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論稿

二十七、略論清代倉場官吏的舞弊活動及其危害

　　摘要：在清代，倉場官吏的營私舞弊活動十分猖獗。他們互相勾結，通過勒索運糧官丁、貪汙偷盜及領俸官吏共同分贓等活動，大飽私囊。其活動之頻繁、手段之複雜，在曆史上極為突出。其結果不僅極大地損害了清太倉儲蓄，加劇了吏治的腐敗，更嚴重的是加重了漕運的負擔，對廣大納漕地區農民的生產和生活帶來了相當大的消極影響。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主要在於清朝的腐朽統治、倉官庾吏待遇的低下、倉場法規製度不健全等方麵。

　　中國曆史上，倉官庾吏的營私舞弊活動相當嚴重，成為吏治腐敗中的一個突出現象。特別是在清代，倉場官吏承襲了以往各種倉弊，大肆貪汙索賄，其手段之多，膽量之大，更是駭人聽聞，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清代倉場官吏舞弊活動的猖獗，不僅嚴重地侵蝕了太倉積儲，而且極大地加重了漕運的負擔，對清政府的統治秩序以及經濟的發展，都帶來了極大的消極影響。

　　一

　　自秦封建中央集權統治產生以後，封建國家為了滿足京師皇室以下龐大官僚、軍隊等人員對糧食的日常消費需要，便建立了供輸和存儲兩個係統，即：一方麵，通過漕運這一供輸係統向京師調運各地上供的漕糧；另一方麵，以太倉這一存儲係統保管及出納漕糧。這兩個係統緊密配合，對封建中央王朝的存在，發揮著至關重要的物質保障作用。太倉無疑是封建國家機構中的一個重要經濟部門，不過，由於其組織的性質是出納、保管巨額糧食，職責雖重，職事卻相當繁雜細碎，大量的工作都屬具體事務性的、甚至體力性的。所以，太倉內部人員設置的特點是：胥吏所占比例極大，而官員人數很少。

　　清代太倉組織大體上沿襲了明代的體製。如：設總督倉場衙門，作為最高管理機關，掌管北京、通州諸倉事務及天津至北京間運務。總督衙門設於通州城內，主官名為總督倉場侍郎，按清朝滿漢複職之例，設滿漢各一員。總督衙門之下有坐糧廳、大通橋監督和京通諸倉監督等屬官，俱滿漢各一員。其中坐糧廳負責接收漕糧及通濟庫出納諸事，職責較重，地位也較高，例由部院郎員內簡用述，其下又有州同、州判及庫大使各一員。大通橋監督，負責通州至北京之間陸運事務，例由諸倉監督內補用。諸倉監督，分別負責各倉出納、保管事務，一般由部院保送補用。除以上各級官員外，倉場組織內又有大批未入流的低級官、胥吏和役人。如倉場侍郎下有筆貼式四名，坐糧廳、大通橋監督之下有書吏十幾名，閘官數人，應役的經紀一百數十人，車戶數十人及腳夫數百人等等，諸倉監督下各轄旗員、書吏、攢典及小甲等吏人多名，應役的花戶二三十人，通州倉又增雇夫頭、甲鬥一二十人。這些吏役承擔繁重而具體的出納、保管及轉運任務。

　　清政府有鑒於前代倉場中廣泛存在的貪汙偷盜現象，采取了許多防範倉弊的措施。這些措施主要有：其一，設立巡倉禦史製度，以“總查倉弊”。清代前後雖略有變化，但在大部分時間裏，都設立了專職的巡倉禦史。其二，在接收漕糧的關鍵環節上，除以坐糧廳具體負責外，又令倉場衙門和戶部雲南司加以稽核，所謂漕船抵通後，必須同時向“倉院、糧廳、戶部雲南司等處投文”。其三，對倉官和庾吏的任期都作了限製，如規定，坐糧廳和倉監督一職任期2年，不得連任，雍正時，又將倉監督的任期減為1年。對吏役則規定5年一更換，禁止連續應役，以防止官吏長期盤踞倉場。其四，應役的胥吏、役人例由通州及周圍幾縣有家業的良民充任，並連名互保，以防無業浮浪之輩混入。最後，頒行各種條例、禁令，嚴懲犯案者。如雍正時規定，倉監督任滿後，由朝廷派人會同倉場侍郎檢查倉儲情況，對短少、氵邑爛者，“從重治罪”。

　　盡管清王朝采取了種種防範措施，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倉場中的貪官汙吏采取各種手法進行貪贓活動，時而隱蔽，時而猖狂，橫行於有清一代。清代倉場官吏的舞弊活動可謂無孔不入，但概括起來說，主要集中在以下兩方麵：一方麵，在漕糧出納倉場之際，利用職權對交糧官丁和領俸官吏進行索賄；另一方麵，在轉運、保管之時，監守自盜。於是，在清代曆史上演出了無數幕貪贓枉法的鬧劇。

　　在倉場組織內，各級官員因掌握諸部門領導大權，所以他們大都能夠利用職權從事非法牟利活動。不過，由於他們不直接經手出納保管及轉運等具體事務，因此他們通常采取假手他人的辦法，指使、縱容屬員貪汙和索賄，然後坐享下屬“孝敬”，正因為如此，他們的貪財行為顯得較為隱蔽。綜合各種記載來看，每年接收漕糧之際，是官員貪贓活動最活躍之時。清朝建國後，原已繼承了明代倉場的陋習，即：各地漕船交糧時，附交一定比例的“茶果銀”，總數達數萬兩，用以津貼倉物大小官吏。但官僚們根本不滿足這些固定的收入，又分外巧取豪奪。他們利用對交納期限、漕糧成色以及數量的要求和規定，指使下屬肆意設置障礙，刁難交糧人員，以索取賄賂。清人指出：運丁有“抵通之苦”，苦在每辦理一道手續，便遭一番勒索。其中到倉場衙門、坐糧廳和戶部雲南司投文，每船須交十兩銀。一般由與官吏勾結的所謂“保家”（即當地劣紳地痞）轉交，“皆保家包送書辦，保家另索每船常例三兩”；當漕船過閘壩時，要向閘壩官吏納銀，所謂“委員舊規，伍長常例，上斛下蕩等費”，每船大約十餘兩銀；交糧入倉時，又要交納“倉官常例”，加上倉場其他部門的“種種需索”，每船還得納銀數十兩之多，可稱得上是雁過拔毛。若按每船交一百兩計算，全漕六七千隻船則要交六七十萬兩銀的“買路錢”。如果運糧者在任何一個關口拒交的話，則立即受到報複，如投文時不行賄的話，隨即便有吏役出票盤查，或押送取米，或押送過堂，“一票必費十餘金”。如在入倉時拒絕行賄，倉吏也尋種種借口，或拒不接收，或肆意加罰。於是，各地交糧官丁隻得屈服，備受勒索，這已成為倉場中不成文的陋習，而賄賂則被倉官庾吏視為禁臠。清人曾憤怒地說道：“勢要官胥視運軍為奇貨，誅求橫出，�剝日深。”有清一代，這一現象日益嚴重，即使在雍正年間嚴查陋規時，也未曾消失，如雍正所說：倉場官吏“勒索斛費，每船至三十金”。

　　胥吏在勒索到大量銀錢後，必須將絕大部分層層孝敬給官員，而官僚們則依據自己地位和職權的高低輕重，分別獲得相應的贓款。倉場侍郎謝啟光“貪圖影射”，於各關“濫差多人，需索加倍”，又指使下屬苛索漕船，“苦累運官交兌多費”，從而大獲暴利，一時“穢聲盈路”。坐糧廳因主管接收事務，所以收受的賄賂往往也多得驚人。如康熙四十六年（1707），清廷整頓倉場時，發現坐糧廳赫芍色勒索受賄，一年可得四五萬兩銀，康熙頗含妒意地說：“赫芍色任坐糧廳十年，則已得四五十萬矣”。諸如此類等等。

　　在平時保管、轉運漕糧時，官僚們也不失時機地一方麵縱容胥吏貪汙，一方麵接受賄賂。如在嘉慶十四年（1809）的通州倉巨案中，西倉兩個監督當年從舞弊胥吏手裏分別獲得了2650吊和1000吊賄錢，這僅僅是案犯所供之數。類似記載，不絕於史。正如同治所說：此“乃積習相沿，踵而愈甚”。清末人對此曾有過惟妙惟肖的描述。

　　事實上，官僚是不會滿足於間接索賄這一條貪贓渠道的，他們也常常直接從事貪汙活動。有關這方麵的記載也不少見，如康熙四十四年，清廷便查出了一樁坐糧廳與諸倉監督合夥貪汙的大案。據記載，坐糧廳江□與諸倉監督對通州諸倉和通濟庫“積年侵蠹”，致使倉儲虧空糧食九十餘萬石及大量銀兩，數量相當驚人。又如，同治元年（1862），清廷稽查通州中倉時，發現短缺二萬五百餘石糧，這又是倉監督榮魁等官員與吏人貪贓所致。

　　如果說官僚的貪贓行為表現得比較隱匿的話，那麽胥吏的侵倉活動就表現得相當的公開，也更引人注意。他們利用具體經手之便，直接從事各種舞弊活動，在官員的縱容庇護下，他們的行動顯得相當大膽，甚至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正因為如此，倉吏也成為時論抨擊的主要對象，被稱之為“積棍”、“巨蠹”。胥吏侵倉的手段很多，其中在索賄方麵常用的手法有：其一，對交糧官丁挑剔米色，以成色不純相恐嚇；其二，有意量少，以數量不足來威脅；其三，故意拖延時間，以誤期相逼；其四，以積年掛欠為名，責令補賠等等。倉吏在獲得賄賂後，即使運丁所納糧食確有問題，也可順利入倉，或少受處罰。與此同時，當糧食出倉之際，他們又以多發米、發好米為誘餌，向領俸的官吏收賄。在貪汙方麵常用的手法有：其一，“偷梁換柱”，即偷盜倉中精米，然後以陳米填補；其二，私出“黑檔”，即以作廢米票私下冒領倉米；其三，“偷挖”，即在轉運過程中，尋機偷盜，等等。倉吏的上述活動，在清代官私記載中可謂連篇累牘、不勝枚舉。概括地說，索賄是倉吏最常用的、公開的手段，也是獲取非法收入的主要途徑。偷盜貪汙雖廣泛存在，但相對隱蔽，更多地表現在一部分倉吏身上。現整理出的嘉慶十四年通州倉舞弊案資料，可以突出地反映倉吏的侵倉活動。

　　嘉慶十四年五月，新任倉場官員密奏通州中、西二倉存在虧缺問題，引起嘉慶皇帝的重視，於是，清廷連續派員調查，從而揭開了倉場官吏、特別是吏役侵倉黑幕的一角。據有關此案的上諭、奏折及供單可知，在通州主要糧倉――中、西倉內，吏役各自形成了盤根錯結的貪汙團夥，他們在官員的庇護下，長期從事侵倉舞弊活動，其中尤以西倉主犯高添鳳最為猖狂。高氏原為京城海運倉書吏，嘉慶三年役滿後，先後以其弟、其子及其表弟充當通州西倉甲鬥頭役（即量斛役夫夫頭），正如高氏所說：這十餘年間“其實倉中一切事務總是我一人辦理”。在此期間，他串通西倉曆任書吏、攢典、花戶及役夫等，大肆侵倉。如他利用發放俸米的機會，以“放給好米並滿量斛麵，每石約多出米二三升”為誘餌，長期向領米官吏索賄，每石約得賄錢二三百至四五百文。又如嘉慶十年秋，他與書吏勾結，私出黑檔米共三百石，獲贓款一千八百吊錢。此後，他又與新任攢典合夥，先後三次出黑檔米三千二百多石，貪贓一萬五六千吊錢。再如，高氏在私自出米後，為了掩人耳目，隻得經常“偷換廒座支放”，以次充好。其中在嘉慶十年，他利用向京城承運一萬石土米的機會，私自掉換廒座，僅領土米八千四百石，暗中將所餘一千六百石改為新米領出，然後將新米高價出售，再以低價收買土米填補，通過這一手法，高氏輕易地獲得了二千吊錢；諸如此類等等。中倉團夥首犯為甲鬥頭役張連芳。張氏原名張有幅，於嘉慶二年到中倉充役，役滿後，他先後改名張殿英及現名，連續三次充役。他的舞弊手法與高氏大同小異，如嘉慶十年，他利用向京城運老米（上等米）的機會，私開假票，多領老米一千四百石，不僅填補了以往漏洞，又獲贓款二千多吊錢。

　　此外，在侵倉活動中，中、西二倉的其他吏役也各顯神通。如書吏主要采取勒索運糧官丁的辦法獲取非法收入，據書吏潘氏供認，他們在接收漕糧時，向每船勒索二三十吊至五六十吊不等的“使費錢”，“就不挑檢米色，含糊斛麵，每石少收二三升”。如欠缺過多，在賠補時，也“止照口袋點收，不再過斛”。西倉每年有八十多艘船納糧，他們便可以此獲賄錢一千六百吊到四千八百吊不等。攢典則多通過開寫假票據的辦法，與其他吏人合夥作弊，獲取暴利。等等，不一而足。

　　值得注意的是，為了方便舞弊活動，防止他人告密，倉吏一般都結成團夥，集體侵倉。在獲利後，他們采取利益均沾的原則，共同瓜分贓款，如高氏、張氏每次舞弊後，都要分給書吏、攢典等其他倉吏一定數額的錢，而書吏等也要定期從索賄的錢中分一部分給高、張氏。除此之外，倉吏對倉內外的役夫也進行收買，如高氏說：“這些人大半都是靠我吃飯，因此我所作各弊，從來沒有舉首”。承運倉米的車戶因熟知倉中之弊，故在裝運時也可多裝多拿，倉吏則“不敢聲張”。甚至小偷“釣扇”（即夜間偷米），他們也“不敢稽查”。

　　更引人深思的是，此案暴露了官僚參與、庇護胥吏舞弊的事實。據西倉案犯供認，他們在幾次出黑檔米後，為了逃避追查，便先後向兩名倉監督分別行賄一二千吊錢。這兩名貪官則聲稱“這原係倉上舊有的弊端，並不是從我們起的”。中倉案犯借換米作弊，也事先征得了倉監督的同意。難怪嘉慶氣憤地說：曆任倉場侍郎等官“俱各怠玩因循，毫無整頓”，而監督等“亦複通同舞弊，得賄分肥”，以致出現了倉吏“一氣把持，無弊不作”的後果。

　　在嘉慶皇帝的直接幹預下，以上舞弊案迅速得到處理，除將多名案犯抄家問斬外，又對倉場侍郎以下幾任、幾十名倉官予以處分，一時倉場官吏幾遍遭問罪。然而，整治隻能收一時之效，此後犯案記載仍不絕於史。如同治元年，通州中倉又出現倉吏於泳□貪汙案。

　　道光時，著名學者魏源曾賦詩道：“通倉廒，通倉廒，倉胥擁之何其豪。國初點胥胥痛哭，近日倉缺萬金鬻。”此詩深刻地揭露了倉吏豪橫不法的行為，指出了低賤的倉吏成為重金爭搶的奇怪社會現象。前案高氏以一介役吏的身份，竟能在京城開設米局、店鋪，甚至雇傭打手，其所依賴者，不言而喻。清末人有這樣的記述：這些經紀（倉吏）“都是很闊的”，就是“當個小工，每年都是很好很富裕的事情。還有總督的跟班和大通橋監督的跟班的，他們雖是官奴，他們的闊綽享受和氣焰，比小官還強得多”，“就是臨時雇用的裝卸頭，都是很好的事情，往往因為爭這夫頭，還有打死人命的時候”。一副副侵倉分肥之態，躍然紙上。

　　二

　　清代倉場中廣泛存在的官吏侵倉舞弊現象，產生了嚴重的後果，它不僅嚴重地損害了清王朝的太倉儲蓄，破壞了吏治，而且對廣大農民的生產和生活都帶來了極大的消極影響。

　　首先，官吏侵倉活動的猖狂，給清朝太倉的糧儲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從有關倉案的記載來看，長期的貪汙舞弊活動，給太倉帶來了嚴重的虧損後果。如清初謝光啟之案，致使掛欠漕糧三百餘萬石，這一數額幾乎等於當時一年全國漕運的總量。此後，繼任者依然效尤，結果使得順治朝的太倉儲蓄常常處於空虛乏力的狀態。順治曾發出了“節年拖欠，多至數百萬石”，“倉場徒有其名，竟無實政，是何情弊”的疑問。倉弊竟造成太倉“徒有其名”的後果，足見其危害之大。康熙時的江氏之案、嘉慶時的通州倉案等等，造成的損失都達數萬石之多。這些還僅僅是個別案件所反映的數字，長期、大量存在而沒有暴露的虧損，更無法統計了。正如查辦通州倉案的官員所說：案犯所供米數與實際虧損之數相差甚遠，“其中緣故不止一端，總因伊等曆年舞弊”所致。《清史稿・食貨誌》曰：運軍“賄買倉書經紀，通挪交卸，米色潮濕不純之弊，率由於此”。由此可見，太倉中相當一部分儲糧被貪官汙吏中飽私囊了，難怪時論稱其為“碩鼠”。

　　其次，更嚴重的是，倉場官吏的舞弊活動極大地加重了漕運的負擔，而這筆負擔最終又轉嫁到廣大納漕地區農民的頭上。如前所述，各地漕運官丁抵達通州後，飽受倉場官吏的勒索，運輸者為完成任務，隻得窮其所有，以滿足貪官汙吏無止境的苛剝，成為所謂的“疲軍”。倉官庾吏“寢食於此疲軍”的現象也成為漕運中的一個突出問題。但誠如清人所言：“自京、通視之，則運軍為魚肉”，運丁“別有身家為賠累之具”，其失之於此，必取之於彼。於是，運丁在納漕地區收糧時，對交糧的農民及地方官“借名勒索”。清政府為了保證漕運的正常進行，考慮到運丁遭受勒索的實際情況，隻得下令在征收漕糧時向農民征收“加耗”等名目的附加稅，專門用以津貼運丁。隨著倉場官吏勒索的增加，規定的加耗也不足以應付。運丁不得不采取各種辦法轉嫁負擔，加耗之外，便又有“淋尖、踢斛、拋剩、漫籌”等名目的勒索。清中葉以後，漕運官丁勒逼州縣又成為一大社會痼疾，所謂“自州縣視之，則運軍為刀俎”。道光時人指出：運丁肆意勒索，“州縣資其魚肉，若非百計刁難，何能飽其欲壑”。與此同時，地方官吏一麵應付運丁勒索，另一麵也借機橫征暴斂，從中大飽私囊。於是“浮收”之弊日益嚴重，漕運總督及各地督撫為完成漕務，對此大都采取默認的態度。如有官僚公開說：“惟是幫丁長途苦累，費實不資，若竟絲毫不給津貼，則勢必不能開行。若責令州縣顆粒無浮，亦勢必不能交兌”。在種種名目加派的壓迫下，廣大納漕農民的負擔大大增加。清人陸世儀在《漕兌揭》中揭露，入清以來，漕運加耗“日增一日”，如江南等地，正米百石，加耗到六七十兩銀，“是正米百石，耗贈亦百石也”。到清後期，這一現象愈演愈烈，如同治時人指出：地方官無不借辦漕肆意浮收“藉公飽私，侵吞無數”。如山東省浮收竟為正額數倍，“民間視以為苦”。連當時的文學作品也有不少這方麵的描寫。在此形勢下，廣大農民的生產和生活遭到嚴重的幹擾和破壞。魏源有詩寫道：“旗丁若鷺鷥，倉胥若漁父。得魚蘇鬆江，吐魚潞河浦。”將倉場官吏與運丁勒索活動分別形象地比喻為捕魚的漁夫和鷺鷥，而鷺鷥與漁夫相比，自然又是小巫見大巫了。

　　最後，倉場官吏的營私舞弊活動，加劇了清王朝吏治的敗壞程度。在清朝全國漕糧的整個運行、出納過程中，倉場是一個重要的中間環節。倉場官吏不僅與運輸官吏和領俸官吏發生了直接的關係，同時，還通過運輸官吏與納漕省區的地方官吏發生了間接的關係。因此，倉官庾吏在出納兩方麵的營私舞弊活動，勢必引起連鎖反應。一方麵，倉場官吏勒索納漕官丁的結果，促發了漕運官丁勒索納漕地方現象的出現，加劇漕運部門官吏的貪贓活動。而漕運官吏勒索地方的結果，無疑又加劇了地方官吏的舞弊貪汙活動。另一方麵，倉場官吏假公濟私，與領俸官吏共同舞弊，也加深了京師官吏的腐敗程度。嘉慶皇帝曾針對王公、官僚這方麵的活動憤憤地說道：“親王等皆天潢一派，休戚相關，其於國計民生尚膜然罔顧如此，又何況大小臣工等之遇事膜置，毫不動心”，“而奸民乘機盜弄，冒領重支，囤和回漕，無弊不作”。可以說，在清朝整個吏治腐敗的過程中，倉場官吏扮演了一個特殊的角色，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難怪清人在論及革除漕弊時說：欲惠民先惠運軍，飭運軍須先自胥吏，欲飭吏須先自官。這裏所說的官、吏，便主要是指倉場官吏。

　　三

　　清代倉場官吏營私舞弊活動的猖獗，其原因何在，清人對此議論頗多，然而，論者或偏執一詞，或閃爍其辭，都沒有全麵說明這一問題，特別是不可能涉及根本原因。其原因究竟何在？通過對清代眾多有關貪汙記載的細致剖析，不難發現，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

　　首先，經濟上的低俸製和政治上的一些障礙，特別是對吏入仕的限製，是倉官庾吏瘋狂舞弊的主觀、也是直接原因。清代建國後，承襲了明代的低俸薄祿製度，官吏俸祿相當低下。按清製規定：倉場中最高的官職――倉場侍郎，屬二品高官，其年俸銀隻有一百五十兩，月平均僅十兩餘，即使加上個別時期的各種津貼銀，每月至多也不過二十兩。坐糧廳及諸倉監督等官職，屬五品至七品的中下級官，收入又要減少，月俸銀僅六七兩到三四兩不等。這些收入當然無法滿足他們超乎常人的、排場的生活之需。至於吏役的收入，更是微薄。順治時規定，在京衙門書吏工食，每人每年支米四石，在外者支銀六兩。康熙時規定，倉甲鬥、花戶等役人，每人每年支米三石六鬥，平均每月僅得米三鬥。這些點收入隻夠維持吏人自己的生活，而無法供養全家生活。這種低下的俸製，既不能滿足倉場官僚、特別是吏役的各種需要，也就無法使其從主觀上保持廉潔，杜絕非分之想了。於是，倉官庾吏也與其他衙門的官吏一樣，采取分外索取的辦法，以增加收入。事實上，明清低俸製之所以能得以實行，就在於官吏的非法收入半合法化了，而大部分皇帝也采取了默認的態度。如康熙所說：“所謂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謂。若纖毫無所資給，則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為生？”另外，倉場組織因屬於具體繁雜的事務性機構，遠離權力中心，自古以來便受到士人的輕視。在清代，倉監督等倉場官職便屬於升遷慢的猥雜之職，實際充任者多為年老昏庸之輩，就連嘉慶帝也注意到這一現象。這種政治上的障礙不能不對倉官任職帶來相當大的消極影響。所以，他們大多不僅不能負起監督之責，反而常常與吏人合夥作弊，如嘉慶所說：“而監督等亦複通同舞弊，得賄分肥”。至於倉吏的政治地位就更為低賤。自唐宋科舉製度盛行以來，吏人入仕的大門就基本被關死。在政治上受到壓製和歧視的結果，於是出現了胥吏以牟利為主要出路的基本特點。入清以後，這一特點更加突出，倉場胥吏也就變本加厲地投入營私舞弊活動，成為唯利是圖的寡廉鮮恥之徒。

　　其次，倉場管理水平的低下和監督製度的薄弱，是倉場官吏舞弊的客觀原因。在古代計量手段、保管設施都相當落後的情況下，對浩瀚的糧食在出納、存儲等方麵的情況，要想進行精確的管理，是極為困難的。其一，當數以百萬石的糧食出納倉場時，以斛鬥手量，難免有一定的誤差；其二，堆積如山的糧食在存儲轉運過程中，由於受到天氣及鼠蟲等自然因素的侵蝕，不免存在相當比例的損耗現象，這些誤差、損耗又難以迅速統計出來。實際上，不要說對所有倉儲情況詳細了解，就是對其中一倉進行全麵的統計，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清廷一般都采取抽查的辦法，檢查倉儲情況，所謂“分起抽丈”。倉場管理上的這一缺陷，就為貪官汙吏創造了侵倉的客觀條件，他們也才敢於大肆從事上下其手、偷梁換柱及出黑檔等等舞弊活動。與此同時，清政府對倉場管理采取的監督措施，不僅漏洞百出，而且軟弱無力。如作為倉場管理機關最高長官的倉場侍郎，僅在接收漕糧時赴通州辦公，其餘時間則留在京城，對通州諸倉很少過問。如嘉慶所說：“近來曆代倉場侍郎，俱各怠玩廢弛，毫無整頓，遂致奸胥蠹吏攙和抵竊”。而監倉禦史一職，人數有限，又時廢時立，近乎虛設，所謂“原為稽查弊端而設，今積蠹肆行，官吏�法，該科道等毫無覺察”。又如，按倉法規定，各級倉場官員、吏役都有嚴格的任職期限，不得連任。但這項法規並沒有完全得到執行，在一定程度上流於形式。於是，有任坐糧廳長達十年之久者，有連續更名三次充役者，也有以親屬不斷頂替者，特別是吏役大都挖空心思，力圖長期盤踞倉場，其結果是倉弊代代相傳，積重難返。

　　最後，政治腐敗既是倉官庾吏營私舞弊的背景原因，也是根本原因。如所周知，在封建時代，施政服務的核心對象是皇室，裁決是非的最高標準亦取決於皇帝的好惡。但從根本上講，帝王又都是務求聚斂、貪圖享樂的獨夫民賊。因此，在缺乏法製保障、監督的情況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政治腐敗便成為封建社會不可去之痼疾。清代作為中國封建時代最後一個王朝，其政治更為腐朽，官場上積弊日深，腐敗之風大盛於前代。如康熙時，已有“九天供賦歸東海（‘東海”指官僚徐乾學），萬國金珠獻淡人（“淡人’指大臣高士奇）”的民謠。大臣明珠，則“貨賄山積”。乾隆時的寵臣和�，大肆貪汙受賄，其家產價值數億兩白銀，數額之巨，前所未有。清人曾指出：“今之大吏，以苞苴之多寡為課績之重輕……今之小吏，以貨賄之盈虛決訟事之曲直”，貪風之盛，曠古未有。這樣的政治環境和背景，就不能不深深地影響到包括倉場衙門在內的整個官僚隊伍。

　　綜上所述，清代倉場官吏的舞弊活動在曆史上是極為突出的，它給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相當大的消極影響，對清王朝的統治秩序產生了惡劣的腐蝕作用。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除了與當時倉場官吏的收入和地位不高、倉場監督製度不健全有關外，更重要的是在於清朝的腐敗統治。這都為後世留下了難忘的教訓。

　　（原文發表於《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