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裝下的蒼涼——宋帝國

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司馬光與《資治通鑒》

　　司馬光（1019-1086），字君實，號迂叟，北宋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涑水鄉人，世稱涑水先生，進士出身。曆任館閣校勘、同知禮院、天章閣待製兼侍講、知諫院、禦史中丞、翰林院學士兼侍讀等職。熙寧三年（1070），他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同，堅辭樞密副使，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禦史台，退居洛陽，專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太後臨政，召司馬光入主國事，任命為相（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身後追贈太師，封溫國公，諡文正。

　　@@少小聰睿為官清正

　　司馬光司馬光六歲時就開始識字讀書。“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指”。這也可能是他酷愛曆史的最早萌芽。司馬光讀書非常勤奮，不知饑渴寒暑，廢寢忘食，他睡覺時以圓木為枕，稱為“警枕”，隻要木枕一滾動，他就能從熟睡中醒來，立刻起床伏案讀書。由於這種刻苦好學的精神，使司馬光從少年起就獲得了很多知識。

　　司馬光15歲時，已經讀了很多書，他寫的文章醇厚深重，人稱有西漢之風。就在這一年，按照宋朝的恩蔭製度（即五六品以上的大臣子弟和後人都可以補官。每三年舉行一次南郊祭天大典，恩補一批），司馬光恩補入仕，被授予將作監主簿，但他仍舊刻苦讀書。仁宗寶元元年（1038）。司馬光在20歲時參加會試，一舉考中進士甲科。

　　進士及第以後，司馬光任奉禮郎、華州判官。第二年父親司馬池從同州調往杭州任職，司馬光為便於侍親，請求調任蘇州判官。

　　朝廷答應了他的請求。由於他母親在這一年因病去世，司馬光辭官回家守喪。母喪尚未服滿，父親又於慶曆元年（1041）病逝，這使司馬光悲痛不已，在守喪的歲月裏，他以讀書作文來排遣自己的哀思。

　　慶曆四年（1044）司馬光守喪期滿，在河南重新任職。司馬光在27歲時被調到北宋首都東京（今開封），擔任過評事、直講、大理寺丞等職。他父親的生前好友龐籍升任宰相以後，再次推薦司馬光擔任了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等職，參與有關刑事、禮儀及編校書籍等工作。館閣校勘的職務給司馬光提供了借閱朝廷密閣所藏的大量圖書的機會，對他以後的史學研究有了很大的幫助。

　　司馬光辦事認真，在任期間對朝廷不合禮法的事總是毫不客氣地仗義直諫。英宗的一個妃子董氏逝世，因為英宗十分寵愛她，因此賜給她葬禮上使用天子出行時的儀仗。司馬光認為這不合理法，於是上書道：“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諡，近製惟皇後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嚐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英宗沒辦法，隻好按禮法處理。

　　皇祐五年（1053），龐籍因嫌罷相，第二年降為戶部侍郎，出知鄆州。龐籍希望司馬光作為他的助手，因而舉薦司馬光任鄆州典學，司馬光感於恩相的提攜，也就隨龐籍到鄆州就任。一年後，龐籍改任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並州事，又薦司馬光為並州通判，司馬光又去並州任職。並州地方貧瘠，與西夏接近，西夏人經常逼進到交界的麟州（今陝西神木）城下耕田，對宋朝邊境安全有一定威脅。龐籍接受司馬光建議，決定在西夏人聚集此地之前修成二堡，因此未等朝廷下旨意就動工了。可是，在一次衝突中，麟州官兵被夏軍打敗，所做之事也就一無所成。仁宗派人追查龐籍。龐籍為保護司馬光，自己被貶為知青州事。司馬光為此非常不安，連上三狀，引咎罪己，申述修堡無過，龐籍無罪，但仁宗未加理會。6年後龐籍去世，司馬光深感龐籍之恩澤，視其妻如親母，對其子如親弟。當時人都稱讚龐籍和司馬光的高尚品格。

　　嘉祐二年（1057），司馬光第二次進京做官，任直秘閣，遷任開封府推官，後又加修起居注。嘉祐六年（1061）司馬光改任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在擔任諫官的5年當中，竭盡忠誠，恪守一個諫官的職責。對朝政之失誤，曾提交大量奏章，提出了很多批評建議，僅收錄在《傳家集》中的就有170餘份，而且在一些事上是一奏再奏。這是司馬光從政以來的黃金時代。但是，由於當朝皇帝對於司馬光的意見很少采納，使得司馬光很是苦惱。英宗治平二年（1065），司馬光就任龍圖閣直學士，仍留任諫職。這時司馬光感到自己隻知竭忠報國，頗樹了一些敵人，恐怕禍及子孫，於是他連上三狀，力辭諫職，希望解除諫職，到地方去做官，朝廷隻答應免去諫職。

　　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去世，神宗趙頊即位，參知政事歐陽修向神宗推薦司馬光，稱讚他的品德淳正，學識深遠。神宗便於同年閏三月拜任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四月，又升任司馬光為禦史中丞。

　　歐陽修司馬光同情人民疾苦，這和他多年在地方做官接觸下層勞動人民有關。他主張“懷民以仁”，反對無限度的榨取，認為隻有“利百姓”，才能“安國家”。因此，他對百姓給予很多關注、同情，發出許多呼籲，甚至為之請命。治平三年（1066）時，陝西、山西一帶發生嚴重旱災，但朝廷沒有重視，反而在此時聽從佞臣之請接受上尊號，司馬光對朝廷漠視人民疾苦的現象十分氣憤，上奏英宗說這簡直是“欺蔽上天，誣罔海內”。為減少百姓負擔，司馬光反對英宗下詔從陝西三丁抽一征丁為義勇軍，認為陝西軍隊本來就不少，這樣會使百姓無故加重負擔。他冒著觸犯龍顏的風險，連上六道劄子，並持劄子到中書省與宰相韓琦辯論，兩人唇槍舌劍展開了一場激戰。韓琦“（韓）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懾？’光曰：‘兵之貴先聲，為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為保捷，憂今複然，已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嚐失信，民未敢以為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嘿然，而訖不為止”。司馬光為民請命，已到了全力以赴的地步。

　　司馬光非常重視選才用人。他甚至懷有以人為本、視法為副的思想。司馬光之所以重視用人，也是因為當時朝廷在用人方麵存在著許多弊端，司馬光針對弊端提出過不少好的見解和主張。他認為用人當以“德”為先。熙寧元年（1068），司馬光向神宗薦舉諫官時就根據以德為先的原則提出三個具體條件：一是“不愛富貴”，二是“重惜名節”，三是“曉知治體”。前兩條是德，後一條是才。司馬光雖以德為先，但很注意發揮人之專長，甚至頗有點注重專家的味道。他反對近世以來，專尚文辭，以文辭代百能的取士方法。他認為，文辭隻能是藝能的一個方麵，不足以窮盡天下士之百能。司馬光還主張選才用人應破除循資曆、重門第的陳腐觀念。治平四年（1067）五月，司馬光上疏神宗，指出按照國家原先選禦史官的資曆範圍規定，不但選中者很少，而且弊端甚多。司馬光也反對以門第高低選用人才，他認為隻要有賢才就應推舉。他還對魏晉以來曆代相因的選舉之法的嚴重弊端提出批評。“先門第而後賢才，此魏、晉之深弊，而曆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於世祿與側微，以今日視之，愚智所同知也；當是之時，雖魏孝文之賢，猶不免斯蔽。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惑於世俗者誠鮮矣”。認為一個人的德才，不在於世祿與貧賤，不能以門第劃分。他主張建立和健全選人、用人製度；改革科舉製度，設十科舉士；改進延訪、薦舉和按察製度。司馬光重視推薦人才，薦舉過蘇軾、劉恕等。但司馬光也錯舉過人，為此他曾兩次上書自劾。晚年做宰相時，他也信任過蔡京這樣的佞臣。

　　@@固守宗法反對改革

　　治平四年（1067）英宗去世，神宗即位。這位年僅20歲、朝氣蓬勃的皇帝很想有所作為，他欣賞王安石的主張，熙寧二年（1069）起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提出一套急進、大膽的改革方案，成為改革派的領袖，北宋很快掀起了一陣改革之風，史稱為“王安石變法”，或“熙寧變法”。

　　神宗也曾想過讓司馬光主持朝政，領導改革。但司馬光同王安石之間在改革什麽、如何改革等方麵產生了嚴重的分歧與對立，因此拒不接受。

　　從個人關係來說，司馬光與王安石早就相識而且是好朋友，嘉祐年間在朝中同修起居注，神宗即位後二人又同居翰林學士之職。時人把他倆和呂公著、韓維四人稱為“嘉祐四友”。他們對國家形勢的認識也頗一致，都感到了封建統治麵臨全麵危機的嚴重性，主張改變現狀，實行政策和製度上的改革，但兩人在理財問題上的思路不一致，以後竟發展到在許多問題上完全對立。

　　在變法中，就其竭誠為國來說，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體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圍繞著當時財政、軍事上存在的問題，通過大刀闊斧的經濟、軍事改革措施，來解決燃眉之急。司馬光則認為在守成時期，應偏重於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製度的製約之內，即使改革，也定要穩妥。

　　在司馬光與改革派之間，還有過一場較為著名的爭論。

　　（神宗）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司馬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製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製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

　　“祖宗之法不可變也”。這就是司馬光的思想根源之所在。從此，司馬光與改革派勢如水火。神宗曾想封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司馬光卻百辭不受。為避免與改革派發生正麵衝突，司馬光便請求外任，以便自己能夠修史。

　　元豐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逝，其子趙煦繼位，是為哲宗，改元元祐。年僅10歲的哲宗不能親政，朝中大權由他的祖母太皇太後高氏掌握。高太後一向器重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而且神宗臨死之前曾留言讓司馬光和呂公著做趙煦的師傅。同年四月，司馬光入朝任門下侍郎，元祐元年（1086）閏二月司馬光又升任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做了宰相。這時他已經67歲，年邁力衰，身體多病，做宰相主持朝政已力不從心，但他卻以驚人的毅力為國家操勞。

　　司馬光此次執政，全力以赴地從事廢除王安石新法的工作。在就任門下侍郎的第二天，他就上了《請更張新法劄子》，把新法比之為毒藥，請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張”。十二月四日又上一份《請革弊劄子》，將王安石所行新法之弊病逐一列舉。為了使自己的政治主張能夠實現，罷廢新法一事能順利進行，入相以後他向高太後進言，陸續將因反對變法而被貶出各地的官吏劉摯、範純仁、李常、蘇軾、蘇轍等人召回宮中任職，呂公著、文彥博等老臣也逐漸回到朝中，被委以要職。老臣入朝後，變法派與反變法派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司馬光前後幾次上書，要求把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方田均稅法全部廢除，一概否定了王安石變法。在高太後的支持下，變法派的蔡確被罷相出知陳州；章惇也被貶汝州。然而，司馬光這樣雷厲風行地廢除新法，不僅原來變法派的人物極力反對，就是原來反對變法的人也主張要慎重行事。範純仁就曾勸司馬光，對新法隻要“去其太甚者可矣”，並且應當“徐徐經理，乃為得計”。宋哲宗如廢保甲法時，對保甲當中那些武藝出眾的人，就應該委派殿前司加以揀選。呂公著也認為對新法主要是糾正其弊害，不一定全麵廢除。但是此時的司馬光已經聽不進去這些話，他認為“既知其為害於民，無益於國，便當一切廢罷”。他把廢除新法比作給人看病，認為主張慢慢來不讓病快點好，對病人是沒有好處的。

　　司馬光做宰相後政務繁忙，他不但日夜操勞國家大事，還擠出時間從事著述，20卷的《稽古錄》便成書於這一時期。元祐元年（1086）八月，司馬光的病情突然加重，昏迷不醒，九月一日去世，享年67歲。高太後和哲宗哀痛異常，親臨其喪禮。司馬光被贈為太師、溫國公，諡文正。京師人民也為之哀痛，前往吊唁，店鋪都關上了門。嶺南、封州的父老也自發地進行了祭奠。

　　@@懸梁刺股《通鑒》乃成

　　熙寧四年（1071），為了避免與改革派正麵交鋒，司馬光辭去了永興軍公職後，改判西京（今河南洛陽）留司禦史台，這是一個閑官。從此司馬光便在洛陽住了15年，遠避宦海生活，主編完成了史學巨著《資治通鑒》。

　　司馬光從小勤奮好學，博通經史，出仕後也一直堅持讀書，尤其留心研討曆代史書。他在館閣校書以及任天章閣待製兼侍講官時，看到滿架滿架的都是史書，幾間屋子都放不下，如此浩瀚的朝野史籍，一個人就是花上一生的時間也讀不完。於是他逐漸產生了一個編寫一本既係統又簡明扼要的通史，使人讀了之後能了解幾千年曆史的興衰得失的想法。他的想法得到了他的好友、曆史學家劉恕的讚同和支持，於是司馬光便在公事之餘開始了史書的編寫工作。

　　在此之前的英宗治平元年（1064）三月，司馬光呈所纂《曆年圖》。不久，又進《通誌》。《通誌》共八卷，記述了從周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到秦二世三年（前207）共195年的曆史，主要寫秦、楚、齊、燕、韓、趙、魏七國的盛衰興亡，供皇帝參考。英宗看後，非常滿意，要他繼續寫下去，並下詔設置書局，供奉費用，增補人員，專事編寫工作。

　　《資治通鑒》書影不久，英宗病死。神宗繼位後，對司馬光也十分支持，他以“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為《通誌》命名為《資治通鑒》，並親自撰寫序文，在邇英閣第一次進讀時當麵“賜序”。這樣就使司馬光完全在皇帝的親自領導下來完成這一重大的使命，使司馬光得以充分發揮他為國治史的才能和抱負。

　　在神宗的支持下，編修《資治通鑒》的書局很快成立了，助手由司馬光從館閣英才中選拔。但司馬光第一個選中的是時任和川（今山西安澤縣）縣令劉恕。劉恕時年才35歲，自幼聰明好學，酷愛史書，13歲通覽漢、唐典籍，18歲考中進士，其才華深為主考官所鍾愛。尤其劉恕在史學方麵有著豐富的知識，因此，當司馬光考慮書局協修人員名單時，劉恕便成了一個不可多得的人選。第二名協修為劉攽，他長期擔任州縣官，時為國子監直講。他在仕宦滄桑的一生中，除恪盡職守外，還“著書百卷，尤邃史學”。他精通六經，習知漢魏晉唐之典，在書局內負責起草兩漢部分。第三個協編是範祖禹。嘉祐八年（1063）中進士，他入書局時才30歲，長期和司馬光一同修書，不求仕途顯達，甘心默默無聞。《通鑒》修成以後，司馬光推薦他任秘書省正字。他精通唐史，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專修《唐鑒》，可謂唐史專家。司馬康，司馬光之子。熙寧三年（1070）中進士，進書局時年僅29歲。他敏學過人，博通群書，在書局負責檢閱文字。

　　書局集中了當時史學界的名家，而且既有通才，又有某一領域的專才。他們在司馬光這位甘願遠離官場、熱心修書又頗具才華，有聲望的內行領導下，誌同道合，同心協力，宋·國子監辟雍外景各把一口，精心修纂，最後又由司馬光修完成篇，這就保證了《通鑒》一書的學術水平和曆史價值。

　　在分工明確的同時，從收集資料到進行編纂，有著一套嚴謹的程序：編寫叢目、長編，進行考異，最後定稿。叢目，以一書為主，標出事目，按時間順序剪貼排列，然後將收集的相關史料增補進來，附注史料出處。叢目的基本要求是隻要與本事稍稍有關的就標注出來，盡量詳盡。長編，依叢目順序將同一事目下所列史料全部檢出，參照比較，決定取舍，並進行文字加工，用大字寫成正文。有歧義的不同記載，則用小字附注於正文之下。這樣，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諸如稗官野史、百家譜錄、總集別集、傳狀碑誌等總數不下300多種。長編長達650O多卷，3000多萬字。

　　叢目、長編，是在司馬光的統一指導下，由“同修”三人分別進行，最終集於司馬光一手完成的。劉恕之子劉羲仲回憶：“先人在書局，止類事跡，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長編附注有歧義的記載，經司馬光最終審定，說明取舍，形成“考異”。全書經司馬光去其繁冗，考其異同，錘煉文字，形成定稿。

　　司馬光在編修《資治通鑒》的19年中，付出了巨大的勞動，特別是在洛陽的15年裏，他幾乎付出了自己全部的精力和心血。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臣今筋骨臒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謂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司馬光為編書，常常廢寢忘食，有時家裏實在等不上他回來吃飯，便將飯送至書局，還要催促幾次他才吃。宋·校書圖他每天修改的稿子有一丈多長，而且上邊沒有一個草字。他的房子低矮窄小，夏天悶熱難堪，灑下的汗珠把書稿都浸濕了。後來，他請匠人在書房裏挖了一個大深坑，砌上磚，修成一間“地下室”，他就在這個冬暖夏涼的地方，專心致誌地埋頭編書。他對史料考核極其認真，追根尋源，反複推敲，不斷修改。《通鑒》編成後，洛陽存放的未用殘稿就堆滿了兩間屋子，可見他為這本書付出了多麽艱辛的勞動。

　　@@鴻篇巨製千古流芳

　　神宗元豐七年（1084），司馬光已66歲，《資治通鑒》全部修完，是年七月十一日全書呈上，十二月三日，朝廷降詔獎諭司馬光。這部編年體巨著，共294卷，上起周烈威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周世宗顯德六年（959），記載了1362年的曆史，共300多萬字。同時，對選擇修入《通鑒》中的史料，以及對各種異說的辯證、存疑，作《通鑒考異》30卷。為便於檢索，把《通鑒》每年所涉的重大事情，標目列舉，成《通鑒目錄》30卷。

　　不可諱言，司馬光是為了鞏固當時的封建權利，才編寫《通鑒》的，這就決定了此書的內容主要是政治史。他把曆史上的君主，根據他們的才能分為創業、守成、陵夷、中興、亂亡五類。創業之君，如漢高祖、漢光武、隋文帝、唐太宗等。守成之君，如漢文帝和漢景帝。中興之君，如漢宣帝。至於“習於宴安，樂於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遠之患”，使“祖考之業”日趨頹下的陵夷之君，像西漢的元帝、成帝，東漢的桓帝、靈帝，都屬於這一類。在司馬光看來，最壞的是那些亂亡之君，他們“心不入德義，性不受法則，舍道以趨惡，棄禮以縱欲，讒諂者用，正直者誅，荒淫無厭，刑殺無度，神怒不顧，民怨不知”，像陳後主、隋煬帝等就是最典型的例證。對於亂亡之君，《通鑒》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譴責，以為後世君主的鑒戒。

　　對於軍事的記載，也是《通鑒》的優長之處。《通鑒》對戰爭的描述很生動。凡是重大的戰役，對戰爭的起因、戰局的分析、戰事的過程及其影響，都有詳細記載。如赤壁之戰、淝水之戰等，都是如此。

　　《通鑒》也注意關於經濟的記載，因為田賦和賦稅是封建經濟的首要問題。所以，它對於商鞅變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製等都有記載。

　　文化方麵，《通鑒》也有記載，就學術思想來說，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陰陽、縱橫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學術主張，下及漢初的黃老思想，漢武帝的獨尊儒術以及魏晉玄學的盛行都有記載。《資治通鑒》殘稿。

　　對於佛教、道教的起源、發展，以及儒、佛、道之間的鬥爭也有敘述。對西漢以來經學的發展、典籍的校理、石經的刻立、九經的雕印及流傳，都有較係統的陳述。對著名的文人學士及其作品也有記載。史學方麵，對從《漢書》到沈約的《宋書》以及唐代的修史製度，均有記載。科技方麵，記載最多的是曆代的曆法。其他如天文學、地理學、土木建築（如秦代的長城、隋唐的長安城和洛陽城）、水利工程（隋代的大運河）也有反映。

　　《通鑒》還有曆史評論。一類是屬於司馬光自己寫的，每篇以“臣光曰”開頭；還有一類是選錄前人的評論，開頭都寫明作者名氏。當然，司馬光所選錄的前人史論，都是符合自己的觀點的，大部分用於表述他的政治思想。

　　《通鑒》還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司馬光是奉詔編書的。皇家的崇文院，據宋仁宗時所編《崇文總目》的記載，共列書籍30669卷，是當時全國藏書最多的地方，司馬光和他的助手都可以查閱。宋神宗又把自己做潁王時的宅邸舊書2400卷，賞賜給司馬光。司馬光洛陽的住宅裏，“聚書出五千卷”，其他協修人也各有自己的藏書。司馬光等人所取材料，除十七史外，凡前代留存下來的史書也無不搜集。對於私家的藏書，他們也多方借閱，如劉恕曾親自去藏書家宋敏求的家中，口誦手抄。可見，《通鑒》所搜集的材料是很豐富的。有人估計，《通鑒》所引之書多達300多種。

　　《通鑒》是我國一部極為重要的編年史，它不僅給封建統治階級提供了統治經驗，同時它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因為書中所引各書材料有些已亡佚，僅靠《通鑒》才得以保存。隋煬帝楊廣——在《資治通鑒》中對像隋煬帝這樣的亂亡之君作了大膽的揭露和譴責全書體例嚴謹，前後脈絡分明，語言文字也極為簡練，這些對後世史學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自《通鑒》出現後，一度中衰的編年史書體裁，又得重整旗鼓，興盛起來。自南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鑒長編》、李心傳撰《建炎以來係年要錄》，直到清代徐幹學撰《資治通鑒後編》、畢沅撰《續資治通鑒》、夏燮撰《明通鑒》，無不遵循司馬光所創的體例。不僅如此，由《通鑒》派生出來的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和朱熹的《資治通鑒綱目》，出現新的紀事本末體和綱目體，成為南宋以後流行的史書體裁。

　　自宋神宗之後，曆代封建帝王和學者對《通鑒》都十分推崇和重視。宋元之際的史學家胡三省說：“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必至於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製，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鑒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清代史學家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不可不讀之書。”近代學者梁啟超說：“司馬溫公《通鑒》，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溫公亦偉大人哉！”現代偉人毛澤東更是鍾情於中國的曆史和曆史文化遺產，他不僅多次讚美《史記》和《通鑒》，而且反複研讀，據說《通鑒》他就讀過17遍。1953年，他對身邊工作人員說：“這部書寫得好，盡管立場觀點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但敘事有法，曆史興衰治亂本末畢具。我們可以批判地讀這本書，借以熟悉曆史事件，從中吸取經驗教訓。”

　　《資治通鑒》不愧為彪炳千秋的傳世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