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國

建文帝失蹤疑竇紛生

建文帝朱允炆果真是與馬皇後一起投火自焚而死了嗎？明成祖朱棣心中也是將信將疑，或者說，懷疑的成分居多。於是，在他“用天子禮”葬了那被燒焦無法辨認的屍骨時，已有傳言說建文帝在城陷時逃走了。那麽，建文帝究竟哪裏去了呢？

朱棣在位的二十多年中，關於建文帝的下落，民間雖然有很多傳說，而文臣史家格於文禁，記載罕傳。仁、宣以降，有關此事的記載漸漸多了起來。

據說，金川門失守時，建文帝見大勢已去，便欲自殺。翰林院編修程濟勸他說：“不如出亡。”這時少監王鉞說道：“昔高皇帝升遐時，有遺篋，為劉基所製，曰：‘臨大難，當發。’謹收藏奉先殿之左。”眾人聞言急命他將遺篋取來。這是一個紅色木篋，周圍俱固以鐵。程濟打碎木篋，見到三張度牒，一張名應文、一張名應能、一張名應賢。此外並有袈裟、帽鞋、剃刀等物。篋內有朱紅小字寫道：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禦溝而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方。於是程濟為建文帝剃發，吳王府教授楊應能願剃發從亡。監察禦史葉希賢也說道：“臣名賢，當然是應賢無疑。”也剃發易衣。周圍五六十人，都痛哭仆地，表示願意從亡。建文帝道：“人多無益。有的人名聲素著，勢必引起究詰；有等妻子在任，心必縈係，宜各從便。”諸人哭了一場，散去了一些。有九人跟隨建文帝來到鬼門，見一葉小舟停在岸邊，神樂觀道士王升在那裏等待，自稱是太祖高皇帝托夢，特來相迎。一行人乘舟至太平門，由王升帶入神樂觀。這時天正薄暮，楊應能、葉希賢等十三人同至，共有二十二人：兵部侍郎廖平、刑部侍郎金焦、編修趙天泰、檢討程亨、按察使王良、參政蔡運、刑部郎中梁田玉、監察禦史葉希賢、程濟、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中節、宋和、郭節、史彬等。為防止人多事泄，約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楊應能、葉希賢及程濟，稱兩比丘，一道人。此時朱棣已即帝位，削在逃諸臣籍，各地方官府奉詔追查蹤跡。

建文帝在程濟等人的幫助下開始以僧人身份雲遊四方，傳說湖北、湖南、四川、貴州、雲南、廣西等地都有他的足跡。他又曾在各地寺廟留駐，如湖北武當山、廣西橫州南門寺，等等。後來明英宗正統年間，有一位老僧往見廣西思恩州土官岑瑛，自稱建文帝，蹉跎歲月，希望返回朝廷，安享晚年。岑瑛急忙報告巡按禦史，驛送赴京。途中，老僧賦詩雲：

淪落江湖四十秋，歸來白發已蒙頭。

乾坤有主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

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

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老僧至北京後，朝廷派當年侍候過惠帝的尚膳監太監吳亮前去辨認。老僧見到他，說：你不是吳亮嗎？亮說不是。老僧道：“當年我禦便殿，你侍食。我棄鵝肉於地，你手執壺，據地狗舔之，怎麽說不是？聽說老臣楊士奇尚在，能讓他出來相認嗎？”吳亮複命，明英宗確認老僧即建文帝，命迎入西苑居住。程濟聞之，歎道：“今日方終臣職矣。”建文帝入宮後，人皆呼為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

這是曆史上記載最多、流傳最廣的建文遜國傳奇，完全是出於後人的臆造。關於建文帝逃亡的故事，流傳最廣的固然當屬上述故事，而記載建文帝逃亡事跡最詳的，莫過於明人史仲彬的《致身錄》和程濟的《從亡隨筆》兩本書。史仲彬，據說曾協助建文帝出逃，並不斷予以財物資助，又幾次南下與建文帝等人見麵的一個人物。後來，史仲彬根據他自己的親身經曆，寫成了《致身錄》。明萬曆年間，這本書被在山中道觀裏避雨的幾個讀書人發現，於是得以傳世。程濟則是傳說中跟隨建文帝出逃的主要人物，據說他精於卜算，建文帝流亡期間，多次遇險，都是經他算卦預知而設法逃脫的。程濟的《從亡隨筆》，完整地記錄了建文帝逃亡期間的行蹤，何時於何地會何人，作何事，乃至飲食詩賦。類似的書還有一些，其中真偽參半，疑信互爭。現在，經過數百年的爭論和當代史學家們的考證，可以肯定地說，《致身錄》和《從亡隨筆》都是後人偽造的。

那麽，為什麽會出現如此之多的傳說和記載，乃至偽造當時人留下的記錄呢？許多史家都曾指出，這種附會“皆因心惡成祖誅夷諸忠烈之慘，而不忍建文之遽殞，故詭言劉基之秘篋，程濟之幻術，以神奇其說耳。”這當然是主要原因，而建文帝與一些建文遺臣下落不明，則成為產生這種附會的基礎。多少年來，人們對建文帝寄予深切的同情，再加上建文帝逃亡之說也並非是全無蹤影，所以這方麵的傳說和記載才會越來越多。事實上，查閱有關建文帝流亡的曆史記載，可以看到，時間越晚，記載越詳，杜撰偽造的成分也就越多。

對於建文帝失蹤一事，官修正史和許多史家都采取了比較審慎的態度。如清代官方所修《明史》就很典型。《建文帝本紀》中說，燕軍入城時，“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但就在同一卷中，又說：“燕王遣中使出帝後屍於火”，“或雲帝由地道出亡”。這裏顯係沒有把握，才兩說並存。那麽，建文帝其人究竟下落如何呢？從許多曆史跡象來看，建文帝確實在京師城破時，乘亂出走了。撇開有關此事各種有爭議的記載不談，僅從朱棣即位後的一係列行動中，也可以看到建文帝出亡的蛛絲馬跡。

關於建文帝率從亡諸臣出走的傳聞，早在永樂初年就已經出現，而且傳到了朱棣耳中。當初埋葬的那具屍體並不一定是建文帝朱允炆，這一點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因此他一麵在全國範圍內追查所謂“奸黨”，追繳在逃諸臣誥敕，一麵派人四出秘密查詢建文帝的蹤跡。

第一個被派出尋找建文帝蹤跡的是太監鄭和，他與王景弘等人於永樂三年（1405）出使西洋。鄭和遠航，是明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世界航海史上一次壯舉。其船隊規模之大，航程之遠和時間之早，在當時世界上都是無與倫比的。而說到成祖派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一般認為是加強海外貿易，揚威海外，顯示中國富強，借外國朝貢之聲勢以鞏固其在國內之統治，等等，但還有一個秘而不宣的目的就是尋找建文帝蹤跡。《明史》說：“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朱棣的疑心來自當時的傳聞，“傳言建文帝蹈海去，帝（朱棣）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

另一個受命密查建文蹤跡的人是戶科都給事中胡濙。永樂五年（1407），朱棣命他以頒禦製諸書及訪尋仙人張邋遢（張三豐）為名，“遍行天下州郡鄉邑，隱察建文帝安在。”當然也旁察東宮及各地官吏軍民之事，但主要任務便是尋找建文蹤跡。胡濙在外將近十年，不斷將伺察情況及時上報，朱棣對胡濙的上報十分重視，讓他書寫大字，以便晚間報至，也能夠立即披閱。為了保證密查的可靠，朱棣在委派胡濙出巡的同時，又另派人監視胡濙的行動。胡濙於永樂十四年（1416）還朝，向朱棣作了詳細匯報，但關於建文帝的下落，除去得到更多傳聞外，並未有所結論，朱棣當然仍不能放心。這一年，胡濙母親病故，他按照製度乞歸守喪，朱棣沒有準許，這在明朝製度中稱為“奪情”。明初雖不及中後期的丁憂製度那般嚴格，但若非有至關重大之事，也不會輕易奪情起複的。這至關重大之事還是尋覓建文帝的蹤跡。

永樂十四年（1416）底到十五年（1417）初，發生了穀王叛逆案。這個當年開金川門迎納燕師的藩王當然知道建文帝下落不明的情況。他利用蜀王之子崇寧王獲罪逃來穀府避匿的機會，欺騙眾人說：“往年我開金川門出建文君，今在邸中。我將為申大義，事發有日矣。”這雖然是一場騙局，但是穀王作為“金川門之變”的當事人，居然也利用建文帝下落不明為己用，足以證明建文帝確實未曾焚死於宮中。

永樂十六年（1418）太子少師姚廣孝（即道衍）病倒在北京大慶壽寺。臨終前，朱棣前往探望，問起他有何囑托。姚廣孝提出釋放溥洽的請求，這又一次涉及到建文帝的下落問題。溥洽為建文帝主錄僧，有人傳言他知道建文帝蹤跡，也有人說建文帝即匿其所。朱棣為此尋故將溥洽關押了十餘年。居“靖難”功臣之首的姚廣孝臨終僅有此請，竟無一句及私。這使朱棣深感難過，他即命釋放溥洽。姚廣孝掙紮起身拜謝後亡去。

釋放溥洽，大約是因為朱棣感到這已不會構成對皇位的威脅，但查詢之令未解。於是永樂十七年（1419），胡濙以禮部左侍郎再次受命出巡江、浙、湖、湘諸府。這次他又在外四年，至永樂二十一年（1423）還朝奏事時，京師已經遷至北京。胡濙還朝後得知朱棣親征阿魯台，已出至宣府，立即馳赴謁見，他趕到宣府時，已是深夜。

朱棣業已就寢，聽說胡濙趕到，急忙起身召見。兩人密談至次日淩晨，胡濙漏下四鼓乃出。雖然無人知曉密談內容，但多以為必與建文蹤跡有關，很可能胡濙這時已經得到了有關建文的確訊，如果不是有死亡之確訊，則必定已示甘心讓國，總之是可以放下心來。

除此而外，直接或間接地說明成祖堅信建文帝已經出亡的證據還有許多。如數次派鄭和入雲南，遣使至世襲鎮守雲南總兵官沐氏府中秘查建文蹤跡，等等。

通過以上明成祖的活動，可以推測，靖難戰爭後建文帝並未死於宮中大火，而是逃亡在外。至於建文帝逃出後行蹤如何，由於各種記載不一，真偽難辨，至今仍是一個未解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