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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國本”黨爭之嚆矢

顧憲成肇始於萬曆年間的東林黨爭,反映了明代後期統治階級內部政治鬥爭的基本脈絡。以顧憲成、高攀龍等為領袖的政治派別“東林黨”與以王錫爵、沈一貫等為首的“浙黨”以及“齊黨”、“楚黨”、“宣黨”、閹黨等進行激烈的鬥爭,以實現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信念。但是他們的活動未能改變明政權行將滅亡的厄運,隻是給後人留下了“黨人碑後勒遺文”的啟迪。

嘉靖、萬曆以來,隨著社會矛盾的加深,統治階級內部不同政治集團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尖銳。

世宗朱厚熜以藩王入繼帝位,作為其伯父、孝宗朱祐樘的繼承人做上了皇帝。但是,從血緣關係看,世宗的父親是興獻王朱祐杬。那麽,即位後的朱厚熜是要稱自己的父親為皇考(即父親)呢,還是稱孝宗為皇考?世宗下旨令群臣討論這個問題。朝臣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分歧。以楊廷和為首的一派主張應遵循封建禮法,稱孝宗為皇考,稱興獻王為皇叔考,而以張璁為首的一派則迎合世宗的旨意,認為繼統不繼嗣,應稱興獻王為皇考,稱孝宗為皇伯考。兩派爭了三年,最終以有世宗作後台的張璁派取勝。反對派一百多人被廷杖下獄,十餘人被杖死,還有一些被謫戍或罷官,而張璁因迎合世宗旨意得寵,取得了內閣首輔的位置。統治階級內部的這場大辯論,封建史家稱之為“大禮議”。“大禮議”之爭的實質是官僚集團爭奪內閣首輔權位的利害衝突。嘉靖、隆慶兩朝,各派官僚對內閣首輔權位的爭奪從無間斷,任何一個新任首輔莫不是踩在舊任的肩膀上而上台的。官僚們傾軋排擠,此上彼下,紛爭不已。

不過,嘉靖朝官僚集團之間的鬥爭雖然激烈,還沒有形成固定的門戶。到了萬曆朝,由於社會危機加深,各派官僚集團的政見不同,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的利害衝突發展到了高峰,因而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鬥爭更為尖銳複雜,黨爭也就更加激烈。他們拉幫結派,勢同水火,激烈的鬥爭一直持續到明王朝覆亡時為止。

激烈的黨爭是從萬曆朝的“爭國本”開始的。明神宗朱翊鈞,萬曆六年大婚,時年16歲,皇後王氏,錦衣衛指揮使王偉的長女,年方13歲。大婚後,皇後一直沒有生育。而王恭妃於萬曆十年(1582)生下朱常洛,鄭貴妃於萬曆十四年(1586)生下朱常洵。王恭妃無寵,但鄭貴妃最得神宗寵愛,是其感情的寄托,因而,鄭貴妃就恃寵企圖為其子朱常洵謀取皇位繼承權。但是,當時的一些大臣根據封建宗法製度所謂的“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原則,屢次上書請立皇長子常洛為太子。神宗意在常洵,對冊立太子的事一再推托延遲。於是,輿論蜂起,有官員懷疑鄭貴妃從中作梗,便攻擊執政,痛責首輔申時行“陽附群臣之議以請立,而陰緩其事以內交”,說他和王錫爵依違其間,不敢秉公力爭。申時行在輿論的壓力下,被迫辭官。但是,另兩位力請立朱常洛的輔臣許國、王家屏,也因忤神宗意,被斥出閣。這個問題爭了十五年,一直到萬曆二十九年(1601),神宗才冊立朱常洛為太子。封建時代認為太子乃“天下之本”,所以這一場爭吵便叫作“爭國本”。

在“國本”之爭中,明末統治階級分成了三派,即冊立派、反冊立派以及處於兩派之間的搖擺派。搖擺派主要是申時行、王錫爵、沈一貫等輔臣,他們雖然經常參與冊立派的鬥爭,但又對皇帝阿順唯諾,“婉轉調護”。冊立派爭“國本”,不僅是與反冊立派較量,也是和搖擺派作鬥爭。搖擺派也拉幫結派,利用“國本”之爭打擊、迫害正直之人及其政治反對派。迨沈一貫罷職,朝野明顯分為了兩大陣營,“批鱗直言、羽翼太子者,正人也;阿附宮闈、迎合上意者,小人也。”邪派官吏各自結黨,並指正人為東林黨,加以攻訐。可以說,“國本”之爭使明末大臣間的矛盾擴大,加劇了黨爭,也為他們進一步攻訐提供了論題。

東林書院東林黨以顧憲成等為核心。在“爭國本”時,時任吏部文選郎中的顧憲成力主冊立朱常洛,使神宗皇帝內心非常不滿。萬曆二十二年(1594),因為吏部缺官,在推舉閣臣時,顧憲成推舉王家屏,與當政者意願不符,被削了官職。他毫無眷戀之意,毅然回鄉到家無錫,修複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等一些誌同道合的朋友在裏麵講學。最初的東林黨人主要是罷官廢吏,他們在“國本”之爭中積聚力量,“身去而名益高”。他們和朝中的正直之臣遙相應和,抨擊時政,臧否人物、自負氣節,和當權派相對抗。東林書院無形中成為社會輿論的中心,反對派就把他們稱為“東林黨”。

浙江寧波人沈一貫善於迎合神宗旨意,於萬曆二十二年入閣,從萬曆三十年(1602)始任首輔。他糾集浙江籍京官,專與東林黨人作對,被稱為“浙黨”。此外,還有“齊黨”、“楚黨”、“宣(安徽宣城)黨”、“昆(江蘇昆山)黨”等,都是以地緣關係串通為幫派體係,其中浙黨勢大,齊、楚諸黨依附於它。他們聯合攻擊東林黨,被時人看作邪黨。兩大派展開激烈的爭奪,互相傾軋,各不妥協。明人文秉說:“門戶之局,胎兆於婁東(王錫爵),派歧於四明(沈一貫),釁開於淮撫(李三才),而究以國本為歸宿。其為東林者,則羽翼國本者;其為四明者,則操戈東林者。此外,則秦、晉、齊、楚、西江稱強,然聲應氣求,要不出此二者。”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本”之爭為明末黨爭攻訐作了成員準備。此外,明神宗怠於政事,對廷臣的爭訟攻訐聽之任之,無疑也加劇了黨爭。據《明史》稱神宗“怠於政事,章奏多不省,廷臣漸立門戶,以危言激論相尚。”

鑒於晚明時期吏治的嚴重腐敗,由於黨爭利益的需要,各黨都利用“京察”的機會排擠打擊對立派。

所謂“京察”,指的是政府官員的考核製度,相當於今日的考勤考績。規定六年考核一次,每逢巳、亥年舉行。在京察中,根據官員的政績、品行,分別給予升任、降調或罷官等獎懲。凡是在京察中被罷官的,終身不複起用。由於考核的結果決定官員的升遷,故而深受朝野上下的矚目。萬曆二十一年(1593),顧憲成不滿於浙黨閣臣的倒行逆施,借京察的機會,操縱吏部罷黜與閣臣過從甚密的一些官僚,引起了王錫爵等人的強烈不滿。平心而論,此次京察的主持者——吏部尚書孫、考功郎中趙南星和左都禦史李世達等人,都是比較正直的官吏。在這次京察中,他們基本上還是做到了秉公澄汰、無所徇私。例如,文選員外郎呂胤昌是孫的外甥,都給事中王三餘是趙南星的親戚,兩人均因考評不佳被斥黜。不過,由於主持京察者得罪了內閣權臣和被黜官吏的親朋師友,萬曆二十一年的京察,也就成了門戶黨爭的重要一幕。特別是在此後門戶黨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在京察中提拔賢能、降邪黜惡的可能越來越小,而結黨營私、打擊異己、扶植同黨的色彩卻日趨加重。

萬曆後期,東林黨與浙黨雙方的爭鬥愈演愈烈,口頭論爭已不能發泄怨恨,故而雙方均殫精竭慮地排斥異己。不遺餘力地借京察逐罷對方在朝的官員,也就成了黨爭的重要內容。萬曆三十三年(1605),東林黨人都禦史溫純和吏部侍郎楊時喬主持京察,浙黨官員錢夢皋、鍾兆鬥等人均受貶謫。萬曆三十九年(1611),東林黨人再次借考察京官之機,聯合吏部尚書孫丕揚逐斥浙黨諸人。與此同時,南京的京察卻為齊、楚、浙黨主持,因此,在那裏的東林黨人便大受斥逐。不久,浙黨方從哲入閣成為輔臣,浙黨乘機反撲,將號稱“清流”的東林黨人驅逐殆盡。到萬曆四十五年(1617)丁巳京察時,方從哲又當上了首輔,浙黨勢力愈益膨脹,對東林黨人更是極盡打擊迫害之能事。光宗去世後,楊漣、左光鬥等人擁立光宗的長子朱由校即位,此即“熹宗”,翌年(1621)改元“天啟”。當時,浙黨首領方從哲因“紅丸”諸案被迫辭歸,東林黨人暫居上風。天啟初年,東林黨人葉向高複出,擔任首輔,鄒元標、高攀龍趙南星和高攀龍等人也紛紛躋身於大僚之列,左光鬥、魏大中、黃尊素等人又控製了言路。於是,內閣、都察院、吏部、禮部等要職均為東林黨人所把持。一時間,東林黨人的勢力空前發展。這時的東林黨人,早已為朋黨門戶的傾軋衝昏了頭腦,他們一旦大權在握,政治上並沒有多少建樹,卻不遺餘力地對政敵加以排斥和大肆報複,甚至凡是與東林黨人意見相左的,均被他們視作“邪黨”而遭逐斥。天啟三年(1623),東林黨人趙南星出掌吏部,更是培植私人,大肆報複,任意黜免與他們政見不合的朝官,這就使得非東林黨官僚不得不另找靠山,糾集力量重新與東林黨人較量,使黨爭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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