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1606-1645),原名鴻基,陝西米脂人,家世業農,父親死後,因家境窮困,他到銀川驛站裏去當馬夫。他待人熱情,驛卒們也很喜歡他。
李自成的家一向擔負代官府收租稅的差使。米脂連年收成不好,農民拿不出租稅。當地有個姓艾的大地主,乘機放高利貸,想在農民身上盤剝。李自成看大家交不起租稅,就自己一個人借了債替大家把稅交了。過了一段時間,姓艾的地主逼李自成還債,李自成還不起,姓艾的就唆使官府把他抓起來打得半死,還鎖上鐐銬,把他放在太陽底下曬,不讓他吃東西。百姓和驛卒向縣官懇求把李自成放在樹蔭下,讓他吃點兒東西,縣官也不答應。這一下把群眾激怒了,大家一哄而上,砸開李自成身上的鐐銬,帶著李自成一起逃出米脂,投奔不沾泥張存孟的起義軍。
李自成從小練就一身好武藝,善於騎射,又有膽略,在義軍中當隊長。崇禎四年(1631),張存孟戰敗降明,李自成毅然率部離去,投奔高迎祥,表現了堅強不屈的英雄氣概。高迎祥是明末農民起義早期的傑出領袖,自稱“闖王”,李自成被他的部下稱“闖將”。
農民起義的形勢風起雲湧,起義隊伍迅速壯大。明朝統治者不斷調兵遣將,瘋狂鎮壓。崇禎七年(1634),明政府任命延綏巡撫陳奇瑜為陝、晉、豫、楚、川五省軍務總督,統一指揮明軍,對起義軍進行大規模的圍剿。陳奇瑜采用窮追不舍、“隨方剿撫”的方針,四麵圍堵農民軍。李自成等所率義軍誤入陝西南部興安境內的車箱峽。此山峽四麵山峰陡立,中間長四十裏,易入難出。山口被敵人壘石封死,又遇大雨,起義軍弓矢盡脫,馬匹餓死過半,處境十分困難。洪承疇李自成等為擺脫困難,假裝向陳奇瑜乞降。陳奇瑜信以為真,“特許八月約降”,決定將起義軍遣返原籍陝北。但起義軍剛出棧道,即不受約束,殺死押送起義軍的明官,攻打州縣,“關中大震”。陳奇瑜因此受到彈劾,其陝西等省軍務總督之職被三邊總督洪承疇所代。
起義軍在陝西重新活躍,明政府決定向陝西調集軍隊圍剿。起義軍除李自成等部留下外,其餘大部分東進湖廣、河南。明廷命洪承疇東出潼關入豫,與山東巡撫朱大典合力圍攻,企圖將農民軍扼殺於中原。為了製訂統一的作戰計劃,打破明軍的“圍剿”,起義軍於崇禎八年(1635)舉行了著名的“滎陽大會”,商討拒敵方略。參加會議的有十三家七十二營的大小首領。當會上出現意見分歧、爭論激烈、得不出個結果的時候,李自成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慷慨激昂地說:“一個人猶可以奮戰,何況我們有十萬大軍,官兵是無能為力的。”接著,他胸有成竹地提出了“分兵定所向”的戰略方針。眾首領見發言的是一位年輕的將領,都投以敬佩的目光。大家對他的“分兵定所向”的方略連聲稱好。在這次會議上,潼關李自成初露鋒芒,表現了卓越的軍事才能。
滎陽大會按李自成提出的戰略方針確定了作戰計劃,組成五路大軍,分頭出擊。其中由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率領的一路軍隊,以明朝的中都鳳陽為主攻方向,突破明軍的東部防線,攻下鳳陽,焚毀明朝皇帝的祖墳,給明朝統治者以沉重的打擊。崇禎皇帝聽說祖墳被毀,急得在北京穿著孝服哭祭,並殺掉鳳陽巡撫楊一鵬出氣。農民軍這次有組織的分兵作戰,變消極防禦為主動進攻,打破了明朝軍隊的“圍剿”。
崇禎九年(1636),高迎祥在戰鬥中被俘,於北京壯烈犧牲。李自成被部眾共推為闖王,成為起義軍的領袖。
崇禎十年(1637),新任兵部尚書楊嗣昌(楊鶴之子)提出了一係列對付起義軍的新措施:第一,確定四正六隅十麵網的圍剿計劃。第二,增兵十二萬。第三,增餉二百八十萬。第四,起用熊文燦擔任總理一職。崇禎帝批準了楊嗣昌的建議。這使起義軍麵臨的壓力空前增強,義軍有的被打敗,有的發生動搖,向敵軍投降。李自成等部在洪承疇的鎮壓下,李自成起義隊伍進軍路線圖被迫流動於陝西、四川,甚至曾由臨洮、鞏昌西出長城,入西羌界,隊伍漸小。崇禎十一年(1638)十月,李自成在潼關之南原遭到洪承疇和陝西巡撫孫傳庭的優勢兵力的合擊,妻女俱失,惟與劉宗敏等十八騎逃出,他們翻山越嶺,克服了重重困難,到了陝西東南的商洛山區,隱蔽起來。明軍占領了潼關,派出大批偵騎,搜捕李自成,搜了幾個月,毫無信息。後來聽有人傳說,李自成在戰鬥中受了重傷,已經死去,明軍才放鬆了搜捕。在河南、湖廣等地活動的張獻忠部起義軍,為了保存力量,待機而動,於崇禎十一年春向明總理熊文燦偽降。張獻忠不改變農民軍的編製,不服從明朝的軍事調遣,把部卒駐紮在湖北穀城,練兵集糧,以圖東山再起。此外,起義將領羅汝才也在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向明朝偽降。熊文燦接受其降,並“奏授”遊擊。但羅汝才不肯受官,與所部駐於鄖縣,暗中與屯駐穀城的張獻忠互通聲氣,待時機而動。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一時聲息全無,似乎完全被鎮壓下去了,但事實絕非如此。麵對惡劣的鬥爭形勢,李自成並不灰心喪氣,他以劉邦百戰百敗而得天下的事例來鼓舞部下的士氣。在商洛山中,他一邊總結起義以來成敗的經驗教訓,一邊聚集散失的舊部,整頓人馬,準備迎接新的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