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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來風滿樓

明王朝發展到後期,危機四伏,搖搖欲墜。一場震撼神州大地的農民反抗鬥爭,終於在天啟、崇禎年間掀起,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明帝國這座封建大廈,經不起這場風暴的衝擊,梁傾柱摧,終於土崩瓦解了。

李自成是這場農民起義的傑出領導者之一。他領導農民義軍建立了“大順”政權,推翻了腐朽的朱明王朝的反動統治。盡管這場起義最終失敗了,但它為推動社會的進步和曆史的發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李自成明朝自中期以後,封建王朝已經進入衰落期。大多皇帝怠於政事,非昏即愚,而後期的神宗和熹宗皇帝,更是昏愚到了極點,使政治達到腐敗不堪的地步。

經濟上,地主階級瘋狂兼並土地,對農民進行敲骨吸髓的剝削,社會矛盾不斷加劇。皇帝及其家族是兼並土地的首惡勢力。當時北京周圍的皇莊數以百計,占地多少已無從計算,而諸王的莊田更是遍布天下。除皇室外,官僚和一般的地主也瘋狂兼並農民的土地。當時江蘇的民戶中,有土地的僅十分之一,而十分之九的農民是替人佃耕的佃戶。除了兼並土地,地主階級還把各種賦役負擔轉嫁到農民身上。當時的勳戚官僚有優免賦役的特權,可以少負擔甚至不負擔賦役,而一般地主則通過“飛灑”、“詭寄”等手段,把封建政府征派的賦役轉嫁到農民身上。農民已無田產,而田賦猶存,個別有少量土地的農民所交納的田賦比他原來應負擔的稅額高出幾倍,甚至十幾倍。常年的賦稅已壓得老百姓喘不過氣,到了萬曆末年,明政府為了解決與後金戰爭的巨額軍事費用,又額外加派“遼餉”;到了崇禎朝,為鎮壓農民起義,又加派“剿餉”和“練餉”。這三項加派被稱為“三餉”。明朝常年的稅收每年約為一千四百六十萬兩銀子,而“三餉”總合計竟達一千六百七十萬兩,比正賦多出二百多萬兩,農民負擔沉重,已到了無法生存下去的地步。

自萬曆末年至天啟、崇禎兩朝,我國北方幾乎年年發生天災,旱澇相繼,飛蝗遍地,老百姓慘遭摧殘。崇禎元年(1628),陝北延安府發生嚴重旱災,一年無雨,草木枯焦,糧食絕收。八九月間,饑民們爭先采摘山間蓬草為食,其籽苦澀,食之僅得不死。至十月,蓬草也被挖掘一空,樹皮又成為替代的充饑之物。據說隻有榆樹皮口感稍好,卻較難得,隻好與其他種類樹蔓相雜而食,藉之可以稍延性命。至年終,樹皮也被剝取幹淨。饑餓難耐的人們隻好開始以山中石塊為食,有一種名為青葉的石頭,味腥而膩,少食即飽,但不過數日,必腹脹下墜而死。成人尚自身不保,那些繈褓中的嬰兒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城外糞場便成為棄嬰場,號泣之聲讓人肝腸寸斷。另外,延安府各縣外均有數個大坑,用以掩埋死者。而離城數裏以外無人掩埋的,又不知有多少!

在封建社會,中國農民躲避饑荒最常用的方式便是遠走他鄉,四方流浪求食。因而在以往各個王朝中,每當嚴重自然災害來臨之時,大批流民隨之產生,由此出現的社會問題也常常使當朝執政者備感棘手。明朝末年,情況大為不同。嚴重自然災害的出現並不是局部的,涉及麵積相當廣泛,饑腸轆轆的人們似乎無處覓食,這種狀況在萬曆末年已顯露無遺。《明經世文編》中的一段話具有極大的代表性:“數年以來,災警薦至。秦晉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繼之,民食雁糞矣;齊魯繼之,吳越荊楚又繼之,三輔又繼之。老弱填委溝壑,壯者輾轉就食,東西顧而不知所往。”與陝西、山西地區相比,其他省份的災荒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也就完全斷絕了饑民外出求食的希望。

萬曆末年,山東省境內食人之風甚熾,令人毛骨悚然。饑民剖腹剜心,支解而炊,甚至以為人心味美,小兒心更佳。有鬻人肉者,有醃人肉者,還有割人頭而吮其腦者。人方餓倒,旁人即刀刃相向,屠割立盡。如有人嗬止,則大聲回答道:“我不食人,人將食我。”山東諸城縣舉人陳其猷伏闕上疏,並繪《饑民圖》附上,痛陳其家鄉饑民食人惡狀,懇切希望朝廷前往救恤。

野蠻而瘋狂的人吃人,除了增加恐慌外,根本無助於解決當時空前嚴重的饑饉。陝西延安籍的官員馬懋才曾言陝西饑民在食土石之餘,也殺掠行人為食,幼童及獨行人一到城外,就消失了蹤影。而食人者也沒有好結果。食後不數日,就會麵目赤腫,很快內發燥熱而死。無處可避,無食果腹,吃土石必死,至此饑民們再無法奢望絕處逢生。他們如不想等死,隻有走上搶掠之路,向稍有積蓄的富有之家發起攻擊。據馬懋才疏,當時饑民有不甘心食石而死者,就相聚為盜,並宣稱:“因饑餓而死與做強盜而死,並沒有兩樣;與其坐而餓死,不如做強盜還可以飽食而死。”落草為寇乃大逆不道之事,輕則充軍發配,重則株連九族,然而身處絕境的人們已無法顧及這麽多了。

從表麵上看,寇亂隻是由嚴重天災引發的饑饉所致,故而這也就成為地方官員推諉責任的主要借口。如崇禎初年任陝西巡撫的胡廷宴就對類似事件毫不動心,每當下屬州縣上報“盜賊”猖獗的情況,他往往勃然大怒,不由分說地將來者笞打一頓,斥責道:“此饑氓也,至明春自定耳。”陝西農民的騷亂不僅沒有於來春自動平息,反而如燎原的烈火,此起彼伏,愈來愈旺盛。但當朝官員還總是習慣地用饑饉來解釋“暴亂”的緣起,如崇禎二年(1629),接任陝西三邊總督的楊鶴在給朱由檢的上疏中雲:盜賊之起,“總因饑荒之極,民不聊生。”與胡廷宴等簡單推諉責任有所不同,楊鶴主張對饑民進行安撫,“切實賑濟,使之糊口有資”;“給與牛種,使之歸農複業。”這樣就可以使“亂民”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寇亂自然平定。

其實,楊鶴之言提出了一個敏感而尖銳的問題,即在嚴重天災之時官府的責任。封建帝王常常以“愛民如子”自我標榜,當成千上萬的黎民百姓掙紮在死亡邊緣之時,全力賑災以減少傷亡應該是官府最起碼的責任,但是從萬曆末年至崇禎即位,麵對空前嚴重的自然災害及饑荒,明朝上下似乎顯得無動於衷,根本沒有采取必要的救災減災措施。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官員不僅對大批奄奄待斃的饑民漠不關心,而且一如既往地嚴催錢糧,這無異於雪上加霜。可以說,無法回避的自然災害是對一個社會的嚴峻考驗,這種考驗涉及官僚體製、社會矛盾等等諸多問題。在遠離洪荒時代之後,抵禦自然災害更須依賴社會的力量,封建官府負有不可推卸的義務與責任。而在明朝末年的特大自然災害麵前,大明王朝顯出了行將就木、病入膏肓之態。社會內部各種矛盾暴露無遺,可以說,這種“人禍”才是明末農民戰爭風起雲湧的根本原因。

老百姓受此天災人禍的雙重煎熬,崇禎皇帝雖然屢次下“罪己詔”,痛責官吏魚肉百姓,申說自己的“愛民”之心,並且還時常鬧減膳、撤樂的玩意,但是,這些都是“口惠而實不至”。為了和滿洲貴族戰爭,以及把農民起義鎮壓下去,崇禎皇帝不惜飲鴆止渴,加派不已,“舊征未完,新餉已催;額內難緩,額外複急。”人民別無生路,唯有鋌而走險,揭竿而起。在天啟七年(1627)三月,鬥爭的烽火在陝西澄城縣首先點燃。當時,陝西災荒嚴重,知縣張鬥耀不顧百姓死活,勒逼租賦。饑民衝進縣城,殺死張鬥耀。第二年,王嘉胤又在府穀縣聚眾起義。農民反抗鬥爭的烽火從此熊熊燃燒,形成燎原之勢。李自成投入了農民抗爭洪流,在鬥爭中鍛煉成長,最終成為農民起義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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