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長征--長征中的毛澤東及三人軍事指揮小組

2.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作副報告，他主動承擔責任，勇於作自我批評的誠懇態度，博得大家的尊敬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紅軍總部駐地“柏公館”舉行，會議室設在二樓。

　　參加會議人員以及他們在會議前的主要職務是：

　　政治局委員：（以姓氏筆畫為序）

　　毛澤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

　　朱 德：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紅軍總司令

　　陳 雲：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長征開始時為紅五軍團中央代表、軍委縱隊政治委員、遵義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

　　周恩來：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總政治委員、長征開始時為“三人團”成員

　　張聞天（洛甫）：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

　　秦邦憲（博古）：紅色區域中央局領導人、長征開始時為“三人團”成員

　　王稼祥：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政治局候補委員：（以姓氏筆畫為序）

　　鄧 發：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

　　劉少奇：全國總工會委員長、中共福建省委書記、長征開始時為紅八軍團中央代表

　　何克全（凱豐）：共青團中央書記、長征開始時為紅九軍團中央代表

　　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

　　劉伯承：紅軍總參謀長、軍縱隊司令員、遵義警備司令

　　李富春：中央候補委員，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 彪：紅一軍團軍團長

　　聶榮臻：紅一軍團政治委員

　　彭德懷：中央候補委員、紅三軍團軍團長

　　楊尚昆：中央候補委員、紅三軍團政治委員

　　李卓然：紅五軍團政治委員

　　鄧小平：中央秘書長

　　李 德：共產國際駐中國軍事顧問、長征開始時為“三人團”成員

　　伍修權：翻譯

　　與會人員共20人。未參加會議的除紅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政委蔡樹藩因部隊沒有及時渡過烏江不能參加會議外，紅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亦未出席這次會議。彭德懷和李卓然因為部隊又發生了戰鬥，會未開完就提前離開了。

　　會議的內容是：

　　（一）決定和審查黎平會議所決定的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的問題。

　　（二）總結在反對第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

　　還有一個是組織調整問題。

　　實際上是“確定進軍方向”、“討論失敗原因”和“改變領導”三大內容。

　　因時值隆冬，天氣嚴寒，室內生了個大火盆，給人一種暖融融的感覺。

　　會議過程中，因中央政治局和軍委白天要處理日常事務，一般都是晚飯後開始開會，一直開到深夜。會議前後共開了四五次。

　　會議在博古的主持下進行。首先由博古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說：“對於國民黨蔣介石對根據地發動的第五次進攻，我們沒有給予粉碎，作為黨中央的主要負責人，我是有責任的。”但是他把不能粉碎“圍剿”的原因歸之於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力量的強大，蘇區的物質條件差，黨對白區工作的領導沒有顯著進步，瓦解白軍工作的薄弱，各蘇區紅軍互相配合不夠等等客觀因素。他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客觀原因作了比較全麵的分析，認為這是導致失敗的主要因素，對第五次反“圍剿”軍事指揮上的失誤很少提及，對導致失敗的主觀原因沒有進行認真總結。因為在他看來，麵對客觀上敵我力量如此懸殊的嚴峻形勢，即使是優秀的軍事家也很難挽回軍事失利的局麵。因此，他堅持認為黨中央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領導是正確的。

　　他後來在中國共產黨七大的發言中說：“在這個會議上，我個人是不認識錯誤的，同時不了解錯誤，我隻承認在蘇區工作的政策上有個別的錯誤，在軍事指導上有個別政策的錯誤，不承認是路線的錯誤，不承認軍事領導上的錯誤。”

　　接著是周恩來作關於軍事問題的副報告，基調決然不同，主動承擔責任，認為主要原因在於主觀因素，同時對博古、李德作了不點名的批評。一個正報告、一個副報告，一開始就把會議引入了兩種不同意見的論爭。

　　周恩來以他超群的領袖才能、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遵義會議上起了特殊的作用，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首先，周恩來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做了直接的準備。周恩來主持的黎平會議是遵義會議的前奏，它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在思想上和組織上做了準備。黎平會議就作了這樣的決定：鑒於中央內部有爭論，會議決定到遵義地區後開會總結討論反第五次“圍剿”以來軍事指揮的經驗和教訓。所以遵義會議是黎平會議決定召開的，是黎平會議的題中之義。

　　其次，周恩來是遵義會議的積極籌備者和組織者。周恩來於1月9日進入遵義城，立即布置總部參謀人員打掃貴州軍閥柏輝章住宅樓上客廳，供開會用。據有關人員回憶：“我們進屋後，周副主席上下巡視了一番，指出：‘作戰科住樓下，把樓上那間大房子打掃布置好，供開會用。’……下午，周副主席又親自檢查了一遍，表示滿意。”

　　為了保證有充裕的時間開好會，在此期間，周恩來及軍委的其他同誌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從1935年1月10日和l3日的電文中可以看到，軍委對紅一、五、九軍團的行動和此期間的任務都作了周密細致的安排，包括在遵義會議召開期間各軍團的指揮問題都作了布置。l3日，他又親自打電報通知劉少奇、李卓然“15日開政治局會議，你們應於明14日趕來遵義城”參加會議。這份電報不僅是後來研究者們判斷遵義會議召開時間的最好依據，也是周恩來支持遵義會議召開並積極參與組織和籌備的實證。

　　再次，在會議上作自我批評，起了特殊的作用。周恩來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軍事問題的副報告，講了半個多小時。他與博古的報告相反，詳細地說明了中央紅軍的戰略戰術，認真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離開中央根據地的原因。他著重指出了主觀因素上的錯誤，認為第五次反“圍剿”有著比以前更充分的取得勝利的條件，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並就後勤機關與非戰鬥人員的臃腫龐大，給部隊帶來極大負擔的問題，對博古、李德進行不點名的批評。周恩來對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誠懇的自我批評，主動承擔了自己應負的責任，絲毫不推卸責任。

　　周恩來在會上的誠懇態度受到了大家的歡迎。

　　周恩來作這個報告，是經過嚴肅而認真的準備的。據有關人員回憶：“會前，博古、周恩來同誌都從作戰科要了一些敵我雙方的資料與統計數字。”周恩來將這些資料進行認真分析研究，從中總結出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在軍事指揮上、具體的戰略戰術上所犯的錯誤和得失。他工作了整整一個夜晚。賀子珍後來回憶：“……第二天，聽到周恩來的警衛員說，周副主席為了準備這次會熬了個通宵。”

　　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作自我批評，起了以下幾點特殊的作用。

　　一是給與會者們留下很好的印象：博古在中央負總責對失敗不敢承擔主要責任，周恩來負次要責任卻主動承擔責任，這反映他的胸懷，大家佩服他的謙虛誠懇的作風，對他的錯誤也給予了諒解，因此後來仍推他為黨內最高軍事負責者。

　　二是給毛澤東以有力的支持。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主要是批評博古、李德軍事路線的錯誤，李德、博古是不接受的。如果“三人團”中的三個人都不認賬，毛澤東的意見將很難通過，鬥爭也會更加複雜。有了周恩來主動作自我批評，這影響了會議的形勢，大家擁護毛澤東的意見也就更有力量了。

　　三是對“三人團”其餘兩個執行錯誤路線的成員也產生了分化作用，促使了“三人團”的解體。

　　李德“完全堅決地不同意對於他的批評”。他後來說：“博古把重點放在客觀因素上，周恩來則放在主觀因素上，而且他已經明顯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劃清了界限……果然不出所料，周恩來公開地倒向毛澤東。”

　　但周恩來的態度卻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博古。博古雖然在最終仍保留意見，但也不得不承認在個別戰略和戰術決策上的錯誤。同時也應該指出的是，博古的個人品質是好的，他不但在會上態度較端正，沒有利用主持會議的職權壓製不同意見，表現了一定的民主作風和磊落態度，而且會後，他又堅決服從和執行中央的決定，並嚴正地拒絕了別人的挑撥性意見。10 年後在黨的七大上，他作了深刻反省：

　　我個人在這個路線錯誤中的責任怎麽樣呢？在上海中央遭破壞以後，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指定我做臨時中央負責人。當指定我做這個工作的時期，我並沒有感到不能擔任領導整個黨這樣的事情。相反的，當時背了相當多的包袱，反對李立三的英雄是一個包袱，李立三把我處分了，四中全會取消了我的處分，這時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會後我在青年團做了一個時期的工作，少共國際的決議上，說我們的工作有成績有進步，這又是一個包袱，說我領導團還行，難道就不能領導黨？第二沒有兢兢業業之心，絲毫沒有對革命、對黨、對人民有很嚴重的責任感。做了臨時中央負責人以後，更發展自己品質的壞的方麵，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請教任何人，覺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這樣的人，發展了剛愎自用、不願自我批評、不願聽人家批評、對於一切錯誤采取文過飾非的態度。也因為這樣，在臨時中央到了蘇區以後，這個時候我隻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請別的同誌擔負吧！”別的同誌說“還是你來吧”，我說“好，就是我”。所以這個時期，我是中央的總負責，我是這條路線所有一切錯誤發號施令的司令官，而且這條路線在這個時期所有的各方麵的錯誤，我是讚成的。各種惡果我是最主要負責人，這裏沒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負責人。

　　這種認真的自我批評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可是，在遵義會議期間，這個瘦瘦的、戴一副高度近視眼鏡的年輕人，卻深深地陷進“左”傾路線的泥潭難以自拔，因而，此時他不得不麵臨交出最高權力的局麵。

　　周恩來的副報告所產生的效應，是“毛、張、王”和絕大多數與會者所期待的，隻有李德、博古、凱豐（何克全）聽得直皺眉頭，李德一根接一根抽著雪茄來發泄心中的不滿。

　　周恩來的態度促使“三人團”的解體，遵義會議必然要產生新的領導機構。

　　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的曆史作用是巨大的。

　　在促成遵義會議召開上，立下首功的是毛澤東。但是，假使沒有當時身為軍委副主席、中央核心領導小組“三人團”成員之一的周恩來的支持，沒有他接受召開遵義會議的提議，會議是開不起來的；沒有周恩來在會議上的謙虛自責、主動承擔責任的態度，會議也不能取得圓滿成功。由此可見，是他一手推動了“討論失敗原因”這個動議，並促進其成功。

　　對於周恩來的這個特殊貢獻，毛澤東在當時及後來向許多人談起過。如時任紅一師師長的李聚奎後來回憶，1 月底當紅軍準備渡赤水河時，毛澤東對他談了遵義會議的情況，說：“最近黨中央召開了遵義會議，這個會議開得很好，解決了軍委的領導問題。這次會議所以開得很好，周恩來同誌起了重要作用。”

　　賀子珍回憶毛澤東後來同她談起遵義會議，說：“那時爭取到周恩來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來不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

　　遵義會議的參加者聶榮臻也這樣寫道：“周恩來、王稼祥同誌他們兩個人的態度對開好遵義會議起了關鍵的作用。”。

　　的確，從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三人軍事小組”成立的過程，正是遵義會議從醞釀—準備—召開—完成的過程，也是毛澤東的正確思想和路線被全軍全黨所理解、公認，並在黨中央和紅軍中得以確立其領導地位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每個關鍵的環節都貫穿著周恩來所做的努力和貢獻。而這個過程，同時也是周恩來從在思想上與毛澤東趨於一致到對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理解加深和接受的過程，也是合作更好的過程。周恩來的思想趨於成熟了。

　　著名的英籍華人韓素音對此作過如下評價：“遵義會議是一個分水嶺，是一個分界線。這次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和紅軍中至高無上的地位，他是周恩來和毛澤東之間緊密結合的開端，這種結合終生未變。這並不是一個輕鬆的聯盟，因為它是由一些相反相成的因素構成的：一致與不和，忠誠與怨恨。這兩位偉人彼此之間有一種互相吸引的魅力，因為他們在性格上、思想上和體魄上都完全不同。隻有了解中國曆史傳統的人，才有可能理解這種結合。”

　　韓女士不僅充分肯定了毛、周在遵義會議的合作，而且有自己獨特的理解：“周恩來發現了毛澤東。他發現了一個高瞻遠矚的天才，在這個天才身上，他傾注了自己對中國深摯的感情。”

　　關於周恩來支持毛澤東、維護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的原因，眾多的西方人士都作過探討，多數人研究的結果是毛澤東與周恩來能夠一致是因為他們已經彼此了解，相互信任。加拿大人切斯特·朗寧作過描述：

　　在毛身上，周看到了一個受革命的西方思想鼓舞著的領袖人物，看到一個根據自己是農民兒子的經驗而創造發明了一個新型務實主義的中國哲學的人。周自己沒有個人野心。他在毛身上，看到作為領導人應具有的品質，而這些品質是獨一無二的。這樣的一個人深深紮根於中國的農民階層，並且已為導致現代革命的變化獻身，隻有這種變化，才能使國家現代化和挽救中國。在周身上，毛看到對事業全心全意獻身，準備做任何犧牲的一個聰明過人、寬宏大量、第一流的組織者和政治家。他在周身上，看到他具有鼓舞別人獻身革命的卓越才能，而這樣的革命能夠把中國從外國壓迫和內部一蹶不振的狀態中挽救出來。

　　的確，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才識、思想、性格具有互補性，他們攜手配合，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