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學與墓誌研究

第3章 唐代史學家的經濟觀

　　自古以來，經濟問題就是社會曆史的重要內容。經濟的發展、繁榮或遭破壞，直接關係到政治的治、亂或興、衰。曆代的統治者，是否重視經濟的發展，是其統治地位能否持久與鞏固的重要原因。正因為如此，為曆代統治者服務的各種史書，都程度不同地反映了這種內容。也就是說，經濟問題在曆史前進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唐代史學家對經濟問題的認識

　　由於經濟問題的重要，曆代史書中大都有關於經濟問題的重要篇章。《史記》中有《河渠書》、《平準書》、《貨殖列傳》，分別從水利的興修，生產的發展與政治、財政的關係、各地的生產條件以及一些富人的情況等方麵，闡述了漢武帝以前經濟發展的情況。《漢書》除了《溝洫誌》與《史記》的《河渠書》類同之外，綜合其他有關經濟的內容為《食貨誌》。班固解釋“食貨”說：“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為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斫木為耜，糅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

　　非常明顯，“食貨”的內容包括生產、交換與民生。統治者對這些問題解決得好，國家與人民都可以富足，政治也可以穩定。班固把經濟與政治聯係起來，是從曆史的發展中看出了二者之間的密切關係。他總結西周到戰國的經驗說：“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他又總結了秦亡漢興的原因，認為秦始皇興師動眾，賦稅徭役太重，以致“男子力耕不足糧，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故而引起了農民起義。漢高祖針對這些情況，“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文帝“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景帝又“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於是，武帝時出現了“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盡滿，而府庫餘財”的景象。由於經濟狀況的好轉，政治上出現了“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辱焉”。由此可見，經濟問題不是孤立的，它直接關係到政治上的治、亂與興、衰。也正因為如此，統治者才不得不重視經濟問題。曆代的史學家，無不重視政治上的治、亂與興、衰，從而也就不得不把經濟問題當作史書的重要內容。

　　北魏是鮮卑貴族建立的政權。鮮卑貴族入主中原以後，在中原先進的經濟、政治、文化的影響下，逐步實行了漢化政策，也接受了華夏的傳統思想，使其由遊牧生活轉化為定居的農業生活。農民提供的賦稅和徭役，是其政權存在的基礎。這樣一來，他們就不能不了解到經濟對政治的重要意義了。他們為了把廣大農民束縛在土地上，以便為其提供賦稅與徭役，實行了均田製，同時又實行了與均田製相適應的租調製。這說明鮮卑貴族已經把經濟問題當作立國的基礎了。魏收的《魏書》充分反映了這方麵的內容。

　　魏收說：“夫為國為家者，莫不以穀貨為本。……是以古先哲王莫不敬授民時，務農重穀，躬親千畝，貢賦九州。且一夫不耕，一女不織，或受其饑寒者。饑寒迫身，不能保其赤子，攘竊而犯法，以至於殺身。跡其所由，王政所陷也。夫百畝之內，勿奪其時，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既飽且富，而仁義禮節生焉，亦所謂衣食足，識榮辱也。”顯然這是說，經濟問題不僅是立國的根本，而且還與“仁義禮節”、“榮辱”等道德觀念密切相關。這正是魏收全麵繼承了以往史學家的經濟思想。

　　春秋時，管仲治理齊國，重視發展經濟，所以才使齊國“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而管仲認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引用了這兩句話，班固在《漢書·食貨誌》中也有這種內容。魏收以這種內容為《食貨誌序》，正是要說明鮮卑貴族也同樣重視發展經濟的問題。

　　唐代史學家的經濟觀，在前人的基礎上大大前進了一步。所謂較前人有大幅度的前進，首先，就是唐代史學家重視人在發展經濟中的作用。西漢以後，由於董仲舒提倡天人感應、君權神授說，而且得到漢武帝的支持，所以在史學領域中也有很大影響。漢魏南北朝時期的史學家，都按照這種理論說明改朝換代是順乎天意的。這樣拋開人的作用，空談天命的理論，隻能消極地說明廣大人民應當忍受統治者的壓迫和奴役，並不能起到積極鞏固統治者的地位的作用（詳見拙文：《魏徵的史學地位》）。唐初修撰的《五代史》，拋開了這種消極的史學思想，否定了天人感應說，極其重視人的因素，千方百計地要發揮人的作用去鞏固統治者的地位。即使是在係統記載天人關係的《隋書·五行誌》中，也強調了人的作用。作者說：“德勝不祥而義壓不惠。是以聖王帝由德義消伏災咎也。”既然統治者可“由德義消伏災咎”，當然意味著人就不必聽天由命了。魏徵也說：“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下詔修《五代史》的唐太宗也說：“夫安人寧國，惟在於君。”這都說明，維護統治者的地位不是靠天而必須靠統治者本身。正因為如此，唐初統治者極其重視怎樣鞏固其統治地位的問題。發展經濟就是鞏固其統治地位的一個方麵。杜佑也總結曆史經驗說：“周之興也，得太公；齊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高。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圖；次以富國強兵，立事可法。”既然太公、管仲等人起了“富國強兵”的作用，當然在經濟上是有很大作為的。雖然以往的統治者也曾重視發展經濟，但在天人感應、君權神授思想占重要地位的時代，人的作用是不能提高到應有的地位的。因為充分估計人的作用必然否定神或天的意誌，二者是不能兼容並蓄的。因此，唐代史學家在否定天的作用的前提下重視人在發展經濟中的作用，顯然是史學思想上的一大進步。

　　其次，是唐代統治者非常重視從曆史上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武德五年（622），李淵還正在進行統一戰爭的時候，就曾著手修撰《五代史》，由於未曾完成，貞觀三年（629）唐太宗又下詔修撰《五代史》。二十四史中的八史都完成於唐初，正說明唐初統治者極其重視修史。重視修史，當然是為了從曆史上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否則，唐太宗為什麽說“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呢！

　　由於以上原因，唐代的史學家就特別注意有針對性地研究封建王朝的興衰。其中特別重視秦亡漢興、隋亡唐興的教訓與經驗，因為“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唐是在隋亡的基礎上建立的。武德元年（618），唐高祖就曾下詔曰：“秦以不聞其過而亡，典籍豈無先誡，臣仆諂諛，故弗之覺也。漢高祖反正，從諫如流。”武德二年（619），他又下詔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惟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朕撥亂反正，誌在安人，平亂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貞觀二年（628），魏徵對唐太宗說：“秦二世則隱藏其身，捐隔”賤而偏信趙高，及天下潰叛，不得聞也。……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唐太宗聽了，非常高興。魏徵是政治家，也是史學家。他的政治思想，在唐初的史書中頗有影響。史書中的經濟部分，也鮮明地體現了他的觀點。

　　在《隋書·食貨誌》的序中，作者首先簡要地敘述了黃帝以至南北朝的統治者重視經濟問題的情況。在簡要的敘述中又概括地說，統治者對人民應該“不奪其時，不窮其力，輕其征，薄其賦，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若使之不以道，斂之如不及，財盡則怨，力盡則叛”。實際上這是對隋朝盛衰情況的概括。正因為如此，作者接著就重點論述了隋朝的盛衰與經濟的關係。作者認為，隋文帝“躬先儉約，以事府帑”、“所有賚給，不逾經費”，故而“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於是，文帝又停當年正賦，以減輕農民負擔。這樣，國家就甚富強。隋煬帝則截然相反，他“雅愛宏玩，肆情方騁，初造東都，窮諸巨麗”。他修長城，開運河，“不計於人力，運驢武馬，指期於百姓，天下死於役而家傷於財。”對高麗的戰爭，更造成人力財力的巨大損失，以致形成“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饑餒，婦工紡績，不足以贍資裝”。廣大農民走投無路，隻有鋌而走險，舉起反隋的大旗。統治者殘酷地鎮壓農民起義，更使“宮觀鞠為茂草，鄉亭絕其煙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這與“不奪其時，不窮其力，輕其征，薄其賦”的要求正是針鋒相對的。所謂“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正說明隋末農民起義的爆發是不可避免的。

　　由於隋朝滅亡的教訓，唐初統治者就特別重視經濟問題。唐太宗說：“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兵戈屢動，土木不息”，“奪農時”，都是針對隋煬帝而言。隋煬帝因此而亡，所以，他“唯欲躬務儉約，必不輒為奢侈”，而且“省徭賦，不奪其時，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由此可見，唐初史學家有針對性地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正是為了統治者的需要。也可以說，唐初統治者重視發展生產，減輕人民負擔，是以總結曆史經驗為前提的。因而它有更為積極的現實意義。

　　唐初統治者由於有針對性的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特別重視發展生產，所以唐代經濟的發展達到了封建社會的繁榮階段，政治上也統一強大，足證重視經濟問題是有顯著效果的。正因為這樣，杜佑在其《通典》中就把《食貨典》放在首位。杜佑（734-812）所處的時代，主要是在安史之亂以後。這時，方鎮割據，宦官專政，南衙與北司之爭等，各種錯綜複雜的矛盾促使唐朝日益衰落。由於他曆任濟南郡參軍、淮南節度使從事、工部郎中、禦史中丞、戶部侍郎、饒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尚書左丞、禮部尚書、淮南節度使直至宰相，是統治集團中成員，當然他要千方百計地去挽救唐朝的危機。他所撰修的《通典》也必然包括這種內容。這種內容的具體表現，就是總結曆史的經驗，為當時的統治者提供借鑒。他說：“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矣。”由於他認識到經濟問題的重要，所以他在《通典》中的篇章順序是：“以食貨為之首，選舉次之，職官又次之，禮又次之，樂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邊防末之。”把敘述經濟部分的《食貨典》抬高到如此高的地位是前所未有的。

　　從《史記》開始，《河渠書》、《平準書》列於書八篇之末，《貨殖列傳》列於列傳之末；《漢書》列《食貨誌》於誌十篇的第四；《魏書》、《隋書》的《食貨誌》也都列在各誌的中間；《通典》把它抬高到首位。正說明唐代史學家對經濟問題的認識愈來愈深刻了。

　　古代史學家的經濟觀，隨著曆史的前進，也不斷增加新的內容。到了唐代，從內容到形式，都有顯著的發展。充分肯定人在發展經濟中的作用，認真從曆史的經驗與教訓中尋找借鑒，把史書的經濟部分列於首位等，都是唐代史學家的經濟觀中新增加的內容。

　　唐代史學家的經濟觀的時代背景

　　西漢是繼秦以後的統一王朝，司馬遷在這時所撰的《史記》，當然是著眼於全國的。司馬遷認為：“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這就是說，由於統一，促進了全國的經濟交流。東漢時的班固（32-92），也是站在統一國家的立場上縱觀全局的。南朝宋人範曄（398-445）所撰的《後漢書》，由於原定的十誌尚未完成而被殺害，所以該書沒有《食貨誌》。西晉陳壽（233-297）所撰的《三國誌》，隻有紀和傳，沒有誌，當然更沒有全麵論述經濟問題。曆仕宋、齊、梁三代的沈約（441-513）所撰的《宋書》，南梁時期蕭子顯（488-537）所撰的《南齊書》，都沒有《食貨誌》。北齊時魏收（506-572）所撰的《魏書》，比較完整，有《食貨誌》一卷。《魏書·食貨誌》的內容非常重要，對於北魏的經濟製度，特別是具有曆史意義的均田製度，敘述得詳細而有條理，對於研究均田製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重要線索。但是，《魏書·食貨誌》所述的範圍隻限於北方，對於南方的經濟製度則沒有記載。

　　由此可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學家，在他們的史學著作中都不甚重視經濟問題。這是當時的時代背景決定的。

　　從曹魏代東漢起，直到南朝結束，所有政權的更替都是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引起的。不是強迫禪讓，就是武力奪取；而不是像秦漢統一的王朝那樣被農民起義所推翻。因此，新的統治者也不像西漢統治者那樣，實行輕徭薄賦政策，注意發展經濟，以便緩和階級矛盾。反之，他們崇尚門閥製度，竭力維護士族的地位，打算以這種措施來加強鞏固自己的地位。這樣一來，他們就勢必忽視經濟問題的重要作用。同時，強迫前代統治者讓位，或者以武力奪取帝位，又不得不宣揚天命，以便其篡奪帝位的事實名正言順。這些情況，反映在史書中，必須是宣揚天命論，降低人的社會作用。《後漢書》、《三國誌》、《宋書》、《南齊書》等，都有這些內容（詳見拙文《魏徵的史學地位》）。《宋書》還特別突出了士族的地位。正是這些原因，這些史書去掉反映發揮人的作用而發展經濟的《食貨誌》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在北方，邊疆地區的落後民族進入中原，現實的社會生活，促使他們認識到先進的農業經濟比畜牧經濟更有利於他們的統治，所以，他們不得不改變自己的經濟生活，重視農業經濟的發展。這些情況，反映在史書中，就是《魏書》中有了《食貨誌》。但是，北魏的統治範圍隻限於北方，所以，《魏書》的《食貨誌》也不能反映全國經濟製度的內容。

　　由此可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學家，他們的經濟觀有兩個特點。其一，是忽視經濟問題對政治的作用，以致不少史書沒有《食貨誌》，使人無法知道統治者是否運用經濟手段加強或鞏固其統治地位，從而看不出經濟與政治的緊密關係。其二，重視經濟問題者也隻限於北方，缺乏統一的全局觀點。

　　唐代的史學家就完全不同了。在《晉書》中恢複了《食貨誌》的地位。同時，為配合《五代史》的成書又撰《五代史誌》。其中的《食貨誌》，縱觀南北，站在統一國家的立場上，全麵簡要地敘述了南北朝後期的經濟製度。作者說：“馬遷為《平準書》，班固述《食貨誌》，上下數千載，損益粗舉。自此史官曾無概見。夫厥初生人，食貨為本。聖王割廬井以業之，通貨財以富之。富而教之，仁義以之興，貧而為盜，刑罰不能止。故為食貨誌，用編前書之末雲。”這就是說，自《史記》、《漢書》以後，沒有全麵係統敘述經濟製度的專著。這正反映了南北分裂的時代背景。由於經濟問題涉及社會秩序與道德，所以唐初史學家們又撰《食貨誌》。

　　不難看出，從唐初史學家的經濟觀中，看出了曆史前進的過程，也就是統一—分裂—再統一的發展道路。不過，隋唐的統一決不是秦漢統一的再現，而是在政治、經濟、文化、民族融合各個方麵都增加了新的內容。

　　《史記》是紀傳體的通史，其經濟部分係統敘述了漢武帝以前的經濟發展情況。例如，《河渠書》敘述了自夏禹治水到春秋戰國時期的鴻溝、鄭國渠以至西漢的六輔渠的興修情況；《貨殖列傳》係統地記載了神農以後各地的物產及生產情況。《漢書·食貨誌》雖然主要是記載西漢的經濟製度，但也追溯了周秦之間的曆史，概述了這時的經濟製度，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有通史的意義。

　　其他的斷代史，沒有《食貨誌》，不必談起。有《食貨誌》的《魏書》，也隻是從道武帝拓跋寫起，根本沒有涉及東漢至東晉十六國的曆史。可見，《魏書·食貨誌》不僅在其橫的敘述方麵隻限於北方的範圍，而且在縱的方麵也隻是敘述從北魏到東魏160多年的曆史。不難看出，《魏書·食貨誌》是局部地區短暫時期內的經濟史篇。

　　唐代史學家在向通史方麵的發展大大前進了一步。有關南朝與北朝的通史有李延壽的《南史》與《北史》，有關史學評論方麵的通史有劉知幾的《史通》，有關典章製度方麵的通史有杜佑的《通典》。顯而易見，由於《漢書》以後斷代史的不斷增加，人們迫切需要通史的知識，撰寫通史已成社會發展的要求。這種要求，在經濟史方麵也同樣有所反映。

　　《晉書》的作者說：“班固為《殖（食）貨誌》，自三代至王莽之誅，網羅前載，其文詳悉。”於是他們從東漢開始，一直敘述到魏至東晉。這樣三代貫通，當然比《魏書·食貨誌》隻記一代更有意義。因為它補起了《後漢書》、《三國誌》缺《食貨誌》的不足。

　　《隋書·食貨誌》是為配合《五代史》而撰的。當然它的內容包括南朝的梁、陳與北朝的北齊、北周和隋。其實，不僅如此，它還簡要地追溯了南方的東晉以下與北方的北魏以來的經濟情況。這樣一來，就使人們容易對《晉書》與《隋書》所載內容之間的經濟情況有所了解。非常明顯，《晉書》的《食貨誌》與《隋書》的《食貨誌》，由於其內容上起東漢，下至隋朝，故而為進一步撰寫經濟通史創造了條件。

　　典章製度的通史——《通典》，其經濟部分的《食貨典》列居首位，十分重要。它是記述唐中葉以前經濟發展的通史。其內容包括土地製度與賦役製度的演變，戶口的盛衰，貨幣的變革，鹽鐵的管理，水利、漕運的發展等等。這些內容，從傳說中的黃帝一直敘述到唐代宗時期。這樣上下貫通，全麵係統地敘述經濟的發展，是史學上的一大進步，也是唐代史學家超過前人的重要標誌。由此可見，唐代史學家的經濟觀是古代史學家經濟觀的發展。這個發展過程，是通史—斷代—通史。這個過程，不是簡單的重複，而是向更高的層次發展。因為杜佑的經濟觀比司馬遷的經濟觀其內容是更豐富了。

　　唐代史學家的經濟觀反映了人們認識

　　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斷提高

　　經濟問題是人們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反映。隨著曆史的前進，人們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也在不斷提高。在曆代的史學著作中，都充分反映了這方麵的問題。

　　成書於戰國中期的《禹貢》，把全國分為九州。其中雍州（今陝西中部一帶）土質最好，屬於上上等，揚州（長江下遊）土質最差，屬於下下等。這種古老的認識，體現著人們對於黃土地帶的利用較早，對於水田的利用較晚。到了西漢，這種認識仍然沒有多大改變。司馬遷說：“關中自、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裏，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又說：“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關中與江、淮以南的對比，充分說明兩地生產發展的水平差別很大，也說明人們對於水田還不能充分利用。在《漢書·地理誌》中，班固對這兩地的看法與司馬遷也大體類同。

　　西漢末年，王莽鎮壓農民起義的戰爭，劉玄政權又被推翻等等，都使關中經濟遭到破壞。東漢中葉以後，羌人與東漢又經常在西北進行戰爭。東漢末年，繼黃巾起義之後的軍閥混戰，更使中原與關中的經濟發展受到很大影響，長安城中“白骨盈積，殘骸餘肉，臭穢道路”，“二三年間，關中無複行人”。反之，長江下遊的江南一帶則有較大的發展。孫權在江南建立政權是與當地世家豪強地主的支持分不開的。孫吳的世襲領兵製、賜田複客製，都是大土地私有製發展的標誌。大土地私有製的發展，當然意味著貧富的分化。顯然，這與西漢時的“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是大不相同了。不同之處正是這一帶經濟發展的結果。

　　西晉末年，由於中原戰亂的影響，又一次人口大量南遷，東晉僑置許多州、郡、縣，正是人口大量南遷的標誌。如果這裏還像西漢那樣，“江南卑濕，丈夫多夭”，南遷者是不會僑居那裏而不另找出路的。東晉以及南朝的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也不得不采取一些發展生產的措施，勸課農桑，興修水利，東晉到南朝也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現。這樣，東南一帶的經濟必然繼續有所發展。這種情況，反映在史書中，就是史學家們的經濟觀也相應的有所改變。

　　《隋書·地理誌下》載：隋朝時，宣城（安徽宣城）、毗陵（江蘇常州）、吳郡（江蘇蘇州）、會稽（浙江紹興）、餘杭（浙江杭州）、東陽（浙江金華）一帶，“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商賈並湊。”顯然，東南一帶在唐初史學家的心目中已不是西漢時那種落後局麵了。否則，為什麽會“商賈並湊”呢？

　　《通典》中有一篇《漕運》。它係統記述了自漢至唐中葉的漕運情況。通過漕運情況可以看出自漢至唐的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的關係，同時也可以說明各地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情況。

　　漢高祖時，每年轉山東之粟至京師者數十萬石，漢武帝元光年間，開通漕渠，每年可運糧百餘萬石。秦漢時期，重要的經濟發達地區是關中和山東，所以西漢時漕運長安的糧食主要是來自山東。東漢建都洛陽，政治中心位於經濟發達地區之中，漕運不是重要問題。魏晉南北朝時期，除了西晉短暫的統一外，在長期的分裂時期中，政治中心不止一處，以漕運解決政治中心的糧食問題也不突出。所以，統一的隋朝到唐中葉的漕運就是《通典》的《漕運》的重要內容。

　　開皇三年（583），隋文帝下“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汾、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這13州，大體上都在今山西南部與河南境內，可見隋初漕運的糧食主要來自山東。隋煬帝開運河，當然有利於更大範圍的漕運。漕運的糧食來自何處，數量多少，史書記載不詳。但根據洛口倉（在河南鞏縣）的存糧情況，可知來自東南的大米是不少的。李密做了瓦崗軍的首領後，曾向群眾開倉散米，因缺乏組織，任其自取，故而撒在地上的“米厚數寸”，來就食者近百萬口，“無甕盎，織荊筐淘米，洛水兩岸十裏之間，望之皆如白沙。”這樣多的米，肯定大量來自東南一帶。河姆渡發現大量稻穀遺跡，足證自古以來，長江下遊就是“飯稻羹魚”，隨著東南人口的增加，生產工具的改進，到隋時稻米北運是完全可能的。更加之洛口倉位於通濟渠由河水轉洛水的交通樞紐，所以認為洛口倉的米主要是來自東南決非主觀臆斷。

　　唐朝仍然建都長安，貞觀、永徽之際，每年從東向西轉運糧食不過20萬石，後來不斷增加。因為雖然“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東南，當然是指長江下遊。可見唐代漕運至京師之粟的來源確已擴大到長江下遊了。《通典》的《漕運》更詳細地記載道：“開元十八年，玄宗問朝集使利害之事，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唯出租庸，更無征防，緣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月二月上道，至揚州入鬥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停留一月以上，三月四月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幹淺，又船運停留至六月七月後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路幹淺，船艘隘鬧，般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得行日少……”還由於“江南百姓，不習河水”，於是，他建議在“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即於倉內便貯。鞏縣置洛口倉，船從黃河不入洛水，即於倉內安置”。這樣分段轉運，再在三門峽東西各建一倉，使船至東倉，將糧存入，陸運至西倉，再漕運至京師。這樣可以大大減少漕運的費用，提高漕運的效率。從這段記載中可以看出，唐代前期長江下遊江南一帶已是重要的經濟發達地區了。至於安史之亂以後，唐中央政權在經濟上依賴東南是不言而喻了。

　　經濟發達地區的日益擴大，正是人們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斷發展與提高的表現。

　　史書中反映人們認識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發展、提高的內容很多，在糧食的種類演變方麵也反映了這一問題。今天看來，黃河流域主要種植小麥，長江流域主要生產水稻。但這是經過長期發展演變的結果。早在周代，糧食的品種主要是黍、稷，到了戰國，就發展為菽（豆）、粟，稻和麥居次要地位。漢代以後，粟成為主要糧食作物，小麥的生產正在逐步推廣與擴大。據《漢書·食貨誌》載，董仲舒認為：“今關中俗不好種麥……而損生民之具也。”於是他要求漢武帝下“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冬）麥，令毋後時”。由於漢武帝的重視，又經汜勝之的促進，關中才逐步盛行種麥了。

　　據《晉書·食貨誌》，東晉元帝太興元年，下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漢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於以周濟，所益甚大。”南朝齊明帝建武二年（495），二月“丙寅，停青州麥租”；陳宣帝太建九年（577）五月詔：“六年七年逋租田米粟夏調綿絹絲布麥等，五年訖七年逋貲絹，皆悉原之。”南齊時的青州，在今江蘇淮北，陳朝的疆域在長江以南。小麥的種植，既然已在東晉時為統治者所提倡，南朝又被列入稅收項目，可見在南朝已種植相當普遍。同時，小麥是秋種越冬而夏收，又適合於在較為幹燥的地區生長，比春種經夏而秋收的粟更容易有所收獲。因為夏季氣溫高，久旱不雨就會影響粟的產量。另外，就食用方麵說，麵食的花樣較多，味也更美，所以，小麥的種植取代粟的地位是不可避免的。到了元代，小麥就居北方糧食生產的首要地位了。

　　唐初的《晉書》、《南史》與《陳書》，雖已反映了小麥在糧食生產中的地位，但還隻限於局部地區。更能反映小麥在糧食生產中的地位的是《通典》。貞觀二年（628）四月，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稻之屬，各依土地。”貴族官僚如此，一般農民則是：“諸租，準州土收獲早晚，斟量路程險易、遠近，次第分配，本州收獲訖發遣。……若無粟之鄉輸稻、麥，隨熟即輸。”這都說明唐代已經普遍把小麥列入稅收項目了。

　　唐代的史學家，通過《晉書》、《陳書》、《南史》、《通典》等各種史書，反映了小麥在糧食生產中的地位不斷提高，這不僅意味著生產向更高的層次發展，也意味著人們生活的不斷改善與內容的更加豐富。通過唐代史學家的敘述，使我們認識了古代生產發展的過程，原來生產落後的地區到唐代成為先進地區了，人們對於水田的利用能力大大提高，從而使稻的產量也日益提高，以致被統治者列入稅收項目。原來生產比較先進的關中與黃河中下遊，雖然幾遭破壞，但仍然有所發展。例如，糧食的品種，原來以夏季生長的粟為主，後來逐漸增加了小麥。小麥在糧食產量中的比重越來越大，最後取代粟的地位，說明生產小麥比粟更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因為麵食不僅在生活方麵可給人們提供更多的方便與增加新的內容，而且在生產方麵也可使原來冬季閑置的土地充分利用起來，可見小麥的地位日益重要是曆史前進的要求。

　　從後代史學家的經濟觀中，反映了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東南後來居上的趨勢日益明顯，關中發展的速度低於東南也已成為事實；在糧食品種裏，小麥的地位愈來愈顯得重要，以致最後取代粟的地位。曆史正是在這種不平衡的發展中前進的。

　　綜上所述，社會曆史是在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過程中前進的；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斷提高，又推動著曆史的前進，豐富著曆史的內容。通過唐代史學家對經濟問題的敘述，再追溯以往的曆史，人們便更加明確地認識了這一客觀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