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下卷）

33、給孩子一個光明的未來

　　給孩子一個光明的未來――《無聲的群落――大巴山1964-1965老知青回憶錄》

　　定宜莊

　　《無聲的群落》一書，輯錄的是1964、1965兩年到四川省達縣地區達縣、鄰水等九個縣的社辦林場、茶場和畜牧場落戶的重慶知青集體撰寫的數十篇回憶。

　　近十年來，由老知青集體撰寫的回憶錄，在近百種有關知青題材的出版物中，占據了很大比重，相當引人注目。這種形式參與性強、容納量大、形式隨意多樣，撰寫的過程往往也成為某一群體的知青共同回憶當年歲月、增進相互感情的方式……不僅廣受知青歡迎，也在眾多對1949年以來曆次運動和事件的記錄中獨樹一幟……

　　城市知青上山下鄉，大多數都是集體結隊前往，人員的構成，都有某些共性。除了客觀條件的限製之外，知青的組合也多少有些自由度，譬如“文革”時同一派別的同學會集體報名前往某地，同校同班或一個家庭的兄弟姐妹乃至鄰居好友也會選擇同一個插隊地區等等。下鄉之後多年同命運共患難的磨礪，更使他們對那段生活擁有了共同的回顧。而回城之後，盡管經曆不同、地位各異，但凡是還能夠集聚在一起撰寫回憶錄的，也往往多年並未完全中斷聯係，互相間的影響也使他們對當年經曆的反思，多少具有某種共性。城市下鄉知青由此而以當年下鄉的地方為基礎，形成諸多的小群體，由這些小群體撰寫的回憶錄，也帶有明顯的集體記憶的特征。有過上山下鄉經曆的過來人，可以從中讀出各個群體間的差異；作為為曆史留下的記錄，眾多這樣的集體記憶，會使人們對知青這段曆史的認識更豐滿更多樣；而從這些回憶錄表現出來的不同群體對知青生活的反省與思考，也為人們留下知青一代人對這段曆史反思的參差不齊的蹣跚足跡。

　　雖然每個知青的群體都各有其特點，編著的回憶錄也都各有自己的光彩，但寫作《無聲的群落》的這個知青群體，還是非常獨特的一群，那就是他們都是1964――

　　1965年間，也就是“文革”前的下鄉知青。

　　眾所周知，在上山下鄉的知青中，以“文革”時滯留在校的所謂“老三屆”知青人數最集中，牽涉麵最廣，影響也最大。對於這場運動和這代人命運的回顧與反思，也由他們首當其衝，所謂青春無悔，所謂知青情結，主要就是由他們中那些成功者喊出來的，知青的話語權主要掌握在他們手上。他們的聲音如此洪亮，掩蓋了其他知青群體的聲音，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在這場曆時二十餘年的運動中，還存在著諸多其他群體。而被人遺忘最甚的兩個，一個是回鄉知青，還有一個，就是像重慶市這些到大巴山社辦農場下鄉的中小學生一樣的、“文革”前的城市下鄉知青。

　　十年前我與劉小萌一起寫《中國知青史》，我寫的部分名為“初瀾”。把重點放在“文革”之前的初衷，是因為作為史學家，研究任何曆史事件都必然要追根溯源，但越寫到後來，我就越發現這個“文革”前的知青群體的不可忽視，這不僅因為他們是知青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這場運動的先驅，還尤其是因為他們遭遇的不公與歧視，從根本上揭示了“文革”及其前後的那些做法給中國人造成的悲劇命運。

　　早在“文革”開始之前，這些十幾歲的青少年，就已經成為一代人當中的弱勢群體了。固然在無論哪個人群中，都會有強勢與弱勢之分，但問題是他們之成為弱勢乃至在升學、就業等一係列問題上遭受種種歧視，原因十分不公正，都是因為所謂的“家庭出身”。看到在《無聲的群落》一書中，他們訴說著當年接到不錄取通知書時的迷茫失望，尤其如盧曉蓉《詠雪四題》，寫到學校還在刻意向她隱瞞這樣的事實時，相信讀者都會像我一樣，感到心靈痛苦的顫動。

　　在人生起跑線上遭遇的不公正，顯然會影響人的一生。他們在農村經曆“文革。”

　　……對於這場運動的荒謬性和危害，有著比當時在校學生更早和更深的省悟，他們中一些人把“文革”當做一次改變命運的機會，但1967年7月9日《人民日報》社論“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以及始發軔於同一年的“老三屆”知青上山下鄉的大潮，卻徹底粉碎了他們的希望。在本書上卷的第二部分“紅色懺悔錄”中有幾篇文章，尤其是萬源縣夏先爭的《回首“烏托邦”》，非常具體詳細地描述了知青在“文革”期間追求、奮爭及至失敗的過程，以及如鄰水縣李忠公的《曾經，我們都是“戶口兵”》中所寫那些中學紅衛兵對老知青的不理解與輕蔑，都可以作為不可多得的史料來看。與此同時，很多人對於當時由於幼稚、由於單純而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也有頗多反思，如萬源縣張弘在《政治悲劇中的“跑龍套”者》一文中稱：“我曾經對一位知青朋友說，知青是中國政治悲劇中的配角。他斷然認為，知青連配角都談不上，充其量是跑龍套的，因為配角畢竟還是一個‘角’……”敢於正視這點，是需要勇氣的。

　　待到1971年後的招工大潮來臨時，這個老知青群體的弱勢又一次凸顯，這次不僅由於出身，還因為年齡，這使他們的回城之路比後來的知青走得更艱辛。甚至到1977年恢複高考時，“在有的縣，1965年的高中畢業生根本沒有資格報考，理由是年齡太大了……”（宣漢縣任宗景的《夢斷1977》）本書主編鄧鵬在序言中也提到：“老知青當中參加高考的人卻寥寥無幾。原因是經過了在農村和城市十三四年的蹉跎，絕大多數老知青的學業已經荒廢，加上坎坷的經曆，他們已經心灰意冷。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一些達縣地區的基層單位和教育行政部門竟然禁止高1964、1965級的老知青參加考試。”而更悲慘的，還有1964、1965級高中畢業下鄉的女知青，待到知青大規模返城的機會終於來臨的時候，她們早已過了談婚論嫁的最佳年齡。

　　與一些早期結集的知青集體回憶錄相比，《無聲的群落》的敘事風格更為平實樸素，對這場運動以及自己經曆的思索也更成熟，更客觀。即以篇幅之巨來說，眾多的知青回憶錄，也鮮有能出其右者，從中亦可見參與者的投入程度。

　　我與大巴山這個群體的知青們同齡，隻是比他們多了一次上高中的機會，雖然這個高中也僅僅讀了一年。“文革”中我曾有過與老知青接觸的機會，但囿於當時的年齡和境遇，對他們並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麽真實的理解和認識。對此我在《中國知青史――初瀾》中有過反思，我提到過：

　　（老知青）的返城風已經預示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麵都是根據不足的……但是，他們的經曆、他們的抗爭與思考，都沒有引起社會應有的重視。

　　那些紅衛兵，也就是在校青年的大多數，尤其是北京等城市的中學生，對於他們的先行者，態度是相當的冷漠無情。當他們又一次豪情滿懷地邁上這條道路的時候，幾乎沒有人想到，他們將重蹈這些先驅者的覆轍。他們甚至忘記了在他們之前，早已有一百多萬知識青年踏上了這條道路。直至今日，他們還不無驕傲地宣稱，是他們的下鄉，卷起了全國知青運動的大潮，是他們為中央提供了這樣一個思路。

　　請原諒我在這裏重複自己的話，不僅是因為讀這部《無聲的群落》，又引出我寫作《中國知青史》時曾經發出的同樣的感喟，還因為我想證實，我是真的尋找了他們將近十年。當其時，“老三屆”知青的集體回憶錄已出版數部，“青春無悔”的歌唱也正是豪氣幹雲，那時我是那麽費心費力，想傾聽到這些老知青的聲音……但他們卻好像已經隱沒到茫茫的人海中，始終默默無語。本書主編鄧鵬稱這個群體為“無聲的群落”，有心者應能體味其中隱含著多少的悲苦與不平。所以，讀到這本書，如果以一句話來形容我的心情，那就是“相見恨晚”。我為終於聽到了他們的聲音，也為他們一經亮相就有這樣的精彩，而由衷地高興。

　　“給孩子一個光明的未來”，這是本書中很讓我感動的一句話，它表明了這些老知青曆經人世的坎坷艱辛之後，仍未放棄自己的曆史責任，這正是他們寫作本書的動力。因此我把這句話作為這篇小文的標題，也用這句話來祝福這本書中的所有作者，以及他們的，還有我們的、所有知青的孩子們。

　　作者簡介

　　定宜莊：女，滿族，北京市人。1968年到內蒙古牧區插隊，1974年回城。1978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1982年在中央民族大學曆史係攻讀碩士學位，1985年留校任教，1990年獲博士學位。1993年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所。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員、博士研究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