金融秩序極度混亂，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傅斯年文章發表在南京《世紀評論》雜誌，轟動一時，《大公報》的立刻轉載，更是讓這篇文章如虎添翼，一時口口相傳“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垮了”。次日監察院就舉行了全體監委緊急會議，立法委員群起質訊宋子文。

　　但《文匯報》“筆會”二月二十二日卻發表了悱村的《傅斯年之“炮”》，不提《世紀評論》，直接從《大公報》的轉載談起：

　　《大公報》一登出傅孟真即傅斯年的《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寫字間裏頗有幾位先生震驚讚歎於傅氏的勇猛激烈，敢於放炮……以小人之心度君子，傅氏握管吮毫之際，那動機，一半誠然出於忠臣義仆的一片愛君的愚誠，另一半，恐怕正是企圖以此博得老實的讀者的一聲喝彩的罷。

　　對這篇如此激烈批評國民黨當局的文章，《文匯報》為什麽還要有批評，其所批評的立場又何在呢？原來，是因為，它還嫌傅孟真的怒氣是自家人的小罵大幫忙，是“出於為主人卸幹係和愛護主人那份家私的一種苦心孤詣”，“這一炮是放響的了。論功行賞，我們等著瞧傅‘參政’傅‘國大’的袍笏登場罷！”

　　同日在頭版的“編者的話”裏，也有幾句皮裏陽秋的話：“傅斯年先生的一篇‘討宋檄文’不能算不痛快；不禁令人想起了北伐以後內戰時期的吳稚老。在舞台上這種角色是不可少的……”

　　三月五日（三月一日宋子文已辭職獲準，行政院長由蔣介石兼代），“筆會”又以顯著地位發表林凡雜文《焦大的悲哀》，認為傅斯年雖則打起賢達的招牌，充了一陣清客策士，但斥罵宋子文的文章中“時時處心積慮提起共產黨”，用起“危言聳聽的手法”，又“不免露出焦大的尾巴來”。而“寧國府的崩潰，遠非一個奴才的嘴巴所能為之”。

　　傅斯年彈劾宋子文之舉，被《文匯報》無情地奚落為焦大和奴才的苦心，但就其所影射的傅與蔣的親密關係而言，也並非完全空穴來風。那一段時間，傅是蔣的座上客，蔣希望他能帶信給胡適，希望胡適出來為政府做事，傅對宋的不滿，曾公開在蔣麵前表露過，說他彈劾的行動，是在蔣的默許授意下進行的，並非事出無因（參見《胡適往來書信選編》）。熟悉傅斯年年譜的台灣學者王汎森也認同對傅“禦史”這一評價。也許兩張報紙的對照閱讀，能更有助於我們真實認識曆史事件，在看待權威與知識分子的關係問題上，也可帶來世故一些的眼光。

　　三月六日，《文匯報》再次就此事發表夏莊文章《宋子文胡適傅斯年》，一方麵重複上文“忠臣義仆”、“馬後炮”的看法，更對這三個人之間的關係、對傅斯年這篇文章的動機做了誅心的解釋和說明。文章認為，傅斯年這篇文章，是在為至交胡適出氣。因為胡適在抗戰任駐美大使期間，與外長宋子文發生諸多摩擦，一方麵是政見上的分歧，一方麵還是“胡博士那目空一切的作風”，以致吃了不少苦頭，兩人“勢不兩立”，胡適心頭藏了不少“舊恨新仇”，總想一吐為快。因此，“趁著TV宋因金潮而惹致眾怒之時，素與胡博士有福同享有禍同當的傅氏，勇於‘道義’，瞄準了TV宋，放了幾炮，果真，打得他頭破血流，走開了行政院。炮是放響了，宋子文是走開了，胡適也可以心平氣和了，論功行賞，新來的人，莫辜負了這位炮手吧！”

　　胡適與宋子文的摩擦，其中有沒有是非？傅斯年與胡適的交誼，其中有沒有大義？文章沒有理會這些，所采取的手法是一概歸之於私，並一概加以蔑視，這與前麵所舉的黃裳文章一樣，是以小節來引申大義。顯然，這已不是朋友或客觀之道了，而是決裂的兩個陣營之間的刻薄話。從另一個角度講，這些今天看起來刻薄得有些異常的措辭與言論，也刊布流行，顯然有支撐其合理性的環境。可以想象，那裏有一個被憤怒、不信任、和完全對立情緒支配的廣大人群。

　　新近由三聯書店出版的曹聚仁作品集中，收有曹聚仁寫於一九五○年代的《采訪外記 采訪二記》，其中“二記”筆墨所及，正是抗戰勝利以後到國民黨政權全麵崩潰那幾年上海的新聞界，談到當時的局勢，也談到當時的《大公報》與《文匯報》，這為我們回到那個時代提供了一個第三者的眼光。“動蕩的大局，動亂的上海，人心惶惶，哪個不愛看亂說的消息？哪個不愛看亂道的謠言？因此，《大公報》利市百倍（曹按：在我眼裏，《大公報》的報道是基本公平屬實的）”，“有一時期，《文匯報》在學生群中的銷路，直線上升，還在《大公報》之上呢；連《大公報》那麽吞吞吐吐的論調，也不能滿足青年的願望呢。”“那年報紙的銷路，隻有《文匯報》是超過了《中央日報》、《正言報》、《東南日報》（這都是第二級的報紙），趕上第一級報紙，天天在增加。它已經成為青年學生的共同讀物，其鋒芒之利，隻有五四運動時期的《全國學生會日報》和民初的《民立報》可以相比。它在上海的銷數，達四萬份左右，和《新聞報》、《申報》相差不遠了。這也可以看到文化教育界的趨向。”

　　五

　　進入一九四七年以後的《大公報》、《文匯報》，在文化觀念上的爭論，好像進入了陣地戰。

　　《大公報》從戰爭期間的一大張四版已恢複為兩大張八版，新聞之外，相繼開辟了多種副刊，除前麵提到的胡適主編的“文史”，還有沈從文、楊振聲主編的“星期文藝”，“市政工程”，“新科學”等，多從建設性著手，格調平和。副刊的平和深厚，與《大公報》社論的尖銳潑辣相對照，可看出《大公報》在文化立場和政治立場兩方麵的立意與籌劃。

　　一九四七年三月，《文匯報》同時推出了六種周刊：“新思潮”、“新文藝”、“新經濟”、“新社會”、“新教育”、“新科學”。其中經濟、科學、教育等是從原來的周刊改名而來，起關鍵和領頭作用的，是“新思潮”和“新文藝”。這幾種周刊請的社外編輯，其陣容相當堂皇。郭沫若主編“新文藝”，侯外廬、杜守素和吳晗主編“新思潮”。這些周刊鮮明地亮出了馬克思主義的史學觀和文藝觀，高倡人民至上，用服務於人民和服務於權貴來分別知識分子人群。郭沫若親自為首先麵世的《新思潮》寫刊首語，並特別針對胡適在《大公報》“文史”副刊上的宣言說話。文章的標題是《春天的信號》：

　　春天來了……我們歡迎幼稚，歌頌幼稚，歌頌人類的青春……

　　點滴主義者有一個漂亮的主張：“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不錯，這看起來相當漂亮，但其實是幌子。待合乎他的利益他要說話的時候，他可以不要任何“證據”；待不合乎他的利益他不敢說話的時候，所有的“證據”都丟進茅坑裏去了。但我們也不要那麽天真，以為那種漂亮的幌子就是真正的科學。真正的科學是更謙虛，然而也更勇敢的。它有時有十分證據隻能說一分的話，而有時有一分證據卻能說十分的話。

　　……我們歡迎青年，我們歡迎沒有名流意識的真正學者，沒有大師臭味的真正專家。這樣的學者和專家也就是永遠的青年。

　　同期侯外廬的《新思潮的障礙》，應該說在說理上更為痛切沉著，他說：要知道在關鍵處糊塗下去，扯什麽“理未易察，善未易明”，以自解脫其認識真理與改變現實的責任，那是思想界的鄉願（偽君子）！……如果在最近五年間每年在主要關鍵來到時都說“理未易察，善未易明”，糊塗地抉擇一個立場，或者在認識上發生自己一次一次地“君子可欺之以方”，那必一任“激”出一個悲劇的中國，絕沒有順當地“轉”變為民主中國的前途。

　　他認為胡適一派學者，“惟知徇風氣”，“不知持風氣”，用新瓶裝舊酒，隻能加速“激”的危機，而取消“轉”的正途。

　　陳白塵先生（當時他曾擔任《新文藝》主編，郭沫若的助手）在事後回憶《文匯報》怎麽會一下子推出這幾個“新”字頭的周刊的文章中說：

　　《文匯報》編輯會議為何作出這樣的決定呢？依我估計，可能是國內政治形勢使然。當此時也，偽國大召開，國共和平談判破裂，解放戰爭已經開始，特別是中共代表團即將撤退了，不能不作的一種戰略部署。即在文化陣線上集中優勢兵力，開辟一個新的文化陣地。

　　但這六個周刊存在時間不到半年。一九四七年五月，隨著《文匯報》的被第三次停刊，這些聲音也消失了。

　　郭沫若是“沒說過大公報一句好話”的人（王芝琛語），《文匯報》停刊後，包括他在內的一大批文化人、民主人士都遷移到香港。正是在香港，郭發表了產生巨大影響的《斥反動文藝》，文中更猛烈地將《大公報》稱為“集禦用之大成”的“反動堡壘”，起著“麻醉讀者的作用”：

　　對於這種黑色反動文藝，我今天不僅想大聲疾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

　　禦用，禦用，第三個還是禦用，

　　今天你的元勳就是政學係的大公！

　　鴉片，鴉片，第三個還是鴉片，

　　今天你的貢煙就是《大公報》的蕭乾！

　　當然，這樣的怒吼並不是出現在《文匯報》上。不過可以想象，如果《文匯報》不停刊呢？

　　《文匯報》頻頻發起的對《大公報》文章、作者、編者的攻擊，已經不能說是無意。所以，這也引動筆者的猜想，當一九四七年六月《文匯報》被第三次停刊後，《大公報》沒有表達一點聲援的意思（此點被儲安平當時所詬病，徐鑄成晚年回憶錄中也流露不滿），是不是表明事出有因，“大公”已經起了嫌隙了呢？

　　六

　　重新翻看舊報，紙上的雲煙仿佛還是熱的，有著燙人的溫度……

　　《大公報》、《文匯報》的“左”“右”之辯，已經在曆史中各自遭遇自己的結局。種下的一切“因”，得到了各自的“果”。曆史中哪裏聽得見人的喟歎！重溫這一段同城兩報的曆史，也許可以讓我們在認清來路中變得稍許深沉與緩進？所有關於文化與政治的問題，青年與老年的問題，今天仍然存在，而我們又將如何自處？

　　前文所提及的陳白塵的“估計”，是不是準確呢？可以肯定的是，從共產黨一方，肯定已經在積極進行文化戰線上的鬥爭部署，但從《文匯報》方麵講，卻不能視作簡單地接受任務。那個時候，不論《大公報》還是《文匯報》，編輯記者中都有不少共產黨員，但他們的身份是保密的，報社的抉擇，與他們對報社的影響，之間有主客之分，不能看作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陳白塵文中所說，隻能看成是在後來的曆史時期，對當時狀況所作的一個大而化之的“估計”。

　　今日之是非，不是當時之是非；當時的“左”與“右”，不是一九五○年代的左與右，不是一九九○年代的左與右，更不是今天的左與右；任何一個簡單的選擇可能都暗藏陷阱。

　　重溫兩張報紙“不黨”“不私”的報人宣言，重溫那一代報人“不黨”“不私”的報人理想，其中尚有值得議論之處。

　　那一時期，《大公報》、《文匯報》其實有一個非常大的共同作者群，僅由副刊團結的文化人來看，陶行知、夏丏尊、巴金、李健吾、鄭振鐸、茅盾、葉聖陶、胡風、田漢、傅雷、臧克家、汪曾祺等都是兩張報紙的共同作者，《文匯報》副主編柯靈也是《大公報》作者。魯迅逝世十周年（1946年10月），兩張報紙的副刊均連續發表紀念特輯，許廣平先生的文章是給《大公報》的。

　　當時《文匯報》所發表的激烈文字，大多出於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之手，現今可考的靜遠（潘齊亮）是清華在讀學生，史靖是西南聯大學生，黃裳也不到三十歲。要看到這其中有一張年輕報紙的選擇，這裏有新報紙爭取青年讀者群的努力。

　　當時的左派，即使等於“共產黨”，也是在野的身份，是受打壓、冒風險的；更多的時候它不是黨派概念，挑起戰火的黃裳就不是中共黨員。況且，那時他還可以一邊寫文章罵胡適，一邊托靜遠去向胡適要手跡（見黃裳著《珠還記幸·張奚若與鄧叔存》），而胡適呢？“據靜遠在信中得意地告訴我，胡適聽後笑了笑，爽快地打開墨盒從容地寫下了‘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九個大字，題了款並簽了名。”這就是當時左與右！

　　對社會不公正的敏感，對民主的向往，加上年輕的才情，挑戰文化老人的勇氣，以二十啷當歲自創與大人物平視的心理地位，是蘊涵於這些左派文字中的光與火；或許也是支持一切左派文字更深刻的生命要求吧？如黃裳在《舊戲新談》的後記中談到當年，“劍拔弩張，像煞有介事，‘忽發狂言驚四座’，這種快樂我是直至現在還可以記憶起來的。”而且也如胡適所說：“青年不左傾，誰當左傾？隻要政府能維持社會秩序，左傾的思想文學並不足為害。”

　　“隻要政府能維持社會秩序”，這句當年胡適在給蘇雪林的信中加著重號的話，實在是重中之重，因為這頃刻間就變成非現實的夢想了，同城兩報的曆史也走到了它的盡頭（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後《文匯報》複刊，之後兩報還有一段同城共處的曆史，但雙方都因為在新的時代環境內喪失權威性與可依賴的讀者群，因此乏善可陳，這段曆史姑略去不談。《大公報》上海版由於經營困難，於一九五二年底停刊）。

　　《文匯報》，這張鮮明地追求過左的理想，被國民黨政府定性為“言論左傾”的報紙，被過來人評價為“老左翼的報紙、共產黨的朋友”的報紙，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中，卻成為“右派”的淵藪，“反右”的重災區，是全國新聞界右派人數最多的單位之一。包括總編輯徐鑄成、副總編輯浦熙修在內共有二十二名編輯記者被錯劃為右派，有兩人自殺，餘多數被發配北大荒勞動改造。

　　徐鑄成晚年回憶錄中，曾憶及反右運動初起時的一個細節：他去北京參加全國人大，老朋友鄭振鐸設宴招待，席中談及當前局勢，徐鑄成說：“如果我們也被打成右派，豈不令人寒心？萬一有事，誰還敢挺身擁護黨？”在座的宋雲彬慘然笑曰：“天下已定，以後不會有什麽萬一了。”之後兩個月，徐、宋均成為點名右派。徐鑄成從此以後，也就完全退出了在《文匯報》的工作。

　　如果從“不黨”“不私”的報人理想角度講，徐鑄成成為“右派”，以及《文匯報》成為一張“右派”報紙，又何嚐不能被看做一種題中應有之義的贖回？徐鑄成是以“報人”為人生目標的。《文匯報》當年之所以為“左”，隔年之所以為“右”，它在一九四六和一九五六兩個年代的命運轉捩，緣其有一報人的追求於其中，畢竟是一場悲劇，而尚不至於淪為笑劇。

　　董鼎山先生也是那個年代過來的人。在《文匯報》創刊六十周年慶典時，身處美國的他應邀寫過一篇文章《兩個名字》，紀念《文匯報》早期報人徐鑄成和柯靈。文中有一段談到自己的經曆：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各大報在上海複刊。那個夏季我剛從聖約翰大學畢業出來，考入《申報》當記者，其實我最高願望是進入《大公報》或《文匯報》。當時的青年讀者有一種成見：《新聞報》與《申報》是商賈市儈的讀品，高雅的知識分子才喜愛《大公報》、《文匯報》。今天我可以把這種態度看做知識界的“勢利”，但它也反映了這兩份報紙對思想進步、知識青年的影響。

　　也許，董鼎山先生所表達的，才是一種輕柔的福音。它表達了一個年輕人在成長中被兩份不同立場的報紙所帶來的風雨所滋養。他的無分別心，是一份無意間表達出的對報人、對言論自由的感恩。也為我們理解當年的同城兩報找到另一條可信賴的秘密小徑。

　　2007年5月31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