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投資學大全集

二、“現在是發財的時候了！”

　　巴菲特的家人常常會討論一個問題，那就是到底是什麽東西在冥冥之中牽絆著他。他們都認為巴菲特的工作是偉大的，是值得他為之奮鬥一生的事業，他在工作的時候是任何人也無法打擾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判斷是對的。巴菲特的童話世界裏發生了很多故事，而在20 世紀70 年代早期到中期，這個童話世界裏發生的一切也是從未出現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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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不盲目，絕對理性對巴菲特來說他會盡量避免盲目預測股市的發展前景，相反他更願意逐一分析每家公司長期的贏利預測，尤其不會按照人們的預期來買賣股票，因為他習慣於相信自己的邏輯思維。假如某人能“預測”股市的行情走勢，就好比他能預測到當一隻鳥飛離樹梢時會朝哪個方向飛走一樣，那隻能是一種猜測，而不是一種理性的分析。

　　20 世紀60 年代的牛市對於華爾街的年輕一代來說就像初戀一樣充滿了新鮮感，連他們交易的許多股票都是全新的——電氣公司、大型企業集團、小規模成長型企業。這些股票的價格上漲需要股民的信心支撐，當時人們對股市的信心十足，股市牛氣衝天。然而在這種情形之下，巴菲特卻對市場充滿了焦慮，他恪守自己的商業投資機密到了近乎偏執的地步。他的股票經紀人都明白，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談起巴菲特買了什麽股票，甚至於對辦公室裏的同事都不能提起。巴菲特在奧馬哈的一位牌友凱· 克特爾回憶說：“巴菲特甚至懷疑有人在凱威特廣場附近的黑石飯店對他辦公室進行了監聽”。凱· 克特爾說，“他甚至還專門聘請了保安公司的人來辦公室做了檢查，結果什麽也沒有發現。

　　其實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別人是否竊取他買賣股票的信息，而在於他根本找不到足夠多讓自己滿意的股票。另一方麵原因是，格雷厄姆的學生很多，再加上擅長電腦更加助他們一臂之力，他們已經捷足先登把市場上的很多績優股都收入囊中。到了1967 年初，巴菲特覺得有必要提醒自己的合夥人，一些新的基金在業績倉的處理上已經超過了自己。另外，他還警告說，自己原先泉湧不斷的靈感現在正“慢慢枯竭”。雖然他不分晝夜地來尋找投資機會，但是他的話語中還是透露出一種失望。他說：“如果自己靈感的源泉已經完全枯竭，就會立刻如實地告訴合夥人，那時大家就可以自己選擇其他合理的投資方案。

　　巴菲特之所以會有如此的反應，正是因為華爾街出現了非理性的投機衝動。對於很多基金經理來說，這是股市高歌猛進的歲月。人們對電子類股票趨之若鶩，每一支新發行的電子類股票都會被當做第二個施樂公司，被人們一次次追捧。難道真的是華爾街突然出現了一大批電子專家嗎？假如誰問出了這樣的問題，那肯定是他還沒有真正了解這個時代。那時的華爾街把電子類股票當成寶貝。類似美國音樂協會之類不起眼的股票，都會因為把自己稱作太空之聲電子公司從而搖身變成股市上的寵兒。隨後出現的是股民們對那些高科技股的追捧，造成這股潮流的是一些大型企業集團，例如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利頓實業公司（Litton Industries ）和淩－特姆科－沃特公司（

　　Ling －Temco －Vought ）等，那些公司掀起了一股相互兼並的狂潮。那個時候對經濟充滿信心的公眾不相信官僚主義，把所有的信心都注入了這些龐大的組織（或技術）。

　　此後在市場上出現了一種“非注冊股票”（letter stock），這是一種未經登記的股票，一般來說是由那些經營前景很不明朗的公司發行的。所以，這類股票的定價方式十分奇特。雖然這些不同的風潮都有潮起潮落的時候，不過每當一種風潮消退時，馬上又會有另一種新的風潮隨之而來。因此在20 世紀60 年代末期，華爾街的投機氛圍變得越來越濃烈。

　　“速利基金”（performance fund ）可能是這個投機時代理財產品的代表，它的出現對於傳統的共同基金是一種挑戰。這樣的新型基金並不希望在長時間運營期內趕超大盤的平均贏利水平，而隻是著眼於每一個季度、每個月、每周乃至每小時內都可以迅速獲利。速利基金往往是由那些追求眼前利益的短線投機者所操作。他們頻繁地在不同類別的股票之間轉換，不斷追捧那些熱門股票，好像一個演員到處走穴陶醉於掌聲一樣。他們的目標其實非常簡單，那就是要在市場行情的波動中牟利。傑拉爾德· 蔡是曼哈頓基金的經理，他也是這個時代經營速利基金的代表人物。有人說，那時隻要有任何一點傑拉爾德· 蔡涉足某隻股票的傳言，都會引發市場上的軒然大波。傑拉爾德· 蔡這樣的唯利是圖的人根本看不上霍華德· 巴菲特所說的大隱於世的境界。

　　這個時代的投機之風充分地體現在了弗雷德· 卡爾身上，他掌管的企業基金（Enterprise Fund ）在投資者當中掀起了一陣狂潮。在1967 年，他掌管的基金利潤率高達驚人的116% ，遠遠超過了巴菲特任何一年的業績。弗雷德· 卡爾經常願意關注一些小的成長型公司以及大量非注冊股票。媒體們也把他捧上了天，讚美他“冷靜而又果敢”。他也被視為新崛起一代投資經理中的精英。弗雷德· 卡爾甚至在他貝弗利山豪宅的浴室裏都安裝了電話，他開著一輛捷豹車到處奔波。他的辦公室裏充滿了現代氣息，而他自己也恪守簡單的投資策略：“我們不會愛上任何東西，每天早晨起來，每樣東西都是可以要出售的，包括證券組合裏的每一隻股票，甚至於我的衣服和領帶。

　　表麵看來似乎那些從事短線投機的基金經理確實越來越富有，假如熱門股票上漲了，為什麽不簡單地跟著買進？這個問題也困擾著巴菲特。他在日記中記下了自己的感受，這既是為自己的利益考慮，同時也是為合夥人的利益考慮。對於當時的“投機風潮”，他寫道：

　　“這同我的分析判斷背道而馳（也許這是我的偏見），更不符合我的投資風格。我是不會拿自己的錢以這種方式來進行投資的，因此我也確信不會用你們的錢來這樣投資。對於投資決策，如果我不了解其中某項關鍵的技術，我就不會貿然買入這樣的股票。我對半導體和集成電路的了解程度，並不比我對某些動物的交配習慣了解得多。

　　巴菲特覺得此時股市的投機之風太過瘋狂，自己是時候及時刹車了。1966 年初他決定合夥公司不再接納新的合夥人了，他甚至收起了自己辦公室的股票行情機，隻是每天翻看著厚厚的《穆迪手冊》和幾張老照片。1966 年春天，股市的急劇下挫讓所有人都損失慘重，低迷的情緒充斥著股票市場。巴菲特也可以緩口氣了，他的公司又逃過一劫。

　　這時候大批的投資者轉而開始做短線投機。有些合夥人給巴菲特打電話，“警告”

　　他市場可能還會進一步走低。對於這樣的電話，巴菲特一一回駁並提出兩個問題：一、如果他們在2 月份就知道5 月份道瓊斯指數會到865 點，那為什麽他們當時不讓我進入市場呢？二、如果他們在2 月份不知道以後三個月的行情，5 月份又怎會知道以後的行情呢？

　　顯而易見，合夥人們都希望等到未來市場走勢開始明朗的時候再售出股票。出於某些原因，市場評論家在看問題時往往都有一個特殊的盲區，他們認為當前的“不確定性”利空因素出盡之後，人生接下來的每一天都豔陽高照。但事實上任何人都無法把握目前的不確定性，也並不會影響他們得出這樣的判斷，那就是未來並不會有陰霾壓頂。對此巴菲特隻好一再重申：“關於未來如何，我是從來不得而知的。

　　然而，道瓊斯指數的確開始下探到700 點附近，不過從總體看，股市依然保持著正常的交易量。曾經有兩次，正當巴菲特想要出手買進他認為成長性不錯的股票時，競爭對手先行一步把股票搶走了（與大多數職業投資人一樣，巴菲特投資股票時都是逐步建倉的，從而避免在大單買入時引起價格飆漲）。有一隻股票的價格超出了他所能承受的範圍，另一隻則被別人坐莊了，但這些也並沒讓他心態失衡。

　　“我巴菲特又殺回來了”

　　巴菲特合夥公司在1966 年和1967 年花了大約1500 萬美元買下了兩家零售企業，這兩家企業分別是位於巴爾的摩的霍克希爾德－科恩百貨公司和服裝連鎖店聯合製衣公司。對於這兩家公司，巴菲特買下的不隻是部分流通股份，而是整個企業。這種做法在其他基金經理人中都是聞所未聞的。巴菲特購買股票都是基於長遠考慮，但霍克希爾德－科恩百貨公司和聯合製衣公司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他的手腳。他不可能像弗雷德· 卡爾一樣，一個電話就輕鬆地把公司賣掉。此外，認為城市貧民窟零售業已經江河日下的說法也不利於股價穩定。然而，這兩家公司都很便宜，而且巴菲特認為如果由他來經營，一定能賺到很多錢。

　　華爾街此時依然陶醉在前所未有的投資喜悅中。投資股票不隻是利潤可觀，而且第一次令人對此趣味盎然。成交量一直在飆升。設想一下，從50 年代巴菲特剛開始正式投資股票時，紐約股票交易所每天的換手量頂多是200 萬股，而到了1967 年，這一數字卻已經猛增到1000 萬股。這樣的例子可以明確表現出這種投機心理的迫切，當艾比· 霍夫曼1967 年夏天參觀紐約股票交易所的時候，突發奇想地從觀光走廊上向場內扔下美元鈔票，致使下麵的職員們四處奔走搶奪鈔票。在美國西海岸，科萊納貝爾經紀公司的客戶們站在行情機前狂喊道“漲停、漲停、漲停”。就這樣，道瓊斯指數又攀升到了900 點附近。

　　1970 年夏天，當巴菲特和他的高爾夫球友羅伯特· 比利格離開球場的時候，巴菲特發現俱樂部裏熱鬧非凡，人非常多，於是就問羅伯特· 比利格發生了什麽事。羅伯特· 比利格貌似鎮定地說道：“那是給你慶祝40 歲生日呀，去看看吧。”當巴菲特茫然地站在那裏時，人群已經朝他蜂擁而來，齊聲合唱大家熟悉的生日歌。表麵鎮定的巴菲特其實已經從內心裏被深深地打動了。他已到了中年，已經建功立業了。在奧馬哈他已經算是個知名人物：不僅是《太陽周報》董事長，更是奧馬哈國民銀行的董事。有一位訪客曾指出，巴菲特能夠“如數家珍地報出每一座大樓和公司的財務特點”。

　　巴菲特在清算了合夥公司之後，可謂是一身輕鬆了，關照一下肯· 蔡思和伯克希爾－哈撒韋紡織廠花不了多少時間，他的3 個孩子也都已經不小了。《林肯每日星報》

　　的一個欄目把他刻畫成一個無憂無慮的人物，說他在一個有4 個房間的舒適套間裏運籌帷幄操控著他的投資，過著“優哉遊哉的生活”。巴菲特簡潔明了地對一位想向他討教的年輕基金經理說：“我已經不在投資圈裏幹了，隻能拒絕所有求教的要求，也包括你的要求。”聽起來好像華爾街人士將再也無法聽到他的任何意見了。

　　巴菲特在40 歲生日之後，又重新在弗吉尼亞州的威廉斯伯格召集格雷厄姆的支持者們聚首，不過這次格雷厄姆沒有參加。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巴菲特是其中唯一一位已經不在股市馳騁的人。此時股市的價格高得讓人望而生畏，而他自然也會想到一個問題：現在名下已經有2500 萬美元的財富了，有什麽必要非得賺取更多的財富嗎？

　　他的朋友卡羅爾· 盧米斯在《財富》雜誌中說：“巴菲特有一種強烈的感覺，他的時間和財富應該轉向其他目標，而不僅僅是為了賺更多的錢。”比爾· 魯安甚至慫恿巴菲特去競選美國總統。

　　盡管已經是個千萬富豪，巴菲特總是低調地對待自己的富有。當他巨大的財富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後，他的家人感到非常驚訝。巴菲特開玩笑地說：“我們應該在門口貼上個標記，說比爾· 斯科特值夜班負責看守錢財。”巴菲特還會開玩笑說：“負責值夜班的還有這個想讓我在遺囑裏提到他的家夥——彼得！”實際上，這並非隻是玩笑話。巴菲特其實對自己的錢是非常看重的。他告訴孩子們說，不要奢望能從他那裏得到一份遺產。他似乎擔心哪怕是給了他們一點錢，都可能把他們給寵壞。

　　或許有人覺得巴菲特的做法過於執拗，但這也讓全家人沒有任何拜金情結，而且使家庭氛圍變得輕鬆民主。在萬聖節的晚上，巴菲特一家一定會邀請每一位路過要糖果的孩子進屋，你很難想象J．P。 摩根先生或是亨利· 克拉維斯能有這麽和善。

　　1971 年，在蘇珊的極力慫恿下巴菲特掏出15 萬美元，在洛杉磯南部的拉古納海灘買下了一幢度假別墅。和其他更昂貴的別墅一樣，那裏能夠看到大海，但又不直接臨海，屋裏布置的幾把藤椅顯得特別富有情調。第一年夏天，孩子們帶著各自的朋友在那裏盡情地度假。巴菲特卻隻是從辦公室帶一大堆報紙，每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裏，不過他對孩子們的朋友很寬厚。一天晚上，他帶他們去吃飯。飯後侍者拿著他的信用卡走過來說道：“先生，您的信用卡已經超過限額了。”巴菲特詫異地看了妻子一眼，然後遞給侍者第二張信用卡，一句多餘的話都沒說，似乎隻想告訴大家他付這頓飯錢是綽綽有餘的。

　　過高的股價對於巴菲特來說一直是個困擾。自從合夥公司解散之後，巴菲特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股票。到了1972 年，伯克希爾－哈撒韋旗下的保險公司擁有價值1.01

　　億美元的證券產品，但隻有1700 萬美元是投資於股票的。他把剩下的所有資金都投到了債券上去。然而在一次次的試探後，巴菲特還是回到了股票圈。這一回，導致他觀念轉變的催化劑依然是華爾街。曾被股市泡沫破滅而嚇壞了的基金經理現在個個抱著腦袋小心翼翼，他們管理的基金現在都集中到一群廣為人知的成長型股票上了，例如施樂、柯達、寶麗來、雅芳和德州儀器公司等。這些股票被人們稱作“漂亮50”。一般的觀點看來，這些公司，不同於股市泡沫泛濫時代的那些價值被高估的股票，這50 隻股票的價格將會一直上漲，因此它們被認為是“安全的”，在任何價位都是相當安全的。

　　1972 年，“漂亮50”的平均市盈率高達驚人的80 倍。盡管可以看出華爾街從股市泡沫中吸取了一些經驗，但這些經驗不見得都是正確的。基金公司的錢紛紛集中到“安全性更好”的股票上來了，不過其實風險並不隻會在一種或幾種股票上出現，它在投資者互相追捧的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現。於是巴菲特隻好尋找其他的價值窪地，並且為伯克希爾－哈撒韋旗下的保險公司買入這些股票。他選擇了加州水利服務公司、史密斯菲爾德公民銀行、信托公司和通用汽車等多隻股票。隨後他又買進了斯克裏普斯－霍華德投資公司、克利夫蘭－克裏夫鋼鐵公司、沃那多房產公司和奧馬哈國民銀行的股票。

　　1973 年，股市泡沫最終破裂，基金經理又被嚇破了膽。那些所謂“安全”的股票正在下滑，投資人士不清楚到底該怎麽辦。一度曾突破1000 點的道· 瓊斯指數，又回落到950 點以下。整個股市陷入了信心不足的低迷狀態。華爾街剛從大繁榮之後的病痛中恢複，現在又陷入了病態。股票經紀公司的報告空洞無物，分析師們紛紛下崗，那些1969 年上市的公司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股票市值下滑一半。

　　投資者的失落情緒既給巴菲特帶來同樣的感受，同時也讓他的心裏產生了不一樣的想法。他的轉變讓人覺得似曾相識但又和以往不同，就像10 年前的電影膠片在進行回放一樣。在股市泡沫膨脹的歲月裏，他的靈感慢慢地消失了。然而現在，股市陷入低穀，他卻像一匹歡蹦亂跳的小馬駒一樣充滿了活力。

　　回想伯克希爾公司在1973 年時的股票業績，人們就會找到這樣一種印象，巴菲特似乎把整個超市席卷一空了，這兒投資國民普萊斯托實業公司，那兒又投資底特律國

　　際橋梁公司，在超市的另一條購物通道裏又找到了斯佩裏－哈欽森公司，接下來的時間裏他又買入了美國卡車公司、萬星威服裝公司、漢迪哈曼工業公司。當股市進一步下滑時，他買入的速度就更快了，J．沃爾特· 湯姆遜廣告公司、信義房產公司、國王百貨公司、添惠公司、摩西鞋業公司、福特汽車公司、米切姆瓊斯還有坦普爾頓公司、大聯合超市和斯圖貝克－沃靈頓公司等逐一被他收入自己的囊中。

　　推銷商拉爾夫在奧馬哈城時形容巴菲特，“似乎處於一種近乎狂喜的狀態中”。“他說許多人熱衷於研究棒球隊的戰績或者競賽規則，”拉爾夫· 裏格比說道，“巴菲特有Buffett 一種賺錢的嗜好，賺錢對於他而言純粹是一種享受。

　　另外一次，巴菲特的橋牌牌友、法官約翰· 格蘭特提到了一件發生在巴菲特身上的事。他說巴菲特突然眨了眨眼睛說道：“你知道嗎？有幾天我起床以後甚至想跳踢踏舞。

　　巴菲特晚上會去第50 大街的克裏斯雜貨店購買最新出版的《奧馬哈世界先驅報》

　　上麵有股票的收盤價，隨後他回到家裏讀上一大堆公司的年報。研究這麽多材料對其他人而言可能是一項繁重的工作，但對他來說這不過是一個再平凡不過的夜晚了。

　　巴菲特就像一台永遠不知疲倦的機器一樣，不僅朝九晚五地工作，而且他會主動要求輔導彼得做家庭作業，但彼得知道這並不是父親的真實目的。有一天，巴菲特回到家中時發現年幼的兒子正痛苦地坐在樓梯上，原來彼得在換燈泡的時候不小心摔了個人仰馬翻。然而巴菲特習慣於一回家就鑽進書房，這一天同樣二話沒說就從坐在地上痛苦不堪的兒子身旁走過。後來，巴菲特也意識到自己是多麽殘酷無情，隻好主動向彼得道歉。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講，巴菲特才像是這個家裏的孩子。他對工作全身心投入，簡直到了近乎癡狂的程度。他的飲食習慣一點也不講究。他害怕改變，非常依賴蘇珊。

　　他不管刮風下雨都會精力旺盛而且幽默風趣，散發出一種孩子身上常見的氣質。

　　巴菲特全身心地投入到股票投資上麵，但是這在很多方麵給蘇珊帶來了很大的困擾。據蘇珊和她的密友透露說，她期望能和巴菲特分享更多夫妻間本應擁有的幸福。

　　當他們的第二個孩子霍華德出生後時不時地遇到麻煩時，她隻好向自己的心理學家父親求助，她那不負責任的丈夫仿佛生活在一個童話世界裏。這倒不是巴菲特對家人不關心，他從來都是很善良的，家人都知道他甚至不願意有意傷害一隻螞蟻。就像彼得所說的一樣，隻是有東西擋住了他的視線。

　　可能巴菲特拿起電話在回應別人的一句“還好嗎”的問候時也顯得熱情洋溢，仿佛無法控製內心的喜悅。

　　據巴菲特的一個股票經紀人克利福德· 海斯講述：“巴菲特每天會打兩個、三個、四個甚至五個電話來。

　　“但他隻是尋求你的信息，卻不需要你發表任何的意見，他會不停地詢問一些他感興趣的公司的情況。我會問：‘你想要買多少，5000 股，還是1 萬股？’他會說：‘全買進。’

　　“他還會戴著眼鏡仔細地查看股票行情表上的市盈率，他發現很多股票的市盈率都不到10 倍，這在華爾街也是很少見的：美國的股票在賤賣，卻沒人想要。巴菲特馬上回應道：‘當別人恐懼的時候，你要變得貪婪。

　　’

　　“現在正是投資的絕佳時機。

　　對於現在的巴菲特來說，金錢已經不是要追求的目標，更重要的是其他的想法。

　　同60 年代相比，這可以說是一個大逆轉。1973 年，管理著FMC 公司的鮑勃· 馬洛特讓巴菲特幫一個忙，就是讓他在公司挑選養老基金經理候選人的時候在旁邊幫忙監督。

　　這些候選人個個都覺得自己很了不起，然而巴菲特卻覺得他們並不怎麽樣。“整整兩天，”巴菲特回憶道，“我們一直坐在那裏聽他們高談闊論，最後鮑勃· 馬洛特問我有什麽想法，我對他說這兩天完全是在浪費時間。

　　不久以後，鮑勃· 馬洛特尋求巴菲特的幫助，他希望巴菲特能為FMC 公司打理一部分養老基金。巴菲特說：“可以，不過我事先要說清楚，我首先要替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考慮，其次是考慮我和蘇珊的利益，第三位才是考慮FMC 公司的利益。”巴菲特之所以能成為香餑餑，正是因為他頭腦中充滿了好點子。

　　巴菲特對於馬洛特而言可謂是個幕後軍師。不論是領取FMC 養老金的人，還是股東，抑或是任何公眾人士，都不知道原來是巴菲特在為公司打理資金（在由巴菲特經營了5 年之後，FMC 公司的證券投資組合價值增長了51%，而在此期間道瓊斯指數隻上漲了3%）。

　　就像巴菲特自己說的那樣，他最關心的事還是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利益。

　　1973 年，他聘請所羅門兄弟公司通過出售優先債券為公司籌資2000 萬美元。一位剛從哈佛畢業的投行人士丹尼斯· 博溫在拉古納海灘和巴菲特偶遇。他們在那裏一邊看風景，一邊喝著可樂，一邊還在探討著如何完成交易。丹尼斯· 博溫還不了解原來巴菲特在華爾街早已非常有名，不久後他又在位於紐約的所羅門兄弟公司總部遇到巴菲特。當他們漫步走過寬敞的交易大廳時，很多人都衝著巴菲特揮手，交易商們也發出了一陣陣歡呼聲，因為這預示著以後巴菲特將給這家公司帶來巨大的變化。股票交易商負責人羅伯特· 施皮格爾見到巴菲特時興奮地跑過來衝他說道：“沃倫，我剛買進很多……”並且拚命地向他推銷自己的股票。

　　巴菲特出手優先債券是有著自己的考慮的：趁著便宜多撈點錢進來。然而，借款人未必熱衷於買巴菲特公司的優先債券。所羅門兄弟公司得說服他們，表明這些錢是給巴菲特投資用的，而不是用到紡織廠裏去的，債券銷售資料中再次注明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已經把投入紡織行業中的資金從2400 萬美元降到了1100 萬美元。雖然如此，借款人還是堅持巴菲特在出售股票時就必須償付他的借款。最後，巴菲特以8%

　　的利率籌到了這筆錢。沒多久，所羅門兄弟公司的唐納德· 馬奇勒給巴菲特發去了一封賀信：

　　從一個旁觀者來看，資金市場再次看出了巴菲特在財務方麵精明過人。我無法肯定今天能否為你再融到資……現在的籌資利率已經上升到了9%，你籌資的時機真是挺不錯的。

　　然而，唐納德· 馬奇勒隻知其一，不知其二。巴菲特已經開始控製《華盛頓郵報》

　　了。伯克希爾－哈撒韋當年2 月以27 美元的價位買下了1.86 萬股《華盛頓郵報》的股票。到了5 月，股票已經跌到了每股23 美元。在所羅門低息融資的幫助下，伯克希爾－哈撒韋又買進了4 萬股，不過價格還是在大跌，巴菲特卻依然在買進《華盛頓郵報》。9 月，他又以每股20.75 美元的價格買進了8.7 萬股。到了10 月，名氣並不怎麽響亮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已經一躍成為《華盛頓郵報》最大的外部股東。這份報紙可是巴菲特童年送過的，也是他心目中渴望得到的媒體財富。

　　除此之外由凱瑟琳· 格雷厄姆經營的《華盛頓郵報》旗下還擁有4 家電視台、《新聞周刊》雜誌以及印刷工廠。很多這些資產都是不公開上市的，因此難以估價。巴菲特覺得它們至少值4 億美元，《華盛頓郵報》的市值僅僅為1 億美元。

　　而那些做空的人大部分都是一些基金的經理，盡管他們對巴菲特估計的這些數字應該也不會有什麽異議。但為什麽都拋售了股票呢？理由很簡單，他們一定擔心股價會繼續下跌。他們擔心別人也會繼續拋售《華盛頓郵報》的股票。

　　巴菲特自己冷靜地分析了投資《華盛頓郵報》的方案，認定這是一個投資的絕好機會。市場上目前人氣不旺、信心低迷。在這樣的情況下，股票的價格和它所代表的資產價值之間並沒有必然聯係的，在現實世界中是很難找到這麽好的投資機會的。巴菲特回憶說：

　　然而你開始投資的時候，你就已經置身於一個現實的世界裏，你必須客觀地考慮投資的條件。當我們在一個月內買入《華盛頓郵報》8% 或9% 的股票之後，賣給我們股票的人裏沒有一個人在想自己其實把價值4 億美元的資產以8000 萬美元賤賣給了我們。他們之所以願意把股票賣給我們，是因為電信業股票在下滑，或者因為其他人都在拋售股票，或者因為其他別的什麽原因。很多人在出售股票時的心態都是不理性的。

　　到了8 月，《波士頓環球報》的母公司——聯合出版公司上市了。絕大多數人都覺得，聯合出版公司隻是擁有《波士頓環球報》這一項資產，所以股票的風險很高，然而他們卻沒有注意到《波士頓環球報》占領了當地2/3 的市場份額。一些人擔心的是，假如發生什麽事情（例如，波士頓市民不再想看波士頓紅襪棒球隊的比賽），股票就會陷入下跌之中。

　　該出版公司由兩個古老的波士頓家族所掌管，自1872 年以來開始出版《波士頓環球報》。它的發行量、收入以及利潤都一直在上漲，而且這種趨勢還在加劇。據巴菲特了解，它的競爭對手《旅行者先驅報》在上一年已經倒閉了。所幸的是波士頓變成了一個由一家報業壟斷的城市，換句話說，正像巴菲特所預測到的，一架壟斷的收費大橋正橫跨在波士頓的查爾斯河上。在巴菲特看來，聯合出版公司的壟斷性並不僅不是它的弊病，反而是它極大的優勢，因為它皇冠上的寶石沒有任何人可以染指。

　　伯克希爾－哈撒韋在聯合出版公司的股票上市後成了其股票最大的買家。在寫給聯合出版公司總裁威廉· 泰勒的一封信中，巴菲特揭示了他買進這麽多股票的理由：

　　“哈羅德，安得森（《奧馬哈世界先驅報》發行人）是我的好朋友。他可以向你作證我對好報紙是多麽感興趣，我同樣也熱衷於購買價格低廉的股票。如果能把兩者結合到一起，那種誘惑力簡直就是讓我無法抗拒的。《波士頓環球報》的股票市值隻有不到3000 萬美元，這在我看來簡直少得有些可笑。

　　巴菲特在市場投資上的秘訣之一就是一定要把錢用在最關鍵的地方。由於巴菲特及時出售了優先債券，伯克希爾－哈撒韋有了充裕的資金。伯克希爾－哈撒韋在大量買進股票，尤其是媒體行業的股票，包括布斯報業、多媒體公司、哈特－漢克斯報業。

　　這時巴菲特向霍蘭德提出了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擁有一家廣告公司到底能帶來什麽好處？理查德· 霍蘭德根本沒有多想，便口若懸河地和巴菲特談起作為一家廣告公司的老板感覺有多好。很快他發現了巴菲特意之所指：伯克希爾－哈撒韋想要買進兩家廣告公司的大量股份——IPG（Interpublic Group）廣告集團和奧美廣告集團。

　　到1974 年為止，伯克希爾－哈撒韋已經持有IPG 廣告集團17% 的股份。IPG 廣告集團的執行副總裁卡爾· 施皮爾沃格爾感覺到巴菲特有可能在考慮收購IPG 廣告集團，於是趕緊打電話給巴菲特詢問他下一步的計劃。

　　巴菲特笑著問道：“我的計劃？”

　　巴菲特向施皮爾沃格爾解釋自己純粹是為了投資才買進IPG 廣告集團的股份的。

　　他開始向施皮爾沃格爾大談自己的哲學：城市裏聯係人與人的收費媒體“橋梁”、格雷厄姆等一整套投資理論。巴菲特講的這些事情在施皮爾沃格爾聽起來，都過於簡單了。

　　身為麥迪遜大街上的智者，他可從來沒打算從西部草原的一個半吊子哲學家那裏獲得什麽啟示。事實上，他根本不相信巴菲特說的話。

　　這並沒有什麽可值得大驚小怪的。盡管巴菲特在股市上屢有表現，但事實上他的運作始終是居於幕後的，他在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年報信件中寫的內容都是事實性的，而且言簡意賅，絲毫不像他寫信給合夥人時那般文采飛揚，因此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更是讓人感到難以捉摸。

　　但是另一方麵伯克希爾公司自身的問題始終困擾著巴菲特，自從1973 年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達到了87 美元的價位以後，就一直在隨大盤下滑。到了1974 年，它的價格竟然縮水到隻有40 美元一股。人們對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幾乎沒有任何興趣，甚至連報紙上都不標出它的股價。

　　但是似乎巴菲特在頭腦裏已經為伯克希爾－哈撒韋的未來勾畫了藍圖，他還在持續地回購公司的股票，甚至讓證券業內的朋友們罷手，那些零散交易的股票一旦出現就可以第一個落入他的手中。巴菲特在奧馬哈的經紀人查爾斯· 海德爾說：“沃倫· 巴菲特不喜歡讓別人買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巴菲特這樣做的原因隻是想要鞏固自己對公司的絕對控製權，他讓公司的總會計師維恩· 麥肯齊不要對自己的公司進行投資。

　　另外，巴菲特給伯克希爾－哈撒韋買入的其他股票也是一路下滑，原先伯克希爾－哈撒韋買入這些股票時總共花了5200 萬美元，到了1973 年底，這些股票的市值已經跌到了隻剩4000 萬美元。巴菲特給洛克福特銀行的吉恩· 阿貝格寫信說：

　　“不管你覺得銀行在1973 年的經營業績有多麽糟糕，我的境況比你更慘。幸虧我在進行這些投資的時候已經解散了合夥公司，這對我的合夥人來說應該是件好事。

　　到了1974 年，公司所投資股票的損失越來越大。假如用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價格來衡量，那麽淨值跌去了整整一半，然而這似乎並沒有影響巴菲特高昂的士氣。

　　巴菲特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因為他身上具備常人所沒有的品質，那就是能夠做到不感情用事，不會因為道瓊斯指數影響自己的判斷和決策。在20 世紀60 年代，當他日進鬥金時，他卻滿腦子在考慮萬一熊市來了怎麽辦。但是當自己的投資真的麵臨困境的時候，反而使他更加興奮和躍躍欲試了。在巴菲特寫給伯克希爾－哈撒韋股東的信中，他的興奮情緒體現得非常明了：

　　“我們認為手中持有的一些股票在將來極具升值潛力，因此我們對自己的股票投資組合感到很滿意。

　　在投資史上，1973

　　1974 年的熊市經常會被人們忽略掉，但是它確實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以至於都可以和30 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相提並論了。股票像瓜熟蒂落一般，掉在地上的卻鮮有人理會。曾經熱衷於以80 倍的市盈率購買“漂亮50”股票的基金經理們，此時卻不願意購買市盈率僅有5 倍的聯合出版公司股票。這些基金的經理害怕的不是犯不犯錯的問題，而是擔心自己的投資節拍跟不上潮流。他們可能擔心自己的想法跟不上別人的變化，他們的著眼點並不是長期投資，而是隻限於某隻股票在某一季度的短期表現。

　　然而這個時代就是一個成就英雄的時代。之前，基金經理願意在模棱兩可的股票上出高價，現在對於最好的績優股都不敢買入了，盡管原來他們具有盲目樂觀的天性，但是現在這種天性已經被磨滅了。樂觀是他們的第二天性，現在已不見了。他們心中現在殘留的隻有恐懼。

　　然而在經濟陷入衰退的時候刺激經濟的方案並沒有出台。1974 年的通貨膨脹率高達11% ，這是經濟衰落的一種表現，就算在30 年代也沒有出現過這種局麵：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並存。經濟學家提出了“滯漲”（stagflation）一詞來描述這種情形：政府如果采取措施緩解其中的一個方麵，就必然會使另一個方麵更加惡化。利率上升到了20

　　世紀以來的最高點。政府變得手足無措，而且還要麵對水門事件的困擾。整個華爾街都安靜了。政治圈裏的話題是彈劾，而金融圈裏的話題則是蕭條。

　　華爾街又一次籠罩在陰霾的氛圍當中，“漂亮50”股票跳水的幅度高達80%。這些股票從峰頂跌到了穀底，寶麗來從149 美元跌到14.125 美元，施樂從171 美元跌到49 美元，雅芳從140 美元跌到18.625 美元。即使是華爾街上最大的養老基金管理者，同時也是“漂亮50”中的翹楚摩根保證信托銀行也把客戶的資金虧損了近2/3，信托公司也不再為信托客戶買進股票了。極具諷刺意義的是，現在卻是買進所有股票的大好時機。

　　7 月底道瓊斯指數下探到757 點，到了9 月底，更是下挫到607 點。假如僅用道瓊斯指數衡量的話，美國工業企業的市值已經蒸發了40%。然而，道瓊斯指數還沒有見到最後一跌的盡頭。自1968 年以來，股票的平均價格已經下跌了70%，在夏季的一個交易日裏，有447 隻股票集體跳水，這樣的數據甚至超過了人們談之色變的大蕭條時期。這一波熊市延續了6 年，比1929

　　1932 年的熊市整整長了一倍。巴菲特和其他人一樣也對通貨膨脹憂心忡忡。在這樣的市場情況下，他唯一能做的是要盡力挖掘潛力股，例如報業類的股票，因為它們的贏利前景是看好的。另外，他避免買入那些資本開支很大的公司（因為在一個通貨膨脹的世界裏，資本密集型企業注入的很多資金都轉移到新設備和存貨上去了）。

　　即使這樣巴菲特也沒有被人們對於宏觀經濟形勢的預測誤導了自己的判斷。舉個典型的例子，位於費城的亞納爾－比德爾公司告誡自己的客戶趕緊拋售可口可樂、百事可樂、樂倍公司以及七喜公司的股票，因為有可能會出現能源危機：

　　各大超市裏都出現了這樣一種現象，顧客都願意每趟多買點東西而不願意經常跑超市。顧客也許越來越不願意在車上堆放又沉又笨的大箱軟飲料了……

　　股市的情況讓人無比沮喪，海登斯通證券公司建議，假如要進行大單的股票交易，還要再往後推延一下，“等到局勢更加明朗了再出手吧”。難道會有人在市場的契機到來之前提醒海登斯通證券公司嗎？此時人們喪失的不是投資的理性與智慧，而是一種堅忍不拔的精神，要按照自己的信念百折不撓地一路往前走。也就在這個時刻，1974 年10 月初，巴菲特生平以來第一次對股票市場公開作出了預測。他是在接受《福布斯》雜誌采訪時作這番表態的，那時候道瓊斯指數下挫到了隻有580 點。

　　《福布斯》雜誌的記者問他：“您有什麽感想？”巴菲特回答說：“現在正是投資的絕佳時機。

　　他對於未來的市場已經沒有了疑慮，雖然它的股票現在的價格還很低，但他的熱情絲毫不減。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有一大堆股票，巴菲特還在日複一日地不斷買進。

　　“我把投資也看做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事業，因為在這個棒球場上沒有人逼迫你必須擊球。你站在擊球區，投手投來了47 美元一股的通用汽車股票，又投來了39 美元一股的美國鋼鐵公司股票！你即便不擊球也不會受到任何懲罰，頂多會喪失一些機會罷了。你可以整日以逸待勞，等待喜歡的投球出現再揮棒擊球就行了，然後趁外場手打瞌睡的時候，向前一步將球擊飛。

　　巴菲特於1969 年瘋狂的牛市中告別了股市，然而現在當市場一片委靡時，他又係好了釘鞋，拿起了球棒。對巴菲特來說，從來沒有“買進還是不買進”之類模棱兩可的東西。正如他對《福布斯》雜誌所說的那樣，“現在正是投資的絕佳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