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國

東林黨爭玩味無窮

作為統治階級中的一個派別，一般說來，東林黨人是由一些比較有抱負、關心國計民生、頭腦比較清醒、政治態度比較開明、個人品質也較為正直廉潔的士大夫組成。他們不尚空談，主張躬行實踐，過問政治，以求經世致用。他們認為“自古未有關門閉戶自做成的聖賢，自古聖賢未有絕類離群孤立無與的學問”，要求士大夫走出書齋，進行救世活動。特別是早期的東林黨人，更具有一定的社會正義感和政治改革的主張，其中不乏真正的憂國憂民之士。他們目睹政治的腐敗，要求改革弊政，緩和日益尖銳、勢將危及封建統治的階級矛盾。他們在位時敢於彈劾執政大臣，抨擊貪婪奸詐的太監，乃至上書皇帝，直言不諱地批評朝政弊病；削籍閑居時，則通過“清議”的方式，發表政治主張，議論朝政得失。

著名的東林黨人顧憲成認為士大夫應該關心朝廷，關心民生，關心世道。他在講學時說：“在朝為官，誌不在君父；在地方為官，誌不在民生；閑居水邊林下，誌不在世道，這些都是君子所不能做的。”這些話被傳為一時名言，顧憲成及其同誌被譽為“士林標準”。

曾任翰林院檢討的東林黨人姚希孟，反對“加派”和濫征商稅，他上奏疏說：朝廷濫征濫派，使財賦根本之地“十室九空”，百姓忍受著“竭澤而漁”的痛苦，若不減輕人民的負擔，勢必要招致大水衝潰堤防一樣的危險。

明神宗“好貨成癖”，派出許多礦監、稅監，到處搜刮財貨，欺壓百姓，為非作歹。東林黨人李三才擔任右僉都禦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期間，就曾揭發稅監陳增的罪惡，裁抑其爪牙，捕殺其黨羽，並且冒犯天顏，上疏批評神宗說：“陛下愛珠玉，百姓也想溫飽；陛下愛子孫，百姓也戀妻兒。那為什麽陛下你要拚命地聚斂財寶，而不讓小民滿足一升一鬥之需要呢？為什麽你要延福萬年，而不讓小民享受朝夕之歡樂呢？”他要求神宗罷天下礦稅監，並指出利害關係說，如果固執不改，“一旦眾叛土崩，小民皆為敵國，風馳塵騖，亂眾麻起，陛下塊然獨處，即使黃金盈箱，明珠填屋，誰為你守呢？”東林黨反對礦稅監的出發點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政權，但是也反映了工商業者限製封建掠奪的要求，對資本主義萌芽起了一定的保護作用。

天啟年間，一些東林黨人更是不畏強暴，與閹黨勢力展開了殊死的鬥爭。天啟六年（1626），魏忠賢派緹騎到江南等地逮捕東林黨人周順昌，曾激起民眾的強烈反抗。當時，蘇州居民聚眾達數萬人，群趨毆打緹騎，將其當場擊斃。巡撫報告“吳人盡反”，並逮捕了為首的顏佩韋、周文元、楊念如、沈揚和馬傑等五人。這一事件說明，東林黨人反對宦官閹黨的正義行動，得到了當時城市居民的普遍支持和同情。對於日益隳弊的官僚機構，東林黨人也力圖嚴肅吏治，這也符合下層民眾對清明政治的願望。不過，由於門戶之見，激烈的政爭牽住了東林黨人大部分的心力，不少人變得傲慢、褊狹和難以容人，逐漸喪失了過去力圖整飭朝政的壯誌。他們與其他黨派在政見上的差別日見其微，澄清吏治的願望不僅沒有收到實際效果，而且還使得晚明的政治形勢更為腐敗。東林黨人當政後，一是起用了一大批被貶的黨人，讓他們控製軍政、監察和人事大權；二是排斥異己，打擊宿敵齊、楚、浙、宣、昆黨，利用“京察”的機會，不遺餘力地將自己的政敵逐出朝廷。在這種情況下，黨爭不已使明代後期缺乏起碼的政治是非標準，吏治就成了謀取私利、排斥異己的手段，不僅使得東林黨人在政治上無所建樹，而且也給晚明的社會、經濟和軍事等諸方麵帶來了嚴重的後果。

晚明的朋黨混爭加速了明朝在政治上的腐敗，也使得原本已十分複雜的政治形勢更趨嚴峻。隨著黨派紛爭愈演愈烈，到崇禎年間，對於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東林黨人越來越顯得束手無策，他們整日袖手空談，交章攻訐，汲汲於毫無原則的門戶之爭。當時，全國各地的農民起義呈星火燎原之勢，東北的滿族勢力也咄咄逼人。東林黨人對於政局雖然喋喋不休，但往往持論甚高，籌邊製寇，卻並無實著。激烈的黨爭，使得原已衰敗不堪的國家機器愈益難以正常運轉。

天啟年間，鑒於遼東戰事吃緊，明廷任命熊廷弼為遼東經略。熊廷弼不畏艱險，撫恤遼民，調兵遣將，興修城堡，整頓軍紀，使“守備大固”，遼東轉危為安，但因遭權要排擠，罷任聽勘，由袁應泰繼任。袁雖精敏強毅，善於治政，但不諳兵法，完全是個外行，到任沒多久，便失掉遼陽、沈陽等七十餘城，明廷大震。熹宗無奈，起用熊廷弼為經略，但又擢王化貞為遼東巡撫。熊廷弼力挽狂瀾，調兵募兵，召集殘兵，加以訓練，趕運糧草槍炮軍械，到當年（1621，天啟元年，後金天命六年）十二月，已集聚大兵十四萬，形勢迅速好轉。可是明帝卻輕信驕傲、怯戰、不會用兵的王化貞，冷落熊廷弼。王主速戰輕進，熊主固守持久戰，雙方爭論激烈。明帝以大兵十三萬委王化貞，熊隻領兵一萬，成了一個虛有其名的經略。努爾哈赤知“經撫不合”，於天啟二年大舉進攻廣寧，王化貞狼狽逃竄，熊廷弼隨之入關，後金軍大勝，攻克廣寧、錦州等四十餘城。廣寧失守後，遼東的形勢更加緊張。當時正值天啟初年東林黨人得勢時期，內閣首輔是葉向高，而王化貞則是他的得意門生。東林黨人出於朋黨考慮，對之事事加以袒護。而熊廷弼則因早年隸屬於東林黨的政敵之一——楚黨，並在禦史任內曾經排斥過東林黨人，故而深受東林黨人的嫉恨，故二人之間的矛盾很大，王化貞處處與熊廷弼作對。遼東戰敗後，明廷把熊、王二人逮捕並追究責任。東林黨人偏袒王化貞，不顧熊、王二人責任的輕重，力主一並處死。特別是鄒元標、魏大中等人，對於熊廷弼更是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熊廷弼無奈之餘，隻得乞救於與東林黨對立的閹黨。他托了內閣中書汪文言，答應給魏忠賢四萬兩銀子，其後卻籌不出，又得罪了閹黨。努爾哈赤而東林黨人看到熊廷弼為閹黨所嫉恨，馬上又改變初衷，上疏申救其冤。這又讓閹黨以為熊廷弼與東林黨人早有瓜葛，於是更加緊了對他的迫害。閹黨誣陷熊廷弼賄賂東林黨人，犯了失守封疆的大罪。天啟五年（1625），熊廷弼終於被殺，頭顱被傳送到九邊示眾。對此，後人吟詠道：“長城自壞不知惜，九邊傳首血凝碧。”其實，類似於此因黨爭而受禍的邊防將領，又何止熊廷弼一人！

明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孫承宗是功高權重的資深朝臣，他素來與首輔葉向高等人關係密切。他見遼事危急，自請督師，以原官督山海關、薊、遼、天津等處軍務，築城堡，汰冗兵，練士卒，繕甲仗，買馬匹，軍備大整，成效顯著。魏忠賢因孫承宗功高望重，欲拉為己黨。承宗嫉惡如仇，拒不應命，並欲麵奏熹宗，劾除忠賢。魏忠賢因此恨之入骨。魏忠賢對其擁兵關外深懷憂忌，遂想方設法陷害他，不久，孫承宗也就成了黨爭的犧牲品。天啟五年（1625）十月，閹黨借柳河明軍小敗，極力參劾孫承宗，孫承宗被迫去職歸裏。

抗金名將袁崇煥威振遼東，令金兵聞風喪膽，為大明王朝立下赫赫戰功，本應重賞，不料卻遭到魏忠賢排斥，指使其黨徒進行彈劾，袁崇煥隻好上疏乞休，於天啟七年罷歸。後來，明廷雖然被迫起用袁崇煥，但由於魏忠賢餘黨進讒言陷害，加上崇禎帝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致使袁崇煥於崇禎三年（1630）被殺。袁崇煥袁崇煥之死，可以說也與明廷內部的樹朋結黨有關。“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絕矣”。

在內有農民大起義、外有金兵入侵的嚴峻形勢下，崇禎帝和大臣們不思整頓朝政，解決危機，反倒斤斤計較黨派利害得失，陷入無休無止的內部鬥爭中。特別是從抗金的軍事形勢來看，自遼、沈、廣寧失守到熊廷弼、袁崇煥諸人被殺，可以說完全是當時政治腐敗的結果，著名的將領熊廷弼等人成了東林黨人和閹黨相互攻擊的犧牲品。風雨飄搖中的大明王朝，自毀長城，其遭受滅亡的厄運將不久矣。從這個意義上說，朋黨混爭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