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下卷）

11、回家

　　劉天立

　　在20世紀60年代，成都到原西昌專區會理縣的公路裏程大約為七百五十公裏，成昆鐵路未通車前，坐長途客車回成都需要四天，票價為36元。這對於從成都到會理縣插隊落戶的知青來講，相當於一個全勞動力五個月左右的勞動收入。要買車票乘車回家，是極不容易實現的奢望。因此，盡管我們這一夥1964年4月下鄉時才十六歲左右的小青年天天想家，但一直到1966年初的兩年多的時間裏，都沒有條件，也沒有機會回家，隻能在寧靜的夜晚“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了。朝思暮想的回家夢讓小知青們演繹出許多悲壯的回家故事。

　　巧乘免費車

　　20世紀60年代中期，當攀枝花市（原渡口市）開始建設時，成昆鐵路尚未通車。

　　中央有關部門從北京、遼寧、山東、河南、安徽等全國部分省市抽調人員組建了五大汽車運輸公司，每天通過公路從成都拉運各種建築物資到攀枝花市，返回成都時全是放空車，這就讓知青們找到了免費搭車回家的一條通道。但是，要順利地免費搭上放空車也不是一件易事，需要通過各種方式“換取”駕駛員的同意。

　　通過摸底調查，知青們找到了打通關節的“潤滑劑”：當時是計劃經濟時代，又正處“文革”時期，日用品非常緊缺，成都市按工資額為每個職工發放工資券，憑券購買緊缺日用品。外地來川的駕駛員很希望在成都買些緊缺日用品回家孝敬父母，工資券就成了知青們向駕駛員申請免費搭車的“介紹信”。遠在成都的知青家長們為了早日見到久別的親人，千方百計地八方搜集工資券，才讓許多知青巧妙地打通了免費搭車的關節，得以實現回家的願望。這條免費回家之路一直延續了五年左右，直到1971年7月1日成昆鐵路通車以後，知青們才開始選擇更快捷的實現回家願望的交通工具――火車。更有意思的是，由於當時來川支援建設的駕駛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未婚男青年，不少還是從部隊轉業的複員軍人，又有一份令人羨慕的，在當年是非常吃香的汽車駕駛員職業，對於下鄉六七年、因出身不好被招工單位拒之門外的大齡女知青來說，能與出身好又有固定工資收入的駕駛員攀上親，也不失為一種跳出農村、曲線回家的途徑。所以，原本隻是想免費搭車回家看望父母的知青中，又有一些人隻好有意無意地在搭車回家過程中，與那些有意找媳婦的駕駛員們碰撞出了愛情的火花，跟隨完成任務返家的駕駛員們回到其異省他鄉去安家落戶了，她們最終也沒能回到自己的老家。

　　智搭串聯“車。”

　　下鄉插隊兩年多，無時無刻不想家。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接見大串聯的紅衛兵後，全國各地為紅衛兵大串聯設立了許多免費食宿的接待站，我們終於找到了回家的機會。我們十個誌同道合的小知青組建了“廣闊天地長征隊”，打扮得像紅衛兵一樣，頭頂紅軍帽，臂戴紅袖章，打起綁腿，背起背包，開始了艱難的步行長征“串聯”，其目的當然是回成都老家。由於我們畢竟不是紅衛兵，為了回家選擇了冒充紅衛兵搭“串連”車，一開始我們內部還是有分歧的。第一天宿營後，就展開了“還繼不繼續往前走”的辯論。盡管雙方都找出各種理由支持自己的“觀點”，但是，對家鄉的思念統一了大家的思想。第二天一早，我們又高唱毛主席語錄歌踏上了回家的征途。我們每天平均步行六七十華裏……吃盡了苦頭，遇到了難以想象的困難，但我們始終積極樂觀，一往無前。每天……我們一邊行軍，一邊向沿途老百姓宣傳毛澤東思想，散發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像章，演出自己編排的文藝節目。所到之處，受到彝漢同胞們的熱烈歡迎。我們在零下三度的寒冷冬天翻越銀裝素裹的拖烏山時，與修建成昆鐵路的工人們在寒風刺骨的工棚裏舉行了大聯歡。大家用各種文藝表演形式歌頌工農兵抓革命促生產、歌頌毛主席、歌頌毛澤東思想。直到深夜，大家的熱情仍然很高，久久不願入睡。第二天我們踏上征途前，一位工人兄弟還硬把自己身上穿的棉大衣脫下來送給我們隊伍中年齡最小、穿得最單薄的一位兄弟，讓我們感動不已。當我們拜謁劉伯承元帥與彝族首領小葉丹結拜弟兄的彝海時，仿佛又回到了當年的紅軍時代。正是紅軍戰士艱苦卓絕、百折不撓的長征精神，鼓勵我們克服困難，一往無前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們在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那一天從海拔三千多米的泥巴山上的雪地裏衝下山時，盡管每個人的全身上下都裹滿了冰雪，雙手和臉蛋都凍得緋紅，但我們卻都情不自禁地放聲高唱起“太陽啊，霞光萬丈，雄鷹啊，展翅飛翔。高原春光無限好，叫我怎能不歌唱……”。因為我們都知道，翻過了泥巴山，離家就不遠了。經過近20天的艱苦跋涉，我們十位兄弟姐妹終於從會理縣步行走回了老家。隻有經曆過多彩的風雨人生，才能真切體會到“回家的感覺真好”。

　　結伴混火車

　　1971年7月1日成昆鐵路通車以後，成都知青回家的路子又多了一種方式――混火車……當年，想回成都的知青一般都要為家鄉的親人帶一些諸如黃豆、胡豆、糯米粉……板栗、石榴之類的當地土特產，大包小包地背上幾十斤。從會理回成都，需要先搭長途汽車至永郎火車站，再轉乘火車北上，經過德昌、西昌、冕寧、瀘沽。

　　烏斯河、峨眉、眉山等站，次日上午才能抵達成都。到了永郎汽車站後，要爬很大的一個坡才能到達火車站，加上汽車到達永郎的時間和自攀枝花市開往成都途經永郎車站的火車的停留時間很接近，怕趕不上火車，知青們一下長途汽車就得身背幾十斤重的包袱小跑步爬坡去趕火車，那個狼狽勁兒就像難民逃難一樣。正因為如此，為了互相幫助，打算混火車回成都的知青們，一般都會邀約幾個知己……結伴而行。

　　要成功地混火車回成都，需要闖過三關：上車、查票、出站。而要全部順利過關……一要憑本事，二要看運氣。

　　混上火車最常用的有兩個辦法，一是買站台票，憑站台票以送客的名義混上火車……另一個是買短途票（隻買距永郎火車站兩三站就到站的車票）上車。當然，也有趁車站工作人員不注意從背向站台一側的車窗口翻上火車的（一般是男生所為……先憑站台票將女生送上車去，同時將自己的東西交給女生帶上車）

　　上車以後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混過查票關。知青們最希望的是列車超員，特別是嚴重超員，車廂內外、走道上、兩節車廂的連接處，甚至行李架上全擠滿了人……列車員根本無法履行查票職責。遇到這種情況，混火車的知青們是最愜意的，因為可以放心地睡一覺就能混坐回成都。但也有一點很難受，那就是十幾個小時沒辦法喝到水，上廁所也特別困難。好多知青後來患的腎病也多少與混火車的經曆有關。如果車廂通道內還能走得通，那查票就不可避免了。為混過查票關，知青們也想了很多辦法。一是躲：到廁所內躲，到鍋爐房躲，側身躺到行李架上躲……鑽到長座椅下麵去躲……總之，凡是能藏人的地方，都留下過混火車知青的身影。二是混：查票一般是在夜間，照明的燈光昏暗，車廂內人員雜亂，隻要看準機會，就可以從未查票的一側混到已查過票的一側車廂去，那就過關了。三是騙……知青之所以結伴混火車，除了互相幫助以外，還有一個好處是在混火車時可以互相掩護，騙過列車員。要實現這一招，前提條件是要買一張真的火車票，而且同伴要背向相鄰而坐。當持真火車票的知青被查驗過車票以後，趁列車員去查別的旅客時，迅速而隱秘地把真車票遞給背向而坐的同伴，拿到真車票的同伴也就能順利過關了。如果操作得好，還可以像接力賽似的傳下去，解決好幾個人的問題。

　　次日天亮以後，火車快抵達成都了，混火車的知青們麵臨的第三個難題也隨之而來了――如何混出車站檢票口。通常有兩個辦法，一是提早通知家鄉的親人到火車站接站。親人們都早有默契：總會多買幾張（視所接人數而定）站台票。最早的站台票是用薄紙印刷的，無法剪口。因此出站時，檢票員也無法判斷站台票是經過了檢票口的還是帶進車站去的。親人進站以後，將多買的站台票交給知青……再把知青的行李分散，分別找一個出站口憑站台票出站，給人的印象就是接親友的人接到了親友。另一個辦法就是，如果沒有成都的親人來接站，知青們到成都後就不走出站檢票口，而是往南或往北沿著鐵路行走，一直走到車站圍牆消失的地方或一個平交道口處即可出站；還可以走到鐵路員工通行的通勤口，冒充鐵路員工家屬混出車站，完成混坐火車回家的計劃。

　　當然，並不是每一次混火車都順利。混上火車相對好辦一些，最提心吊膽的還是怕查票。如果運氣不好，或操作不當沒有蒙混過關，那就慘了。列車乘警會把你趕到餐車上去，既要補購全程車票，又要被罰款，還要訓話洗腦殼，其狼狽勁兒就不擺了。更有甚者，如果所帶鈔票不夠補票罰款，還會“享受”在半途將你趕下火車的待遇，那麻煩就更大了。若如此，這一次的回家經曆就真的是苦不堪言了。

　　逼上“末班車。”

　　20世紀70年代初期，知青開始陸續大返城，主要渠道是應各單位招工返回家鄉。

　　但並不是所有知青都能有幸被招工單位調走的。一些在下鄉期間雖然表現很好，但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是無緣通過招工渠道回家的。這種不公平讓許多熱血青年心灰意冷而又不甘沉淪。於是，知青們在向命運抗爭的過程中，又多了一段心酸的曆程。

　　遭遇了延續幾年的招工都無望回家的知青們，將眼睛盯住了當時的一個政策：對身患疾病基本喪失了勞動能力的知識青年，提供醫院證明和經過有關部門批準，可以享受病殘知青的待遇，將戶口從農村遷回原籍城市。其申辦手續簡稱辦病退……自1972年開始，未被招工調回城市的大部分知青都想趕上這趟大返城的末班車……被迫開始了辦病退。

　　雖然農村艱苦生活的磨煉對當時正值青春年少的知青們的身體發育多少都有些影響，但要真正查出患有基本喪失勞動能力的疾病的人還真沒有幾個。但是，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為達到回家之目的，知青們使出了渾身的招數。

　　說起辦病退，最要命的是病情證明。因為辦病退的基本條件是，首先本人要有符合規定的疾病。其次，要取得縣級以上醫院的病情證明，還要通過成都市級有關醫院的複查。有關係認識醫生的好辦一些，可以找一個熟悉的醫生開假證明。但要取得縣、市兩級醫院的醫生開出的假證明也並非易事，需要動員所有的親朋好友通過各種直接的、間接的關係去打通醫生的關節。最傷心的是那些既無大病，又不認識一個醫生的知青，要取得一張事關前途的假病情證明，真是想盡了辦法……吃盡了苦頭。所謂想盡了辦法，是要認真研究各種疾病的發病原因、症狀表現……再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選擇一種疾病，無病裝病，無病“造”病。而欲達目的……卻必須吃盡苦頭。譬如，要造高血壓病，天天練倒立；要造胃潰瘍，天天吃“血旺”；要造心髒病，長跑到醫院；要造腎髒病，吊腳坐幾天……為了取得一張合格的小便化驗單，刺破自己的指頭將血滴入尿液中（還有父母代刺指血的）

　　將雞蛋清混入尿液中，甚至去外科換藥室拾取病人丟棄的膿血紗布，取其膿液攪拌到尿液之中……這些做法在當時幾乎都是公開的秘密。當然，為保險起見，還要有針對性地選擇服用一些諸如可以升高血壓的藥、可以加速心跳的藥等等來配合，才有可能騙得一紙病情證明。有一首打油詩“走投無路搞病退，查遍心肝與脾肺，但求醫生抬貴手，開成癌症最到位”，形象地反映了這一時期部分知青們的心態。

　　有了病情證明，還要情真意切地寫一份申請病退報告（因時間太久遠，原保存的一套申請病退的資料已經散失）要寫出對偉大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深刻認識，下鄉後自己的良好表現，以及自己因病殘無法繼續留在農村與貧下中農一起戰天鬥地的原因等等。接下來就是到生產隊、大隊、公社、縣委知青安置辦公室、成都市知青安置辦公室、成都市父母住家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等機構和部門逐級燒香拜佛跑審批。這個過程一拖就是一年半載。假如某一個環節沒有勾兌周全，任何一級的領導甚至經辦人，都可以給你出很多難題，讓你無功而返，從頭再來。個中的辛酸，非親身經曆過的人是無法體味的。

　　就是那些千方百計地成功辦妥病退回到家鄉的知青，因為是屬於病殘青年，條件好的單位是不會要的，連報考“電大”都沒有資格。這部分病殘青年絕大部分被安置在了集體所有製單位和街道生產組。他們生活在社會的底層，又踏上了新的艱難人生旅程。

　　作者簡介

　　劉天力，男，四川成都人。1964年4月下鄉到四川西昌專區會理縣。70年代初回到成都。先在成都市人民銀行工作，後來到工商銀行四川省分行供職。現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