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裝下的蒼涼——宋帝國

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王安石變法及其失敗的必然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字介甫，晚號半山。撫州臨川（今屬江西）人。仁宗慶曆進士。嘉三年（1058）上萬言書，提出變法主張，要求改變“積貧積弱”的局麵，推行富國強兵的政策，王安石抑製官僚地主的兼並，強化統治力量，以防止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神宗熙寧二年（1069）任參知政事。次年任宰相，依靠神宗實行變法。並支持五取西河等州，改善對西夏作戰的形勢。因保守派反對，新法遭到阻礙。熙寧七年（1074）辭退。次年再相；九年再辭，還居江寧（今江蘇南京），封舒國公，改封荊，世稱荊公。卒諡文。

　　@@眾望所歸脫穎而出

　　北宋英宗於1067年駕崩。傳位於太子趙頊，即為神宗皇帝。這一年，神宗皇帝僅20歲。

　　而此時，建國一百多年的大宋王朝，其政治、經濟、內政、外交都麵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特別是財政上出現了巨額赤字。“皇祐所入，三千九百萬，而費才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萬，而費五之一；熙寧五千六十萬，而費盡之。”自皇祐至熙寧，隻有二十來年，北宋朝廷財政收入由3900萬增到5060萬，增長的速度達12.6%，這個速度不能算慢。而在這二十年時間裏，財政支出卻由1300萬增加到5060萬，增長速度達到38%，比收入增長快了許多。財政收入的增加加重了人民負擔，但增加了的財政收入並沒有使國家經濟有所好轉，有許多年份甚至出現了巨額赤字。而同時，遼、夏兩個少數族權利對宋經濟也存在嚴重的威脅。單就歲幣一項，數目已很可觀。宋遼澶淵之盟規定宋朝每年給遼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仁宗時又加歲幣銀絹各十萬兩匹，給西夏的歲幣銀絹茶彩共二十五萬五千。這些負擔都壓在了日見緊張的宋財政支出上，加劇了北宋經濟的日益貧弱。經濟衰微，政治腐敗，軍備鬆弛，老百姓負擔日益加重，農民起義、反抗此起彼伏，整個社會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在這種情況下，統治階級中一些有識之士便謀想各種各樣的辦法來挽救危機。王安石變法正是在這種曆史背景下出台的。

　　王安石尺牘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結束了16年的地方官生涯，奉召進京，任三司度支判官。這雖不是一個顯赫的官職，但卻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職位。因為這個職位的責任是管理整個大宋朝的財政收支與漕運。一年後，王安石憑著在地方工作的經驗與在中央工作的敏銳洞察力，向仁宗皇帝遞交了闡述自己變革主張的洋洋萬言《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奏書開篇就分析了北宋王朝內憂外患的政治局麵：“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益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誌之士，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而造成這些現象的根本原因是“不知法度”。王安石所說的法度是指國家的方針、政策和法令。他主張，在“法先王之意”的口號下進行變法革新。王安石所說的“法先王之意”，並不是複古，而是為了減少變革的阻力，使變革不至於“傾劾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可見王安石已意識到改革將遇到強大的阻力。在《言事書》中王安石也提到理財問題，雖然言論不多，但卻立場鮮明：“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嚐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但王安石的上書，沒有得到仁宗的重視。王安石也感覺到此時施展自己政治抱負的時機尚未到來，於是自願去地方上做他的小官去了。

　　當時，王安石的政名非常響亮。他在地方為官，許多同僚都為其鳴不平。與他同時代的劉安世在《元城語錄》中寫道：人們“以金陵（指王安石）不做執政為屈。”朝廷也覺得他確是個人才，於是“欲俾以美官”，但他百般推辭不受。因為這些官職並不能令他施展變革的才智。

　　苦等了幾年後，機會終於來了。神宗繼位後，因不滿於宋朝的“積貧積弱”的現狀，一心要實現富民強國的願望。他早已聽說王安石的才名，於是召其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幾次交談後，神宗越發認定王安石便是實現自己理想的重要人物。於是在熙寧二年（1069）二月，任命王安石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並指示王安石建立“製置三司條例司”，作為變法的專門機構。王安石任命呂惠卿、韓絳為其助手。熙寧變法開始。

　　@@實施變法功過參半

　　王安石在變法運動中堅定的信念是“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以圖實現不增加百姓負擔而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的目的。秋收圖在變法運動中，王安石等人先後製定、實施了十幾項改革措施，幾乎涉及到了社會的各個方麵。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推行了一整套新法。其中以富國為目的有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以強兵為目的的有保甲法、將兵法等。這些變法措施的中心任務就是增加國家收入、轉財政頹勢、緩和農村矛盾、穩定宋朝權利。

　　熙寧二年（1069）二月，均輸法出台。早在王安石任參知政事的前幾天，他在和司馬光爭論理財問題時，提出了“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的“富國”方針，均輸法就是貫徹這一方針的第一個新法。均輸法出台前，原先的發運使根本不管開封的物資儲存和需要情況如何，隻把下麵上供的定額物資督運到開封了事。由於供求關係脫節，經常是花巨額運輸費用，運來許多過剩物資。而遇上軍事或其他重大開支時，所運物資又不夠用。宋王朝調用物資時，也根本不管該地是否生產這種物資，是否正值生產季節，一味強征。所有這些，都為大商人囤積居奇、控製市場提供了方便，民戶則深受其害。

　　均輸法出台後，王安石任命淮南等路發運使薛向在淮南、兩浙、江南、荊湖等地區推行均輸法。國家撥給他錢五百萬貫，米三百萬石作為周轉的費用，依據首都開封庫存物資情況以及一年開支數量和所需物資，均輸官可根據情況將物資變賣成錢，或用錢買物品。租種地主土地的佃農並按照徙貴就賤和用近易遠的原則降低購價和運輸費用。王安石希望此法將東南地區的物資運送到開封供應皇族、官僚和大量軍隊消費，以達到民不加賦而國用豐饒的富國目的。

　　熙寧二年（1069）九月，青苗法出台。該法主要針對當時非常猖獗的高利貸而製定的。隋唐時代，國家在各州設置常平倉來調節穀價，用以青黃不接時使農民免受高利貸盤剝的痛苦。到了宋朝，各地官員厭煩常平倉糴糶米穀、無利可圖的工作，常平倉成了徒有虛名的倉庫。一些糧庫中所存的粟米也被挪做軍糧，以至造成了儲藏幾盡的局麵。

　　王安石尺牘王安石依據自己早年在鄞縣實施的“貸穀於民，立息以償”的經驗，決定改革常平倉，實行青苗法。青苗法規定把常平廣惠倉現有的1500萬石糧米，由各路轉運司兌換成現錢，在每年正月三十日以前和五月三十日之前貸給城鄉百姓，分別稱作“夏料”和“秋料”。加息二分，分別隨夏秋兩稅交納還貸。遇到災荒，可以延期，等到稔熟之年再交。

　　青苗錢起先是硬性攤配，由於保守派的反對改成由民戶自願請領。青苗法憑借政府經濟力量對豪強高利貸行為進行彈壓，使他們不能在青黃不接時以兩倍至三倍的利息盤剝和兼並農民，解決了農民缺糧少食的後顧之憂，使他們能夠把精力放在發展生產上。同時，國家也能從中獲取利息，國庫收入增加。

　　農田水利法是王安石發展農業生產、增加社會財富的重要新法。熙寧二年（1069）十一月出台。這條法令集中反映了王安石的變法思想。他主張依靠天下的力量創造天下的財富，用天下的財富供給天下的消費。王安石充分認識到宋朝的經濟命脈是農業，應該以農業為根本，充分保護農民的積極性，摧抑兼並，解除農民疾苦，使農民和土地永遠牢固地結合在一起，從而創造財富。該法要求各地開墾廢田、興修水利工程，由將受利的農戶出工出料修建。如若工程浩大，民力不能自給，可根據青苗法向官府借貸錢穀，限期歸還。費用仍然不夠，州縣官吏就應勸諭富戶出錢貸款。農田水利法頒布後，產生了極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全國官吏對這個法令反應熱烈，農民、商人極積響應，紛紛爭言水利。從熙寧三年（1070）到元豐末年（1085）的十幾年時間裏，疏通了汴、蔡等十多條河流，又重新修複了古陂河堰。新開農田總計一億畝左右。

　　熙寧四年（1071）正月，司農寺擬定的募役法先在開封府界試行，同年十月，免役法頒布並在全國實施。免役法規定：廢除原來按戶等（北宋戶籍製度根據財產多寡將百姓分為五等）輪流充當衙前等州、縣差役的辦法，改由州縣官府出錢雇人應役，各州縣預計每年雇役所需經費，由民戶按戶等高下分攤。上三等戶交納役錢，隨夏秋兩稅交納，稱免役錢。原不負擔差役的官戶、女戶、寺觀，要按同等戶的半數交納錢，稱助役錢。州縣官府依當地吏役事務簡繁，自定數額，供當地費用。此法的用意是要使原來輪充職役的農村居民回鄉務農，原來享有免役特權的人戶不得不交納役錢，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熙寧五年（1072）三月市易法出台，在開封設置市易務。市易務根據市場情況決定價格，收購滯銷貨物，待至市場上需要時出售。商販可以向市易務貸款，或賒購貨物。後又將開封市易務升為都提舉市易司作為市易務的總機構。市易法在限製大商人壟斷市場方麵發揮了作用，同樣也增加了朝廷的財政收入。

　　熙寧五年（1072）頒行方田均稅法。方田均稅法規定每年九月由縣官丈量土地，檢驗土地肥瘠，分為五等，規定稅額。丈量後，到次年三月分發土地賬帖，作為“地符”。分家析產、典賣割移，都以現在丈量的田畝為準，由官府登記，發給契書。以限製官僚地主兼並土地，隱瞞田產和人口。

　　此外，為了增強國家軍隊的戰鬥力，王安石還進行了一些以強兵為目的新法，包括將兵法、保甲法等。宋王朝到宋仁宗時期，軍隊總人數超過一百萬，軍事開支占政府賦稅收入的十分之七八，成為財政上的沉重負擔。這樣大量的軍隊，不僅老弱病殘兵多，軍營缺額嚴重，而且由於推行“更戍法”，造成“兵無常將，將無常師”的局麵，軍隊缺乏訓練，戰鬥力非常薄弱。為了改變這種狀況，達到強兵的目的，熙寧三年（1070）十二月，將兵法出台。

　　王安石從精簡軍隊、裁汰老弱開始。不能任禁軍者降充廂軍，不能任廂軍者回家為民。經過整編的禁軍留王安石致季常尺牘在京城進行訓練，軍隊素質大幅度提高。在此基礎上，王安石首先在開封府、河北、京東和京西等路試行將兵法，設置37個將。“將”即為一個編製在3000人左右的軍事單位，同時設副職一人。正副將官都選擇有作戰經驗和有才能的人擔任，駐地固定，使將兵互知。不久，他又在陝西設置了42個將。這樣，在與遼夏接壤的邊境地區，就有了大量經過正規訓練的軍隊，增強了抵禦遼、夏侵擾的力量。

　　與將兵法同時頒布的還有保甲法。宋朝階級矛盾激化，迫使農民紛紛起來鬥爭，即使是首都開封附近，也是“寇盜充斥，劫掠公行”。這條法令是由改革派趙子幾提出的，他建議首先在他任職的開封府地區試行保甲法。依照他的建議，王安石讓司農寺製定了《畿縣保甲條製》（保甲法）。即把農民加以編製，十家為一保，設保長一人；五保為一大保，設大保長一人；十大保為一都保，設都副保長各一人。保長由家財最富裕的人擔任。凡是有兩個男丁以上的人家出一人做保丁，自備弓箭，進行訓練。每一大保在夜裏派五人輪流在保內“巡警”，提防盜竊、殺人、放火等案件發生，把那些身份和行業不明的外來人收捕送官。經過一年的試行，保甲法在開封府已初見成效，發案率也減少了十之七八。此法很快推廣到全國。

　　北宋武士神像王安石推行保甲法的另一個目的，是為了以保丁部分替代正規禁軍，使之成為宋朝國防力量的一部分。為此，宋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對保丁進行訓練。經過訓練的保甲兵，有些人的馬上功夫甚至勝過了正規軍。到熙寧末年，經過訓練的保甲兵已有56萬人，其中40萬人散布在西北沿邊地區。這些保甲兵除了保護汴京安全外，還起到了保護西北邊防、抵禦遼夏侵擾的作用。

　　此外，王安石還改革了科舉製度。新的科舉製度以經義取士，應試者以《詩》《書》《易》《周禮》《禮記》為本經，以《論語》《孟子》為兼經。同時，王安石還對太學進行了改革，實行“三舍法”。

　　這次變法，前後進行了近15年時間。每項新法推行後，基本上都收到了預期效果。豪強兼並和高利貸者的活動受到了一些限製，中、上級官員、皇室減少了一些特權，而農村的上戶地主和下戶自耕農則減輕了部分差役和賦稅負擔。封建國家也加強了對直接生產者的統治，增加了財政收入。這次變法，在理論上有其獨創性，操作上較為係統。它是一場前無古人的變革。王安石因此被列寧譽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

　　@@內外有因失敗必然

　　然而，就是這樣一場值得稱道的改革，卻以失敗而告終。究其根源，主要有如下幾方麵的原因：

　　其一，僅僅寄希望於皇帝一人的支持。這是大多數封建社會的變法最大的局限之一。

　　王安石生活在建立於自然經濟基礎之上的“尊君卑民”“家天下”的專製體製中，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變法能得到皇帝的支持，在大多數情況下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實施。但是皇帝不可能做到“萬壽無疆”，人亡政息是專製政體的常態。因此在宋神宗死後，10歲的哲宗即位，哲宗的祖母高太後垂簾聽政，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得勢，新法皆被廢除。

　　其二，變法觸動了官僚、地主及商人的既得利益。

　　王安石變法中的方田均稅法要求官府對已經耕種的土地進行丈量，核定土地好壞分為五等，定出稅額高低，結果一批官僚大地主隱瞞的田產被清查出來，被迫納稅。單從技術層麵上看，王安石的這些政策設計是合理的。但它是一種利益關係的大調整，其推行遭遇到了來自大地主和官僚的重重阻力。由於反對呼聲太高，方田均稅法最終未能在全國推行。而輸均法則嚴重抑製了大商人投機獲取暴利的機會，因此遭到了王安石精選批點《史記》來自商人的強烈反對。

　　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權利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讚成國家過多地幹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這種限製國家權力的做法，自然遭到了來自官僚集團的反對。王安石作為宰相，由於宋初統治者對政治體製的改革（如前所述），實際權力比前朝已大為減少。而他麵對的改革阻力，是小農經濟基礎上養成的“求穩懼變”的社會文化和強大的既得利益。熙寧九年（1076），王安石第二次辭去相位之後，宋神宗為了緩和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將抑製官僚、地主、商人的措施內容加以削弱，更多地重視增加賦役收入和加強軍備的措施。另一方麵，作為地主統治階級的一員，王安石變法的根本目的是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不會從根本上觸動地主統治製度和階級秩序，因此變法從根本上來講不會徹底改變當時的生產關係，況且農民階級的實際收益有限，這就決定了變法無法得到人民的廣泛支持。

　　其三，變法推行太快，操之過急，為了迅速推行新法樹敵太多。

　　宋朝自趙匡胤黃袍加身到變法開始的1069年已經走過了110年時光，各種社會矛盾、社會問題大量地積澱下來，積弊叢生，積重難返，希望用短短的幾年時間，自上而下進行改革，改變積貧積弱的狀況，實在是難乎其難的事情。王安石變法推行太快，表現在新法的頒布上，僅僅依靠一個製置三司條例司在四年多時間裏就頒布了十幾個新的法令，雖有雷厲風行之譽，但究其實卻犯了操之過急的錯誤。由於主觀上急於求成，在具體工作中就難免魯莽急躁。王安石在用人上偶有不合，即罷斥不用。《宋史·王安石傳》單熙寧二年罷黜出朝的就有20多人。這些人或為朝中重臣，或為文學碩儒，都有一定勢力和根基。這批人出朝，不惟使朝廷失去了一批熟悉政務明了典章的舊臣，也給變法樹立了一大堆政治上的對手。早年主持慶曆新政的歐陽修、朝中元老富弼、推薦過王安石的文彥博等都因政見不同而被罷出朝。這麽多人出朝，實際上是這次變法失敗的先兆。

　　其四，王安石個性偏執，剛愎自用，聽不進不同意見。

　　據《宋史》記載，開封府的百姓為了逃避保甲法，竟然有“截指斷腕者”，得知此事後，王安石說：“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紛然驚異：況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蠢愚為人所惑動者，豈應為此遂不敢一有所為邪？”大意是：這事隻是流言，未必為真，就算是真的，也不足為怪。如今就是士大夫也對新政大為不解，何況那夥愚民呢！怎麽能為這個就不敢有所作為呢？神宗雖然極其信賴王安石，但也忍不住說：“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王安石對待不同意見的態度如此執拗，無怪乎時人稱之為“拗相公”。在推行變法的過程中，他既不善於團結各方麵的力量，也不善於聽取不同的意見，這樣的人格缺陷，使他不但陷自己於不利境地，也累及神宗皇帝不能充分調動各方麵的力量來完成全部的改革措施，更使得變法措施，無論對百姓有利與否，都成為政敵攻擊的對象，這是最後改革全盤失敗的重要原因。

　　其五，王安石用人不當。

　　在變法過程中，王安石自認為最得力的助手就是呂惠卿和韓絳。當時人們稱呂惠卿為新法的“保法善神”，韓絳為“傳法沙門”。然而，呂惠卿政治野心十分大，當熙寧四年（1072）王安石第一次被罷朝時，他開始培植自己的勢力，打擊其他改革派成員，妄圖取代王安石的地位。又打著變法的旗號，強力推行他組織人員製定的《手實法》，結果因為弊多，引起了朝中大臣的不滿。鑒於這種情況，韓絳強烈請求王安石複職。神宗也認為，隻有王安石才能挽回局麵。於是第二年二月召王安石複職。但是呂惠卿不僅不幫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將與王安石的通信公布於眾，借以挑撥王安石與神宗的關係。幸虧神宗及時識破，將其貶出京城。然而，此時改革派內部已分崩離析，時光不再了。

　　其六，變法本身具有缺憾，加上實施人員的工作不利，也是變法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

　　易中天先生在《帝國的惆悵》一書中，對這一點分析得極為精確。在一年中，農民最苦的就是春天。那時候，正值“青黃不接”，於是那些有錢、有糧的富戶人家，就在這時借錢借糧給農民，等到夏糧秋糧收獲後，加息償還。這是一種高利貸，它本已使農民不堪重負，如果再遇上自然災害，顆粒無收，農民就隻好賣地甚至賣兒鬻女了。王安石的改革，想以國家出貸的方式來解決這一社會問題。國家出貸的利息比富戶要低，既可以使農民免受高利貸的盤剝，又能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還可以將前幾年的陳糧處理掉，與國與民來說，兩全其美。然而實際操作下來的結果卻並非如此。因為國家出貸的利息也很高。王安石定的標準是年息二分，這其實已經很高了，而地方上又層層加碼。原本應該充分考慮農民利益的低息貸款，變成了一種官府壟斷的高利貸。不但利息高，手續也繁雜。過去，農民向地主貸款，隻要雙方講好價錢即可成交，這是一種大家都認同的民間契約。而現在向官府貸款，先要申請，後要審批，最後要還貸。每過一道程序，貪官汙吏就會敲詐勒索，從中盤剝一回。更為可怕的是，變法者為了推廣新法，給全國下達了指標，規定各地方每年必須貸出多少。這樣，新法就帶有強行攤派的意味了。結果，雖然國家增加了收入，可老百姓的負擔卻更重了。

　　南京半生園王安石故居再比如市易法，本來是由政府出錢平抑物價的新法，可是實際上收息卻高達20%，也使這一新法明顯地蒙上了征斂百姓錢財的陰影。王安石等人在“民不加賦而國用足”思想指導下製訂的一係列新法，幾乎都有增加征斂的痕跡。新法實施後“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這就不能不使這個變法失去很大一部分社會基礎。而離開了最廣大人民支持的改革，其力量必然是脆弱的，其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

　　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是為了富民強國、強兵。然而，由於其本身就是為了維護大地主的階級的封建統治，再加上變法過程中的一些失誤之舉，使得這場轟轟烈烈的改革運動歸於失敗。這不能不說是王安石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