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問道集

第三十八章 一座光芒四射的裏程碑——紀念遵義會議六十周年

　　60年前，中國革命處在一個生死攸關的危難時刻。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領導，葬送了在艱難困苦中發展起來的農村革命根據地，紅軍被迫長征。慘重的損失，使英勇的紅軍落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1935年1月舉行的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問題，堅決結束了“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並在實際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成為黨的曆史上一個偉大的轉折點。

　　遵義會議所蘊涵的深刻意義，在於它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這是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勝利，並由此形成了高舉這麵光輝旗幟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這是中國共產黨由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

　　近代中國的曆史經驗表明，隻有馬克思主義才是指導中國人民革命惟一正確的思想武器；而黨的鬥爭經驗又告訴我們，僅僅有馬克思主義還是不夠的，從一定意義上說，重要的是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國化。由於馬克思主義產生的特定的曆史條件和中國國情的極大特殊性，使中國革命麵臨著需要依靠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獨立解決的各種複雜問題。同時，又由於中國是一個小生產者占多數的國度，與這種生產方式相聯係的主觀性、片麵性和絕對化的思想方法，不能不影響黨的隊伍。長期以來存在的教條主義的思想束縛，就是這種思想方法影響的突出表現。這不能不極大地增加了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國化的難度。因而，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即用什麽樣的思想路線來指導中國革命，就成為中國共產黨麵臨的一個極為重要而突出的問題。

　　在我們黨內，毛澤東比較早地自覺實踐並倡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以極大熱情解決黨員和幹部的思想方法問題。早在1929年，毛澤東在《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中就指出：“對於政治形勢的主觀主義的分析和對於工作的主觀主義的指導，其必然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他在1930年5月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更自覺、更深刻地闡述並倡導了一切從實際出發這一思想原則，進一步枇判了主觀主義的一種頗有欺騙性的表現形式：本本主義，即教條主義。這篇文章的重要價值在於：第一，鮮明地反對了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思想，提出了“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的重要觀點。雖然這時王明的錯誤還未出現，但黨內已經存在依靠共產國際給我們寫決議，給我們寫綱領，向我們作指示等等問題。因而毛澤東上述觀點的提出及其實踐，有著特殊意義，它實際上蘊涵了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和群眾路線這樣豐富的內容。可以說，作為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在這篇文章中已有了初步的而又是較深刻的體現。第二，把調查研究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的橋梁和中間環節提了出來。實事求是要求理論聯係實際，也就是要從中國社會實際和革命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調查研究則是達到實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毛澤東不僅把調查研究看作是黨必須遵循的工作路線和工作方法，而且把調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機會主義盲動主義錯誤的哲學高度來認識。這時他雖然還沒有用實事求是這樣言簡意賅的語言來表述黨的思想路線，但文中所闡明的一切從實際出發、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等原則，就是他所堅持和倡導的共產黨人“從鬥爭中創造新局麵的思想路線”。後來他的許多理論著述，從《實踐論》、《矛盾論》到延安整風期間發表的一係列重要文章，都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已經提出的思想觀點，從而為我們黨奠定了一條更加係統完備、生動深刻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共產黨人應當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這個問題在黨內曾有過長期的爭論。毛澤東曾稱《反對本本主義》這篇文章是經過一番大鬥爭寫出來的，即指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但是，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並沒有就此結束，文章的正確觀點也沒有被這時的中央所接受，不久又發生了以王明為代表的更加嚴重的“左”傾教條主義。他們以為靠引經據典、照搬照抄這種最便當的最沒出息的懶漢辦法，便能夠領導革命取得勝利。結果，把中國革命引進了死胡同。血的慘痛教訓，正確與錯誤、勝利與失敗、前進與後退的比較，使許多同誌擦亮了眼睛，終於認識和選擇了毛澤東，認識和選擇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遵義會議正是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得以順利召開，並使黨發生了曆史性的轉折。

　　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中的一位最傑出的代表，他對中國革命和中華民族的貢獻是多方麵的、巨大的。這裏應當指出，他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所進行的理論工作，是他留給我們的巨大的精神財富。特別是他著力倡導和確立的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培育了保證黨取得勝利的優良學風。應該說在這方麵的思想價值具有更普遍、更重要，因而也更久遠的意義，是值得我們認真繼承和發揚的。

　　毫無疑義，遵義會議巨大的曆史功績，已使它成為矗立在我們黨的發展史上一座光芒四射的裏程碑，具有曆史和現實的重要意義，是值得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永久紀念的。

　　二

　　曆史在曲折中前進。毛澤東晚年由於離開了他自己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探索適合自己的建設道路的過程中，終因急於求成和階級鬥爭擴大化等“左”的錯誤把國家導入了歧途，走了一段很大的“之”字形的曲折道路。粉碎“四人幫”的勝利為走出誤區開辟了道路，但緊接著出現的“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其實質是阻礙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這使其後的兩年滯留在徘徊之中。為了擺脫困境，開拓創新，小平同誌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以開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事業的宏偉氣魄，領導和支持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的大討論，為撥亂反正和全麵改革作了重要的思想準備。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全麵地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成為建國以來黨的曆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這是在黨的曆史進程中足以與遵義會議相媲美的一次重要會議。

　　在實現這次曆史性的轉折中，小平同誌把恢複和發展毛澤東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放到了首要地位。他領導全黨科學地總結曆史經驗，著力於清理“左”的錯誤指導思想，糾正毛澤東晚年錯誤；與此同時，堅決頂住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維護毛澤東崇高的曆史地位，肯定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他在著名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中，把是否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提到了關係黨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並且提出了對毛澤東思想要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加以發展”的任務。正確處理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關係，是新時期麵臨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堅持正確的思想路線的題中應有之義。這就是小平同誌經常提出的，在這場偉大變革中，我們既不丟老祖宗，又要發展老祖宗，要說老祖宗沒有說過的新話，要有新思想、新觀點。這篇講話實際上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成為開創曆史新時期的宣言書。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使廣大幹部和群眾從過去盛行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精神枷鎖下解脫出來，活躍了人們的思想，使努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蔚然成風。

　　小平同誌在重新確立黨的思想路線方麵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把解放思想同實事求是聯係起來，使它的內容和表述更加完整和豐富。他明確指出：“什麽叫解放思想？我們講解放思想，是指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實際相符合，使主觀和客觀相符合，就是實事求是”。這就告訴我們解放思想是實事求是的內在要求和體現，隻有解放思想，才能達到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必要前提和目的，隻有實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這兩者的高度統一構成了完整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應當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小平同誌之所以把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結合起來，作為黨的思想路線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同這時的思想政治狀況和黨麵臨的曆史性任務相聯係的。當時在我們的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中間，不少人思想]還處在僵化和半僵化的狀態，這已成為我們在這個曆史轉折點上前進的嚴重障礙。如果不改變這種狀況，不打破意圖固守毛澤東晚年錯誤的“兩個凡是”的方針，就隻能意味著倒退，而倒退是沒有出路的。正因為這樣，小平同誌才著意把解放思想提到思想路線的首位，他說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隻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係列問題，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由此可見，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是小平同誌對毛澤東倡導的黨的思想路線的重要發展。

　　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新起點，我們黨遵循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現了工作重點的轉移，製定了相應的一整套改革開放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政策，形成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二次飛躍。正如遵義會議開創了民主革命的新局麵一樣，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局麵。

　　三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不能一勞永逸的。作為黨的思想路線，它貫串於黨的全部實踐和實踐的全過程。它通過不斷深入探索客觀事物的內在規律，努力使主觀指導符合客觀實際。因而實事求是的過程，就是對客觀事物認識的不斷深化和完善的過程，同時也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過程。

　　小平同誌在指導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事業中，始終貫穿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確定新時期現代化建設的發展戰略和奮鬥目標時，他具有宏偉的魄力和堅定必勝的氣勢，而在指導作風上又是嚴謹慎重、深思熟慮的。當新局麵展開後，他又經常要求幹部要注意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特別強調要善於在實踐中總結經驗。他不止一次地指出：“我們對自己的發展充滿信心，同時也認識到這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不能喪失警惕。鬥爭要求我們把工作做得更細致一些，注意經常總結經驗。”又說我們的政策是堅定不移的，不會動搖的，一直要幹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總結經驗。事實上，一個黨如同一個人一樣，它的正確性不是先天賦有的，而隻有通過實事求是的調查研究才有可能製定正確的行動綱領，也隻有通過不斷地總結經驗，才能發揚成績，克服缺點，避免或及時糾正錯誤，保證自己沿著正確的軌道前進。可以說，善於總結經驗，這是鄭重的、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一個重要標誌。

　　小平同誌強調要經常總結實踐中的經驗，還基於以下這樣兩種情況的考慮：其一，在這場深刻的變革中，理論與實際不一致的情況，理論被割裂、被歪曲、被誤導的情況，是有可能出現的。例如，他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製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改。實際情況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他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還有，對這場變革中可能出現的逆向發展，他也是十分警惕的，他說：“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麽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又說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麽意義？“等等，就是指的上述這種情況。其二，改革是一場偉大的試驗，要經曆一個不斷深化和逐步完善的過程，不僅會有層出不窮的新情況需要研究，而且”這中間一定還會犯錯誤，還會出問題。關鍵是要善於總結經驗，哪一步走得不妥當，就趕快改。所以善於總結實踐中的經驗，是把握改革的正確方向，克服可能發生的錯誤的一個重要保證。

　　小平同誌強調要不斷總結實踐中的經驗，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堅持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的觀點。在當前這場深刻的變革中，那種不允許出一些問題、犯一些錯誤的觀點，是不現實的；同樣，那種把實踐標準隻用來檢驗過去，而不必用來對待現在的觀點，也是幼稚的。小平同誌與這兩種錯誤的觀點相反，他既勇於實踐，勇於改革，又勇於正視實踐中出現的和可能出現的問題，把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把實踐是檢驗真理惟一標準這一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貫徹到底。

　　小平同誌對實踐的指導充滿了活躍的辯證法思想，他善於用全麵的、發展的觀點把握事物的客觀規律；他憎惡思想僵化，墨守成規，反對任何形式的片麵性、絕對化的思想方法。他關於改革開放與四項基本原則、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發展多種經濟成分與堅持公有製主體地位、學習外國與堅持獨立自中等等關係的論述，以及他提出的“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重要指導原則，都體現了這種辯證法思想。我們要善於學習小平同誌的全麵的、辯證的指導方法，切忌思想方法上的片麵性、絕對化。這同樣是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所要求的。小平同誌為防止實際工作中的片麵性，一再強調要全麵認識和把握中國的國情，把它看作是我們製定和貫徹黨的方針、政策的主要依據。在他看來，中國的國情有千條萬條，而最重要的是兩條：一是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是近代中國曆史發展的正確選擇，也是發展中國的最重要保證；二是在一個相當長時期我們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經濟文化相對落後。小平同誌主持製定的黨的基本路線和一係列方針、政策，都生動地體現了對上述國情的全麵把握。他一再批評的“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從根本上說，在於這兩種思想都違背了中國國情，都是一種片麵性。那種不顧我國當前所處的發展階段，一味求公求純，超越階段的“左”的思想，顯然是我們在開創新局麵工作中所應該著力反對的；而那種盲目仿效西方，熱衷於搞私有化、全盤西化的思想觀點，則是既不懂中國國情，也實際上不懂得西方，甚至是把在西方也已經是過時的東西，拿來當作靈丹妙藥加以推銷。這種人往往自以為高明，實際上不過是犯了近代中國一些留學生犯過的食洋不化、“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幼稚病。如果說60年前，遵義會議所糾正的照搬蘇聯經驗和共產國際指令的教條主義錯誤曾經把中國革命拖到了絕境，那末，現在這種隻知生吞活剝地照搬西方經濟學的教條主義，對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可能造成的危害將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前我國正麵臨著機遇與挑戰並存的國際環境，小平同誌以他特有的敏銳和氣魄，強調要緊緊把握這一曆史機遇，加快發展自己，同時又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特別是在取得顯著成績麵前，他經常提醒我們“要保持謙遜態度”，“在開放過程中要小心謹慎”，“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總結經驗”。這正是他所倡導的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高度統一，正是遵義會議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合乎邏輯的發展。

　　遵義會議的光輝照耀著我們。我們深信，隻要遵循著遵義會議所確立的思想路線發展下去，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航船就一定能夠繞過險灘暗礁，駛向既定的目標。

　　（《求是》，19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