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山——金戈鐵馬下的海市蜃樓

第19章 西北望，射天狼——宋與夏(7)

　　秋日傍晚的邊塞更加顯得蕭瑟荒涼，歸雁成群結隊地飛回南方，雁尚無留意，人留更出於不得已。光禿禿的山峰重重疊疊，上空飄浮著一縷縷的青煙，悲壯的號角和著雜亂的邊聲在四野回蕩，像是有意撩撥人的情懷。落日的餘暉中，群山中一座孤零零的城池早已緊閉城門。孤城中守邊將士的生活怎樣呢？為國為家的白發將軍，麵對濁酒而陷入沉思，心中渴望早日回到遙遠的家鄉，可是敵人還沒有打敗，又哪能說得上歸去？寒霜滿地，將士們無法睡著，隻在寒夜中徘徊。哀怨的笛聲響起，促使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傷時的眼淚。

　　唐朝的邊塞詩大多表現建功異域、追奔逐北的豪邁，而範仲淹這首詞表現的則是邊塞的荒寒、將士的勞苦，其間流露出悲壯、感傷、矛盾的複雜情感，在曆史上曾引起過巨大爭議。歐陽修認為其為“窮塞外之詞”（魏泰《東軒筆錄》），批評範仲淹身為邊關主帥，不抒發將士的慷慨豪邁之情，卻著意寫塞外淒涼窮愁的景象與思歸之心。明人瞿佑也批評說：“以總帥出此語，宜乎士氣不振而無成功。”（《歸田詩話》）但也有相當一部分詩評家認為此詞寫得“情感渾厚，氣概闊大”，“有排蕩之勢”，“至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

　　無論如何，範仲淹這首名作放在那個重內輕外的北宋朝代，具有非常典型的代表性。宋仁宗以後，宋朝積弱日深，表麵的歌舞升平，已經掩飾不住日益深重的危機，尤其嚴重的邊患，已經對宋朝構成了致命的威脅。範仲淹擔任邊關主帥後，比朝中大臣更能意識到這一點，這大概正是他這首詞作蒼涼沉鬱基調的根本原因。而後來由範仲淹發起的“慶曆新政”，也是力圖要緩解危機，這一點到後麵再敘述。

　　宋朝廷大幅度調整西北邊防後，宋夏雙方暫時進入了對峙期。但和平非常短暫，宋朝廷總想一雪前恥，想主動出擊，派遣大軍深入西夏本土，直搗黃龍，徹底征服西夏。

　　慶曆元年（1041年）新年剛過，宋仁宗迫不及待地召環慶路副部署任福前往涇原路商議攻夏事宜。剛好在這個時候，西夏元昊在折薑會（今寧夏同心東）召集軍隊，準備進攻宋朝渭州（今甘肅平涼）。陝西路經略安撫使韓琦聞訊後，立即趕到鎮戎軍（寧夏固原），準備調集鎮戎軍的所有軍隊，與西夏決一死戰。

　　韓琦對西夏持強硬立場，素來主戰，而範仲淹則不然，總說：“吾唯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已。”（宋·羅大經·《鶴林玉露》，“鶴林玉露”取杜甫《贈虞十五司馬》詩“爽氣金無豁，精淡玉露繁”之意）主張持久防禦。韓琦安排好任福一軍後，又派尹師魯前去會見範仲淹，約他一同出兵。雖然範仲淹此次任邊帥為韓琦所薦，不料他堅決不主張貿然進兵，說：“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尹師魯竟然譏諷地說：“公於此乃不及韓公。韓公嚐雲，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於度外。公何區區過慎如此？”範仲淹嚴肅地回答道：“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置於度外乎？”尹師魯無話可說，隻好無功而返。

　　韓琦聽到尹師魯回複後，知道不能指望範仲淹，便又臨時召募一萬八千餘名士兵，交由任福率領。任福委派涇原路駐泊都監桑懌為先鋒官，鈐轄朱觀、涇州都監武英殿後，王□、耿傅等高級將領亦隨軍出征。

　　臨行之際，主帥韓琦麵授機宜，要求任福等人從懷遠城（今寧夏固原西）直抵德勝寨，向羊牧隆城（今寧夏固原西南）進軍，出其不意，從背後襲擊西夏軍隊，倘若不能成功，則在半路上埋伏，偷襲敵人等等。

　　二月，任福按照韓琦的行軍路線進軍，果然旗開得勝，打死西夏軍隊幾百人，首戰告捷。而西夏軍隊偽裝失敗，狼狽而逃。先鋒官桑懌信以為真，率領宋軍乘勝追擊，任福也率領主力軍隨即趕到，屯軍好水川（甘肅平涼市北）。宋軍由於深入敵後，將士缺糧已達三天，但任福等人仍不知是計，驕傲輕敵，全力追擊西夏軍隊，宋軍到達龍竿城（今寧夏隆德）時，西夏軍隊傾巢出動，從六盤山中衝了出來（今寧夏六盤山）。任福等人如夢初醒，方知中了西夏的埋伏。宋軍尚未排列成陣形，西夏騎兵便發起衝擊。

　　同時，西夏另一支伏軍從六盤山背後向宋軍發動進攻，宋軍腹背受敵，完全為西夏軍隊所包圍。任福親自率領宋軍奮力殺敵，雖然他身受十餘處箭傷，但仍然頑強地指揮著宋軍進行殊死抵抗，有一名隨身小將勸任福逃命，但他慷慨激昂地說：“我身為大將，作戰失利，當以身報國。”任福最後被西夏軍隊砍斷喉嚨而死，宋軍幾乎全軍覆沒。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好水川之戰。

　　得知任福兵敗身亡後，韓琦不得不還軍。到半途遇到數千名戰死宋軍之父兄妻子，手持故衣紙錢，一邊招魂，一邊大哭說：“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琦見此慘狀，不由得掩麵而泣，駐馬不能進。範仲淹聞訊後忍不住歎道：“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韓琦也至此才對範仲淹徹底信服。南宋學者羅大經認為，“國朝人物，當以範文正（範仲淹）為第一，富（弼）、韓（琦）皆不及”。

　　好水川之戰後，韓琦身為主帥，責任難逃，被免去邊帥職務。而西夏軍隊十分猖獗，元昊還派人作詩投到宋境，詩中說：“夏竦何曾聳？韓琦未足奇。滿川龍虎輩，猶自說兵機。”諷刺宋軍無人，屢屢失利。宋夏戰爭由此進入白熱化狀態。

　　這裏要特別提一下遼國在宋夏戰爭中的態度。宋朝廷在討論對西夏的攻守之策時，曾專門論及遼國可能的態度。主帥範雍認為宋朝一直對遼國有恩，不如派遣使者到遼國，令遼國出師相助，如果打敗元昊，則贈送十萬金帛給遼。宋朝廷采納了範雍的建議，派遣使者到遼國，告知將要出師伐夏。西夏元昊聽說後，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然而，遼國的態度卻出乎宋夏雙方的意料，態度中立，不傾向於任何一方。顯然，遼國策略十分高明，抱定“坐山觀虎鬥”的態度，要從宋夏交戰中漁利。

　　好水川之戰後，西夏大勝，派遣使者將被俘虜的宋將士送到遼國獻俘，遼國態度立即明朗，倒向西夏一邊，還以西夏保護者的身份出麵與宋交涉，委派宜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帶著國書出使宋朝，索取晉陽及瓦橋關以南十縣之地（即後周世宗征討契丹時奪回的領土）。

　　遼國使者到達宋遼邊境後，宋朝廷憂懼來者不善，驚慌失措，竟然沒有人敢去迎接遼國使者。宰相呂夷簡推薦知製誥富弼出使遼國，拒絕了遼國的無理要求，並提出宋方的兩項條件：要麽宋遼通婚，要麽增加歲幣議和。遼國堅持要求宋方割讓關南十縣之地，但富弼態度強硬，並明確表示倘若遼國堅持這一無理要求，宋朝隻好兵戎相見、訴諸武力了。遼國便退而要求宋遼通婚。富弼曉以利害，對劉六符等人說按照宋朝嫁公主的慣例，隻資送十萬貫錢作嫁妝。遼國權衡利弊，便要求宋朝增加歲幣，並將澶淵之盟中所定歲幣一律稱“納”字。宋朝有些大臣認為“納”字不妥當，太失大朝麵子，但宋仁宗一味求和，采納了晏殊的建議，允許稱“納”字，每年增加二十萬兩匹的歲幣給遼國，同時聲明所增加的歲幣是關南十縣之地的賦稅收入，遼國從宋夏交兵中得到了實惠，知道宋朝軟弱，不會對自己構成軍事威脅，而西夏實力大增，已經讓遼國感到了威脅。於是，遼國將防禦的重點轉向西夏，一方麵限製邊境吐蕃、黨項向西夏賣馬，一方麵遣使令西夏與宋講和，開始扮演調停人的角色。元昊不願意得罪遼國，隻得遵從。就在宋軍頻頻失利的時候，元昊派使者到延州見範仲淹，提出要與宋朝議和，令宋人大跌眼鏡。

　　但西夏使者所攜帶的的議和書中，元昊依然稱帝，之前宋將郭勸、李渭曾因將元昊稱帝的奏書上報而被免職，範仲淹也不敢將這封語氣狂妄的議和書上呈朝廷。反複權衡之下，範仲淹最終自己執筆，給元昊寫了一封回信。在信中，範仲淹回顧了宋夏雙方的交往過程，並詳細分析了宋夏交兵的利弊，規勸元昊識時務，盡早歸順宋朝。範仲淹的這封信後來引起了軒然大波，並再此引發了宋朝廷內部的朋黨之爭。

　　元昊接到範仲淹的信後，命令大臣野利旺榮給範仲淹寫了一封回信，長達二十六頁，信中言詞頗為傲慢無禮。範仲淹勃然大怒，當著西夏使者的麵焚毀了這封回信，但暗中卻錄了此信的副本，將信中一些侮辱性的、不堪入目的語言刪去，上報朝廷。

　　之前範仲淹擅自寫信給元昊，已經引起朝中種種非議，不少主戰派大臣紛紛上書彈劾範仲淹，指責範仲淹僭越職權，強烈要求嚴懲範仲淹。範仲淹焚毀元昊的回信後，立即受到朝臣們更加猛烈的抨擊，被指責成目無君臣，大有欺上瞞下之嫌。宋仁宗特意召集執政大臣，討論範仲淹擅權一事。當時執政的宰相是一向與範仲淹不和的呂夷簡，參知政事（副宰相）宋庠之前曾觸怒呂夷簡，他為了討好呂夷簡，提議從重治罪，誅殺範仲淹。此議一出，滿座皆驚，就連一向信任宋庠的宋仁宗都特別驚詫，因為宋朝開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立有祖訓：非謀反死罪，不得誅殺士大夫。

　　宋庠（996～1066），字公序，原名郊，入仕後改名庠。安州安陸（今湖北安陸）人。為曆史上著名的三元狀元，即參加鄉試、會試、殿試都是第一。步入仕途後，一帆風順，曾向宋仁宗建議科舉應文武分試，被采納。他知審刑院時，曾經審理密州王澥私自釀酒及殺人滅口案。王澥為當地惡霸，勢力很大，就連當時的宰相陳堯佐都出麵為他說情。宋庠力排眾議，堅決判了王澥死刑，聲名由此大振。其弟弟宋祁也是當時知名的文士，居官顯位。

　　經過一陣難堪的麵麵相覷和沉默後，樞密副使杜衍首先站了出來，竭力為範仲淹辯白，認為切不可因寫信一事斬殺邊關重臣。其他大臣尚未發言，一直默不做聲的宰相呂夷簡突然站了出來，表示堅決支持杜衍的意見。本來不少人懷疑宋庠建議誅殺範仲淹其實是呂夷簡的主意，他這一表態，更是令眾人大跌眼鏡。

　　此次朝議，議題的中心人物範仲淹沒能成為主角，宋庠反而成了一時風頭無二的焦點人物。之後，宋朝朝野之間輿論大嘩，眾人紛紛指責宋庠毫無為國分憂之感，宋庠因此被貶出朝。另外三名重臣樞密副使鄭戩（宋庠同年進士）、三司使葉清臣、權知開封府吳遵路也被指為宋庠朋黨而貶職。

　　事情鬧大了，反而變得對範仲淹有利，宋仁宗也沒有過分追究範仲淹，隻將他從延州遷至慶州（今甘肅慶陽）任知州。

　　範仲淹在擔任慶州知州後，大力籠絡這一帶地區的羌族酋長。這些羌族酋長曾經受元昊誘惑，在西夏軍隊進攻宋朝時充當向導。範仲淹一上任，便以宋仁宗的名義犒賞羌族各部落首長。每當接見羌族酋長時，範仲淹總是摒退守衛，與酋長促膝談心，這種絕對的信任令羌人大為感動。從此，羌人部落開始為宋朝戍邊效力，範仲淹也被羌人稱為“龍圖老子”（範仲淹還有龍圖直學士的官職）。

　　韓琦、範仲淹先後被貶，之前的三名邊關主帥便隻剩下了夏竦，宋朝又任命陳執中為新任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但陳執中一上任就與夏竦產生了矛盾，二人誰都不服誰，賭氣之下，竟然各自上表朝廷，自請辭職。大敵當前，主帥卻自己大搞內耗，宋仁宗由此大怒，同時罷免了夏竦、陳執中二人，又重新起用了韓琦和範仲淹。

　　陳執中（990～1059），字昭譽，洪州南昌（今屬江西）人。名相陳恕之子。他為人正直，勤於政務，頗受宋仁宗信任。陳執中隻有一子陳世儒，為小妾張氏所生。陳執中死後，張氏入寺院為尼姑。陳世儒長大成人後，娶妻李氏，為名相呂夷簡曾外孫女（李氏生母呂氏為呂夷簡孫女）。陳世儒與妻子商議，要將陳母張氏從寺院接回家奉養。但這二人並非真心孝順，迎接張氏回家僅僅是礙於輿論壓力。不久，陳世儒出任舒州（今安徽潛山）太湖縣（今安徽太湖）知縣。他不願意在外地做官，一心想回到繁華的開封。李氏心腸惡毒，想公婆早死，曾對家中奴婢說：“博士一日持喪，當厚餉汝輩。”（《宋史·蘇頌傳》）陳世儒受到啟發，與妻子計劃讓家中奴婢殺死張氏，然後便可名正言順地因母喪而返回京城。奴婢受主人指使後，先用毒藥謀殺張氏，但張氏命大，並未被毒死。於是陳世儒及其妻李氏半夜用釘子合力將張氏釘死。這樣，陳世儒最終因母喪而順利地返回京師開封，但後來參與謀殺張氏的奴婢告發了陳世儒。因為陳世儒是陳執中獨子，宋神宗感念陳執中是老臣，想放陳世儒一馬，說：“止一子，留以存祭祀何如？”擔任禦史中丞的蔡確卻堅持要依法處刑，陳世儒與妻子李氏及奴婢高氏、張氏等十九人均被判處死刑。這就是《包青天》中《鐵釘案》的故事原型。

　　範仲淹重新擔任邊關主帥後，開始全麵實施他的攻守計劃，即采取招降與進攻相結合的戰術，攻占一地就鞏固一地，逐漸深入西夏本土。慶州西北有一個叫馬鋪寨（今甘肅華池東北）的地方，位於後橋川的衝要之處，如果占領這一要害，便可為深入西夏本土打下基礎。慶曆二年（1042年）五月，範仲淹決定奪取馬鋪寨，他先秘密派兒子範純祐與蕃將趙明攻取了馬鋪寨，然後自己親率大軍出發。當時宋軍上下都不知道隊伍要開拔到什麽地方去，要去幹什麽，直到到達柔遠寨（今甘肅華池）後，範仲淹才下令宋軍拿出早已準備好的築城工具，迅速修築城堡，隻用了十幾天時間，便完成了工程，贏得了寶貴的時間，朝廷賜名為大順城（今甘肅華池東北）。

　　西夏軍隊發現宋軍修築大順城後，大為恐慌，派遣三萬騎兵前來爭奪。範仲淹早有防備，率軍堅守，打退了西夏軍隊的進攻。西夏軍隊為了誘惑宋軍出城，假裝逃跑，範仲淹擔心中西夏的埋伏，下令軍隊不要追擊。大順城修成後，與豹（今甘肅華池北）、金湯（今陝西誌丹西南）等城堡形成遙相呼應之勢，環慶路的防守大大得到加強。從此以後，西夏軍隊很少進犯環慶路。

　　宋朝的精兵良將一一在邊境地區亮相，尤其宋軍兩大主帥範仲淹與韓琦相當團結，名重一時。西北邊境當時有歌謠傳唱道：“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深感無機可乘，這是個野心勃勃的黨項人，念念不忘窺覷宋朝的富饒，自然大為苦惱。之前提過的漢人謀士張元認為宋軍精銳都集中在邊塞，因而關中地區軍事力量相當薄弱，可先派一支軍隊牽製宋邊境地區的軍隊，再派一支勁旅，直搗關中地區，攻占長安（今陝西西安）。元昊認為此計絕妙，便派出十萬大軍，兵分兩路向宋朝展開大規模的攻擊。一路從劉瑤堡（今寧夏隆德縣境）出擊，宋將王沿急忙派遣葛懷敏等將領率軍增援劉瑤堡，雙方在定川寨（今寧夏固原西北）發生了一場激戰，宋軍大敗，宋軍近萬人幾乎全軍覆沒。西夏另一路軍隊從彭陽城（今寧夏固原東南）出發，計劃攻取渭州（今甘肅平涼），向宋朝關中地區發動進攻，但遭到了宋朝原州（今甘肅鎮原）知州景泰的頑強阻擊，西夏士兵死傷一千餘人。元昊直搗關中的美夢就此破滅。

　　由於範仲淹和韓琦在西北邊防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二人均被提拔為樞密副使，範仲淹更是在不久後升為參知政事（副宰相），開始針對朝政的弊病進行革新，積極推行他的“慶曆新政”，力圖扭轉積貧積弱的局麵。雖然範仲淹得到了朝中重臣韓琦、富弼等人的鼎力支持，但“慶曆新政”重在整頓吏治，限製公卿大臣的子侄蔭官，建立嚴密的仕官製度，觸犯了官僚階層的利益，因而遭到了保守派官僚的強烈反對。

　　與此同時，下野的呂夷簡、夏竦及其黨羽興風作浪，竭力想死灰複燃，東山再起。“慶曆新政”的一個重要人物石介給富弼寫信，要求他們實行伊尹、周公等先賢的仁政。而石介曾直斥夏竦為奸人，夏竦為此懷恨在心，企圖報複，他授意婢女模仿石介的筆跡給富弼撰寫了廢掉宋仁宗的詔書，想借機陷害，將範仲淹、富弼等人趕下台。宋仁宗當然不相信這是真事，但也沒有追查。皇帝模棱兩可的態度令富弼、範仲淹恐懼不已。為了避免遭到更大的陷害，二人都請求離開朝廷到西北邊境地區任職。慶曆五年（1045年）正月，宋仁宗見到與西夏議和已經取得進展，遂認為不再需要範仲淹“銳意天下事”，將其罷為河東、陝西二路宣撫使。範仲淹被迫離開中樞後，“慶曆新政”也就此結束。

　　範仲淹雖然重新擔任邊帥，但此時宋夏議和將成，一力主戰的範仲淹再次被貶，改知鄧州（今河南鄧縣）。從此，他陸續知杭州、青州等地，所到之處，多施仁政，但再也沒有回到中樞以及他傾注了無數心血的西北邊境。雖然人去樓空，但範仲淹依舊在陝西邊境地區享有崇高的威望，不少羌人部落為他畫像，建立祀廟，進行供奉。

　　值得一提的是，慶曆四年春（1044年），騰宗諒（字子京，範仲淹同年進士，曾同守邊郡）謫守嶽州（古屬巴陵郡，今湖南嶽陽）。越明年，騰宗諒重修嶽陽樓，請範仲淹作記。範仲淹由此作傳世名篇《嶽陽樓記》，其中有“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成為流傳千古的名句。

　　這裏要特別談一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中國古代士人的通常處世原則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句話出自《孟子·盡心上》，原話是“古之人，得誌，澤加於民；不得誌，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範仲淹能以民為念、關懷民瘼，慨然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格調顯然更勝一籌。這其中的根源，既有範仲淹個人的品性，也因為宋朝輕武重文，為中國帝製曆史上最優待士人的朝代，才使得士人有強烈的使命感，養育出了他們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之氣。

　　範仲淹知杭州時，感覺到年老體衰，有了退休的打算。門人弟子勸他趕緊為自己修建一處豪宅，以安度晚年。沒想到範仲淹說：“我每晚睡覺前，都要合計自己一天的俸祿和這一天做過的事。如果二者相當，就能夠熟睡；如果不是，心裏會非常不安，閉上眼睛也無法入睡，總想著第二天要做事補回來，以對得起朝廷的俸祿。如今我精力日衰，所以想退休，可能做之事一天比一天少，已經很對不起百姓、對不起俸祿了，還叫我營造安樂窩，我又豈能安樂？”這正是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人格的真實寫照。

　　皇祐四年（1052年）五月，範仲淹在赴任潁州的途中患病，半途病死於徐州，時年六十四歲。後諡文正，封楚國公、魏國公。葬於河南洛陽東南的萬安山（範母謝氏安葬之處。謝氏因早年改嫁，無法回葬蘇州範氏祖墳，範仲淹又希望自己死後與母親葬在一起，不願意謝氏與養父朱氏葬在一處，因而謝氏單獨葬在萬安山）。範仲淹一生為國，身無積蓄，他死後家人境遇窘迫，不得不借官屋暫時棲身。

　　範仲淹死訊傳開後，羌人部落幾百名酋長齊聚寺院，舉哀悼念，“號之如父”，齋戒三天，方才離開。凡是他從政過的地方，百姓紛紛為他畫像建祠。

　　5.戰神狄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