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長征--長征中的毛澤東及三人軍事指揮小組

6.張聞天毫不猶豫地支持王稼祥的提議

　　當時在要求撤換錯誤領導人問題上與毛澤東、王稼祥心意相通的，還有一個重要的人物——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兼書記處書記張聞天。

　　張聞天1943年12月在延安整風中寫道：“長征出發後，我同毛澤東、王稼祥二同誌住一起。毛澤東開始對我們解釋反五次‘圍剿’中，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見，並且在政治局內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鬥爭，一直到遵義會議。”

　　對於這一點，李德在《中國紀事》中是這樣回憶的：

　　在這幾次激烈衝突以後（指廣昌戰役等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爭論），大家的情緒至少在表麵上平靜了一段時期。毛參加軍事委員會的會議越來越少了，而在暗中卻繼續進行著宗派鬥爭。他把紅軍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和軍事委員會委員王稼祥爭取了過去，成了他最親密的同盟者……毛澤東、洛甫和王稼祥組成了宗派的政治領導——“中央三人小組”。這個宗派為奪取黨和軍隊的領導權，從這時開始進行著秘密的鬥爭。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把其他政治局委員，特別是軍隊指揮員拉到了他們一邊。

　　李德把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反對“左”傾錯誤路線的鬥爭誣蔑為“宗派鬥爭”，把“中央隊三人集團”形成的時間說成在長征開始前都是不對的，但有一點是正確的，即正是由於戰爭實踐的教育和毛澤東的啟發說服工作，使黨和紅軍的高級幹部首先覺醒，增強了識別錯誤路線的能力，毛澤東、王稼祥和張聞天三人的相互靠攏，逐漸形成“中央隊三人集團”。

　　如前所述，由於有較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在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在大約兩年的上海中央工作期間，張聞天發表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宣傳“左”傾觀點的。但是就在這一時期的文章中，也還是多少表現出了與王明觀點的某些差別，特別是有少數文章如1932 年的《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和《論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提出了一些當時難得的正確見解。這就包含了他後來思想轉變的一些因素。

　　1932年冬，臨時中央在上海再也無法繼續立足了，便決定遷到中央根據地。1933 年1 月中旬，張聞天到達瑞金。幾天後，博古、陳雲等也陸續到達，隨即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局”。張聞天被選為常委兼宣傳部部長、黨報委員會書記。中共中央局一成立，就麵臨著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發動的第四次“圍剿”。中央領導人以一種狂熱的態度來領導粉碎第四次反“圍剿”的鬥爭，提出了“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借二十萬擔穀子”等過高過急的任務。為了推行“左”的政策，發動了所謂反“羅明路線”、反“江西羅明路線”的錯誤鬥爭，張聞天均參與了領導。但所有這些都是當時以“左”傾冒險主義為指導的必然結果。事實上，張聞天同毛澤東既未共事也無直接衝突，在個人關係上並沒有什麽恩怨。正如後來張聞天自己所說的：

　　我一進蘇區，不重視毛澤東是事實，但並無特別仇視或有意打擊他的心思，也是事實。在我未當人民委員會主席之前，我曾分工管理過政府工作，同他關係也還平常，他的文章我均在《鬥爭》報上發表。但究竟他是什麽人，他有些什麽主張與本領，我是不了解，也並沒有想去了解過的。

　　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中央蘇區得到一個相對穩定發展的時期。在此期間，張聞天作為中央局常委分工管理政府工作，著重研究解決根據地中涉及的各種方針、政策問題。由於較多接觸與了解實際情況，張聞天在理論與實踐的碰撞中逐漸覺察到一些錯誤，開始思考，在實際工作中逐步擺脫“左”的桎梏，這就不可避免地同遲遲不能覺悟的博古產生分歧。

　　爭論首先發生在對“共同抗日三條件”的理解上。張聞天與博古不同，認為“三條件”體現了統一戰線策略的變化，“是宣傳的，也是行動的號召”，不僅是對下層士兵與廣大工農群眾講的，也是對上層軍官講的。

　　對於資本主義經濟的政策主張也大相徑庭。博古認為，民族資產階級也是工農民主專政的目標，主張對資本主義係統限製，張聞天則主張利用私人資本主義發展蘇維埃經濟。

　　張聞天還對其他極左政策進行了一係列的批評。他批評了過左的勞動政策、停辦學校和排斥知識分子現象，批評了肅反中亂捉亂殺，土地鬥爭中給新富農分壞田和侵犯中農的錯誤做法，後來又批評了黨內鬥爭的過火。此外，他還尖銳地批評了“在蘇區內部特別發展”的命令主義和宣傳報道中的形式主義。

　　針對博古對於第十九路軍與福州事變采取的關門主義方針，張聞天寫文章加以批評。

　　然而張聞天與蘇區“左”傾中央主要負責人之間出現明顯裂痕，則是在1934年同博古就廣昌戰役失敗問題發生的一場“公開衝突”。曾經參加那次爭論會議的伍修權清楚記得，洛甫在會上同博古爭得麵紅耳赤，說這是一種拚消耗的打法，使紅軍主力遭受不應有的損失。博古不但不接受批評，反過來指責張聞天這是普列漢諾夫反對1905年俄國工人武裝暴動的機會主義思想。

　　張聞天則反駁道：“我們中國的事情不能完全聽李德的，我們自己得有點主意。”兩人在會上爭執起來，結果不歡而散。

　　會後，博古傳達李德的意見，說中國的事情還要從莫斯科回來的同誌辦，用宗派情緒籠絡張聞天，但張聞天不加理會。

　　從那以後，博古開始把張聞天視為“異己”加以排斥，一些重大問題包括紅軍長征這樣的重要決策，也不再同這位臨時中央政府的人民委員會主席商議。於是，張聞天“感覺到我已經處於無權的地位，我心裏很不滿意”。張聞天的這種不滿情緒隨著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與日俱增。

　　張聞天是在全蘇二大上當選為人民委員會主席的。張聞天搬到沙洲壩人民委員會工作，同毛澤東在一處辦公，住的院子也緊靠在一起，這就增進了他對毛澤東的了解。張聞天同毛澤東在思想上、感情上逐漸接近起來。

　　1934年4月，中央蘇區出版了張聞天、毛澤東合著的《區鄉蘇維埃工作》一書。這是毛澤東的《鄉蘇維埃怎樣工作》和張聞天的《區蘇維埃怎樣工作》的合集，當時被譽為“蘇維埃工作經驗的結晶，寶貴的指針”。這本書的出版，是張聞天和毛澤東開始合作的一個標誌。當時，有人稱讚他們合著的這本小冊子，對蘇區政府工作起了很好的指導作用。對此，張聞天高興地說：“我這是效法毛澤東同誌的辦法啊！”

　　在實際工作中，張聞天十分尊重毛澤東，他主動找毛澤東長談了好幾次，傾聽毛澤東對工作的意見。他還曾經分別關照政府的11個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人員，要和毛澤東搞好團結。

　　在生活上，張聞天對毛澤東也十分關心。長征出發前，毛澤東得瘧疾，昏迷不醒，張聞天接到消息後即派傅連！星夜趕去搶救，才緩解了病情。

　　與“左”傾中央領導人的裂痕，也促進了張聞天對“左”傾冒險主義的懷疑及進一步的否定。除了對錯誤的軍事作戰方針不滿之外，到長征前夕，張聞天在其他某些重要問題上開始有所覺悟，他在長征前夕發表的兩篇重要文章可以說明這一點。1934年7月發表的《反對小資產階級極左主義》的文章，突出而又鮮明地將極左主義作為黨內的一種特別危險和有害的傾向公開提了出來，向人們指出“不要懼怕而又鮮明地將極‘左傾革命家’的威嚇”，並且鄭重地號召全黨同這種極左主義“做最堅決的鬥爭”。文章所批評的“極左主義”雖然還不是指“左”傾路線，但是將“左”作為一種黨內的傾向如此尖銳地提了出來，並且加以反對，這在當時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覺悟。另一篇文章是同年9 月發表的《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這篇文章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中國革命戰爭的長期性問題。文章明確指出：“國內戰爭是整個時期的長期的死戰，而不是幾天幾月甚至幾年完成的。”文章接著指出這一問題乃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

　　從以上情況可以看出，在軍事問題、黨內反傾向問題以及革命戰爭長期性問題等這一些重大問題上，張聞天在長征之前實際上都已經表現出不同程度的覺悟。而這種覺悟也就構成了他在遵義會議轉變的思想基礎，這種轉變是在自身實踐和體驗基礎上的一種自覺的轉變。

　　在長征出發的前一天，張聞天終於敞開心扉，把自己心中對“左”傾領導人的不滿向毛澤東談了。按張聞天自己的話說：“我把這些不滿向他坦白了。從此，我同澤東同誌接近起來。”的確，張聞天和毛澤東的這次坦誠交談，使得他們對中國革命的許多問題達成了共識。

　　長征開始後，張聞天同毛澤東、王稼祥一起行軍，一起宿營，被稱為“中央隊三人集團”。通過行軍路上的交談、討論，張聞天對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對李德、博古軍事領導的錯誤認識就更加清楚了。

　　毛澤東和張聞天、王稼祥之間的討論，被索爾茲伯裏稱為擔架上的“陰謀”。但不久之後，這種“陰謀”就變成了“陽謀”。

　　在突破敵人第四道封鎖線的湘江戰役中，錯誤指揮使紅軍遭受慘重損失。過老山界時，—路上隻是在擔架上同張聞天、王稼祥交談問題的毛澤東，這時再也不能聽任博古、李德瞎指揮，開始批評博古、李德，明確提出要討論失敗的原因。當毛澤東堅定地舉起了反對博古和李德為核心的中央錯誤領導的旗幟時，他已得到了張聞天和王稼祥的支持。毛澤東不再孤立無援，“中央隊三人集團”一起在政治局內公開批評中央軍事指揮的錯誤。

　　在“中央隊三人集團”中，論年齡，王稼祥最小，他最早認定毛澤東是正確的，對毛澤東十分尊敬；論職務，張聞天最高，他是剛從“左”傾路線中分離出來的重要領導人，當時三人中唯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兼書記處書記。僅此一點來看，這對於配合當時還不在中央核心的毛澤東進行糾正錯誤的鬥爭，其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他崇尚真理，此時他認定真理在毛澤東一邊，真誠地擁護毛澤東，所以毛澤東成為“中央隊三人集團”中的靈魂人物。

　　羅明在對紅軍過湘江之後在湖南通道地區轉兵情況的一段回憶中記載，在他到達通道後的第二天去見毛澤東時，碰巧遇上了毛澤東正在同張聞天談話。他們的談話長達一個小時，談話的內容是軍事問題。先是張聞天談了 紅軍通過四道封鎖線後嚴重損失的情況，同時也將敵人已經發現我軍要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圖，正在調集大量兵力包圍紅軍的情況報告了毛澤東。張聞天最後向毛澤東請教了應該怎麽辦。而毛澤東在答話中明確指出不能再照原計劃去與紅二、六軍團會合，而應該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進軍。

　　當王稼祥提出撤換博古、李德，改由毛澤東指揮軍事時，張聞天毫不猶豫地支持王稼祥的提議。

　　毛澤東從長征一開始，還常與許多紅軍的高級將領接觸，闡述他的見解。事實上，紅軍的高層指揮員們如總參謀長劉伯承、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的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等人，對於李德獨斷專行和脫離戰場實際的瞎指揮，早就憤懣不已。所以毛澤東的主張，實際上代表了他們長期壓抑在心頭的意見，受到了他們的普遍讚同。

　　對此，李德十分不滿。他在《中國紀事》中寫道：

　　他不顧行軍的紀律，一會兒呆在這個軍團，一會兒呆在那個軍團，目的無非是勸誘軍團和師的指揮員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他用這種辦法把不穩定的因素帶進了領導之中，使它逐漸分裂。

　　李德隻看到了現象。問題的實質是，這一個給中國革命帶來極大災難的領導集團不應該再存在下去了，隻有促使其分化以至改組，才能挽救革命。張聞天、王稼祥就是從這個領導層中率先殺出來的人物。周恩來也不願意再按照李德的行動法則辦事了。改組以博古、李德為核心的中央最高“三人團”，盡早解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挽救中國革命和瀕臨毀滅的紅軍已勢在必行了。

　　毛澤東重新執掌軍事指揮權的形勢日趨成熟。

　　從1934年l 2月中旬起，通道會議同意毛澤東轉兵貴州的建議，黎平會議則實際上解決了當時最為緊迫的紅軍進軍方向問題，實現了通道會議提出的轉兵任務，猴場會議堅決執行了黎平會議的戰略方針，鞏固了黎平會議的成果，並從組織上限製了“三人團”的最高指揮權，恢複了政治局應有的集體決策的權力，在稍後的行軍路上，又停止了李德對紅軍的指揮。

　　這一切都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1972 年6 月，周恩來在中央召集的一次會議上說：“在長征中，毛主席先後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他們是那時在中央工作的主要成員。經過不斷鬥爭，在遵義會議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讓李德指揮作戰，這樣就開好了遵義會議。”

　　§§三 偉大轉折

　　遵義會議，是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根本轉折點，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最具偉大意義的轉變。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確立了隻談軍事不談政治的基調，抓住了主要矛盾，爭取了絕大多數，保證了會議的成功。周恩來一手推動了“討論失敗原因”這個動議，在會上謙虛自責、主動承擔責任；從王明“左”傾錯誤營壘中分裂出來的張聞天，作了否定“左”傾錯誤的軍事領導的反“報告”，重炮轟擊“左”傾軍事路線；王稼祥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毛澤東的發言，投下的是“關鍵的一票”，從而使遵義會議解決了軍事路線問題，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隻有到了遵義會議以後，黨才徹底地走上了布爾什維克化的道路。”中國共產黨人“走自己的路”，始於遵義會議的自覺。

　　遵義會議也是毛澤東一生中的重大轉折點，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開始被全黨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