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國

“爭國本”黨爭之嚆矢

顧憲成肇始於萬曆年間的東林黨爭，反映了明代後期統治階級內部政治鬥爭的基本脈絡。以顧憲成、高攀龍等為領袖的政治派別“東林黨”與以王錫爵、沈一貫等為首的“浙黨”以及“齊黨”、“楚黨”、“宣黨”、閹黨等進行激烈的鬥爭，以實現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信念。但是他們的活動未能改變明政權行將滅亡的厄運，隻是給後人留下了“黨人碑後勒遺文”的啟迪。

嘉靖、萬曆以來，隨著社會矛盾的加深，統治階級內部不同政治集團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尖銳。

世宗朱厚熜以藩王入繼帝位，作為其伯父、孝宗朱祐樘的繼承人做上了皇帝。但是，從血緣關係看，世宗的父親是興獻王朱祐杬。那麽，即位後的朱厚熜是要稱自己的父親為皇考（即父親）呢，還是稱孝宗為皇考？世宗下旨令群臣討論這個問題。朝臣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分歧。以楊廷和為首的一派主張應遵循封建禮法，稱孝宗為皇考，稱興獻王為皇叔考，而以張璁為首的一派則迎合世宗的旨意，認為繼統不繼嗣，應稱興獻王為皇考，稱孝宗為皇伯考。兩派爭了三年，最終以有世宗作後台的張璁派取勝。反對派一百多人被廷杖下獄，十餘人被杖死，還有一些被謫戍或罷官，而張璁因迎合世宗旨意得寵，取得了內閣首輔的位置。統治階級內部的這場大辯論，封建史家稱之為“大禮議”。“大禮議”之爭的實質是官僚集團爭奪內閣首輔權位的利害衝突。嘉靖、隆慶兩朝，各派官僚對內閣首輔權位的爭奪從無間斷，任何一個新任首輔莫不是踩在舊任的肩膀上而上台的。官僚們傾軋排擠，此上彼下，紛爭不已。

不過，嘉靖朝官僚集團之間的鬥爭雖然激烈，還沒有形成固定的門戶。到了萬曆朝，由於社會危機加深，各派官僚集團的政見不同，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的利害衝突發展到了高峰，因而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鬥爭更為尖銳複雜，黨爭也就更加激烈。他們拉幫結派，勢同水火，激烈的鬥爭一直持續到明王朝覆亡時為止。

激烈的黨爭是從萬曆朝的“爭國本”開始的。明神宗朱翊鈞，萬曆六年大婚，時年16歲，皇後王氏，錦衣衛指揮使王偉的長女，年方13歲。大婚後，皇後一直沒有生育。而王恭妃於萬曆十年（1582）生下朱常洛，鄭貴妃於萬曆十四年（1586）生下朱常洵。王恭妃無寵，但鄭貴妃最得神宗寵愛，是其感情的寄托，因而，鄭貴妃就恃寵企圖為其子朱常洵謀取皇位繼承權。但是，當時的一些大臣根據封建宗法製度所謂的“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原則，屢次上書請立皇長子常洛為太子。神宗意在常洵，對冊立太子的事一再推托延遲。於是，輿論蜂起，有官員懷疑鄭貴妃從中作梗，便攻擊執政，痛責首輔申時行“陽附群臣之議以請立，而陰緩其事以內交”，說他和王錫爵依違其間，不敢秉公力爭。申時行在輿論的壓力下，被迫辭官。但是，另兩位力請立朱常洛的輔臣許國、王家屏，也因忤神宗意，被斥出閣。這個問題爭了十五年，一直到萬曆二十九年（1601），神宗才冊立朱常洛為太子。封建時代認為太子乃“天下之本”，所以這一場爭吵便叫作“爭國本”。

在“國本”之爭中，明末統治階級分成了三派，即冊立派、反冊立派以及處於兩派之間的搖擺派。搖擺派主要是申時行、王錫爵、沈一貫等輔臣，他們雖然經常參與冊立派的鬥爭，但又對皇帝阿順唯諾，“婉轉調護”。冊立派爭“國本”，不僅是與反冊立派較量，也是和搖擺派作鬥爭。搖擺派也拉幫結派，利用“國本”之爭打擊、迫害正直之人及其政治反對派。迨沈一貫罷職，朝野明顯分為了兩大陣營，“批鱗直言、羽翼太子者，正人也；阿附宮闈、迎合上意者，小人也。”邪派官吏各自結黨，並指正人為東林黨，加以攻訐。可以說，“國本”之爭使明末大臣間的矛盾擴大，加劇了黨爭，也為他們進一步攻訐提供了論題。

東林書院東林黨以顧憲成等為核心。在“爭國本”時，時任吏部文選郎中的顧憲成力主冊立朱常洛，使神宗皇帝內心非常不滿。萬曆二十二年（1594），因為吏部缺官，在推舉閣臣時，顧憲成推舉王家屏，與當政者意願不符，被削了官職。他毫無眷戀之意，毅然回鄉到家無錫，修複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等一些誌同道合的朋友在裏麵講學。最初的東林黨人主要是罷官廢吏，他們在“國本”之爭中積聚力量，“身去而名益高”。他們和朝中的正直之臣遙相應和，抨擊時政，臧否人物、自負氣節，和當權派相對抗。東林書院無形中成為社會輿論的中心，反對派就把他們稱為“東林黨”。

浙江寧波人沈一貫善於迎合神宗旨意，於萬曆二十二年入閣，從萬曆三十年（1602）始任首輔。他糾集浙江籍京官，專與東林黨人作對，被稱為“浙黨”。此外，還有“齊黨”、“楚黨”、“宣（安徽宣城）黨”、“昆（江蘇昆山）黨”等，都是以地緣關係串通為幫派體係，其中浙黨勢大，齊、楚諸黨依附於它。他們聯合攻擊東林黨，被時人看作邪黨。兩大派展開激烈的爭奪，互相傾軋，各不妥協。明人文秉說：“門戶之局，胎兆於婁東（王錫爵），派歧於四明（沈一貫），釁開於淮撫（李三才），而究以國本為歸宿。其為東林者，則羽翼國本者；其為四明者，則操戈東林者。此外，則秦、晉、齊、楚、西江稱強，然聲應氣求，要不出此二者。”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本”之爭為明末黨爭攻訐作了成員準備。此外，明神宗怠於政事，對廷臣的爭訟攻訐聽之任之，無疑也加劇了黨爭。據《明史》稱神宗“怠於政事，章奏多不省，廷臣漸立門戶，以危言激論相尚。”

鑒於晚明時期吏治的嚴重腐敗，由於黨爭利益的需要，各黨都利用“京察”的機會排擠打擊對立派。

所謂“京察”，指的是政府官員的考核製度，相當於今日的考勤考績。規定六年考核一次，每逢巳、亥年舉行。在京察中，根據官員的政績、品行，分別給予升任、降調或罷官等獎懲。凡是在京察中被罷官的，終身不複起用。由於考核的結果決定官員的升遷，故而深受朝野上下的矚目。萬曆二十一年（1593），顧憲成不滿於浙黨閣臣的倒行逆施，借京察的機會，操縱吏部罷黜與閣臣過從甚密的一些官僚，引起了王錫爵等人的強烈不滿。平心而論，此次京察的主持者——吏部尚書孫、考功郎中趙南星和左都禦史李世達等人，都是比較正直的官吏。在這次京察中，他們基本上還是做到了秉公澄汰、無所徇私。例如，文選員外郎呂胤昌是孫的外甥，都給事中王三餘是趙南星的親戚，兩人均因考評不佳被斥黜。不過，由於主持京察者得罪了內閣權臣和被黜官吏的親朋師友，萬曆二十一年的京察，也就成了門戶黨爭的重要一幕。特別是在此後門戶黨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在京察中提拔賢能、降邪黜惡的可能越來越小，而結黨營私、打擊異己、扶植同黨的色彩卻日趨加重。

萬曆後期，東林黨與浙黨雙方的爭鬥愈演愈烈，口頭論爭已不能發泄怨恨，故而雙方均殫精竭慮地排斥異己。不遺餘力地借京察逐罷對方在朝的官員，也就成了黨爭的重要內容。萬曆三十三年（1605），東林黨人都禦史溫純和吏部侍郎楊時喬主持京察，浙黨官員錢夢皋、鍾兆鬥等人均受貶謫。萬曆三十九年（1611），東林黨人再次借考察京官之機，聯合吏部尚書孫丕揚逐斥浙黨諸人。與此同時，南京的京察卻為齊、楚、浙黨主持，因此，在那裏的東林黨人便大受斥逐。不久，浙黨方從哲入閣成為輔臣，浙黨乘機反撲，將號稱“清流”的東林黨人驅逐殆盡。到萬曆四十五年（1617）丁巳京察時，方從哲又當上了首輔，浙黨勢力愈益膨脹，對東林黨人更是極盡打擊迫害之能事。光宗去世後，楊漣、左光鬥等人擁立光宗的長子朱由校即位，此即“熹宗”，翌年（1621）改元“天啟”。當時，浙黨首領方從哲因“紅丸”諸案被迫辭歸，東林黨人暫居上風。天啟初年，東林黨人葉向高複出，擔任首輔，鄒元標、高攀龍趙南星和高攀龍等人也紛紛躋身於大僚之列，左光鬥、魏大中、黃尊素等人又控製了言路。於是，內閣、都察院、吏部、禮部等要職均為東林黨人所把持。一時間，東林黨人的勢力空前發展。這時的東林黨人，早已為朋黨門戶的傾軋衝昏了頭腦，他們一旦大權在握，政治上並沒有多少建樹，卻不遺餘力地對政敵加以排斥和大肆報複，甚至凡是與東林黨人意見相左的，均被他們視作“邪黨”而遭逐斥。天啟三年（1623），東林黨人趙南星出掌吏部，更是培植私人，大肆報複，任意黜免與他們政見不合的朝官，這就使得非東林黨官僚不得不另找靠山，糾集力量重新與東林黨人較量，使黨爭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