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長征--長征中的毛澤東及三人軍事指揮小組

1.在黔北重鎮遵義城最豪華氣派的柏公館內，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這一會議影響了此後中國革命的走向

　　1935年1月7日，紅軍智取了遵義。遵義北倚婁山，南臨烏江，為黔北重鎮，是貴州第二大城市。遵義城以一條穿城而過的小河為界，分為新、老城。全城有3 萬多人口，是黔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紅軍長征以來經過的第一座比較繁華的城鎮。9日下午，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隨軍委縱隊進入遵義城。

　　在中央紅軍到達遵義之前，一些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組織了“紅軍之友協會”（後改稱“紅軍之友社”），準備熱烈歡迎紅軍。當中央領導人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等與軍委縱隊進入遵義城的時候，出現了一個人山人海、夾道歡迎紅軍的極為熱烈的場麵。毛澤東等在豐樂橋頭下了馬，與前來歡迎的群眾一一握手。他們一齊去了舊府衙。

　　在舊府衙門前搭了一個臨時台子，歡迎儀式就在這裏舉行。朱德首先講話，他講了紅軍的宗旨、性質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闡述了黨的抗日救國主張，說明紅軍願意聯合國內各界人民各個軍隊一致抗日。毛澤東接著講話，他對歡迎的群眾表示感謝，說明紅軍是為了解除中國人民的痛苦和貴州人民的痛苦到這裏來的。闡述了紅色政權不收苛捐雜稅、全民選舉、抗日救國的主張，號召窮人團結起來，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蘇維埃政權。

　　在遵義，散發了以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朱德名義發表的《出路在哪裏？》的文告，這份文告深刻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罪行，闡述了黨和紅軍的主張，指明了工農勞苦大眾的出路，是一篇戰鬥的檄文，有很大的號召力量。文告號召窮苦工農大眾要齊心，要團結，拿起菜刀、鋤頭、大刀、木棍、鳥槍、快槍，以及一切武器暴動起來，發展遊擊戰爭，號召白軍士兵嘩變到民眾方麵來，一同來革命，實現共產黨的主張，創造工農的紅軍、工農自己的蘇維埃政府。

　　1月12日，在遵義省立第三中學操場上召開了萬人群眾大會。出席大會的有工人、市民、知識分子、小商販，以及從十幾裏、幾十裏外趕來的農民。博古、毛澤東、朱德、陳雲、李富春等都在會上發言。毛澤東在講話中說，紅軍是工人農民自己的隊伍，紅軍有嚴格的紀律，自覺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願意聯合國內各黨派、軍隊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

　　接著，毛澤東用濃重的湘音發表演講，題目是“隻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他說：“窮人為什麽受窮？就是因為政權不在窮人自己的手裏，地主、官僚壓迫和剝削窮人……窮人要翻身，就要拿起槍杆子，跟著共產黨和紅軍鬧革命，建立起自己的紅色政權，紅色政權不收苛捐雜稅，還要實行全民選舉……”

　　他又分析了當前的世界形勢，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野心和國民黨蔣介石的賣國行為，說明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主張。

　　他們的講話通俗生動，講到了群眾的心坎上，使大家明白了翻身求解放的大道理，決心跟著共產黨幹革命，紛紛要求參加紅軍和建立自己的紅色政權。一些人過去因聽信國民黨的欺騙宣傳，對共產黨和紅軍存在著誤解和偏見，聽了他們的講話後也改變了認識。遵義三中學生黃穎，聽了毛澤東等的講話後，思想上發生了巨大變化，他說：“他們簡練通俗的語言，親切平易的態度，樸素簡單的服裝，由淺入深地把革命大道理講得很透徹，使我既驚訝又佩服。原來國民黨誣蔑他們是‘紅胡子’、‘紅頭發’、‘每天都要吃小孩’的人，卻是這樣的和善可親，文質彬彬。”

　　就在這個會上，成立了黔北高原上自古以來的第一個人民政權——遵義縣革命委員會。會後，遵義周圍的革命委員會、工會、農會、遊擊隊、抗捐鬥爭委員會、革命先鋒隊等組織紛紛成立。各族貧苦工農大眾和革命知識分子踴躍參軍，紅軍增加了5000名新戰士。

　　在遵義，風塵仆仆的紅軍領導人都住進城內漂亮宅邸一洗征塵。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入住遵義新城氣派的易家別墅。別墅的主人是“川南邊防軍”第一旅旅長易少荃，紅軍來了，他攜家口逃走了。物盡其用，負責安排住宿的保衛局局長鄧發，讓毛澤東住進這幢獨立的青磚小樓。

　　總司令部設在柏天順醬園。這是一幢中西合璧的樓房，也是遵義城最豪華氣派的私人宅邸。它是用灰磚建築並帶有廊柱的兩層樓房，屋簷略微突出，樓上帶有頂篷的陽台，是較現代的建築物。房子外觀中西合璧，室內陳設則是地道的中國特色：古式紅木家具，中式屏風、軸畫、工藝品等。宅邸的主人是王家烈麾下的第二師師長柏輝章。柏還是一個銀行家和商人，他的產業遍及遵義城，這所首屈一指的豪宅就是他社會地位的象征。然而，柏師長沒能守住他的家，紅軍指揮員朱德、周恩來、劉伯承、彭德懷享用了他舒適的豪宅，並在他寬敞的客廳舉行了著名的遵義會議。

　　經過一係列的醞釀和準備，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條件已經具備。

　　偉大的遵義會議，經曆了從醞釀、準備到召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起了主導與決定的作用。從長征開始，他就鮮明地樹起了旗幟，與“左”傾錯誤路線展開鬥爭，對長征中的每一重大行動，他都向中央陳述自己的主張，反對錯誤的意見。他反對把中央領導人一律分散到各軍團去，維護黨中央的集體領導，他積極開展說服教育工作，提高了多數人對“左”傾冒險主義軍事路線的認識，而首先是取得了王稼祥和張聞天的支持。在毛澤東與王稼祥的交談中，他們商談了如何使紅軍擺脫被動局麵，在戰略轉移中奪取勝利的問題，商談了應該召開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以進一步解決麵臨的嚴重問題的意見。

　　陳雲說：“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召集，是基於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種爭論而由黎平政治局會議所決定的。”

　　黨和紅軍的高級幹部也迫切期望召開黨的高級會議來總結反“圍剿”的經驗教訓。楊尚昆說：

　　在毛澤東正確思想和路線的指導和影響下，在各個革命根據地和各支紅軍的共同努力下，在1933年紅軍曾發展到30萬人。共產黨員也從大革命失敗後的1萬多人重新發展到30萬人。但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卻反對毛澤東同誌的正確思想和路線，把毛澤東同誌從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排除出去。其結果是使蘇區損失了90%以上，使白區黨幾乎損失100%，並使紅軍險遭覆滅。正是這種嚴重失敗教育了黨和紅軍以及多數高級幹部，包括我自己在內，使我們覺悟和團結起來。

　　黨和紅軍大多數高級幹部的覺悟和團結，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和勝利奠定了思想和組織基礎。

　　關於反對王明路線的時機問題，遵義會議後吳黎坪曾問過毛澤東：“反王明路線的鬥爭能否不等到遵義會議而在中央蘇區後期就發動起來？”毛澤東想了想之後說：“不能，也不好，因為王明路線的領導者打的是國際路線的旗幟，同時他們錯誤的危害性當時還暴露得不夠顯著，當時還有一些人盲目追隨他們。那時雖然已有一部分幹部深究到他們的錯誤，但大部分的幹部和群眾還不清楚，如果在早一二年就發動了反王明路線的鬥爭，那麽他們還能欺騙和團結較大的一部分幹部和群眾，會造成黨、軍隊的分裂局麵。這對強大的敵人有利，是敵人求之不得的。因之，我雖然在反第五次‘圍剿’戰爭中早已經看清楚王明路線錯誤的嚴重危害，但為了大局我也隻得暫時忍耐，隻得做必要的準備工作。”

　　伍修權也有記載：“最近聽到有位老同誌講，遵義會議後，他曾問過毛澤東同誌：你當時就反對王明路線，很早就看到王明路線是錯誤的，你為什麽不早出來反對王明路線，拉起旗幟跟他幹？何必讓王明統治四年之久。毛澤東同誌說：這個事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當時，我們在戰爭環境當中，我們應該有一個統一的團結的黨來共同對付敵人，反對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國民黨要根本消滅我們，如果我們沒有一個統一的黨，怎麽去對付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呢？如果拉起旗幟幹，黨內搞分裂了，自己打起來了，那不更容易被敵人消滅嗎？”

　　毛澤東不早拉起旗幟與王明路線鬥爭，是為了顧全大局。為了改變這一局麵毛澤東所作的努力，周恩來在1949年5月7日召開的中華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所作的《學習毛澤東》的報告中談了自己的體會。他說：

　　毛主席使普遍的真理具體化，實現在中國土壤上的時候，並不是說，定出辦法來就算了，不管大家懂不懂，接受不接受，說做就由幾個人孤立地去做，不是這樣的。毛主席總是再三再四地舌敝唇焦地講，反複地講，使這個真理為大家接受，變成了力量。所以要想把領導者的覺悟、領導者的智慧變成群眾的力量，需要經過教育的過程、說服的過程，等待群眾的覺悟，毛澤東當他的意見沒有被大家接受時，他就等待，有機會就又講，又教育，又說服。

　　此時召開遵義會議已經水到渠成了。

　　蔣介石也給毛澤東準備了開會的時間。紅軍進入遵義後，蔣介石被毛澤東弄糊塗了，一時不明究竟，在得到紅軍進駐遵義地區後方向不明的空軍偵察報告後，批準“追剿軍總指揮”薛嶽的請求，令第一縱隊吳奇偉部集結貴陽、清鎮一帶整訓待命，第一縱隊周渾元部在烏江南岸對遵義方向警戒。這就給了中央紅軍休整的時間。

　　於是，毛澤東、王稼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準備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黨中央即開始進行開會的準備，決定由博古準備一個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由周恩來準備一個關於軍事問題的副報告。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也在認真做發言準備，他們三人一起討論，由張聞天執筆寫出了一個以毛澤東的思想為主導的反對“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提綱。毛澤東過去開會一般都是即席發言，這次也寫了一個較詳細的發言提綱。

　　中國革命的航船在此校正了方向，遵義樹起了革命的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