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國

埋葬朱明王朝

農民大起義於崇禎十二年（1639）五月走出低穀，又一次活躍起來，進入了大發展階段。五月上旬，張獻忠在穀城公開宣布再度起義，羅汝才馬上響應。

張、羅再起後，崇禎帝惱羞成怒，殺了熊文燦，另以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楊嗣昌為督師，對起義軍再次舉行大規模的圍剿。崇禎十二年九月至十三年七月，張獻忠、羅汝才與楊嗣昌在湖廣、四川、陝西交界處相持近一年，遭到一些挫折和失敗，於十三年七月決定進入四川境內，楊嗣昌率明軍主力尾隨入川。義軍見官軍追來，實施以走致敵策略，幾個月內幾乎走遍四川各地，長驅數千裏，使得明軍疲憊不堪，而後，起義軍乘虛進入湖廣，於崇禎十四年二月奔襲楊嗣昌儲存軍資甲仗之地——襄陽，俘殺襄王朱翊銘。楊嗣昌聞訊，憂懼不食，死於軍中。

李自成繼張、羅再起後重新活躍起來。崇禎十三年十一月，李自成“出商洛入豫，哨至淅川”。這時，河南、山東連年自然災害，“土寇紛起”，李自成到達河南後，許多當地群眾加入其隊伍，使義軍迅速擴大到幾十萬人。一些文人如李岩、牛金星、卜者宋獻策也投奔其中，他們幫助李自成製定和推行了一係列很有見識的政策，如減輕人民的賦役負擔，傳唱“迎闖王、不納糧”的歌謠，沒收官府或豪強地主的財物分給農民等。特別是“均田免糧”綱領的提出觸及到封建經濟基礎的最根本問題——土地製度，在中國農民戰爭史上第一次用口號形式明確提出土地問題。它反映了遭受殘酷剝削的農民的經濟要求，對於動員農民參加起義有極大的號召力。李岩還把這一綱領編成通俗易懂的歌謠，讓起義軍戰士到處宣傳。起義軍每到一地，都宣布“三年免征”或“五年不征”，並支持農民奪回被地主霸占的土地。同時，起義軍還針對當時貧富不均的社會現實，提出“割富濟貧”的口號；針對明朝統治階級對工商業者的殘酷掠奪，提出“平買平賣”。這些口號起了爭取民眾、擴大鬥爭力量的作用。

在建立鬥爭綱領的同時，起義軍加強了紀律整頓，規定軍隊自帶帳篷，不住民房，行軍時要愛護群眾的莊稼，有讓馬匹踐踏莊稼者要處斬，至於燒殺淫掠，那更是罪不容誅，還宣布了“不淫婦女，不殺無辜，不掠資財”和“殺一人如殺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的口號。李自成嚴以律己，他不好酒色，粗衣淡飯，與部下同甘苦。起義軍的內部上下平等，首領與士兵經常是一起席地而坐。在首領之間也是同座共食，彼此以“兄弟”，“爾我”相稱，對李自成則親熱地稱他為“老李”或“大哥”。

起義軍的“均田免糧”、“平買平賣”的綱領深得人心，加上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因而，每到一處，老百姓對他們“執香迎導，遠近若狂”。連一些州縣官員和士紳，也“往往相率出城，望風伏迎”。相反，老百姓一聽說官軍到來，不是慌忙躲避，就是閉門拒守。曾發生過這麽一件事，明朝東閣大學士李建泰奉崇禎帝之命外出督師，人馬行至東光縣，城內民眾緊閉城門，將其拒之城外。李建泰亮出大學士督師的身份，百般呐喊，民眾就是不買賬。他無可奈何，隻好退走，叫幾十個士兵扮成義軍模樣，再回到城下叫門，要知縣出來答話。這下子，城門洞開，“鼓樂迎導，設宴甚盛”。李建泰乘機帶兵入城，殺死知縣及為首的十幾人。

崇禎十四年（1641），李自成率軍攻占中原重鎮洛陽，殺死福王朱常洵，把數萬石糧食和數十萬金錢分給饑民。貧苦群眾踴躍參加起義，“奔走赴之者百萬”。洛陽戰役是李自成起義軍由弱到強、由戰略防禦進入戰略進攻的轉折，它揭開了中原大戰的序幕。崇禎十五年，李自成、羅汝才第三次圍攻開封，鑒於一時難以攻下，決定長期包圍。五月中旬，明督師丁啟睿、保定總督楊文嶽與總兵左良玉等領兵四十萬來救開封，屯於朱仙鎮。起義軍聞訊，移營往拒。雙方大戰六日，明軍終於潰敗而去。起義軍回軍，恢複對開封的包圍。九月中旬，黃河決口，開封全城被淹沒，居民除少數高級官吏乘船逃走外，其餘絕大部分喪身水中，起義軍西撤。

為阻止義軍的凶猛攻勢，明朝任命孫傳庭為三邊總督。崇禎十五年冬，其軍與李自成起義軍戰於郟縣，一敗塗地，士兵被殲數千人，孫傳庭本人也倉皇逃回陝西。

崇禎十五年十一月，長期轉戰於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地帶的號稱“革左五營”的數萬農民軍加入李自成起義軍之中。此後，被稱為“流寇”的起自陝西的農民起義軍的各支主力部隊，除了張獻忠一支外，其餘都與李自成聯合了起來，形成以李自成與張獻忠為首的兩大支起義軍並存的局麵，整個起義於是進入了高潮階段。

在節節勝利的基礎上，崇禎十六年（1643）春，李自成改襄陽為襄京，建立政權。在軍事機構方麵，最高領導人稱元帥，元帥之下設將軍，將軍之下有都尉、掌旅、部總、哨總等。在行政機構方麵，中央設上相國、左輔、右弼以及六政府（相當於明朝的六部）侍郎、郎中等職，地方上設防禦使（相當於明朝的道）及府尹、州牧、縣會等。為了對付起義軍，崇禎十六年五月，崇禎帝命陝西三邊總督孫傳庭兼督河南、四川軍務，不久又晉之為兵部尚書，“改稱督師，加督山西、湖廣、貴州及江南北之軍務，賜劍”。當時，孫傳庭雖在關內新募了一些兵馬，但自知力尚不足，不欲速戰，然而迫於催促，隻好勉強出關，八月到陝州。李自成聞孫傳庭入豫，馬上集合部隊到河南迎戰。起初，孫傳庭略得小利，九月攻陷寶豐、唐縣，接著占領郟縣。這時，孫傳庭軍發生缺糧問題，戰局發生變化。李自成派軍繞出官軍之後，截其糧道，官軍恐懼萬分，遂生潰亂，起義軍乘機猛攻，官軍一日夜狂奔四百裏，死者四萬餘。孫傳庭狼狽逃回潼關，“氣敗沮不複振”。郟縣之役後，李自成起義軍乘勝追擊，於十月先後攻占潼關、臨潼、西安。不久，陝西、甘肅全境及青海、寧夏的部分地區均為農民軍所占有。崇禎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宣布建國，國號“大順”，年號“永昌”，改西安為西京，並且調整和加強了中央政權機構，以天佑殿為最高行政機關，設大學士，添設六部尚書。同時，大順政權也恢複封建的五等爵號，大封功臣，初具開國規模。

早在崇禎十六年，李自成就曾與有關將領討論過戰略發展計劃，決定先據西北，再出晉地，而後向北京進軍，推翻明朝政權。這時占領西北後，馬上揮師山西、北京。崇禎十七年二月，李自成親率大軍東渡黃河，攻克太原。軍事行動的同時，李自成還傳檄遠近，揭露明朝的各種罪惡。各地窮苦百姓都盼著起義軍早日到來。

攻下太原後，李自成率軍繼續前進，隻在寧武曾遇明山西總兵周遇吉的抵抗，其他地方幾乎都是不戰而下。起義軍勢如破竹，先後占領大同、宣府、居庸關、昌平等。

景山風景與此同時，李自成還另派部分起義軍作為偏師，由山西、河南與北直隸交界處出發，經北直隸的南部和中部，向北京方向挺進。這支偏師進展也很順利，在李自成的主力部隊進至北京附近時，它已迫近保定。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起義軍大隊人馬開到北京城下，明朝駐紮在城外的京營士兵立刻潰散。崇禎皇帝在宮中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慌忙召集群臣問計。眾大臣相對哭泣，無言以對。十八日，義軍更加猛烈攻城，太監曹化淳開彰義門迎降，外城遂破。十九日淩晨，皇城也被攻破。崇禎帝於宮中鳴鍾召集百官，竟無一人前來應召，大營兵將也皆逃散，連個人影都不見。崇禎帝孑然一身，成了名副其實的孤家寡人。他見大勢已去，走投無路，迫不得已，爬上萬壽山（今景山，又稱煤山），吊死在壽皇亭旁的一棵槐樹上。當天上午，在群眾的歡呼聲中，起義軍由德勝門進入北京城。崇禎帝的自殺和李自成的進入北京，標誌著統治了中國二百多年的明朝北京中央政權的覆滅。這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是明末農民戰爭的一個巨大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