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陵文典·紀實卷

一個北京知青的陝西人生

姚村社

她曾經與體操王子李寧、打假英雄王海、“中國第一村”黨委書記吳仁寶等一起，成為央視紀念改革開放20年特別節目——“20年20人”的代表……

36年前的一次“錯分配”，她從北京第一師範學校來到延安地區；國家落實政策時，她放棄了回城返京的機會，植根於貧瘠的黃土高原南麓。她在山區教育一線耕耘了30餘年，是當年一起插隊的同學仍留黃土高原教書的唯一一人。

2005年的“冬至”，記者來到黃陵縣幼兒園旁邊一套40多平方米的單元房裏，見到了本文的主人公——北京老知青汪桂蘭。36年彈指一揮間。凜冽的西北風在這位當年僅僅19歲的女學生臉上刻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隻是其一口至今仍十分純正的北京話時時在提醒記者：這是一位北京老知青。

到革命聖地鍛煉成長

1969年1月。從北京第一師範學校畢業不久、剛滿19歲的汪桂蘭帶著對革命聖地的向往與憧憬，與首都2.8萬名中學生一樣，奔赴延安地區。

汪桂蘭等幾位女同學被分配到宜君縣（當時屬延安地區管轄）堯生公社思彌大隊。到村裏的第一天晚上，同學們的心就涼了。盡管村上把最好的磚窯分給她們住，但窯洞裏空蕩蕩的，她們生怕窯塌下來。住窯洞的第一天晚上，幾個女同學一起哭泣了大半夜，哭累了才迷迷糊糊睡去。當時，社員們口糧普遍不足，經濟拮據，副食品幾乎談不上，大家整日為生計奔忙。盡管心事重重，白天還得和社員們一起戰天鬥地。肚子餓了不能說，手磨破了不能叫，再苦再累都得咬緊牙、挺起胸，裝成好漢。當初的好奇與向往蕩然無存，許多同學都思謀著偷偷返城。汪桂蘭在同伴中還算堅強，但她最終也沒經受住回城風波的誘惑，插隊3個月後她回到了北京。然而，當時北京對戶口管理特別嚴格，再加上父親去世早，看到母親一人養活著包括自己在內的8個兒女，汪桂蘭心裏難受極了，她說服母親，一咬牙又回到了陝北。

汪桂蘭生性潑辣又善於吃苦，很得社員好評，加上畢業於師範學校，1969年7月被公社提前招收為小學教師。初登講台，汪桂蘭雄心勃勃，但許多現實問題不容回避。她講的學生聽不懂，學生說的她不明白，有時隻能用手比畫。汪桂蘭便在日常生活中收集方言，總結歸類，作好筆記，隨時進行對比記憶，這道難題慢慢得以解決。起初，汪桂蘭看到學生衣衫破爛、蓬頭垢麵的樣子，一聞到他們身上的怪味，就想遠遠地離開；一個簡單的數學題需要重複講解四五遍，一著急就不由得出現過激行為。學生們越來越不願意接近她了。這可怎麽行？一番自省之後，汪桂蘭主動接近學生。有的學生衣服破了，她主動拿出針線縫補；有的臉髒了，就叫到辦公室給洗淨；學習中的問題一遍兩遍弄不懂，就換個法子講。為加深相互了解，汪桂蘭經常和學生一起掃地、抹桌子，一起勞動。學生們對這個“北京老師”終於不再敬畏了，連家裏的事情也願意和她傾訴。

9年之後方知“錯分配”

1978年下半年，對汪桂蘭和同伴們來說，是一段充滿驚喜與矛盾的日子。從北京傳來確切消息：1969年初北京第一師範學校百餘名畢業學生與其他高中生一起，被分配到延安地區插隊落戶屬於“錯分配”，現在可以落實政策回城返京。此事印證了汪桂蘭與同伴們多年前的猜測：班上40多名學生原計劃分兩批赴延安地區插隊落戶，汪桂蘭等20多名同學作為第一批，然而，第二批同學就一直沒有來；他們還聽說，就在他們這批學生插隊落戶不久，他們的畢業任教分配方案就從北京市教育局下來了。

不管怎麽說，落實政策總是個好事。隻是一個頗為殘酷的現實橫亙在汪桂蘭的麵前：早在1974年汪桂蘭已與黃陵縣雙龍中學的數學老師白昕輝結為連理，並且有了兩個孩子，一家人生活得十分幸福。而政策規定得很明確，隻允許知青一人返京，配偶及子女不在此列！汪桂蘭及有類似情況的同伴一下子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之中。兄弟姐妹中就缺她一個，遠在北京的老母親早就盼她回來團圓。多少個夜晚，汪桂蘭都難以入睡，腦海裏充斥的東西太多了，一會兒是北京大都市的風貌，一會兒是黃土地熱情、淳樸的民風；一會兒是舉家團聚的歡樂情景，一會兒是已經與自己生活了4年的丈夫及兩個孩子的身影，還有當地學生們那一張張稚嫩的麵孔和一雙雙渴求知識的眼睛。

看著10多個在當地結婚的同伴一個一個全都與丈夫離了婚，隻身返回了北京，汪桂蘭也曾猶豫過、痛苦過，但最終她放棄了回城。她心裏明白：雖然通情達理的丈夫沒有阻攔，可自己一旦回去，這個家就散夥了，丈夫的人生可能就要改變，孩子們就會失去親娘。當然，促使汪桂蘭作出人生這一重大決定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她已經習慣了這裏的一切。這裏有她的追求，有她所鍾愛的事業。

由於動亂結束不久，首都教師嚴重缺乏，北京市教育局先後給汪桂蘭來過4封信，希望她回京執教，汪桂蘭都謝絕了。多年以後，汪桂蘭與友人說起此事，一臉的爽快：“不是說我多偉大，反正我當初的選擇太正確了！”

被人當眾叫罵兩小時

汪桂蘭1974年1月與白昕輝結婚，其實一直兩地分居，並持續了17年。當時，汪桂蘭在宜君縣東南方向的棋盤中學任教，白昕輝在黃陵縣西北方向的雙龍中學工作，兩人相距百餘公裏，坐班車要輾轉好幾次，一學期也就團聚幾回。以後倆人都調動過，距離近了些，但仍有幾十公裏。直到1981年初，汪桂蘭調到黃陵縣康崖底中心小學工作，才與早在幾年前調至康崖底中學工作的丈夫生活在了一起，但也沒有一個像樣的家，汪桂蘭在中心小學的辦公室兼宿舍就成為他們的棲息地。汪桂蘭是個賢惠之人。婆婆年老體弱，她無論多忙，兩三周都要回一趟家，料理家務，給老人洗頭洗衣，做可口的飯菜，每年還要給老人做一次壽。這些事情許多當地婦女都很難做到。

艱辛並不僅僅是生活方麵的。1985年8月，汪桂蘭擔任了康崖底中心小學的教導主任，幾年後又擔任了該校校長，什麽事情都得操心，擔子比過去重多了。1989年7月，學校搬到了新建的校園，但許多收尾工作都未搞定，操場比校門前的公路低1米多。為節約開支，汪桂蘭帶領師生利用下午活動的時間和周末休息日，拉運沙土，填補操場，持續幹了10多天。為美化校園，汪桂蘭帶領師生在操場周圍和校園內栽植了38棵側柏、40多棵楊樹、10多棵銀杏；在教職工宿舍門前，建了兩個花園，栽種了木槿、月季、龍爪槐。1992年，在新建學校7間平房以及門房、大門、圍牆時，汪桂蘭隻請了幾個“匠人”，她和其他老師給“匠人”打下手，當小工。學校沒有單杠、雙杠，她四處奔走，弄來粗鋼筋，讓人打磨、焊接、安裝；沒有乒乓球台，她找人用磚砌兩個墩子，中間墊上土，台麵用水泥抹得平平光光，總共建了6個。遠處的學生住宿沒有床板，她一個女人家，跑遍康崖底鄉的12個村，與村幹部協調，每村支援了5塊，解決了學生的床板問題。汪桂蘭用節約下來的資金給學校購買了60麵彩旗，8個少先隊隊鼓，16把隊號，2副大鑔，4副小鑔和1麵大秧歌鼓，學校的體育隊和文藝隊一下子“武裝”起來了。

1998年8月，根據縣教育局的安排，超編的教師要分流到鄉下的農村小學工作，康崖底中心小學共超編7人。這可是件棘手事。當時教導主任已經調走，連個商量的人都沒有。汪桂蘭綜合工作能力和身體兩個方麵的因素，並征得鄉教育專幹的同意，確定了7名教師。被分流的教師絕大多數都理解她、支持她，愉快地到了新單位。一位年齡大點的女老師對此很有意見，不僅在汪桂蘭的辦公室大吵大鬧，還在校園裏當眾破口大罵，汙言穢語不堪入耳。汪桂蘭呆在辦公室裏坐立不安、耳熱心跳，真想衝出去與對方大打一場，因為自小以來，連母親都沒罵過她，何況這麽難聽的話還是第一次親耳聽到。但轉而一想，那位老師心情不好，就讓她罵吧，罵夠了就會停下來。就這樣，對方在校園裏斷斷續續罵了兩個小時，汪桂蘭沒還一句口。說來也怪，事後這位女老師不僅到新單位報了到，還和汪桂蘭成了朋友，每年春節都到汪桂蘭家拜年，汪桂蘭的小兒子今年結婚時還前來賀喜。

與改革先行者“齊名”

汪桂蘭雖畢業於師範專業，但她利用業餘時間係統地學習了《教育學》《心理學》及教學改革的相關叢書。本來校長可以不帶課，但多年來她一直帶一門主課，並堅持定期聽課製度，每學期都在50節以上。30多年來，汪桂蘭的聽課記錄有五六十本，所備的教案有幾尺高，並寫了10多萬字的業務筆記和教學心得，總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汪桂蘭學的是數學專業，但幾十年的工作實踐使她成為一個多專業、多學科的全能老師。正是有這樣的能力，30多年來，學校老師誰家有事、誰孩子有病、誰身體不適，汪桂蘭都會主動地幫其上好每一堂課。

五年級學生季明亮，父親患半身不遂，家境貧寒，交不起學雜費，買不起校服，家長準備讓其退學。汪桂蘭了解到他家的實際情況，用自己的工資為其買了校服，交了學雜費。四年級學生陳春娥父母雙亡，隨姐姐生活，十分困難。汪桂蘭與班主任一道進行家訪後，免去其學雜費，並給陳春娥買來本子、鋼筆等學習用具，使其繼續上學。1998年12月，汪桂蘭又拿出500元錢資助了3名孤兒和2名貧困生。有些學生家庭情況較好，住不慣集體宿舍，吃不慣學校飯菜，自動離校。汪桂蘭就深入學生宿舍，幫助學生清理衛生；深入學生食堂，檢查飯菜質量，自動離校的學生最終全都重返學校。有一度，學生宿舍出現不安全隱患，汪桂蘭就和值班老師一起堅持每晚檢查四五次，解除了學生的後顧之憂。汪桂蘭一貫對好、中、差學生一視同仁，要求教師對差生個別輔導，循序漸進，激發其學習興趣，進行“成功教育”。多年來，康底崖中心小學的入學率、鞏固率、普及率和畢業率均達到百分之百，該校服務半徑內適齡孩子無一輟學。

30多年來，汪桂蘭一心撲在教學工作上，沒有機會給遠在北京的老母親過一個像樣的生日，沒有時間呆在老人身邊端茶送飯，盡兒女的孝道。對自己的兩個兒子，也沒有付出更多的母愛。好在老母親和丈夫、孩子們都理解她、支持她。如今，當年北京第一師範學校的同學隻剩下她一人，整個黃陵縣的北京知青也隻有12個了，全縣教育係統的2000多名教師中，知青身份的唯她一人。黃陵人民認可了她這個身處異鄉的“北京知青”，給了她相應的榮譽，縣人大代表、黨代表、模範黨員、優秀教師等等，不一而足。1998年底，中央電視台推出紀念改革開放20年特別節目——“20年20人”，汪桂蘭位居其中，與體操王子李寧、打假英雄王海、“中國第一村”黨委書記吳仁寶、海爾集團總裁張瑞敏、計算機文字信息處理專家王選等齊名。2000年“五一”，汪桂蘭當選為延安市勞動模範。2000年11月，汪桂蘭被調至黃陵縣幼兒園擔任黨支部書記，今年初已經辦理了退休手續。

令汪桂蘭欣慰的是，她教出的學生已有3000餘人，有相當一部分從師範院校畢業後又回到黃陵，在農村基礎教育第一線工作，僅康崖底中心小學就有3位。辦理了退休手續的汪桂蘭，隨即被縣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聘請為宣講員。汪桂蘭告訴記者：“我打算在有生之年，把有限的精力用在黃陵中小學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上，利用宣講員的身份每年作不下10場報告，用自己的親身經曆，教育廣大中小學生從小樹立遠大的誌向，培養堅韌不拔、自強不息、勇於進取的精神。”

摘自2005年12月28日新華網陝西頻道

作者簡介：

姚村社，出生於上世紀60年代，陝西省西安市人。在綠色軍營度過了23個春秋，曾任新聞幹事、宣傳科長、副團中校。2003年轉業後在《西安日報》社當記者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