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學與墓誌研究

第4章 唐代的史學與政治

　　自古以來，史學與政治就是密切相關的。傳說時代的史學如何，現在很難確知，但殷商時期確有史官，並且負責記錄和保管典冊的工作，是不容惑疑的。史官是統治集團的組成部分。斯維至先生認為：“古代巫史不分”，“巫史在古代是一種執行宗教任務的人物，而且有特殊的技能（如巫術），最有知識，最有文化修養的官僚集團。他們經常在國王的左右服務，觀察天象（占星術），進行占卜，參預國家大事（國之大事，唯祀與戎）並記錄和保存政府的誥誓訓令典策以及係譜等等。”斯先生的看法是對的。既然史官是官僚集團的成員，也“參預國家大事”，還“記錄和保存政府的誥誓訓令典策以及係譜等等”，足證有文字以來的史官和史籍都是和當時的政治不可分割的。

　　曆代的史官和史籍，都有自己的政治傾向性，即使是像按照事實寫“齊崔杼弑其君”的太史等“秉筆直書”者，也不例外。太史因“直書”被崔杼所殺以後，其弟又照樣寫，崔杼又殺其弟，其三弟又照樣寫，主要是堅持一個“弑”字。由此可見，他們的傾向性是維護君的地位。至於明確宣揚“春秋筆法”的史官與史書，就更勿須贅述了。曆代的史官與史籍，均和政治密切相關，無疑，史學的發展與政治的變革也必然互相影響。這裏擬通過唐代的史學與政治說明這個問題。

　　統治者重視發展史學

　　在階級社會裏，一切統治者，為了奪取政權或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都要自覺或不自覺地總結曆史經驗，研究以往統治者興衰存亡的原因。唐朝統治者不僅如此，而且還明確地把曆史當作一麵鏡子，隨時運用曆史的經驗，檢查政治上的得失。由於重視曆史的經驗，從而也就促進了史學的進一步發展。

　　唐朝剛剛建立，李淵就總結秦、隋滅亡的教訓和漢、唐興盛的經驗。他說：“秦以不聞其過而亡，典籍豈無先誡，臣仆諂諛，故弗之覺也。漢高祖反正，從諫如流。洎乎文、景繼業，宣、元承緒，不由斯道，孰隆景祚？”又說：“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惟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誌在安人，平亂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李淵撥亂反正，正是為了不再重蹈秦、隋滅亡的覆轍。

　　唐太宗完全繼承並發揚了唐高祖的這種思想，更為重視曆史的經驗和教訓。他一登上皇帝的寶座，就於“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嚐少怠”。他這樣勤苦地與人研討古今，當然是為了“欲知前世得失”。當他一旦認識到得失的原因時，就會采取相應的措施。例如，貞觀二年，唐太宗問黃門侍郎王道：“近代君臣治國，多劣於前古，何也？”王對曰：“古之帝王為政，皆誌尚清靜，以百姓之心為心。近代則唯損百姓以適其欲，所任用大臣，複非經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決定，由是人識禮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輕儒，或參以法律，儒行既虧，淳風大壞。”唐太宗深感王所談有理，從而使“百官中有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焉”。不僅如此，他還大力發展儒學，於當年就“詔停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稽式舊典，以仲尼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大收天下儒士，賜帛給傳，令詣京師，擢以不次，布在廊廟者甚眾。學生通一大經已上，鹹得署吏。國學增築學舍四百餘間，國子、太學、四門、廣文亦增置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學生，以備眾藝。太宗又數幸國學，令祭酒、司業、博士講論，畢，各賜以束帛。四方儒生負書而至者，蓋以千數。俄而吐蕃，及高昌、高麗、新羅等諸夷酋長，亦遣子弟請入於學。於是國學之內，鼓篋升講筵者，幾至萬人，儒學之興，古昔未有也”。他同意王認為的“近代君臣治國，多劣於前古”的原因是“重武輕儒”，於是他就大力發展儒學，致使“儒學之興，古昔未有”。可見唐太宗總結曆史經驗是為了現實的需要。再如，唐太宗認為，古代帝王之興衰與能否重視納諫直接相關。貞觀六年（632），他謂侍臣日：“看古之帝王，有興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為蔽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諂者日進，既不見過，所以至於滅亡。”針對古帝王衰亡的原因，他說：“朕既在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另外，唐太宗還認為，古來帝王之驕矜與失敗是不可分割的。貞觀十九年（645），他謂侍臣曰：“朕觀古來帝王，驕矜而取敗者，不可勝數。不能遠述古昔，至如晉武平吳、隋文伐陳已後，心逾驕奢，自矜諸已，臣下不複敢言，政道因茲弛紊。”由於這種曆史的教訓，他在平定突厥、破高麗以後，深恐也走前人的老路，於是他“每思臣下有讜言直諫，可以施於政教者，當拭目以師友待之”。以上事例無不說明，唐太宗把曆史的經驗與教訓和自己地位的能否鞏固是密切聯係在一起的。正因為如此，他對房玄齡說：“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以將來規誡。”為了總結曆史經驗教訓的需要，他還“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蕭）德言裒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他“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這裏不僅說明唐太宗有知前世得失的要求，同時也說明他已收到了“稽古臨事不惑”的效果。這正是他能夠認識到“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的關鍵所在。他所說的“古”，當然是指曆史。把曆史當作鏡子，可見唐太宗對曆史經驗和教訓的重視是超過前人的。

　　唐高宗初年，也“留心政道”，他曾向當時著名的史學家令狐德詢問過：“何者為王道、霸道？又孰為先後？”還問過：“禹、湯何以興？桀、紂何以亡？”令狐德根據事實作了回答，高宗“甚悅”。

　　玄宗時，吳兢認為：“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所以他撰《貞觀政要》，用作統治集團施政的借鑒。後來，唐文宗又欲修《開元政要》，也是同樣的目的。

　　唐朝後期，較有作為的憲宗，也很注意曆史的經驗。他曾和宰相李藩討論過：“前代帝王理天下，或家給人足，或國貧下困，其故何也？”也曾閱讀當代的曆史，從中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他說：“朕近日畋遊悉廢，唯喜讀書。昨於《代宗實錄》中，見其時綱紀未振，朝廷多事，亦有所鑒誡。”

　　以上事例，無不說明，凡是有所作為，要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統治者，都非常重視曆史的經驗和教訓。

　　曆史知識，是總結前人經驗、吸取教訓的基礎；要有豐富的曆史知識，必須發展史學。這是唐朝統治者，特別是唐初統治者極其重視發展史學的主要原因。

　　武德年間，令狐德建議：“竊見近代以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更十數年後，恐事跡湮沒。……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鑒今古？如臣愚見，並請修之。”李淵接受這個建議，下詔曰：“司典序言，史官記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鑒將來。”因此，他命蕭＆、王敬業、殷聞禮修魏史，陳叔達、令狐德、庾儉修周史，封德彝、顏師古修隋史，崔善為、孔紹安、蕭德言修梁史，裴矩、祖孝孫、魏徵修齊史，竇、歐陽詢、姚思廉修陳史。這次修史，雖然“曆數年，竟不能就而罷”，但卻有力地說明李淵是重視發展史學的。

　　貞觀三年（629），唐太宗繼承了唐高祖未完成的事業，再次下詔修史，命令狐德修《周史》，李百藥修《齊史》，姚思廉修《梁史》、《陳史》，魏徵修《隋史》。貞觀十年（636）修成，稱《五代史》（前五代史）。唐太宗高興地說：“公輩以數年之間，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懷，極可嘉尚。”同時對每人“進級頒賜各有差”。後來，又改稱《周書》、《齊書》、《陳書》、《梁書》、《隋書》。貞觀十八年（644），房玄齡、褚遂良等人，又受詔重撰《晉書》。本來，《晉書》早有人所撰，而且多至26家，著名的也有18家，但在唐太宗看來，都不足以傳世。於是，他於貞觀二十年（646）閏三月下詔曰：“十有八家，雖存記注，才非良史，書虧實錄，榮緒（臧榮緒）煩而寡要，行思（謝沈）勞而少功。叔寧（虞預）味同畫餅，子雲（蕭子雲）學堙涸流，處叔（不隱）不預於中興，法盛（何法盛）莫通乎創業，洎乎幹（幹寶）陸（陸機）曹（曹嘉之）鄧（鄧粲），略記帝王，鸞（檀道鸞）盛（孫盛）廣（徐廣）鬆（斐鬆之）才編載記，其文既野，其事罕有。”所以要“更撰《晉書》，銓次舊聞，裁成義類，其所須，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學士，量事追取”。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等20餘人奉詔重新編撰了《晉書》，唐太宗還親自參加了編撰工作。據說，其中的《宣帝紀》、《武帝紀》、《陸機傳》、《王羲之傳》等篇末尾的《論》為其所撰，故而“總題曰禦撰”。親自參與修史，更能說明唐太宗重視發展史學。

　　貞觀十五年（641），唐太宗又認為所修五代史無誌，於是又下詔於誌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等人共同撰《五代史誌》30卷。此書雖然在太宗死後的高宗顯慶元年（656）才完成，但既為唐太宗所組織安排，編撰又主要在貞觀年間，唐太宗的功績還是應該肯定的。況且該書史料價值很高，內容所述超出五代範圍，如北魏、南朝的宋、齊都涉及了，甚至是繼《漢書》十誌寫起的。這樣一來，後人借此誌就可以對南北朝的典章製度有所係統的了解。正因為如此，鄭樵說：“隋誌》極有倫理，而本末兼明，可以無憾，遷、固以來，皆不及也。正因為班、馬隻事虛言，不求典故實跡，所以三代紀綱，至遷八書、固十誌，幾於絕緒，雖其文彩灑然可喜，求其實用則無有也。觀《隋誌》所以該五代南北兩朝，紛然淆亂，豈易貫穿？而讀其書，則了然如在目。良由當時區處，各當其才，顏、孔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序，故隻會修紀、傳，而以十誌付之誌寧、淳風輩，所以燦然具舉。”在鄭樵看來，《隋誌》水準超過了《史記》、《漢書》。其所以如此，是因為《隋書》的紀、傳和誌的作者都是因才而用的。於誌寧、李淳風等都是文化製度方麵的專門人才，所以，他們所修的十誌是成功的。由此可見，唐太宗不僅是一般的重視修史，而且還善於在修史方麵組織力量，使用人才。

　　李延壽的《南史》與《北史》，雖係私人所撰，但也“頗行於代”。他撰的《太宗政典》，曾為唐高宗“歎美久之，令藏於秘閣，賜其家帛五十段”。不難看出，李延壽的私人著作，也符合統治集團的需要。至於《通典》，更是統治集團中的重要成員杜佑所撰，其政治色彩也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唐朝統治者和一般封建統治者一樣，都喜歡光宗耀祖，抬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的社會地位，在地主階級內部也高人一等，門第觀念在人們的思想領域中占著重要地位。唐朝初年，這種影響仍然存在。所以，在唐代史籍的分類中，譜牒類是其中之一。統治者修撰這類史書，是達到其光宗耀祖，抬高其社會地位的重要手段。唐太宗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修《氏族誌》的。

　　貞觀年間，“朝議以山東人士好自矜誇，雖複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女適他族，必多求聘財。太宗惡之”，遂詔高士廉等人“刊正姓氏。於是普責天下譜諜，仍憑據史傳考其真偽，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為《氏族誌》”。唐太宗明確向臣下表示：“我今特定氏族者，欲崇重今朝冠冕……昔漢高祖止是山東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貴。卿等讀書，見其行跡，至今以為美談，心懷敬重。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唐太宗既然從讀史中知道劉邦從一“匹夫”以至“主尊臣貴”，所以他也想讓後人從讀史中知道李氏家族顯赫一時的社會地位。這就是唐太宗要修《氏族誌》的原因。

　　武則天被立為皇後以後，對“升降去取，時稱允當”的《氏族誌》表示不滿。“許敬宗等以其書不敘武氏本望”，李義府也恥其家無名。他們遂奏請高宗，命孔誌約等人改《氏族誌》為《姓氏錄》，“以後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凡九等。”許敬宗為了對武後投其所好，李義府為了光宗耀祖，他們要求重修《姓氏錄》，雖然這是以權謀私，但對這類史籍的發展是有積極影響的。由於統治集團的重視，唐代的姓譜學頗為發達，唐初的路敬淳，是姓譜學名家，他著有“姓略》、《衣冠係錄》等百餘篇”，“其後柳衝、韋述、蕭穎士、孔至各有撰次”，雖然他們“皆本之路氏”，但也說明姓譜學的發展。這正是統治集團光宗耀祖思想的產物。

　　以上情況說明，史學的產生與發展，與政治的需要密切相關。一個政治集團為了奪取政權或鞏固其統治地位，需要從曆史上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他們還要通過修史光宗耀祖，抬高其社會地位。於是，他們不得不注意發展史學。反之，史學的發展又反映了政治的變革。唐朝統治者非常重視曆史的經驗和教訓，從而出現了“貞觀之治”、“開元之治”等封建社會的盛況。這種安定的社會環境，給史學的發展提供了條件；同時，史學的發展也反映了唐代社會的內容。

　　政府控製修史

　　封建政權直接控製修史，是唐代史學與政治的關係進一步密切的重要標誌。設立史館與實行宰相監修製度，是政府控製修史的具體表現。

　　東漢以後，雖然已經有了建立修史機構的事實，但把設館修史正式成為製度，是從唐太宗開始的。中國古代雖然早有史官，但史官製度也屢有變遷，開始設置專職史官掌修國史，是三國時魏明帝太和年間，官名著作郎，隸中書省。到晉惠帝時，把著作郎改隸秘書省，北魏時，又把著作郎改隸於秘書省下新增的著作局。從北齊、北周到隋，雖然也有“監修”之名，但並無監修之實。所以，唐以前的官修史書，僅隻是奉君主之命修撰而已，實際上與私人撰史並無多大區別。真正的官修史書是從唐代設館修史開始的。

　　“貞觀三年閏十二月，始移史館於禁中，在門下省北，自是著作郎始罷史職。及大明宮初成，置史館於門下省之南。”開元十五年（727）三月一日，“宰臣李林甫監史館，以中書地切樞密，記事者宜其附近，史官諫議大夫尹，遂奏移於中書省北。”禁中，是皇帝活動的中心，史館設在這裏，既是為了便於把以皇帝為中心的政治活動記入史冊，也是為了皇帝便於控製史館。所以，開元時的宰相李元；說：“太宗別置史館，在於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秘其事也。”史館地址的遷移，也與政治中心的變動有關。唐初，宰相的議事機構政事堂設在門下省，所以史館設在門下省附近。高宗永淳二年（683），中書令裴炎移政事堂於中書省，到開元十五年（727），又遷史館於中書省北。遷移的理由，是“中書地切樞密，記事者宜其附近”。由此可見，在當時統治集團看來，史館離政治中心愈近愈好。同時也可以說明，自唐太宗開始控製史館的措施，對後世的影響是很大的。

　　實行宰相監修國史，也是從唐太宗開始的。貞觀三年（629），唐太宗命宰相房玄齡監修國史，自此成為製度。當時，唐太宗對房玄齡道：“比見前、後《漢史》載錄揚雄《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等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誡，何假書之史策？其有上書論事，詞理切直，可裨於政理者，朕從與不從皆須備載。”宰相根據這個原則監修《國史》，無疑是代表皇帝控製修史。唐太宗命修梁、陳、齊、周、隋諸史，以“魏徵（以秘書監參預朝政，相當於宰相）總知其務，凡有讚論，徵多預焉”。委派相當於宰相的魏徵掌握“讚論”，實際上是要政治觀點都符合唐太宗的願望。不難看出，宰相監修《國史》的製度，是為了皇帝對修史的控製而建立的。

　　唐太宗通過政權機構左右修史，為修史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例如，史料的來源就非常廣泛。除了《起居注》以外，其他有關單位還要按期向史館報送所負責的有關資料。

　　祥瑞——禮部每季具錄送。

　　天文祥異——太史每季並所占候祥驗同報。

　　蕃國朝貢——每使至，鴻臚勘問土地、風俗、衣服、貢獻、道裏、遠近、並其主名字報。

　　蕃夷入冠及來降——表狀，中書錄狀報；露布，兵部錄報，軍還日，軍將具錄陷破城堡，傷殺吏人，掠擄畜產，並報。

　　變改音律及新造曲調——太常寺具所由及樂詞報。州縣廢置及孝義旌表——戶部有即報。

　　有年及饑並水旱蟲霜風雹及地震流水泛濫——戶部及州，每有即勘其年月日及賑貸存恤同報。

　　諸色封建——司府勘報，襲封者不在報限。

　　京諸司長官及刺史都督都護，行軍大總管副總管除授——並錄製詞，文官吏部送，武官兵部送。

　　刺史縣令善政異跡——有灼燃者，本州錄附考使送。

　　碩學異能高人逸士義夫節婦——州縣有此色，不限官品，勘知的實，每年錄附考使送。

　　京諸司長官薨卒——本司責由曆狀跡送。公主百官定諡——考績錄行狀諡議同送。

　　刺史都督都護及行軍副大總管以下薨——本州本軍責由曆狀，附便使送。

　　諸王來朝——宗正寺勘報。

　　既然有這樣廣泛、詳細的征集史料的辦法，無疑可以保證史書內容充實，有所依據。這是唐太宗通過政權機構控製修史的優越性所在。

　　有利的修史製度，在貞觀年間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到高宗以後的中宗時代，由於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激化，政局動蕩不安，從而使有利的製度也產生了嚴重的弊病。劉知幾就從幾個方麵指出過當時存在的問題。例如，史館中人員眾多，組織不夠嚴密，各人自以為是，“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白可期，而汗青無日。”為了不受外界的影響，修史者“曾通籍禁門，深居九重，欲人不見”。其實，事與願違，因為“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棲毫而=紳鹹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仇貴族”。關於修史的是非標準，修史者不能自作主張，而是多取稟監修，“揚令公則雲‘必須直辭’，宗尚書則雲‘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再者，監修者和修史者之間，互不協調，“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如此等等，無不說明，在政治黑暗的時刻，官方控製修史，弊病較多。劉知幾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向中宗“求罷史任”的。

　　不管是有利的方麵，還是不利的方麵，都說明當時的政治對史學有很大影響；同時，也說明史學的發展是政治的反映。從有利的方麵說，由於政權的作用，保證修史者可以得到各方麵的資料，以利於史書的完成。此事本身，就反映著唐朝政權重視文化，重視曆史的經驗和教訓，千方百計地要通過發展生產鞏固其統治地位的要求。這也是貞觀時期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的標誌。從不利的方麵說，也反映了地主階級政權陰暗腐敗的一麵。史館在監修宰相的控製下，人員眾多，矛盾重重，各人都不能充分發揮其作用，以致修史效率很差。正因為如此，劉知幾說：“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誌不遂。鬱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誌。”不難看出，唐中宗時期的政治已經相當腐敗，和武德、貞觀時期已經不能相提並論，所以，頗有創見的史學名著《史通》，不是產生於史館，而是退出史館以後的私人著作。這就是說，在政治腐敗的情況下，有利的製度也不能發揮有效的作用。史學和政治的關係，就是這樣的密切。

　　統治者關心史書的內容

　　就當時各種史籍的內容說，史學與政治也是不可分割的。唐代，特別是唐初的皇帝，由於重視曆史的經驗和教訓，懂得史書的作用，所以，都十分關心史書的內容。

　　李世民做了皇帝，在總結曆史經驗和教訓中，深感自己讀書太少，極為不便。因此，他一麵籠絡文人、學士，與他們談古論今，使其成為自己的參謀顧問，一麵自己也努力學習，掌握古書的內容。他說：自己“少從戎旅，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舊唐書》卷七十三《鄧世隆傳》：“初，太宗以武功定海內，櫛風沐雨，不暇於詩書。暨於嗣業，進引忠良，銳精思政。數年之後，道致隆平，遂於聽覽之暇，留情文史。”這就是說，唐太宗“留情文史，手不釋卷”是為了政治上的需要。為了更好地學習文史，唐太宗還很重視古籍的整理。貞觀四年（630），“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及功畢，複詔尚書左仆射房玄齡集諸儒重加詳議。時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皆其非之，異端蜂起。而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本，隋方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太宗稱善者久之，賜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騎常侍，頒其所定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另外，唐太宗還命顏師古，孔穎達等共撰《五經正義》，雖然由於後來為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未能公諸於世，但到永徽二年（651），經過於誌寧、張行成等人的“增損”，終於使“書始布下”。整理古籍，“令學者習焉”，自然是為了培養當時所需要的人才。由此看來，唐太宗是把整理、學習古代文史和當時政治的需要密切地聯係在一起的。

　　正因為學習古代文史是為了當時政治的需要，所以，唐太宗主張讀書是求官之道。他對中書令岑文本道：“夫人雖稟定性，必須博學以成其道，亦猶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本性懷火，待燧動而焰發；人性含靈，待學成而為美。是以蘇秦刺股，董（仲舒）生垂帷。不勤道藝，則其名不立。”岑文本對曰：“夫人性相近，情則遷移，必須以學飭情以成其性。……所以古人勤於學問，謂之懿德。”岑文本的回答，肯定會使唐太宗滿意。因為，岑文本對唐太宗來說，“非勳非舊”，而是“南方一布衣，徒步入關”，也“無汗馬之勞”，而隻是“以文墨致位中書令”的。這更進一步說明，唐太宗重視文史知識的作用，同時也重視掌握文史知識的人。

　　為了促使其臣僚讀史，唐太宗還曾對李大亮“賜荀悅《漢紀》一部”，並下書曰：“立誌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間，宜尋典籍。然此書敘致既明，論議深博，極為治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也。”這裏清楚地說明，唐太宗不僅是重視文史古籍，而且更重視其內容，他以《漢紀》賜於李大亮，正是他對古代史籍經過評論，有所選擇的結果。

　　唐太宗固然為了總結曆史經驗、吸取教訓而重視古史的內容，同時，也為了光宗耀祖，使自己名垂青史而重視當代書的內容。

　　貞觀十一年（637），著作郎鄧隆建議：“編次太宗文章為集”。唐太宗不讚成道：“若製事出令，有益於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藻，終貽後代笑，非所須也。隻如梁武帝父子及陳後主、隋煬帝，亦大有文集，而所為多不法，宗社皆須臾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唐太宗總結陳後主、隋煬帝的教訓，認為編文集流傳後世不如在政治上“有益於人”，因為後者可以“史則書之，足為不朽”。也就是說，唐太宗認為，史書的社會影響要比文集大得多。正因為如此，他非常重視世代史書的內容，特別是有關他自己的內容。

　　唐太宗曾經先後幾次要求看《起居注》與《國史》。關於這個問題，已有另篇論述，不再詳談。當唐太宗看到《實錄》中有關玄武門之變的記載對自己不利時，他強迫房玄齡按照自己的要求，把殺建成、元吉比做周公誅管叔、蔡叔去修改史書。這種歪曲曆史的影響是極其惡劣的。連後來為唐太宗進行辯護的司馬光也不得不承認：“按建成、元吉雖為頑愚，既為太宗所誅，史臣不無抑揚誣諱之辭。”這就充分說明，唐太宗重視當代史書的內容，是以自己的利害為出發點的。這也是唐太宗加強控製修史的重要原因。

　　魏徵死後，唐太宗發現他“自錄前後諫諍言詞往複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於是，唐太宗對魏徵大為不滿，原打算把衡山公主嫁給魏徵的長子，這時也因此而罷了。道理非常簡單，魏徵的“諫諍言詞”，多是針對唐太宗的缺點和錯誤的。把這些內容都載入史冊，無疑是抬舉魏徵，貶低唐太宗。看到這些對自己不利的內容，唐太宗當然反感。因為封建皇帝至高無上，“位居尊極，無所忌憚，惟有國史，用為懲惡勸善。”這就決定唐太宗必然要關心當代史書的內容。

　　和唐太宗一樣，堅持要看《起居注》的還有唐文宗。文宗時的起居郎鄭朗，在文宗和宰臣議論政事時，“執筆螭頭下，宰臣退，上謂朗曰：‘適所議論，卿記錄未？吾試觀之。’朗對曰：‘臣執筆所記’便名為史。伏準故事，帝王不可取觀。昔太宗欲覽國史，諫議大夫朱子奢雲：史官所述，不隱善惡。或主非上智，飾非護失，見之則致怨，所以義不可觀。”……帝曰：‘適來所記，無可否盛大臧，見亦何爽？’乃宣謂宰臣曰：鄭朗引故事，不欲朕見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惡必書。朕恐平常閑話，不關理體，垂諸將來，竊以為恥。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以誡醜言。朗遂進之。“唐文宗堅持要看起居注，主要是為了恐其”平常閑話，不關理體，垂諸將來，竊以為恥“這些內容，雖然和玄武門之變不同，但怕自己的醜惡言行載入史冊，垂諸將來，太宗和文宗倒是殊途同歸的。正因為如此，文宗又第二次要求看起居注。這一次，魏＞堅持不允。文宗表示：我嚐取觀之”魏＞並不以為有了先例而讓步，他說：由史官不守職分，臣豈敢陷陛下為非法？陛下一覽之後，自此書事須有回避。如此，善惡不直，非史也。遺後代，何以取信？文宗如此關心史書，不容惑疑，是他不讚成有不利於自己的內容載入史冊。如果有已載入史冊者，他們也是要修改的。《順宗實錄》就是如此。

　　唐朝後期，“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舍，頗為當代所非。”韓愈是當時的文學家，為什麽他所撰的《順宗實錄》會“為當代所非”呢？其實並非“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舍”，而真正的原因是：“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所以，“累朝有詔改修”。最後，文宗下詔：“其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尋訪根柢，蓋起謬傳，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顯而易見，對於史書的內容的不同看法，也是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一個方麵。《順宗實錄》為當代所非的真正原因，是內官不願其醜惡言行被外人所知。

　　與不願遺臭萬年者相反，有人卻想名列史冊，流芳百代。唐朝皇帝也常命史官把他認為的忠義臣僚載入史冊，以資鼓勵。武德初年，劉感、常達都在對薛仁杲作戰中寧死不屈，忠於唐朝，所以，在薛仁杲失敗以後，李淵謂常達曰：“卿之忠節，便可求之古人。”遂命起居舍人令狐德！曰：“劉感、常達，須載之史策也。”

　　武則天時，“有誣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窮鞫其狀，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唯（安）金藏確然無辭，大呼謂俊臣曰：‘公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並出，流血被地，因氣絕而仆。”經過治療，“金藏始？”。玄宗即位後，追思金藏忠節，“下製褒美，擢拜右驍衛將軍，乃令史官編次其事。”“令史官編次其事”，當然是對安金藏的表彰。

　　安史之亂中，“張巡死節睢陽，人娼其功，以為降賊，肅宗未及知”，李翰上疏說明情況，最後表示：“謹撰傳一篇，昧死上，儻得列於史官，死骨不朽。”“帝繇是感悟，而巡大節白於世，義士多之。”非常明顯，用名列史冊以鼓勵臣下忠義，是一種有效的政治手段。

　　唐玄宗時的甄濟，“獨好學，以文雅稱”，安祿山曾軟硬兼施，要他參加反唐活動，他寧肯引頸待戮，也不為富貴而背唐。因此，在他死後，他的兒子甄逢“常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詣京師自言。元和中，袁滋表濟節行與權皋同科，宜載國史”。元稹也“移書於史館修撰韓愈曰：‘濟棄去祿山，及其反，有名號，又逼致之，執不起，卒不）其名。……至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弁冕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在古與今，蓋百一焉。’”韓愈答曰：“逢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笑。”甄逢為其父名不在國史而“欲詣京師自言”，袁滋、元稹也對其大加讚揚，主張名列國史，韓愈更主張“逢與其父俱當得書”，於是，甄濟“父子俱顯名”。不難看出，在當時人的心目中，名列國史是很高的榮譽。

　　唐憲宗對李吉甫說：他於《代宗實錄》中發現吉甫的父親的“事跡，深可嘉歎”。李吉甫感激涕零地說：“陛下耽悅文史，聽覽日新，見臣先父忠於前朝，著在實錄，今日特賜褒揚，先父雖在九泉，如睹白日。”李吉甫因其先父名在實錄而“俯伏流涕”，由此可見，當時的官僚們希望能名列史冊的要求是多麽迫切。

　　既然名列國史是很高的榮譽，無疑，在國史中的地位如何，也必然是人們所關心的問題。關於武則天在國史中的地位，就曾引起過爭論。沈既濟“以吳兢撰國史，以則天事立本紀，奏議非之”。他說：“夫則天體自坤順，位居乾極，以柔乘剛，天紀倒張，進以強有，退非德讓。今史臣追書，當稱之太後，不宜曰‘上’。孝和雖迫母後天命，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史臣追書，宜稱曰‘皇帝’，不宜曰‘廬陵王’。……若以得失既往，遂而不舉，則是非褒貶，安所辨正，載筆執簡，謂之何哉？則天廢國家曆數，用周正朔，廢國家太廟，立周七廟，鼎命革矣，徽號易矣，（裳服色，既已殊矣，今安得以周氏年曆而列為唐書帝紀？徵諸禮經，是謂亂名。”非常清楚，關於武則天在國史中的地位的爭論，實際上是關於她在政治上的地位的不同看法的反映。從唐高宗立武氏為皇後起，到武氏讓位止，始終存在著擁武派和反武派的鬥爭。這種政治鬥爭的內容，反映在國史裏，就成了武則天的地位問題。這更進一步說明，史書的內容不能擺脫政治的製約。

　　史學的發展與政治的變革密切相關

　　不僅史書的修撰與內容和政治密切相關，而且史學的發展也是隨著政治的動蕩而興衰的。

　　唐朝在政治上的動蕩，直接影響到政權穩定的有兩次。一次是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激化，爆發了安史之亂；一次是階級矛盾的激化，爆發了黃巢領導的農民大起義。這兩次大的政治動蕩，也直接影響著史學的發展。

　　從武德到天寶，統治集團內部雖然也曾多次發生宮庭政變，也曾有過政治相當腐敗的階段，但總的說來，社會影響不是很大，後果不太嚴重，所以，政權基本穩定，生產繼續發展，史學的發展也頗顯著。

　　武德以後，逐步建立了完備的修史製度。除了修撰唐以前各代的正史外，對於本朝的曆史也著手修撰。對於本朝的曆史的修撰，大體上分作以下幾類。

　　第一類，是《起居注》。“起居注者，錄紀人君言行動止之事。”負責《起居注》的，最初是起居郎，後來又增加了起居舍人。“天子禦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退而書之，季終以授史官。”其實，皇帝的言行不僅在臨朝時有人記錄，就是在退朝以後，也是有人負責記錄的。史籍所載：“貞觀中，每日退朝後，太宗與幸臣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由是貞觀注記政事極詳。”由此可見，貞觀年間的《起居注》，其內容是非常詳細而周到的。現在，除了溫大雅的《大唐創業起居注》以外，其他的《起居注》均已無法見到了。

　　第二類，是《實錄》。《起居注》內容多，分量重，不宜作為史書閱讀，於是，另有史官編撰《實錄》。《實錄》之名最早見於南北朝時期。《隋書·經籍誌》中，有記武帝事的《梁皇帝實錄》3卷與記元帝事的《梁皇帝實錄》5卷。但一個朝代有係統的《實錄》，是從唐朝開始的。唐代的《實錄》，頗為完備，從高祖到武宗，均有《實錄》。這些《實錄》，為後來修撰《舊唐書》、《新唐書》與《通鑒》打下了基礎。但至今僅存者，也隻有韓愈的《順宗實錄》了。

　　第三類，是《國史》。《國史》，除了柳芳所撰《唐曆》（四十卷）為編年體外，其餘全部為紀傳體。最早的《國史》，是關於武德、貞觀兩朝的內容。《舊唐書》卷六十五《長孫無忌傳》：“無忌與史官國子祭酒令狐德綴集武德、貞觀二朝史八十卷”；同書卷七十三《顧胤傳》：顧胤“撰武德、貞觀兩朝國史八十卷”。令狐德與顧胤，同在永徽年間撰修國史，很可能二人都是修撰同一書的參與者。

　　開元年間，吳兢又撰成《國史》65卷，後又繼續修撰。天寶八年（749），吳兢死，其子進兢所撰《唐史》80餘卷。開元、天寶時的另一史官韋述，“居史職二十年，嗜學著書，手不釋卷。國史自令狐德至於吳兢，雖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類例，補遺續闕，勒成《國史》一百一十三卷，並《史例》一卷，事簡而記詳，雅有良史之才，蘭陵蕭穎士以為譙周、陳壽之流。”

　　另外，還有《時政記》。所謂《時政記》，“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為什麽要修《時政記》呢？永徽以後，“左、右史雖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預聞。（姚））以為帝王謨訓，不可暫無記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

　　劉知幾的史學名著《史通》，是頗有創見的史學評論專著。它雖係私人著述，但也與史館製度密切相關。劉知幾久任史官，能夠博覽群書，是他評論以往史書的前提條件。這隻有在政治比較穩定的情況下，史館工作正常進行，才能為他提供這種條件。

　　根據以上情況看來，唐朝前期的修史製度是頗為完備的。史籍所載：“貞觀中，每日朝退後，太宗與幸臣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由是貞觀注記政事極詳。高宗時，許敬宗、李義府用權，多妄奏事，恐史官書之，遂奏令隨仗便出，不得備聞機務，姚）乃表請仗下所言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錄。”宰相的記錄，也要定期報送史館。正是由於這些製度，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資料，唐朝前期的《實錄》、《國史》，才很完整。不言而喻，政治上的安定，是與完備的修史製度以及大量史籍的出現，有著因果關係的。

　　曆時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亂，幾乎顛覆唐朝政權，從而改變了安定的政治局麵，致使這一曆史事件成為唐朝由盛到衰的轉折點。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史學的發展也受到了嚴重的挫折。

　　唐軍收複長安，肅宗還京以後，“時中原蕩覆，典章殆盡，無史籍檢尋。（於）休烈奏曰：‘《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錄》四十七卷，起居注並餘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並在興慶宮史館。京城陷賊後，曾被焚燒。且《國史》、《實錄》，聖朝大典，修撰多時，今並無本。伏望下禦史台推勘史館所由，令府縣招訪。有人別收得《國史》、《實錄》，如送官司，重加購賞。若是史官收得，仍赦其罪。得一部超授官資，得一卷賞絹十匹。’數月之內，唯得一兩卷。”從這裏清楚的看出，安史之亂不僅中斷了史學的發展，而且使已修成的史籍也遭到毀滅性的破壞。“重加購賞”，數月之內，才得一兩卷，可見損失之嚴重。

　　肅宗回到長安，就開始搜集散失的史籍，正說明中斷一時的史學又有向前發展的希望了。對史學極為熱愛而又忠於史官職守的韋述，既對修史成績卓著，而且在保存史籍，對史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借鑒，也是有很大貢獻的。他“家聚書二萬卷，曾自校定鉛槧，雖禦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圖，曆代知名人畫，魏、晉已來草隸真跡數百卷，古碑、古器、藥方、格式、錢譜、璽譜之類，當代名公尺題，無不畢備。及祿山之亂，兩京陷賊，玄宗幸蜀，述抱《國史》藏於南山，經籍資產，焚剽殆盡。”韋述不僅收藏多種古代文獻，而且還有“知名人畫”、“草隸真跡”等等，但這些珍貴的文獻、書畫、古物，韋述都拋棄了，唯“抱《國史》藏於南山”。可見韋述既對修史費盡了心機，而且也為保存史書付出很大代價。安史之亂以後，他獻出了所藏《國史》113卷，不能不說是對唐代史學的一大貢獻。

　　由於政治形勢的逐步穩定，統治集團又重視修史，肅宗以後的修史工作又繼續開展起來。

　　肅宗朝史官柳芳，“與同職韋述受詔添修吳兢所撰《國史》，殺青未竟而述亡，芳緒述凡例，勒成《國史》一百三十卷。上自高祖，下止乾元，而敘天寶後事，絕無倫類，取舍非工，不為史氏所稱。”柳芳是勤奮的史學家，他隨時注意，千方百計地彌補所著《國史》的不足。例如，他於“上元中坐事徙黔中，遇內官高力士亦貶巫州，遇諸途。芳以所疑禁中事，谘於力士。力士說開元、天寶中時政事，芳隨口誌之。又以國史已成，經於奏禦，不可複改，乃別撰《唐曆》四十卷，以力士所傳，載於年曆之下”。柳芳不滿足於所撰《國史》的成就，另撰《唐曆》，補起了《國史》的不足。

　　與柳芳一樣，克服重重困難，堅持修史的還有令狐*。令狐*是著名史學家令狐德的玄孫，他“博學，貫通群書”。肅宗時，楊綰監修國史，引*入史館修史，他“修《玄宗實錄》一百卷、《代宗實錄》四十卷。著述雖勤，屬大亂之後，起居注亡失，*纂開元、天寶事，雖得諸家文集，編其詔策，名臣傳記十無三四，後人以漏落處多，不稱良史”。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安史之亂對史學發展的嚴重破壞，同時，也可以說明，隻要條件允可，唐代史學家在極困難的環境中，還是堅持不懈的努力修史。

　　在唐朝後期的史學發展中，特別值得稱道的史學家是杜佑。杜佑“性勤而無倦，雖位極將相，手不釋卷，質明視事，接對賓客，夜則燈下讀書，孜孜不怠”。終於編撰了前所未有的典章製度方麵的通史《通典》。

　　《通典》，不僅以其獨特的內容標誌著史學的發展，而且，該書修撰的過程，也反映著史學的一大進步。開元末年，劉知幾的兒子劉秩，“采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號曰《政典》，大為時賢稱賞。”杜佑以該書為基礎，廣泛收集各種有關資料，並“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從“大為時賢稱賞”的《政典》，到至今尚稱史學名著的《通典》，當然是前進了一步。

　　另外，肅宗以後諸帝的《實錄》，也都陸續修撰起來。現在僅存的《順宗實錄》，就是這一時期韓愈修撰的。

　　不難看出，安史之亂以後，史學的發展還是相當可觀的。

　　隨著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殘酷的剝削和壓迫的加劇，階級矛盾日益激化。同時，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也在發展，朋黨之爭、方鎮割據、宦官專政等等，也在促使唐朝政權日益衰落。僖宗時爆發的黃巢大起義，基本上摧毀了唐朝政權，致使唐朝名存實亡。在這種形勢下，史學的發展，又一次受到挫折。

　　趙翼說：“僖宗）廣明亂後，書籍散亡，五代修唐書時，因（武宗）會昌以後，事跡無存，屢詔購訪。”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梁末帝龍德元年（921）二月，史館建議：“敕內外百官及前資士子、帝戚勳家，並各納家傳，具述父祖事行源流及才術德業灼然可考者，並纂述送史館。如記得前朝會昌已後公私，亦任抄錄送官，皆須直書，不用文藻。兼以兵火之後，簡牘罕存，應內外臣僚，曾有奏行公事，關涉製置，或討論沿革，或章疏文詞，有可采者，並許編錄送納。”這個建議，既要官僚子弟撰寫回憶錄，又要從當代各種文件中注意有關的各種資料。這些措施，正說明後梁時保存的唐代曆史資料已經極為貧乏了。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926）九月，“以都官郎中庾傳美充三川搜訪圖籍使。傳美為蜀王衍之舊僚，家在成都，便於歸計，且言成都具有本朝實錄，及傳美使回，所得才九朝實錄及殘缺雜書而已。”由於史料這樣缺乏，後晉撰《舊唐書》時，致使撰者感到“簡籍遺落，舊事十無三四，吮墨揮翰，有所慊然。”宋朝人撰《新唐書》，也因“圖典焚逸，大中以後，史錄不存”。而頗感困難。

　　本來，唐朝有完備的修史製度，有係統的《實錄》、《國史》，但到五代時已所存無幾，致使後來修撰唐史困難重重，足證統治階級腐朽以至其政權衰落以後，文化的發展也受到很大影響。史館是官僚機構的組成部分，政權搖搖欲墜，史館當然也難發揮作用。已經修成的史籍，又在戰亂中大量散失。在此情況下，史學的發展，不能不走向低潮。

　　綜上所述，史學的發展隨著政治的興衰而起落，確是曆史發展的一項內容。

　　史學是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在封建社會裏，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必然是地主階級的思想。當時的史學受封建政治的製約，同時又反映政治的變革，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