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下卷）

10、知青小屋

　　任宗景

　　大巴山群山褶皺中有一道苦竹蔥蘢的山溝，我的知青小屋就孤零零地蟄伏在這深溝的一隅。

　　毛老人家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發布後，全國數以千萬計的知青潮水般地上山下鄉，到農村插隊落戶。在這種大背景下，社辦林場撤銷了，老知青們也隻得告別集體生活，形單影隻地下到生產隊，和貧下中農們一起“戰天鬥地”。和絕大多數知青同輩們比較起來，我算是比較幸運的了。不管怎麽說，我有自己的窩，而許多同時插隊的知青，往往到離開農村時都未能搬出煙熏火燎過的保管室（山區的保管室多兼作烘焙包穀的烘房）或冷風穿堂過的牛圈（住人，自然不能再拴牛）小屋共兩間，是好心的老隊長承頭專門為我營建的。剛落成時，那種天然質樸的風格真使我喜出望外：檁、梁柱和椽子，都取自新伐的鬆樹，散發出濃鬱的鬆脂味兒；用卵石打磨過的土牆上，尚未枯萎的雜草的根莖不服氣地支立著；而青灰色的瓦片堆上屋脊時，似乎還帶著磚瓦窯的餘溫……

　　我迫不及待地搬了進去。

　　為了不辜負生產隊為我建房的一番盛情，我決計像模像樣地活出個樣兒來，還人們一個知青也會過日子的好印象。於是，便自己設計，自己施工（隻有木匠活兒找人幫忙）有滋有味地搞起“內裝修”來：

　　右邊一間屋用苦竹剖篾夾成兩小間，裏麵一小間做臥室兼儲藏室，外麵一小間做書房――將兩根未剝皮的杉木樁楔進牛肋巴窗欞下的牆壁，橫放兩塊長木板，鋪上塑料布，便成了書桌。書桌上置一廣口玻璃瓶充作花瓶，這兒取之不盡的野花可以保證瓶中的花兒一年四季都鮮活耀眼。傍書桌再安放一擱板，將當時的全部藏書（二三十本）炫耀般地在擱板上排列著。再把自製的竹筒二胡、幾支簫笛，醒目地點綴在書桌上方――雖說簡陋了些，卻也不失琴韻書香之雅致。左邊一間屋則完全按當地的格式搞成廚房和柴房，條石圍成的火塘、案板、水桶、泡菜缸、放鍋和鐵罐的木架……以及紅苕窖，均布局有序，井井有條。

　　我的操勞沒有白費，自我感覺好且不說，隊長還表揚我“像個紮根農村的樣兒。”

　　哩。

　　屋內安頓好後，意猶未盡的我又把地壩鏟平，繞屋基挖了排水溝，並在地壩前的斜坡上栽上茭藕（一種花冠如美人蕉、塊根可磨製澱粉的植物）和魔芋。再後來……又沿地壩邊打了一圈竹籬笆，播下絲瓜種子。待到農曆四五月，濃密的絲瓜葉兒把籬笆變成了綠色的牆，鵝黃色的絲瓜花星星點點，爭相展露出笑靨。不經意間，絲瓜便從葉隙間伸了出來，全盛時，一次即可采摘大半背篼。每每此時，總忍不住為陶潛先生歎惜：侍弄那勞什子菊花，何如種絲瓜，既悅目，又實惠！

　　插隊落戶畢竟不同於當寓公。山區地多人少，緊張繁重的農事勞作使人收工後全身都像散了架。奇怪的是，無論多累，隻要一回到小屋，疲憊就統統逃到爪哇國去了。便有條不紊地生火煮飯；或者既不生火，也不煮飯，從鐵罐裏掏出幾個冷硬了的紅苕，舀一瓢冷水就著啃。及至洗漱完畢，照例美美地裹一支葉子煙，巴咂巴咂著，走到書桌前，打開不知讀了多少遍的書，神遊於另一個永遠充滿魅力的天地……這時，知青特有的種種煩惱（如對未來的焦灼、失落的彷徨）全部煙消雲散。當然，也有心緒惡劣得無法自抑，什麽都不想做的時候，我的單人床便責無旁貸地提前接納了我，讓我輾轉反側（不過，大多時候是木頭似的躺著，聽竹梢與夜風的呢喃，咀嚼深溝裏化不開的寂靜）……此時此際，難免不英雄氣短……止不住的清淚偶爾也悄悄滾過麵頰。

　　倘有三五個知青朋友來訪，那就是小屋的節日了。總要想方設法把飯菜弄豐富一些，毫不顧忌這頓吃了有沒有下頓。好在竹林裏有竹蟲（油炸竹蟲香脆可口）

　　溪澗裏有螃蟹，水田有黃鱔、青蛙，隻要肯出力，飯桌上的風景還不致讓我這個主人太難堪。每每填飽肚子，主客便放浪形骸、神吹海聊，專揀高興的話題擺談……笑嗬，鬧嗬，全不知今夕何夕，常常通宵達旦。若興致特別好，則把二胡、笛子、簫、口琴以及護秋守夜用的楠竹梆子一股腦兒搬到地壩裏，大家一起合樂，什麽《雨打芭蕉》、《梁祝》、《多瑙河之波》、《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草原上的紅衛兵見到了毛主席》……古今中外的曲調通通拿來，絕不厚此薄彼，隻要有一個人記得全譜子，眾人便學南郭先生跟著混奏，管弦齊下，千山回應，悠悠嫋嫋，不絕如縷。

　　一天複一天，小屋無言地陪伴著我的悲歡；一年複一年，小屋助我從容地抵禦著孤獨，並使那僅僅為了活著的日子多少透出一點兒亮色。真難想象，如果沒有它的守護，我將如何打發那軟刀子割頭般的十幾年光陰！然而，當我懷揣招工單位的錄取通知書，背著和插隊時一樣簡單的行李卷，爬上通往大城市的山坳時，卻“忘恩負義”地在心中呼喊：見鬼去吧，從此，屙尿都不朝這個方向！

　　誰知，記憶老是與我鬧別扭，想忘卻的偏偏無法忘卻。回城後，我住過四星級的賓館，進過號稱一流的夜總會……現代物質文明可以讓我目瞪口呆，卻無法撩動知青小屋給予過我的那種溫馨和熨帖之感；盡管當知青時的種種夢幻大多變成現實，靈魂反而無法找到一個牢靠的皈依之所。於是，每當那被時間和空間阻隔的知青小屋凸現於眼前，我就在心底默誦普希金題在姬姬・渥爾夫紀念冊上的詩句……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會過去，而過去了的會變成親切的懷念！

　　作者簡介

　　任宗景，男，1946年12月22日生，漢族。1965年高中畢業後即上山下鄉，赴達縣專區宣漢縣天生區芭蕉公社八一林場，現在重慶某雜誌社供職。業餘從事文學創作，已發表各類作品二百餘萬字，獲全國、省、市級獎二十餘項，出版散文集《風絮》，中、短篇小說集《情竇初開的時候》，有電視劇及多部專題片投拍。

　　難忘那年九月九

　　――政治風暴中的知青命運

　　周永生

　　難忘那年九月九

　　又到九月九了，離1967年9月9日正好是40年。入夜，窗外秋雨瀟瀟，簷漏滴答，我思緒萬千，回到了當年。

　　1967年是我下鄉的第三年，那年九月，湖南全省發起了清理階級隊伍的“九・九”行動，那一天，長沙市的“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紛紛被趕出籠，掛牌遊街，電影院、劇院也因關押審查對象而人滿為患。

　　我的爺爺和父親都不能幸免。事後聽弟弟說，父親被掛上“右派分子”的牌子，祖父也被掛上“反動文人、資本家”的牌子。治安指揮部的來人氣勢頗凶，而祖父卻偏不服氣，和他們頂撞起來：“你們莫神氣，土改是二流子鬥地主，等到地主鬥得差不多了，就會輪到鬥二流子了。”結果招來一頓毒打，差點要了他的一條老命。

　　在千裏之外的湘南某縣紅雲公社一個小山村，窮山僻野裏的運動卻更加野蠻、殘酷。那天上午我送一擔公糧到18裏地外的允山區糧站，剛一回家，發現氣氛不對……我唯一的財產――兩隻大樟木箱被貼上封條，上寫“貧下中農封”，箱子裏裝的是我喜愛的一些文學書籍。眼前的情景使我十分憤怒，有誰能代表貧下中農封我的箱子？一氣之下，我撕去了封條，想不到卻惹來了一場橫禍。

　　入夜，幾個拿著鳥銃的基幹民兵衝了進來，不由分說地把我捆了個結結實實。把一塊用鐵絲穿好的黑板掛在我的脖子上，上書“破壞三查一清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幾個大字，然後把我押赴批鬥會會場。

　　會場設在大隊禮堂，這也是我每天晚上給農民青年上課的夜校，沒想到變成了我的批鬥台。

　　會場四周掛了幾盞煤油燈，台上書寫著標語，台的兩邊站著一排背槍的民兵，顯得陰森、恐怖。我一進場，會場上就喊起了打倒我的口號，大隊支部書記譚××在台上拉長脖子、歇斯底裏地吼叫著，一撮頭發遮著前額，甩來甩去，使我想起了當年的希特勒。他首先宣布了我的罪行，說我出身反動家庭，堅持反動立場，在此次中央文革發動的“三查一清”運動中，公然對抗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是貨真價實的反革命。他說我這樣做絕不是偶然的，是有預謀的反革命行動。他還要我交待子虛烏有的反動組織的名稱、成員名單、組織綱領、槍支彈藥。

　　他是十分恨我的，因為1967年9月在他指揮下的大隊“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用鳥銃殺了三個人，其中兩人是富農，一個是道縣修水庫移民的外地貧農。我曾經背後講過他是目無王法的土皇帝，他對此懷恨在心，此次趁機報複。在批鬥台上，我又和他頂撞起來：“我是聽毛主席的話、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不是反革命。你殺害貧農才是反革命……”

　　“還不老實！”民兵營長打了我一記耳光，將捆我的繩子愈勒愈緊，我的手也一陣陣鑽心的痛，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捆綁刑罰的厲害，繩子漸漸地嵌入我皮肉之中……

　　我又用目光迅速掃了一下台下的鄉親們，不少人低著頭，顯然他們不忍看眼前的一幕，我的一些學生眼裏都含著淚。我知道，在台上對我張牙舞爪的就隻有那麽幾個壞東西。

　　一陣口號聲中，我被懸空吊了起來，劇痛中我暈了過去。

　　……

　　昏迷中我恍惚又和我的夜校學生水養、送崽等一群年輕活潑的小夥子在一起。為了賺錢給夜校買煤油，買課本，我們一起又在山上砍柴燒炭。他們在山上砍下雜木樹，一根根放倒後，滑下來，我在下麵接著，把它們拖到挖好的木炭窯邊……

　　當我們幹得正歡，突然一聲嚎叫，是一隻凶狠的野豬向我直撲過來，我嚇得拔腿就跑，可怎麽也跑不動。我驚醒過來，嚇出了一身冷汗。原來我已被關在生產隊的糧倉中，兩個手臂已麻木而且血肉模糊，雙腳仍被繩子綁在糧倉的木柱子上。

　　第二天正逢趕鬧子（集）我又被押送著參加了紅旗公社的批鬥會。首先是遊街……然後是批鬥。允山鬧子（集）上，名目繁多的“階級敵人”掛著形形色色的聞所未聞的牌子在遊街。我的牌子臨時換成了“堅持反動立場的地富反壞右子弟。”

　　……遊街的人有的戴著高帽子，有的還邊走邊敲鑼，隊伍排了半裏路長，圍觀的群眾把允山鬧子擠得水泄不通。

　　下一個節目又是批鬥，作為重點對象的我又登上了公社的批鬥台。在批鬥台上，一個公社的治保主任，用棕繩把我捆起來，用一根扁擔把繩子反複地絞緊，然後淋上水，絞緊的繩子遇水縮得更緊，我感到一陣陣撕心裂肺的痛。我回頭望了下這位如此狠毒的主任，他卻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看什麽，不認得我吧，想報複嗎？”

　　我怎麽不認識他？幾個月前，他患胃潰瘍出血，有生命危險，急需輸A型血，當時在場的公社幹部不願獻血。我正好路過，是我伸出瘦弱的手臂獻出了400毫升血救了他的命，我和他可算是血肉相連了，想不到他竟如此心狠手辣，還用螺旋的力學原理加害於無辜的我，用冷酷的行動來證實他階級立場的堅定。

　　天氣炎熱，受刑後的兩個手臂感染化膿了，而且麻辣火燒地痛，當地的好心人叫來公社的傷科蔣醫生，他給我送來了一大包草藥，我每天用它洗敷傷口，藥還挺管用。我至今感謝這位蔣醫生，沒有他的藥，可能就保不住我的手，今天也不可能在此敲著鍵盤來回憶這段令人傷心的往事了。

　　次日，大隊決定把我移交縣治安指揮部、公安局去法辦，幾個民兵又將我綁送縣城，一行人押著我離開了村莊。走上“大幹頭”，回頭看了一下我下放勞動幾年的村莊，不禁淚眼模糊。別了，山水環抱的秀麗的村莊；別了，那挺立在村口。

　　蒼翠茂密、見證曆史的風水樹；別了，我朝夕相處的農民兄弟；別了，我情同手足的知青戰友；別了，我那上山下鄉知青革命幻夢，我如今與你們永遠分手了。

　　四天後，我被關進了公社的階級敵人學習班；四個月後，我成了學習班通緝的一名逃犯；四年後原大隊黨支書譚××因強奸村裏的一名少女、造成少女自殺被關進了監獄，刑滿出獄後，被村裏人趕出了村子，不許進村，後來病死在山上；40年後，我的手臂和心裏仍然留下了曆史的印記，留下永遠抹不去的痛。

　　……

　　體驗“學習班。”

　　彎彎曲曲的山口溪，在山巒環抱中，急流而下，清澈見底，流經山口村，匯入瀟水河。1965年底開始修建的山口溪水電站，將溪水攔腰截斷，河床抬高，形成美麗的鏡麵湖，山水秀美，風景宜人。

　　1968年9月，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開始了，湘南江永縣紅旗公社“清查學習班”在此開學。這裏的學員是從各大隊揪出來的階級異己分子。我在“九・九”行動後被大隊捆、綁、吊、打、批鬥之後再送到縣裏，縣裏又將我轉送到此，成為學習班的一名學員。

　　對這裏的山山水水我是何等的熟悉，水電站剛開工，我就是大隊派來的一員民工……一個月後，我被調到指揮部，擔任測量和施工，對周圍的地形、大壩、渠道。

　　涵洞各種數據了如指掌。1967年武鬥開始後，我離開了工地，沒想到此次重返工地，竟成了學習班的一名學員。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階級鬥爭當然得劍拔弩張。八十多個學員被關在院子裏……十幾名荷槍實彈的民兵在站崗，顯得煞有介事，殺氣騰騰。學習班大隊長是革委會的負責人，副大隊長是山口溪電站的陽秋平，他曾拿著標杆，陪我工作過兩年多。

　　學習班開學了，首先是大隊長訓話，無非是要大家在此老老實實地改造，接受審查，頑抗到底就是自尋絕路。然後講明：大家一邊檢查問題，一邊在電站勞動改造，完成電站的掃尾工程；晚上分組學習，交待自己的問題。

　　我們這個組共10個人，年齡最大的五十多歲，我是最年輕的一名學員。大隊長指定了一名組長。組長姓關，1949年以前是一名偽營長，大家背後叫他關老爺（關雲長）1960年勞改釋放後在家管製勞動，每天晚上的討論會照例由他開場。

　　九月的湘南仍然十分炎熱，夜間堂屋裏蚊子嗡嗡直叫，堂屋中間燃著熏蚊的黃荊葉，煙霧繚繞。關老爺拉長了聲音說：“同犯們，我們都是人民的罪人，都是十惡不赦的，感謝政府對我們寬大處理，給我們一個改造自新的機會，我們要重新做人，要聽‘管教’的話，好好改造。”他說得那麽流暢自然，背誦著那多次運動中重複的台詞。接著發言的也跟著他以“同犯”相稱。我隻在小說和電影中看到革命黨人在監獄中以同誌相稱，“同犯”這個單詞是在這裏第一次聽到的，很不習慣。

　　小組裏那名幹癟老頭外號叫“羅酸菜”，據說1949年前，他家幾代都是當地有名的摳門，家裏一年四季吃酸菜，平日炒菜舍不得放油，用一根筷子綁上一塊肥肉……炒菜時用筷子在鍋裏塗幾下，炒完菜又把它放回酸菜壇子裏。他家還有祖傳的寶貝，木魚和木雞，是過年拿出來待客的，隻能看不能吃。經三代的努力，到1949年前買了18畝田，成了窮村裏大戶，土改中被劃了個地主。老百姓說他犯的是土地法，這是他始料不及的，從此他交上了辛酸的厄運。這個土地主身上哪能找到絲毫黃世仁、劉文彩的影子？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練出一身好功夫。別看他身材瘦小，幹起活來可不含糊，兩包水泥200斤擔起來健步如飛，難怪“新生資產階級分子”順德說，閻王老子打發他來就是來做事的，他是天生的“工蜂”。

　　魯師傅和我是熟人，他是遠近聞名的木匠。當地的木匠是要學徒三年的，前兩年做粗活，給師傅家幹家務，給老板娘倒馬桶，後一年才能得那些師傳的秘傳。所謂秘傳無非是一大堆口訣，例如板凳各部分的尺寸比例、屋頂的坡度等，由於沒有文化，學的東西不能活用，你如果想就地形蓋個新式樣房子，他就可能蓋出一個炮樓不像炮樓、房子不像房子的怪物來。水電站建大壩要做模板，找了很多木匠都做不好，後來有人找來了魯師傅，他看了下圖紙，用一張紙在一旁畫起來，我在旁邊一看，他是用三角函數在計算，字體流利。我問他在哪裏學的木匠，他苦笑著回答我，是自學的。我心中很納悶。後來人家告訴我，他原是縣城中學的數學老師，1957年被打成右派，就自己做起木匠來，因為手藝好，大家都叫他魯班師傅。原來如此！

　　在學習班他很少說話，當年不就是亂說話惹下了禍根嗎？如今他選擇了沉默。

　　這些老運動員，運動一來就得登台亮相，挨鬥挨批，演出一番。村子裏鬧爭水爭山，鬧械鬥，有什麽矛盾不能解決，有個風吹草動，就抓幾個階級敵人出來鬥鬥……殺個雞給猴看，“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一切就風平浪靜，迎刃而解。

　　順德是天生的養蜂迷，他三句話不離蜜蜂，在他的眼裏，人也變成了蜜蜂。養蜂人當然買賣點蜂蜜，因為得罪了村幹部，此次運動中，有人說他的蜜蜂是吃社會主義的花粉，釀資本主義的蜂蜜，蜂蜜飽了他私人的荷包。他的罪名是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蜜蜂被人共了產，家產全部充了公。望著那些老同犯，比起那些死魚子來，他可成了顯眼的浮頭魚，他總擔心運動到頭，會怎樣為他“一定終身。”

　　……

　　花苟的罪名是壞分子，是學習班最瀟灑的人。他蓄著西式頭，口袋裏還放著香煙……香煙有兩種牌子，“嶽麓山”是專給幹部抽的，自己抽“紅桔”牌。六十多斤的擔子壓得他縮著頸根，兩肩聳起，大家笑他三個腦殼。大家喜歡聽他講故事。

　　他是這一帶有名的賭頭，經常到瑤山裏去開賭。他告訴我賭博的方法就是“壓寶”。賭博的場麵是相當壯觀的，十幾張桌子成直線擺開，賭客坐在桌子邊，每人麵前放一塊磚，把賭資壓在磚旁，每人可壓“1、2、3、4.”中的兩個數字。他作為莊家坐上方，在眾目睽睽下抓一把黃豆用碗蓋住，再用筷子將豆子四個、四個的扒出來，然後抓著最後剩下的豆子數論輸贏。開碗“揭寶”時，幾十雙眼睛死死地盯著碗中的豆子，仿佛他們就是階級敵人，是一個也不能跑的。當然大贏家總是花苟。有一次賭到深夜，贏的錢裝滿了書包。賭客愈賭愈眼紅，他連忙裝著上廁所，一出門拔腿就跑，裏麵的人發現後，緊跟著追出來。他一邊跑一邊丟錢，後麵的人因撿錢減慢了速度，他終於逃脫，帶著四分之一書包的錢脫了身。

　　他告訴我隻要學習班一結束他就重操舊業，隻要把贏的錢交一部分給生產隊作為搞副業，就沒有人管他了。

　　秋苟在學習班和我同罪，他沉默寡言，是個大難不死的人。1967年武鬥時，非法組織貧下中農法院把他作為反動子弟綁赴刑場，幸好縣裏的支左部隊聞訊後，開著摩托急馳而來，大叫“槍下留人”，才救了他一命。那年八月，在那股武鬥的惡浪中我們是從廣西繞道逃跑回家的，假若不跑，就也在劫難逃了。知青戰友。

　　詩人王百明就在那場浩劫中長眠在都龐嶺下、瀟水之濱。

　　既然進了這個門，當然就有所犯，我的罪名是堅持反動立場的“黑五類”子弟。

　　具體罪名有三：一是出身於反動家庭；二是當我看不慣那些目無國法、私設貧下中農法院、草菅人命的人時，挺身而出，在大會上頂撞他們，站出來為那些受迫害的群眾說了幾句公道話；三是撕毀了貼在我的書箱上所謂貧下中農的封條。在此次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千條萬條，貧下中農的扁擔第一條”，哪裏還有我說理的地方。

　　學習班裏形形色色的同犯有各種各樣的故事。階級鬥爭要年年講、天天講，如今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作為學習班裏最年輕的接班人，想起同犯們的遭遇，看看自己滿身的傷痕及胸前掛著的反革命牌子，我絕望了，這無窮無盡、沒完沒了的苦難的歲月何時是個頭……

　　那一天歇氣時，我溜到了電站的壩上，往下看，壩高二十多米。我突然起了輕生的念頭，走近壩邊，咬了咬牙，閉上眼睛，準備往下跳……

　　“不，我不能跳，我決不能做懦夫。”這時我耳邊恍惚響起了另一個聲音。我是一名堂堂的男子漢，當年韓信能忍受胯下之辱，司馬遷能忍痛遭受宮刑，這種令人倍受汙辱失掉尊嚴的處罰，並未損壞他們鋼鐵般的意誌。我當然不能和偉人相比，但至少不能做辱沒祖宗的窩囊廢。此時假若跳下去，明天外麵就會傳出消息……一個長沙下放崽自絕於人民，畏罪自殺了。我將會在此“蓋棺論定”，川流不息的山口溪，將永世洗刷不了我的冤情。我毅然地轉身回走，在一塊陰涼處坐了下來。

　　遠處副大隊長陽秋平拿著一個瓶子朝我跑來，原來他在到處找我。他走近我身邊……將一個瓶子遞給我，那裏麵灌的是蜂糖水。又順手在口袋裏拿出了兩個棕葉粑粑要我吃，安慰我說：“俗話說，君子不跟牛頭架，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忍耐一下，過了這一陣就好了。”他陪著我走下了大壩。

　　啊，在他的眼裏，我也不是敵人。

　　學習班的民兵站了三天崗，就撤退了，因為革委會知道，這些土生土長的敵人是既翻不了天，也逃不掉的“死魚子”。民兵撤走了，由誰來看管我成了問題，經再三考慮，他們把我交給了學習班的何叔。

　　何叔，四十多歲，矮矮的個子，四方臉，大眼睛，顯得很麵善。他家住永豐大隊……是一個富農，一家四口人。兒子比我小，在隊上出工；女兒九歲，在念小學。

　　一家人穿著整潔簡樸，四間房子收拾得幹幹淨淨。

　　那天我剛到他家，他老婆走出門口迎接我們，晚餐還砍了肉，加上幾個小菜，顯得較豐盛。飯後在他家洗了澡，上床睡覺，沒想到何叔竟來與我同睡。這實際上是在暗示我，學習班把負責看守我的任務交給了他，希望我不要給他為難。真是“惡人出高招”，不知是誰出的餿點子。

　　就這樣，我白天在工地勞動，晚上就住在他家。他家沒把我當外人，生活安排得可以，人也很熱情。他自留地裏瓜菜滿園，還喂了不少雞，間或為我添點菜。

　　我對這一帶地形熟悉，原已想好了逃跑的計劃，翻過他家後麵的那座山，就上了去縣城的馬路，然後直奔縣城邊的知青組，先躲一陣子，再找機會逃跑。但一想到這樣會株連他全家，也就暫時放棄了計劃。日子一長，也和他們拉拉家常。我和他們談談城裏的事情，家裏的過去，祖上的故事，一住就是三個多月。我養好了傷，恢複了身體。在那年月，就是這場運動，讓我和這些同犯們同吃、同住。

　　同勞動幾個月，這也是一種緣分吧。

　　那年11月底，大隊又調我回去批鬥幾天，我回到了大隊，還是老一套，反正適應了，皮肉當然也受了點苦。第三天晚上十二點多鍾，我趁民兵換班的機會，從後門逃出了村莊，村後的小路很黑，我摸著出了村，一出村口，就沒命地跑起來。

　　從大隊到公社，要過一座橋，夜間慌不擇路，竟找不到橋。趕緊脫光衣服，用手舉起，�過齊大腿深的水，上了岸，光著身子又跑。身上的河水剛幹了，又淌滿了汗水，跑得氣喘籲籲。我真想學花苟的辦法，一路丟錢保命，但我身無分文，無錢可丟，就也顧不得丟人了。好在鄉間的路上夜間無人，否則會把我當做精神病人抓起來。清晨四點多鍾，回頭望望無人，才定下神，在路邊穿好衣服，跑到江河大隊知青組。老哥子和小哥子一看我的狼狽樣子，早就猜著幾分，趕緊將我藏在知青組的二樓，白天大家輪流放哨。知青洪哥間或來神秘兮兮地報一點外麵的動靜，大家都很緊張。三天後弄來一條船，沿著一條小河溝從水路將我偷送到馬河。我又在馬河知青組躲了七天，逃離縣城，返回長沙。

　　在逃離村子的兩個小時後，大隊組織了十多個民兵在後麵追趕，並在大山裏找來了幾名槍法出眾的獵手，要他們發現逃犯，就繩之以法。接連五天，每天都派人到汽車站去抓人，好險！

　　我多麽慶幸，終於告別了“同犯學習班”。

　　……

　　我感到十分冤屈。我們是帶著“出身不好”的原罪到廣闊天地的熔爐中脫胎換骨的；我們是滿腔激情到農村去，與貧下中農結合、走革命化道路的。我記得知青詩人王百明的詩句：“我們的青春屬於祖國，我們的事業屬於人民，我們的理想――紅旗手，我們的事業――革命人。”但誰能想到，我們滿腔的豪情壯誌得到的是如此回應，我們遭受的簡直是一場災難。

　　闖蕩淮北

　　1970年7月，看來是走投無路了，背著反動知青的罪名，我逃離了江永縣。一想起批鬥場上捆、綁、吊、打的情景，總有些驚魂不定。剛一回家，派出所的人又上門訓斥，勒令立即回鄉，否則給予遣送。晚上，弟弟的同學來敲門，我以為查戶口的又來了，嚇得翻牆而出，事後才知道是一場虛驚，但仍不敢回家，於是在外過著流浪的生活。

　　那天，正在街上遊蕩，碰到同公社的知青李為貴，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說：“周哥……這些日子到哪裏去了？有人還說你自殺了呢。看到你我就放心了，我正找你有事，走，我們一起吃麵去！”

　　算是他為東，請我吃了一碗光頭麵。為貴邊吃邊問我：“我倒有個好去處，你去不去？”“能住有吃就行。”我立即答應，這是我當時最高的生活要求。

　　為貴的老家是安徽省利辛縣，解放前，他父親被抓了壯丁，後來在部隊混上了個連長。解放後，由於這段曆史，成了管製對象，為貴當然也跟著背黑鍋，1964年和我們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起戴著紅花下放到江永當知青。前些日子他去了一趟安徽，回到老家三黃寨村。他的叔叔、伯伯是貧農，跟大隊公社幹部還有點沾親帶故的。親戚們知道他的苦衷，勸他說：“你父親當年是五花大綁走的，誰知道綁出了一個軍官，真是有點說不清楚。這樣吧，你幹脆回老家，回來你就是貧農，在家裏掙工分吃飯，誰也不會欺負你。”為貴一想這話也在理，在當地住了幾天，雖說苦，卻還舒暢。看到當地肥皂緊缺，突然想到我曾有辦小肥皂廠的念頭，特來邀我同去。他許諾，到他家保證我享受貧農待遇。我雖覺得事情太玄……卻擋不住貧農的誘惑。以前不是有很多人迫於生計闖過關東嗎？我何不去闖闖安徽？

　　下一步就是考慮具體的計劃。兩人口袋裏總共12元錢，這點錢好幹什麽？為貴心中卻暗有打算。

　　第二天，我們花八元錢在南貨店買了八斤茴香，然後用塑料包了兩層，打成一個背包。傍晚我們偷偷溜進長沙火車北站，看準了一趟往北開的貨車，爬了上去。

　　火車經過湖北，車站查得很嚴，我們就躲在貨車裏，餓了吃幹餅，渴了喝涼水，車子進入河南才鬆了一口氣。這裏外流的人特別多，爬車已經習以為常，烈日下大群農民坐在敞篷貨車上，每人背上一隻細而長的口袋，裝的是高粱、小麥、玉米、地瓜幹，都是出來倒騰糧食的，有的是倒個差價，有的是細糧換粗糧，因為粗糧比較容易填飽肚子。我們也加入了這支外流大軍。

　　我旁邊坐著位大伯，居然隔著塑料袋聞出了茴香味，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說：“小兄第，你的茴香能賣上好價錢，每斤七八元錢。”

　　我心裏一緊，對方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小兄弟，別緊張，我可不是‘打擊辦’的，一不抓投機倒把，二不反資本主義。你看車上這麽多人倒騰糧食，還不是換點吃的，誰能當上資本家？”

　　我沒有搭腔，對階級鬥爭這些話題，我總是有些過敏，還是李為貴插進來用安徽話和他拉起了家常，我才輕鬆了一些。到了徐州，轉乘汽車來到他家附近的馬店鎮。在鎮上，為貴用茴香換了六七十元錢，有了本錢，心裏也踏實了。

　　“五七牌”肥皂

　　一到三黃寨村，他的叔叔帶我們到了大隊部，大隊幹部知道我們的來意，表示歡迎，但對我們能否製出肥皂卻將信將疑，要我們先試一下再說，並把我們安置在榮譽軍人李為相家裏。李為相在朝鮮戰場負了傷，一隻眼睛失明了，因此每月能享受一份糧食補助。1960年過苦日子時，他總是勻出一半補助糧食給弟弟，老婆不答應，他一氣之下就把老婆打跑了，從此成了單身漢。李大哥熱情地接待了我們。他家的房子是土坯屋，牆是用泥巴壘的，很矮，房頂結構看來很別致，用雜木棒、向日葵稈、麥稈編織而成，外麵糊上泥，頗像南方的茅屋。

　　李大哥帶我們圍著村子繞了一圈，矮小的土坯房排成一排，每家門口種著幾棵白楊樹和槐樹，周圍是隊裏的莊稼地。這裏屬淮北平原，放眼眺望，一馬平川，火紅的太陽炙灼著每一個角落，絲毫也不比南方的日頭遜色。夕陽從遠方的村莊後落下，家家屋頂冒出縷縷炊煙。因為沒有山坡，沒有樹林，沒有高大的建築，也就沒有陰涼，夏日的傍晚顯得比南方還熱。入夜，我們和村裏的男人們都睡在村口的打麥場，老少爺們都將褲衩掛在樹上，光著身子睡覺。看來，北方人比南方人還會乘涼。

　　第二天，我們在李為相家裏架起兩塊石頭，放上個大陶缽，用牛羊油和燒堿開始了土法製皂。熬了十幾個小時，油和水總是不能相融，我和為貴汗流浹背。其實小樣試驗我在長沙做過，無非是油和燒堿進行皂化反應，然後加入填充料。牛羊油和固體燒堿是製皂極好的原料，可這次偏偏就是做不成。李大哥站在旁邊也幹著急，趕緊拉起風箱灶給我們煮小米粥喝。我們一邊喝粥，一邊聽李大哥講朝鮮戰爭的故事。有一次，他們部隊被美國兵包圍，苦戰了兩天一夜，終於勝利突圍……我苦笑著對李大哥說：“如果肥皂做不出來，我和為貴就打道回府；如果肥皂廠能生產，是您思想工作做得好，我們請您當肥皂廠的政委。”

　　經過反複試驗，調整配料的比例以後，肥皂終於製成了。我們三人一起邊吃早飯……一邊商量下一步工作。為貴建議用燒飯鍋先做上一鍋，給全村每家送上一小塊……另外我們還得給肥皂起個“名號”，李為相建議叫“貧農牌”，為貴說叫“公社牌”好。商量來商量去，都覺得不妥。我突然想起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裏提到“亦工亦農”，我們是農民辦工廠，肥皂就取名“五七牌”吧。隻是肥皂太少……村裏每家分不到一塊。李大哥建議，肥皂不夠，就多加點水。這倒是個好主意……於是我們給每家送去一塊像牛皮糖一樣的“五七牌”肥皂。

　　第二天傍晚，村子裏的孩子們在水渠對麵大聲問我和為貴：“喂！光腳鴨子，你們的肥皂為什麽叫‘五七牌’？”淮北人窮，但一般怎麽都得穿雙鞋，看到我們老是赤著腳，覺得特別，所以有時叫我們光腳鴨子。“小家夥，這還不懂，你們連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都不知道？”“‘五七牌’的意思誰還不懂，就是每塊肥皂隻能洗五到七分鍾！”一位小孩俏皮地說。

　　不管怎樣，“五七”牌肥皂終於誕生了。

　　為了正式投產，我和為貴準備去蚌埠采購一些原料，單程有一百一十多華裏。為了節約開支，我倆決定步行。我們走的是一條簡易公路，當地叫“晴通雨阻”公路，這條窄窄的公路上稀稀落落地跑著幾輛汽車和膠輪車。淮北平原雖然平坦，卻沒有錢修路，公路未鋪砂石，晴天塵土飛揚，雨天滿地泥濘，就像沼澤地一樣……

　　我和為貴將解放鞋背在背上，光著腳趕路，一圖涼快，二圖省鞋。開始，我們邊走邊欣賞平原的風光，不覺得累；而我們赤著腳趕路倒招來了不少好奇的眼光。

　　走到七八十裏地時，腿就酸痛起來。快到蚌埠已經很晚了，幹脆在馬路邊草地上躺下來休息。一覺醒來，天已大亮，臉上和腳上滿是蚊子咬的疙瘩。穿上鞋，在路邊池塘裏洗了個臉，拍打淨滿身的塵土就進了城。買好原料，趕緊去買回頭車票。恰好那天天氣好，車站掛出了“晴通雨阻”線的售票牌。買完票，口袋裏隻剩下了兩分錢，肚子餓得咕咕叫。兩分錢隻好買一條菜瓜，為貴掂量了一下，從中分開，每人一半。雖說是隨手分開，在我心中的天平上兩塊菜瓜重量絕對是相等的。

　　回到村裏，生產隊騰出間房子，“五七”廠掛牌開張了。我們先用鐵鍋熬製好肥皂，像做豆腐一樣倒在一個四麵能拆開的木箱中，冷卻後用鋼絲切成塊，然後用模具給每塊肥皂壓上“五七牌”大印，肥皂正式出廠了。

　　村裏人輪番來參觀“五七”廠，三十來歲的大嫂們全都光著膀子，兩個奶子一甩一甩的，赤膊走到我們麵前和我們聊天。起初我們很不自在，後來細想起來，她們和我們光腳走路一樣，圖的是涼快。

　　李為相的工作是擔水、燒火，還管煮飯。燒火用的是省柴的風箱灶。風箱一拉起就騰起火苗，一停火焰就下去了，這樣可以節省柴禾。經過反複琢磨，肥皂質量倒還不錯，拉到集市上去賣，很快銷售一空。小肥皂廠開始賺錢了。那一天我們為李為相添置了一張床、一張桌子、幾張凳子。李為相還特意請隊長、會計吃了頓飯，商議結果是這個廠由生產隊來辦，我們拿工資，於是皆大歡喜。

　　工廠越辦越紅火，來訂貨的人也不少，不到一個月，賺了幾百元錢。隊上給每家發了兩條肥皂、兩塊錢，剩下的錢全部買了原料準備大幹。隊長跑來為我們打氣……他說：“小周，你別回去了，在村裏跟我們一起幹吧，我們全村都是貧下中農……現在是我們貧下中農說了算。不過你們吃慣了南方的大米飯，這兒的窩窩頭你吃得下嗎？”“好，幹就幹，隻要能當貧農，窩窩頭我愛吃。”

　　何處是歸途

　　那天早晨，李大哥剛將缸擔滿，準備開工，突然闖進來一夥戴紅袖章拿長槍的人……自稱是“馬店貧下中農造反軍”。有個領頭的高個子宣稱，肥皂廠是地下黑工廠，是搞投機倒把，全部財產要沒收上交。李大哥怕我吃虧，一手揪住大個子，一手抓他背上的槍氣呼呼地往外推，邊推邊喊：“肥皂廠是我辦的，你把老子怎麽辦？他媽的，你的槍口對準誰，朝鮮戰場上美國鬼子的槍我都不怕，還怕你的吹火筒嗎？”來人知道李大哥是打過美國鬼子的榮譽軍人，而且有股連老婆都能打跑的傻勁，嚇得向後退了幾步。鄉親們趁機跑上來將我們團團圍住，在老鄉們的掩護下我們溜出了大門。那夥造反派最後還是把我們苦心經營積累下來的全部家當，作為他們的戰利品用大車拉走了，臨走時還狠心砸了我們的鍋灶，在門上貼了封條。

　　回到李為相家，三個人呆呆地坐在凳子上，一籌莫展。肥皂廠完蛋了，我們的希望成了肥皂泡，貧農沒有當成，還差一點被當成投機倒把分子抓走……

　　真是禍不單行，這時為貴突然喊冷，緊接著哆嗦起來。我連忙將他扶到床上，給他蓋上被子，他嘴唇發烏，牙齒叩得直響，臉上顯出痛苦的神情。片刻又推開被子喊熱，大汗淋漓。發燒過後有氣無力地躺在床上。

　　病急亂投醫，李為相在村東找到膀大腰圓的李四卿，要他想法治。李四卿趕緊回絕：“俺大叔，您好糊塗，這些年靠隊上分給我兩擔地瓜幹能活得下去嗎？在外地跑碼頭賣的藥都是牛糞曬幹碾碎做的。牛吃百草，百草都是藥；我的藥是什麽病都治，什麽病都治不好。”

　　村上派人騎車到鎮上請來醫生，醫生診斷為瘧疾，給了些藥片。藥片倒挺靈，服下後為貴再沒有發作過。

　　已是11月底，家家都縫好棉襖準備過冬。冬天是這裏最難熬的日子，吃的、燒的都成問題，去年大雪封鎖了交通，家家戶戶鍋內煮的、灶裏燒的都是地瓜幹。為了不加重鄉親們的負擔，我們決定在寒潮到來之前趕緊離開，天一變想走也難了……村裏人聽說我們要走都來送行，我們含著淚告別了鄉親們。

　　幾經周折，我們終於徒步走出了漫長的“晴通雨阻”公路，來到京廣線上的灤河車站，搭上了南下的火車。這時寒風凜冽，下起鵝毛大雪，窗外已是白茫茫的一片。我穿著一件單薄的學生服，冷得緊縮著身子。回想起淮北平原幾個月的生活竟像是一場夢，回去以後又該怎麽辦呢？

　　火車在原野上飛馳，離長沙愈來愈近了，我卻是有家歸不得，我真不知道，何處是歸途……

　　後記

　　1979年，大學的年級主任通知我，我那畢業於北京大學、滿懷報國誌向、在1958年被打成漏網右派的父親終於平反了。

　　1991年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中央電視台播放的電視連續劇《於方舟》中……當時的河北省地下黨書記“於方周”說出了我祖父作為一名正直的知識分子――

　　當時華北新聞的總編輯，在白色恐怖中，冒著生命危險，多次營救地下黨員的事實，其中有不少是中央領導同誌。

　　2004年4月16日央視國際播放的《五四運動在天津》的曆史回顧中，報道了我祖父為天津“五四運動各界聯合會”新聞界代表的曆史事實。

　　2001年天津市政協出版了近代天津名人叢書，祖父作為“不平常的報人”入選，原書指出：“他終身從事新聞事業，而且與馬千裏、於方周等人一道參加五四運動；親聆了孫中山先生的教誨；得到馮玉祥的信任和資助；由兩名共產黨人介紹加入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數次參與營救被捕的革命同誌；並與《新天津報》的劉髯公、《大公報》的張季鸞兩度開展論戰；在軍閥混戰下苦苦掙紮……天津報人中有這樣傳奇經曆的人實不多見，故本書選他作為近代天津十二報人之一。”

　　這就是我家幾代人背著的曆史原罪，它壓在我家身上幾十年，這公平嗎？不，不說這些了。

　　作者簡介

　　周永生，男。湖南省長沙市三中畢業，1964年插隊下放到湖南省江永縣紅旗公社……1969年轉點到瀏陽縣洞陽分社，在農村勞動13年。1977年恢複高考後，進入湖南醫科大學學習，後在醫院及研究所工作。現在長沙市醫學會工作，任內科主任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