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投資學大全集

一、“他們都應該知道我的規矩我一年隻向他們匯報一次投資情況

　　巴菲特從來也不曾背棄格雷厄姆的信條：大量買進那些股價遠遠低於其“內在價值”的股票。隻是他對價值的界定已經有所不同了，確切地說他對價值的界定範圍更廣泛了。對於巴菲特來說，迪斯尼公司龐大的影片庫的價值，可能不一定精準，並且不是由賬麵價值來體現的，但是它和工廠之類的有形資產同樣真實存在。

　　一個人在投資的世界裏到底要做什麽呢？並不是盡可能少納稅，盡管這是為了達到最終目標需要考慮的因素之一。但是，目標和手段不能混為一談。真正的目標，應該是實現盡可能多的稅後利潤。

　　——沃倫· 巴菲特走出老師的陰影巴菲特合夥公司在60 年代以每股7.6 美元的價格買下了位於馬薩諸塞州新貝德福德的一個紡織廠——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一小部分股份。1962 年，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股票的超低價格對於格雷厄姆的學生們來說絕對是極富吸引力的。這家位於美國東部的脆弱的美國成衣製造商一直都在同成本低廉的南美和遠東對手們苦苦抗衡。

　　但從賬麵上看的話，買進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還是一筆比較可觀的生意。每股運營資金為16.5 美元，是其股價的兩倍多。作為格雷厄姆和多德學派的忠實擁護者，巴菲特看上了這隻股票，並且逐漸增加了持有量。

　　不論投資成敗與否，巴菲特都向世人表明了一件事，自己已經不再隻是步老師的後塵了，他比格雷厄姆在投資上更加果敢，更願意在某隻股票上下工夫進行研究，更迫切地想要成為勝者。天道酬勤，巴菲特的業績必將會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

　　但如果仔細研究你就會發現，巴菲特開始有了不同的思考模式。他已經不僅會用格雷厄姆偏愛的量化角度來考慮問題，更學會了從品質的角度去評價一家企業。當巴菲特看到一種股票時，他開始不再把股票看做簡單的資產負債表，而是一個具有獨特魅力和潛能的鮮活企業。1963 年，也就是巴菲特投資於伯克希爾－哈撒韋後的第二年，巴菲特開始嚐試購買與其以往所投資不同類型的股票了。他所投資的新公司也許連一間廠房都沒有，也沒有固定資產，大多數時候，這樣的公司最有價值的商品可能就是自己的品牌了。

　　美國運通公司因為一起訴訟案股價在1934 年跌至34 美元一股，華爾街的股票經紀人幾乎異口同聲地說道：“賣！”但是，巴菲特決定買進。他私下裏把自己公司1/4

　　的資產都用於買入這隻股票——一隻背負著尚未明了但可能是天文數字的債務的公司股票。如果這一次投資判斷失誤，那麽化為泡影的不僅僅是他辛苦積攢起來的財富，更是他苦心經營掙得的榮譽。

　　美國運通的首席執行官克拉克希望能夠息事寧人，他承諾補償給倉庫的債權人6000 萬美元，但是他依舊遭到了美國運通股東們的起訴，他們稱克拉克把他們的資產“恣意揮霍”在了一種“華而不實”的道德義務上。

　　巴菲特並不這樣看，他特意去看望了克拉克，主動介紹自己是一位友好的股東。

　　“巴菲特當時買進了我們的股票，”克拉克回憶說，“任何在那種危難關頭買進公司股票的人都是真正的兄弟。

　　看到巴菲特支持克拉克，美國運通公司的一位律師希望他能夠出庭為克拉克作證，巴菲特果真來到法院，告訴股東們他們不僅不應該起訴克拉克，還應該為克拉克一了百了地解決了這個麻煩而感到慶幸。他解釋說：“在我看來，那6000 萬美元就像是本該發給股東的紅利，但不小心在郵寄途中丟了。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他們宣布丟失的是6000 萬美元紅利的話，大家並不會感到要大難臨頭了。

　　盡管訴訟案依然還在進行，但是美國運通的股價已經有所回升了，不過巴菲特沒有像格雷厄姆一樣馬上套利。巴菲特本人很欣賞克拉克，並且喜歡美國運通的產品，因此他繼續增持公司的股份。

　　不過這時候，伯克希爾－哈撒韋的經營前景也陷入了一片慘淡愁雲之中。由於紡織品市場不斷萎縮，公司陷入了虧損的境地，隻得不斷地關閉旗下的廠子。但是巴菲特持續不斷地買入公司的股份，並且他已經逐步取得了公司的控股權。如同登普斯特機械製造廠的情形一樣，巴菲特進入了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董事會，想要力挽狂瀾。

　　盡管公司身陷困境，但巴菲特還是這樣對合夥人說：“伯克希爾－哈撒韋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

　　那時候的巴菲特把自己所管理資金的大部分都壓在了這兩隻股票上，並且這兩隻股票可以說是迥然不同毫無關係的，就好比一本書的封麵和封底一樣。按照巴菲特的形容，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從“量化”的角度很吸引人，因為它價格足夠低廉，而美國運通公司主要是其“品質”吸引人，它的產品出眾而且有很多管理精英。盡管巴菲特認為偏離數字以外的軟性方法是幫人作出判斷的次要依據，他還是無法把握到二者的均衡點。“買入股票的主要理由還是價格便宜”，他回憶，但他也對品質因素給予了“極大的關注”。

　　巴菲特沒有向任何人透露自己持有多少美國運通公司的股份。但巴菲特此時已經慢慢脫離了格雷厄姆光環的籠罩，開始另辟蹊徑，嚐試更多元的投資方式，他在信中也和合夥人有了更多的交流話題。巴菲特寫信是希望多和他們溝通自己的投資策略，匯報投資的收益情況，進而向合夥人傳達他的投資理念。他此時變得更像個老師了。

　　但是現在巴菲特心中的想法大部分已經不是出自老師格雷厄姆之口的了，也不是《聰明的投資人》一書中的句段，而是巴菲特自己的獨立見解。巴菲特的話時而堅定有力，時而幽默詼諧，時而自我解嘲，讓人感到他比30 多歲的一般投資經理人要淵博得

　　多。雖然他還是一個年輕人，但他對自己充滿了自信。

　　那個時代處於管理階層的人士，大多都會在工作和生活中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形態。他們在辦公室裏往往是個強人，回家之後就變得溫順無比。不過巴菲特是個例外，不管是在工作場合還是在家中，他的風格都是一如既往。在巴菲特的小兒子彼得的眼裏，父親就像一台機器永遠不知休息。日複一日，巴菲特都在圍繞自己的事業旋轉。

　　“我記得曾經送給他一張生日卡片，”彼得回憶說，“他很快地打開，然後馬上就合上了。

　　他掃了一眼就結束了，而我以為他至少要給我一點道謝的表示吧！”巴菲特在與合夥人的溝通中卻總是表現得十分熱情，但在自己年幼的孩子跟前卻表現得如此木訥。後來彼得在藥店裏發現了一本叫《為父手冊》的書，他對母親說道：“應該給爸爸買本看看。”於是，蘇珊就買了這本書回家。巴菲特看到這本書之後，就把彼得叫到書房裏問他：“嗨！出了什麽事？你這是什麽意思？”彼得說自己並不是要教他該怎麽做父親，但那是彼得當時的感覺。但是，巴菲特明顯地感到憂心忡忡，不過他盡量不把種情緒表現出來。他努力想對彼得示好，但在小彼得看來父親對此還是心不在焉的。他的三心二意曾經鬧過很多笑話。有一次，他一本正經地從樓上跑下來，問家裏人書房裏的綠色壁紙哪兒去了，其實蘇珊早在幾年前就把它換掉了。蘇珊對巴菲特算是很寬容的了，盡管他對很多事都不聞不問，但從本質上來說他是個地地道道的好人。就像蘇珊對她姐姐所說的那樣，“看著這麽有趣的一個活寶，你想發火都沒脾氣了。”另外，蘇珊很清楚，甚至連孩子們都知道，巴菲特一直都有自己精神上的追求，所以他的注意力可能顧及不到瑣碎的家庭生活。家裏人半開玩笑地把巴菲特的書房稱為“寺廟”，覺得他的工作就像是位老和尚在苦心創作“一幅作品”一件藝術品。蘇珊曾經這樣對一位曼哈頓的經紀人朋友溫伯格說：“我們麵對現實吧，畢竟我嫁的是個鋼琴大師亞瑟· 魯賓斯坦般的人物。

　　溫伯格完全能了解蘇珊的意思，因為他不但是個音樂愛好者，更對蘇珊家十分了解。巴菲特會在睡夢中哼唱起華爾街的和弦、協奏曲，甚至是整部交響樂。遊戲時候，溫伯格會為巴菲特演奏“幾段樂曲”，希望能帶給他一些新鮮感。有一次他告訴巴菲特說有一隻水泥股票的價格偏低，巴菲特卻立即反駁道：“但賬麵價值沒有任何用處，看看過去7 年裏水泥股票的買賣記錄就知道了！”

　　其實從這種解釋的背後還可以看出另外一種原因，那就是巴菲特對自己的投資手段非常自信。1965 年，當溫伯格從埃及旅行回來之後，巴菲特和蘇珊到他在曼哈頓的公寓看望他。當年去過埃及的美國人少之又少，所以溫伯格迫不及待地想要把金字塔Buffett 的幻燈片展示給他的這位朋友看。

　　誰知道巴菲特隻是平淡地回答說：“我有個更好的主意，你不妨把幻燈片放給蘇珊看吧。我不如到臥室裏讀一份公司年報，這豈不是更好嗎？”金字塔根本不是他所關心的東西，就像他家的壁紙一樣。

　　巴菲特身上常帶的年報很可能就是迪斯尼公司的。在他去拜訪溫伯格期間，他還去紐約時代廣場觀看了一場迪斯尼公司的新片《歡樂滿人間》。顯然，巴菲特對影片中的女主角朱莉· 安德魯斯沒有什麽興趣，他真正感興趣的是迪斯尼的股票。

　　巴菲特穿著灰色的西服，夾著公文包坐在電影院的座位上，一邊還吃著爆米花。

　　他猛然發現其他觀眾都在盯著他看，他突然意識到自己是唯一一個沒有帶小孩來看這部電影的成年人，因此肯定會讓人覺得很奇怪。

　　當電影開始放映以後，其他觀眾終於把他忘得一幹二淨了。巴菲特發現他們都目不轉睛地盯著電影屏幕，於是他就暗暗問自己，假如今天、明天以及電影上映的時候就萬人空巷的某一天，如果每家影院的票房收入自己都能分到一杯羹，那將會是多大的一筆財富呀！

　　巴菲特一家在夏天裏去加州的芒格家做客，兩家人一同去了迪斯尼樂園。孩子們在樂園裏盡情地玩耍，巴菲特則和芒格從財務的角度對每項娛樂設施都逐一進行了了解。

　　後來巴菲特還親自拜訪了沃爾特· 迪斯尼本人。巴菲特見到沃爾特· 迪斯尼時，他穿著一件短袖襯衫，顯得非常年輕。巴菲特被沃爾特· 迪斯尼對工作那種孩童般的熱情深深打動了，覺得他和自己如此相似！

　　那時的迪斯尼股票市盈率還隻有10 倍。巴菲特希望自己能像看待一家公司一樣來分析這隻股票，就好像是在奧馬哈城的一家願意出售給他部分股份的公司一樣。巴菲特認為，迪斯尼公司最有價值的財富是它珍藏的經典卡通形象和電影，比如《白雪公主》和《小鹿斑比》等。假如換了別人是肯定不會對這種難以測度的股票感興趣的。

　　但是，經過巴菲特的估算，單單迪斯尼公司擁有的卡通形象和電影本身就值股票的賬麵價值了。另外，他還可以擁有迪斯尼樂園的一部分股份，並且可以讓那位平易近人的迪斯尼先生成為他的合夥人。經過這樣一番思考之後，巴菲特斥資400 萬美元買下了迪斯尼公司5% 的股份。不過沃爾特· 迪斯尼先生在當年就去世了。

　　相信自己才能抓住時機有一點是需要搞清楚的，那就是巴菲特從來也不曾背棄格雷厄姆的信條：大量買進那些股價遠遠低於其“內在價值”的股票。隻是他對價值的界定已經有所不同了，確切地說他對價值的界定範圍更廣泛了。對於巴菲特來說，迪斯尼公司龐大的影片庫的價值，可能不一定精準，並且不是由賬麵價值來體現的，但是它和工廠之類的有形資產同樣真實存在。

　　顯而易見巴菲特買進美國運通的股份其實就是遵循格雷厄姆的準則，這個時候美國運通已經逐漸走出訴訟案的陰影了。到了1965 年，它的股價已經拉升到每股73.5 美元，這個數字是最低價時的兩倍。當年，巴菲特合夥公司的贏利率超過道瓊斯指數33

　　個百分點，這的確是一項驕人的戰績。

　　巴菲特對合夥人說，不要指望永遠都能實現投資的高贏利率，然而第二年合夥公司的贏利率又高出道瓊斯指數驚人的36 個百分點。他以前作出的悲觀預測結果又被自己更好的投資業績打破了。巴菲特擔心自己今日的輝煌業績可能會成為合夥人心中明天失望的種子，因而也一次次地預先為自己失敗作出預告。1962 年1 月——如果我的投資業績不佳，我估計合夥人會撤出資金。1963 年1 月——毫無疑問，我們的投資也會遭遇冰川期……1964 年1 月——我認為我們不可能總是能夠跑贏道瓊斯指數……

　　1965 年1 月——我認為我們的投資收益率不可能長期保持超過道瓊斯指數16.6.1966

　　年1 月——1966 年7 月——個百分點……凡是那些認為輕而易舉就經常能取得1965 年投資業績的人，也許正在參加哈雷彗星觀測者俱樂部的每周聚會。我們也會遇到虧損的年份，也會遇到跑輸道瓊斯指數的年份，我對這一點是確信無疑的。

　　盡管自己的投資業績好得反常，但這些確實都出自巴菲特的原話。盡管他非常謹慎，但是行動極其堅決。就在合夥公司經營的第二個5 年之中，他們取得了輝煌的業績，10 年之後，合夥公司的資產總共增長了1156% ，然而道瓊斯指數隻增長了122.9% 。

　　巴菲特創建的有限合夥公司的資產總額上升了704.2% ，這是道瓊斯指數上漲幅度的6 倍，而他自己也得到了非常可觀的利益分成。對於那些在巴菲特創業初期就跟隨他的投資者來說，比如埃德溫· 戴維斯一家，每10 萬美元的投資已經增加到了804 萬美元的財富。和其他人一樣，戴維斯一家一直在注入更多的資金。

　　巴菲特合夥公司的總資產截止到1966 年初已經達到了4400 萬美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巴菲特已經是在經營一家有相當規模的企業了，雖然它的規模比那些龐大的共同基金公司還要小得多。剛剛三十多歲的巴菲特已經步入千萬富翁的行列了。他在1966 年1 月給合夥人的信中寫道：“蘇珊和我的資產已經達到6849936 美元了，要打理好這麽一大筆錢，足以防止我下午偷偷溜出去看電影了。

　　巴菲特的合夥公司在1968 年僅僅純利潤就達到了4000 萬美元，年贏利率高達59%，總資產增加到了1.04 億美元。巴菲特在沒有靈感的時候，卻管理著空前多的資金，而此時的市場也是達到了頂峰，他經曆了業績最好的一年。他跑贏道瓊斯指數不是僅僅5 個百分點（這是他定下的最低目標），而是足足50 個百分點。他說，這種贏利業績“是百年一見的稀罕事，就像一局牌中抓了13 張黑桃一樣”。不過這也是他最後一次輕輕鬆鬆就得到的戰績。

　　這時候牛市的繼續似乎已經舉步維艱了，但是華爾街的專家們不顧已經很高的整體市盈率，還在死命地推薦熱門股票。美林公司買進了市盈率為39 倍的IBM 公司股票，巴奇證券公司把施樂公司的股票推到50 倍的市盈率，布萊爾公司是把雅芳公司的市盈率抬高到56 倍。在這樣高得離譜的贏利水平下，假如投資者把自己的所有資產都壓在雅芳公司的股票上，那它至少需要半個世紀才能收回自己的所有投資。難道說它真能“值”那麽多錢嗎？曾經有一個基金經理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覺得在某個時刻股民們認為某種股票價值多少，股票就真的能值多少。很多大學的捐贈基金都覺得“應該持有IBM 、寶麗來和施樂公司等熱門股票。因而他們肯定能做得不錯的”。巴菲特告誡人們不要忘記一個從表麵上看不出的微妙區別：“價格是你所掏的錢，而價值才是你真正得到的。

　　然而這一切都沒有意義了，到現在局勢已經無法逆轉，巴菲特對找到理想的股票徹底失望了。1969 年5 月，《商業周刊》把弗雷德· 卡爾評為“全美最優秀的投資組合經理”。同一時間，這個奧馬哈人拿定了主意。因為擔心自己陷入絕境，另外也擔心自己多年來賺到的家業付諸東流，最後巴菲特作出了一個令人非常吃驚的決定，宣布離開投資界，得知他開始清算合夥公司的時候，合夥人們都不知所措。就在這個時候，當牛市掀起一波波高潮時，他卻準備隱退了。

　　目前股市的這種局麵讓我無所適從，我也不希望去玩一種自己根本都不明白規則的遊戲，最後卻讓自己多年來苦心經營起來的事業都毀於一旦，我還是趁現在急流勇退為好。

　　巴菲特能作出這樣的決定是難能可貴的。在華爾街，人們絕不會主動關閉一個企業並償還資金，更不會在它鼎盛時期這樣做，也不會在公司取得最佳業績之後主動這樣做。以前，從來沒有人這樣做過。雖然巴菲特有很多條路可以選擇，他大可以把股票清倉，將股市上的資產換成現金以靜待時機，合夥人都希望由巴菲特來掌管公司的資金運營，而他自己也總是感到肩上有一種無法推卸的責任，必須要帶領整個合夥公司向前邁進。自從1967 年他寫給合夥人那封具有曆史意義的信以後，他曾經試圖讓自己不要幹得那麽像“拚命三郎”，然而，隻要他繼續待在“這個舞台上”，他就絕不可能真正活得無憂無慮。

　　在他的朋友霍蘭德看來，巴菲特總在不斷思考自己的一生，尤其是他將如何處置自己的金錢，他現在擁有的個人總資產已經達到了驚人的2500 萬美元，並且巴菲特已經向合夥人暗示過他將改變道路。

　　“你們中的有些人會問：‘你下一步打算怎麽辦？’我對此沒有任何答案。我隻知道當我60 歲時，我會盡力實現一些其他的個人目標，這些目標與我在20 歲之前設定的人生目標會有所不同。

　　這個時候大家開始逐漸發現，巴菲特作出的急流勇退的決定是多麽的英明。直到5

　　月份，道瓊斯指數一直停留在1000 點左右的高位。然而，到了6 月份，道瓊斯指數突然下滑到900 點以下，一個個泡沫紛紛破滅。利頓實業公司是當時最典型的大盤藍籌股，它的股價比極盛時期下跌了700% ；淩－特姆科－沃特公司的股價迅速從每股169

　　美元一路狂跌到25 美元。許多華爾街的證券交易公司紛紛關門大吉。紐約證券交易所大廳內原來懸掛著醒目的標語——“在美國商界擁有你的股份”，後來悄無聲息地摘了下來。速利基金也是灰飛煙滅。

　　巴菲特費盡心力下使得合夥公司在1969 年維持了7% 的利潤率，這也是合夥公司的最後絕唱。雖然這是業績不佳的一年，不過還是跑贏了道瓊斯指數18 個百分點。巴菲特一直以來預計公司業績下滑的年月從來沒有出現，他在每一個季度都有贏利，並擊敗了道瓊斯指數。

　　有人作過這樣的比方：“假如一個投資者在1957 年將1 萬美元投入道瓊斯指數，那麽13 年後他獲得的總利潤將達到15260 美元。但是如果同樣多的資金投入巴菲特合夥公司中，扣除巴菲特自己的利益所得之後，將會產生150270 美元的利潤”。假如換用另一種算法，巴菲特的投資組合每年增長速度為29.5%，大大超過道瓊斯指數的7.4%。

　　人們或許能在其他領域找到可以與巴菲特相媲美的英傑，譬如音樂界的莫紮特、貝多芬，但在投資業來說巴菲特的成就是無人能與之比擬的。

　　曾有投資公司試圖買下巴菲特的合夥人名錄，但他將他們一一拒絕了。然而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巴菲特從前的投資者將把他們的錢投到哪裏去呢？巴菲特隻告訴他們一個名字：比爾· 魯安，他是格雷厄姆班上一個循規蹈矩的學生，那時，他在建立一個新的共同基金——塞凱亞基金。巴菲特還勸許多合夥人推薦對它進行了投資。

　　巴菲特寫了一封長信告訴他的合夥人，說他將把自己的大量資金都注入城市證券裏，他還勸說合夥人做出同樣的投資，但他申明以後他將不會再繼續提供投資谘詢意見了。這封長信的形式十分隨意，不過內容非常具體。早在紐約市發生財政危機5 年前，他就已經感覺到了可能會出現的麻煩。他在這封信中有一段忠告：

　　“你們將發現我不會買大城市發行的債券，因為我對如何分析紐約、芝加哥、費城等大城市的財務狀況毫無頭緒。你們對紐約市的財政狀況分析跟我的分析應該是一樣的，我承認很難想象市政府在超過貸款期限後就不再償付欠款。我分析債券的方法和我分析股票的方法很相近，如果有什麽是我不明白的，我寧可不去為此煩心。

　　合夥人公司對投資做了清算，僅僅保留了兩項投資。這兩項分別是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和多元零售公司，後者是本傑明· 羅斯納的聯合製衣公司的控股公司。這樣一來，每位合夥人都可以選擇持有兩家公司的股票或是把自己的股份套現退出，巴菲特自己則選擇了留下這些股票。

　　“我覺得這兩家公司未來的成長性都很好，我很高興自己的淨資產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投資到這兩家公司中去。

　　他勸說合夥人在評估這兩家公司中較大的伯克希爾－哈撒韋時，不要單純地把它當做一隻股票，更要把它當做一個企業來全麵考慮。但是，他的說法還是讓人感到有點晦澀難懂。在一定程度上，他自己對紡織業並不感興趣；但另一方麵，他卻很喜歡管理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那個年輕人。他覺得伯克希爾－哈撒韋每年都能帶來10%

　　左右的資產增值，不過他並沒有就此做出明確的預測。另外，雖然他希望參與伯克希爾－哈撒韋的政策製定，不過他的合夥人都明白他沒有任何義務“轉移興趣”。

　　還有一次在一封寫給合夥人的信中，巴菲特把他們都臭罵了一通，因為他覺得他們過分關注避稅，以致影響了正常的投資規劃。巴菲特指出，人生中的許多錯誤可能都是由於人們忘了到底應該追尋什麽而造成的。

　　一個人在投資時到底要追求什麽呢？並不是盡可能少的納稅，盡管這是為了達到最終目標需要考慮的因素之一。然而，目標和手段不能混為一談。真正的目標，應該是實現盡可能多的稅後利潤。

　　他還說由於人們與生俱來的對納稅行為具有的厭惡之情，這往往會阻礙他們去理智地采取行動，這也是巴菲特在投資時想方設法要避開的誤區。在巴菲特認為，最終人們隻有三種方法可以避稅：一、放棄財產；二、把苦心經營獲得的利益都虧損掉；三、帶著這些財產走進墳墓。“這三種方法對於我而言都太極端了”。巴菲特在那以後也多次談到了同樣的話題。

　　其實如果把這些事件聯係起來研究，從中可以發現很多巴菲特的內心想法。如果單獨看巴菲特在這一時期寫下的每一封信，令人印象更深的是他對事業發展的堅定信心。這些信都寫於家人已經熟睡的深夜，信中字裏行間也滿含著巴菲特的自我感覺，體現了巴菲特對於自己的坦誠。當然，這些信的作者本人也和信中一樣的坦然。

　　收到這些信的人大多都和巴菲特有著密切的聯係，他們可能是巴菲特的家人或朋友。但他與所有合夥人之間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很單一的，但對於巴菲特來說卻有特殊的意義。

　　按照巴菲特的個人意願來說，他願意和所有的合夥人都保持在一定的距離上。然而作為一個普通合夥人，巴菲特在信中實際上表達了他內心最關切的問題。假如說他在合夥公司中的工作就像是給自己繪了一幅自畫像的話，那麽從這些信背後所表達的問題恰好反映出了他自身的性格。他用這些半年一次的書信給合夥人提供了更多商業信息，使得他們的預期以及想法盡量和自己保持一致。與其說是在寫信，不如說他是在和他們的心溝通：

　　我並無法推測出整個股市或商界的走勢和波動情況。假如你認為我能夠做到這一點，或是認為這對於一項投資來說非常重要的話，那麽你就不應該入股這個合夥公司。

　　有一點對於巴菲特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那就是他的合夥人要絕對信任他。他和蘇珊把自己90% 的個人財產都注入了這家合夥公司，巴菲特的助手比爾· 斯科特也一樣。

　　巴菲特向合夥人拍胸脯保證說：“我們大家絕對是在同一條船上的。巴菲特會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和合夥人商討公司的運營細則及方向，而且每次都解釋得非常具體，因為他很清楚，如果雙方在這一問題上有誤解的話，會使這艘船失去方向。有一次，一個合夥人貿然闖進了巴菲特在凱威特廣場辦公區的接待室，非要問清自己的資金到底投在了什麽上麵。那時巴菲特正在和一位銀行家比爾· 布朗談生意（比爾· 布朗後來當上了波士頓銀行的董事長），所以巴菲特就告訴秘書說自己現在很忙。不一會兒，秘書又回來了，說那個人非要見巴菲特。巴菲特離開了片刻，回來後對秘書說：“把那個人的錢退給他，讓他走人。”巴菲特對比爾· 布朗說道：“他們都應該知道我的規矩，我一年隻向他們匯報一次投資情況。

　　巴菲特從不會花時間去預測自己投資的回報率，但他對於一件事情是非常執著的，那就是他的合夥人必須能夠公正地看待它——在做評判他的時候不摻雜任何感情因素，而是根據不偏不倚的數學尺度：“我篤信在行動之前需要確定一種尺度。回想起來，幾乎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因為和這樣或那樣的因素發生聯係而看上去不錯。但其實巴菲特自己在開始的時候就定下了一個基本的目標，那就是要讓公司的年均贏利率比道瓊斯指數高出10 個百分點。對這件事，他向自己的投資者進行了更深入的闡述。他說道，道瓊斯指數反映的是一組30 隻股票的平均股價表現，而且是沒有人進行管理的。不過很多投資公司的贏利狀況卻趕不上它。巴菲特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麽那些擁有聰明才智、經過專業訓練並拿著高薪的‘華爾街理財大師’，竟然無法使自己投資組合的回報率超過這一組完全無人管理的股票組合呢？”他發現這些投資經理都有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極有可能會把保守的投資組合——一組定價合理的股票與傳統的投資組合相混淆。他們的差別雖然微小，所以隻要仔細比較就能看出異同。大多數投資經理常常不管價錢是否合適，就會買上一堆表麵風光的股票，例如美國電話電報公司、通用電氣、IBM 公司的股票等，這樣的做法隻是傳統的投資組合，絕對不是保守型的投資組合。巴菲特尖銳地批評了華爾街盛行的這種從眾心態的運營方式：“我的看法或許帶有偏見，但我認為手裏拿著一大堆魚龍混雜的股票，又想實現出色的投資業績，這幾乎是不可能的。然而類似這種決策趨同的做法卻逐漸在華爾街的各個基金會和公司蔓延開來，也正是由於這種做法，各家基金公司雖然名號不同，但是投資業績相差無幾。此外，這還帶來了一種非常具有蒙蔽性的推論，“隻要是達到平均水準就是‘安全’的”；相反，一旦打破常規就是危險的。巴菲特則提出了不同意見，他覺得聽上去符合邏輯的做法可能是符合傳統的，但經常會導致反傳統的行為。巴菲特堅持的是一種堅決反傳統的投資組合。他把自己的大部分資金都放在美國運通、伯克希爾－哈撒韋和其他很少幾隻股票上，整個合夥公司的大部分資金隻投入Buffett 到5 隻股票之中。在理想的情況下，假如巴菲特能找到50 隻同樣“出色”的股票，他肯定希望自己的投資能夠多元化。然而在現實世界中，他發現自己其實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目前幾隻滿意的股票。

　　他對華爾街那些投資理念與自己背道而馳的基金經理不屑一顧，也就是說，他把華爾街的大部分“精英”都嘲弄了一番。在華爾街，投資多元化似乎已經變成了一條定律。基金經理們往往迫不及待地買入幾百隻不同股票。借用比利· 羅斯的說法，巴菲特甚至懷疑，那些基金經理對所持有的每隻股票的簡單了解甚至比不上一個酋長對自己100 個老婆的了解程度。任何買進這麽多股票的投資者，他們遇到任何事情都必須要做兩手準備。這樣的投資者都應該去駕駛穩當的諾亞方舟。

　　對於一個足足涵蓋了幾十甚至上百隻股票的投資組合來說，假如某隻股票價格下跌時總的投資業績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那麽這隻股票價格上漲也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這樣，股票的種數越多，投資組合的贏利率可能會與大盤的漲跌情況越發地趨近。

　　相對於一個剛剛開始玩股票的新手而言，這可能是一個穩妥、理想的做法。然而在巴菲特看來，這種做法和職業的投資專家是相背離的，因為別人聘請投資專家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讓投資回報率超過市場上的平均水平。如果買進很多隻股票，隻會讓人覺得這位投資經理根本不懂得如何選擇成長性最好的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