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國

宮闈“三案”黨爭白熱化

“國本”之爭開黨爭之先河，而此後的宮闈“三案”，即“梃擊案”、“紅丸案”和“移宮案”，則使黨爭達到白熱化的程度。

萬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黃昏時分，有個名叫張差的男人，手拿一根棗木棍，闖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慶宮，把守宮門的內侍李鑒打傷，在前殿門前被內侍韓本用等人當場捉住，交給駐守東華門的守衛指揮朱雄等人暫行關押。次日正是端午，皇太子朱常洛將此事向萬曆奏明，萬曆命將犯人交近處法司先行審問，然後又轉交刑部審理。經巡視皇城禦史劉廷元初審，得知凶犯名叫張差，薊州人，然而此人言語顛三倒四，看上去好像瘋子。經過再三審刑，張差仍語無倫次。然而“按其跡，若涉瘋癲。稽其貌，實係黠猾”。於是“舉朝驚駭”，人們很多懷疑為鄭貴妃主謀。鄭貴妃親信及浙黨方從哲等企圖以“瘋癲”定案。但眾多的官員對此抱懷疑態度，非要追究個水落石出不可。東林黨人、刑事主事王之寀親至獄中調查，借散飯之機，恐嚇張差：“吐實與飯，否則餓死。”這樣才訪得實情，原來張差確由鄭貴妃內侍龐保、劉成指使，並經刑部會審定案。神宗及方從哲都包庇鄭貴妃，不準追究，太子常洛也畏懼貴妃，“緣帝及貴妃意，期速結”，這樣，便隻將張差、龐保、劉成處死，案子便這樣了結。這就是“梃擊案”。

萬曆四十八年（1620）七月，萬曆病死。八月，皇太子朱常洛繼位，是為明光宗。明光宗光宗做太子時，就已經有妃子、宮女多人，其中有兩個姓李的選侍最得寵，稱東、西李，而西李之寵又在東李之上。朱常洛當皇帝後，鄭貴妃怕他記前恨，又選了四個美女進獻，以此來討好他。這個朱常洛恰恰是個酒色之徒，以前由於鬱鬱不得誌，無法放縱施為，如今皇位無憂，又有美色環繞，便沉湎酒色，不知春夏。登基十多天後便臥床不起了。鄭貴妃派掌管禦藥的太監崔文升送去一帖瀉藥，光宗服後，一夜之間竟腹三四十次，病情急劇惡化，用他自己的話說，已經“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此時他已自知不久人世，開始安排自己的後事。到八月三十一日，他連續吃了兩顆由鴻臚寺寺丞李可灼進獻的紅色藥丸，到了次日一早便龍馭殯天了。

於是一場風波又由兩丸紅藥而起，紅藥是什麽藥？誰叫進獻的？至於是什麽藥問題還不太大，不論是金丹之類的藥，還是春藥，都沒有什麽實質性的害處，關鍵是誰叫進獻的，這就牽涉到了是否故意謀殺的大問題。因為開始進藥的崔文升原為鄭貴妃屬下的人，李可灼又是首輔方從哲引進宮中獻藥的，光宗是吃了崔和李進獻的藥後才病情加重死亡的，這二人是當然的弑君凶手，應予正法。但還需要進一步追查幕後指使之人，這幕後人無疑又是指首輔方從哲和鄭貴妃，而且此案又被和五年前發生的梃擊案聯係在一起。爭論愈演愈烈，方從哲不斷申辯，並且以代擬遺詔的方式，借光宗口氣誇獎並獎賜李可灼。群臣更是激烈反駁，並把方從哲曆來的惡行都披露無遺，迫使方從哲無力招架。為了逃避幕後凶手之責，不得不上疏求去，回籍調理。最後由於爭論的兩派都拿不出什麽真憑實據，方從哲也已致仕，紅丸一案才以判李可灼為流放、崔文升被發往南京安置而暫作結束。

光宗一死，又發生了移宮的案子。移宮的案子發生在光宗死後的次日，亦即萬曆四十八年（1620）九月初二。光宗死後李選侍本該即刻離開乾清宮乾清宮內景（皇帝住地）而移居噦鸞宮（宮妃養老地）。但是，李選侍不僅沒有離開，反而控製了乾清宮，挾持不通政理的皇長子朱由校自重，企圖實現當皇太後的野心。當朝臣入宮哭臨光宗請見皇長子時，朱由校被選侍阻於暖閣。內閣大學士劉一燝大呼：“誰敢匿新天子？”聲音驚動了乾清宮內一名老太監王安。王安入宮，扶持由校出宮接受群臣禮見，並決定本月（九月）六日即皇帝位。禮見畢，由校在朝臣簇擁下住進慈慶宮。九月二日，尚書周嘉謨（東林黨人）等聯名上疏，請李選侍移宮。朱由校表示同意，要李選侍即移往仁壽宮。李選侍還想拖延時日，禦史左光鬥上疏說：“內廷有乾清宮，猶外廷有皇極殿，惟天子禦天居之，惟皇後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不得恒居。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尊居正宮，而殿下乃退處慈慶（宮），不得守幾筵，行大禮，名分謂何？”到了九月初五，李選侍仍無移宮之意。第二天就是由校登基的日子，移宮非今天不可。移宮圖東林黨人楊漣與諸大臣會集在慈慶宮門外，要方從哲趕快催促。此時有太監為李選侍求情，楊漣斷然表示：“能殺我則已，否則，今日不移，死不去。”劉一燝、周嘉謨等大臣也在一旁支持楊漣，聲色俱厲，振振有詞的話語在宮中回蕩。李選侍經受不住外廷大臣的強大壓力，也經受不住宮內太監王安等人的恐嚇，終於倉猝移宮。她來不及等侍從，自己抱著女兒（八公主），徒步從乾清宮走向仁壽殿。

移宮後，與東林黨作對的官員又上書責備力促移宮的楊、左，說西李係光宗遺愛，光宗屍骨未寒，就對她限時驅逼，未免太過分了。於是，兩派官員又圍繞著移宮的是非展開了激烈的爭吵。後來，新登基的熹宗（即皇長子朱由校）傳出一道諭旨，痛數西李的幾條罪狀，包括威挾邀封，控製臣下上奏的文書，企圖垂簾聽政，淩虐、迫害熹宗生母致死等，下令叫西李搬出仁壽殿，到宮女養老的噦鸞宮去住。熹宗並且指責為西李說話的官員是“黨庇”，於是，爭吵才得以平息。

“三案”的連續發生，給各派勢力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借口，各種黨爭的焦點，無不圍繞“三案”展開。而這時圍繞“三案”展開鬥爭的實質乃是不同派係的官僚集團為了在最高統治階層尋找自己的靠山，爭取最高統治者的倚重和寵幸，借以撈取政治資本，謀求自身的權力和地位的鬥爭。“三案”發生的當時，非東林黨力量相對減弱，東林黨在鬥爭中占了上風。於是東林黨人開始借機雷厲風行地整肅吏治，主張“清帝修省，而敕內外臣工，毋鬥爭誤國”，並“推通曉兵事者”專事遼東戰事，這樣使天啟初年一度出現了“天下欣欣望治”的局麵，但為時極短。天啟四年，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形成，“政移忠賢，同事者更希意阿旨，向高動即掣肘；楊漣二十四罪上，忠賢恨刺骨……”於是，東林黨與閹黨之間勢同水火，不能相容。後來閹黨又將“三案”徹底翻過去，成了魏忠賢迫害東林黨人的口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