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國

東林黨與閹黨之爭犬牙交錯

明熹宗之順利登上皇帝寶座，與楊漣、左光鬥、周嘉謨等官員的支持關係極大。明熹宗這使他在一定的時期內，不能不對他們有好感，信任而依靠之。因此，天啟前期，東林黨官員的勢力，呈日益增長之勢。許多在萬曆時期被排斥出朝之官，應召陸續回到朝廷。其著名者有鄒元標、趙南星、高攀龍、王之寀、喬允升、葉向高等人。他們掌握了許多關鍵性職位，另一派官員被迫引退。這樣，天啟初年遂形成了“東林方盛”的局麵。

由於正直派官吏掌握了相當一部分朝政，這就使當時的政治向清明方向更進一步。如吏治有所整頓，銓政有所澄清等。但是，這種改進，是極為有限的。其所以如此，原因非止一端，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乃是由於當時他們的精力主要用於無休止的門戶之爭中去了。

萬曆以來的門戶之爭，到明熹宗即位時，已經進行了幾十年。天啟前期，這種紛爭仍在繼續。這時雙方紛爭的焦點，是“三案”中的是非。由於東林黨在朝廷中占有優勢，因而使得他們在辯論中處於攻勢，一次次疏劾對方，要嚴厲追究其責任。

通觀當時的辯論，東林黨圍繞“三案”對邪惡派的彈劾，其基本內容是大體符合事實的，但也有若幹誇張之處，態度也有些過分激烈，顯然有些感情用事。這是雙方長期鬥爭造成情緒對立的必然結果，是可以理解的，但其客觀效果不好。一方麵牽製了其大部分精力，無法改良當時亟待改良的政治；另一方麵也加深了與對立麵的仇恨，使之與自己周旋到底，這對東林黨發展自己的勢力是十分不利的。當時，恰好又有腐朽的宦官魏忠賢集團正在興起，於是反東林黨官員便與其合為一體，共同對付東林黨，東林黨遂逐漸喪失了在朝廷中的優勢地位，使政局於天啟四年後進入極端黑暗的宦官專權時期。

魏忠賢魏忠賢，肅寧人，萬曆年間入宮，曾任朱由校之母王才人典膳。他之發跡，全是靠昏庸的天子朱由校的扶植。朱由校性好走馬遊玩，又好蓋房屋，且自操斧鋸鑿削，巧匠不能及，對於政事，則是稀裏糊塗。他特別喜歡他的乳母客氏，而魏忠賢入宮後與客氏有曖昧關係，於是魏忠賢連帶而及地得到了朱由校的寵愛。朱由校即位後不久，客氏受封為奉聖夫人，魏忠賢升任司禮秉筆太監。天啟元年（1621）九月，魏忠賢與客氏相勾結，害死與外朝東林黨官員有聯係的太監王安，進一步得到朱由校的信任。兩人以司禮監王體乾及李永貞等為羽翼，宮中人莫敢相忤。天啟三年（1623）十二月魏忠賢又受命“總督東廠”，勢力更張。

客、魏之受到重用，對封建秩序的穩定妨害極大，因此，東林人士不予支持，一有機會即加反對，絕不與他們拉攏關係。而與東林黨官員相反，喜愛投機的對立派官吏則盡量與之相結，以便尋找靠山，走升官發財的終南捷徑，並與東林黨相對抗。如“性邪”的給事中霍維華，就在魏忠賢謀害王安時，主動幫忙。“庸劣無恥”的顧秉謙和“陰狡”的魏廣微，靠諂附魏忠賢，於天啟三年春當上了大學士。兩派態度的差異，使魏忠賢一開始就與顧秉謙一夥結合在一起，關係日密一日，漸漸形成一個腐朽的政治集團。由於這個集團的首腦魏忠賢身係太監，所以這個集團中的官僚被稱為閹黨。

閹黨投奔魏忠賢的目的是鞏固和發展自己的政治地位。而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與在朝廷中占優勢地位的東林人相搏鬥，魏忠賢從個人的利益出發，也需如此。這樣，魏忠賢集團從形成之日起，就不斷找機會向東林黨發動或大或小的進攻。天啟四年（1624）四月，他們甚至製造了汪文言之獄，誣蔑與東林黨有廣泛聯係的內閣中書汪文言，“肆為奸利”，將其下獄，企圖借以打擊正直派官吏。由於東林黨的反抗，這次進攻沒有成功，最後，汪文言隻受到“廷杖褫職”的處罰，其他人一概未被累及。

麵對魏忠賢集團的日益強大，東林黨官員深感必須發動一次強大的攻勢，才能解除威脅，於是，在天啟四年六月，楊漣上了有名的《二十四罪疏》，對魏忠賢進行彈劾。奏疏以大量的事實為依據，無情地揭露了魏忠賢擅權亂政、斥逐直臣、重用私黨、陷害忠良等二十四方麵的大罪。疏中最後要求嚴懲魏忠賢，以正國法。

魏忠賢頓時被打得暈頭轉向，但他很快就擺脫了困境。因為深受朱由校喜歡的客氏和司禮監太監王體乾等千方百計地為他開脫，從而使昏庸的朱由校不辨好壞，下詔慰留他，對於楊漣則“嚴旨切責”。楊漣的這次上疏，是東林黨官吏對魏忠賢集團的一次決戰，朱由校在這關鍵時刻保護了魏忠賢集團，對當時的政局產生了惡劣的影響。

魏忠賢站穩腳跟後，為了複仇，向東林黨官吏進行了瘋狂的反撲和迫害，六月十七日痛杖屯田郎中萬燝，使其不久斃命；逮杖巡城禦史林汝翥，逼首輔葉向高於七月初解職歸鄉；十月中旬罷黜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禦史高攀龍，十月下旬將吏部侍郎陳於廷、左副都禦史楊漣、左僉都禦史左光鬥革職為民，十一月中旬斥逐繼葉向高為首輔的韓，十二月，再逐繼韓為首輔的朱國禎。

天啟四年下半年，魏忠賢還大力提拔任用閹黨官吏，以壯大自己的集團，十一月，擢徐大化、孫傑為京卿，令居喪在家的原給事中霍維華等起複原官，十二月，起徐兆魁為吏部左侍郎，以喬應甲為副都禦史，以王紹徽為僉都禦史。

魏忠賢的上述活動，使得天啟四年下半年朝局大變。東林黨官吏在朝廷中的優勢地位被魏忠賢集團徹底取代。

天啟五年至七年熹宗去世，魏忠賢在明熹宗的縱容下，大權在握，為所欲為，使政局出現嚴重的黑暗局麵，充分表現了以他為首的政治集團的腐朽性。

天啟五年之後，魏忠賢仍在進一步培植個人的勢力。他將舊有的閹黨官吏（如姚宗文、劉廷元、亓詩教、過庭訓）及新產生的奸佞之徒（如崔呈秀），一個個吸收進自己的政治集團中，編織出一個幾乎壟斷所有主要官位的大網，而自己則緊緊握住了總綱繩，從而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權勢。史書中敘述這時的形勢說：“當此之時，內外大權一歸忠賢。內豎自王體乾等外，又有李朝欽、王朝輔、孫進、王國泰、梁棟等三十餘人，為左右擁護。外廷文臣則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主謀議，號五虎；武臣則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戮，號五彪。又吏部尚書周應秋、太仆少卿曹欽程等，號十狗。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而為呈秀輩門下者，又不可數計。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

天啟五年（1625）後權勢極大的魏忠賢，不容許有任何異己勢力並存於世，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受魏忠賢及其幫凶迫害最多最重的是正直的東林黨官吏。閹黨人員陰謀編造黑名單，有所謂《點將錄》、《天鑒錄》、《同誌錄》等，把不阿附於魏忠賢的官員開列入內，統稱之為東林黨人，獻給魏忠賢。並羅織罪名，對他們逐一施行殘酷的打擊迫害。

東林書院道南祠他們首先興大獄，逮捕東林黨著名領袖楊漣、左光鬥、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等六人，誣以受賄，交給錦衣衛拷打追贓。錦衣衛都督田爾耕對這六人五天就進行一次拷打逼供，楊漣等五人被折磨死於獄中，顧大章自殺。天啟六年（1626），魏忠賢又捕殺東林黨首領高攀龍、周起元、周順昌、繆昌期、周宗建、黃尊素、李應升等七人。曆史上將在這兩次大獄中受難的東林黨人分別稱為“前六君子”、“後七君子”。當時，早已病死的李三才也不能幸免，閹黨宣布削除他的官籍，追奪封誥，可見其對東林黨人打擊迫害的瘋狂殘酷。閹黨肆意誣陷殘害異己，凡是和自己有過仇隙的，都給加上個東林黨的頭銜，重則砍頭，輕則充軍、罷官。於是，東林黨成了十惡不赦的罪名，許多想往上爬的人，也拚命附和攻擊，吠聲吠影，以取悅於魏忠賢。

在殘酷鎮壓東林黨的同時，閹黨又全翻“梃擊”、“紅丸”、“移宮”三案，修了《三朝要典》，定所謂“三案”是非。凡在“三案”發生時與邪黨官僚爭論是非的官員都慘遭迫害，如首先對張差瘋癲責疑的王之寀被投入監獄，瘐死獄中。而因“紅丸案”被充軍的李可灼得赦免，崔文升受重用，當上漕運總督。選侍西李也被封為康妃。

總之，天啟五年至七年魏忠賢集團對異己勢力的打擊十分殘酷。據統計，自天啟四年十月至七年八月明熹宗死，被魏忠賢集團“斃詔獄者十餘人，下獄謫戍者數十人，削奪者三百餘人”，革職貶黜者不可勝計。於是朝中幾乎“善類為一空”。

為了鉗製輿論，魏忠賢又以剿滅東林的名義，拆毀全國所有書院，禁止講學，用以壓製在野東林黨人和士大夫知識分子對時政的議論。

天啟五年至七年，閹黨成員為了自己的前程，紛紛討好手握大權的魏忠賢，因而形成了從上到下爭著向魏忠賢獻媚的風氣。先是顧秉謙和魏廣微掌握內閣大權，“朝廷有一舉動”，顧秉謙就“擬旨歸美忠賢，褒讚不已”；而魏廣微以劄通忠賢，簽其函曰“內閣家報”，因而被時人諷刺地稱為“外魏公”。存於北京大鍾寺的魏忠賢鍾接著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等在內閣掌權，亦對魏忠賢“依媚取容”。當時邪惡派官吏的奏疏提及魏忠賢都是稱為“廠臣”而不直呼其名，而黃、施、張票旨，也必用“朕與廠臣”字眼，避用忠賢之名。監生陸萬齡在疏中甚至說：“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忠賢誅東林。”直把魏忠賢與孔子相提並論。更令人作嘔的是這夥人竟到處為魏忠賢建立生祠。這始於浙江巡撫潘汝楨為魏忠賢建生祠於杭州西湖。天啟六年六月疏聞朝廷，“詔賜名普德”。此後各處競相效法，先後建祠四十多所。這些生祠都極為豪華，浪費了大量民脂民膏。一祠之費，少者數萬，多者高達數十萬。開封為建生祠，拆毀的民房有兩千餘間。

對於建祠之舉，魏忠賢大力鼓勵，凡抵製者，即予殘酷打擊，有的雖不反對，隻是態度稍欠積極，也遭迫害。他之所以熱衷此事，是為了滿足自己精神上的需要，進一步樹立自己的威望，從而鞏固自己的權位。但事與願違，天啟七年秋季，他便一頭跌進了萬丈深淵，徹底垮台了。

天啟七年（1627）秋八月，熹宗病死，沒有兒子，其弟信王朱由檢入繼帝位，改元崇禎，即為思宗。熹宗死後，閹黨失去依靠，東林黨人紛紛上書彈劾。崇禎帝也明白閹黨不得人心，想重振一下朝政，支撐住搖搖欲墜的王朝大廈，於是，就下令把魏忠賢貶謫鳳陽，後又派人逮捕治罪。忠賢聞訊，畏罪自殺。忠賢的侄兒、侄孫及客氏和客氏的兄弟、兒子都被處死。崇禎二年（1629），崇禎皇帝又把依附魏忠賢的閹黨分別定罪：崔呈秀等六人被定為首逆同謀，即時處決（其時崔呈秀已先自縊，下令戮屍）；田爾耕、許顯純等十九人被定為交結近侍，秋後處決；還有一百八十多人被定為交結近侍，分別判處充軍、徒刑和革職閑住。同時，還為遭受迫害的東林黨官員恢複名譽。

但是，由於當時內憂外患，矛盾重重，崇禎皇帝本人生性猜疑，為了控製百官，加強統治，不久，他又重蹈前代皇帝的覆轍，信任宦官。在整個崇禎朝，東林黨和閹黨仍潛伏地對立著，並且時有紛爭。崇禎政權覆亡後，在南方的幾個偏安小朝廷中，這個鬥爭仍一直繼續著，直至朱明殘餘勢力徹底覆亡為止。

宦官專政是封建專製政權的必然產物，也將隨著封建政權的垮台而消滅。這種極端黑暗腐朽的專製政治的出現和存在，嚴重影響到當時的政局，危害人民的利益，阻礙社會的進步，這不能不說是發人深思的曆史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