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論稿

二十八、略論清代的漕弊

　　中國曆史上，在封建王朝向農民征收漕糧過程中，長期存在著官吏百般貪汙勒索的“漕弊”現象，為害極大。有清一代，漕政中積弊問題又尤其突出，管運管糧的官吏、承運的運弁運丁以及納漕地方的土豪劣紳無不侵漕蠹漕，造成了相當嚴重的社會危害。這一現象的存在，在當世不僅很大程度上幹擾了清政府的漕政製度，更重要的是嚴重地影響了廣大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構成了世人倍加關注的一個社會問題。

　　清代建國伊始，為了滿足京城皇室以下官僚、軍隊的食糧需要，承襲了前代的征調漕糧製度。清製規定：每年征調進京漕糧大約四百多萬石，分別由當時的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浙江、江西、湖南及湖北等省農民負擔交納。各省漕糧的征收由當地官吏負責，漕糧運輸則由漕運總督衙門指揮下的運丁隊伍承擔。漕糧最終運抵北京、通州兩地太倉時，入庫及保管事項由倉場衙門負責。但是，從清初創建漕運之日起，也繼承了前明漕務中的諸多積弊，隨之愈演愈烈，終於禍患無窮。概括而言，清代的漕弊集中表現在以下諸方麵：

　　其一，漕務官吏的侵漕活動。清初以來，漕務機構裏便存在官僚、胥役肆意借漕貪汙勒索的現象。如順治時，漕運總督吳惟華網羅親信，瘋狂地從事貪汙舞弊活動。順治四年，淮南地區的泰州、高郵等地發生洪澇災害，糧食大幅度減產。於是，當地官員請求按例將漕糧改折現錢交納。但吳惟華故意刁難，不予批準。地方官無奈，隻得向吳氏行賄三千金，才解決了改折之事。諸如此類等等隻顧索賄、不管農民死活的事例，不勝枚舉，所謂“因事受財，動輒千萬”。康熙以後，漕臣的侵漕行為就更為普遍，以至於康熙兩次南巡時，曾先後在淮安漕督衙門所在地就地解除了漕督邵甘、馬世濟的職務。

　　其二，倉場官吏的營私舞弊行為。清代京、通倉場組織中官吏的各種不法營私行為可以說一直非常嚴重，並始終是輿論抨擊的對象，被稱之為“巨蠹”、“積棍”。如：清初倉場侍郎謝啟光通過種種貪汙索賄活動，大獲暴利，“穢聲盈路”。康熙四十四年，負責接收漕糧的坐糧廳江□與諸倉監督合夥盜竊，致使虧空糧食九十萬石及大量銀兩。而嘉慶時揭出的通州倉官胥合夥舞弊案，更暴露了其侵倉活動的瘋狂程度。類似行徑，直至清末不絕於史。倉場組織雖非直接理漕部門，但其虧空情況的長期存在，勢必對漕運提出更高的要求，從而在一個側麵加重了農民的納漕負擔。

　　其三，貪官汙吏對運丁的肆意勒索。在清代文獻中，有關這方麵的記載可謂連篇累牘，其中以清人王命嶽的論述較為細致。據王氏總結：運丁有“水次之苦”、“過淮之苦”和“抵通之苦”。所謂水次之苦，即指運丁在各地承運開始時所受管運官吏的敲詐勒索，包括“買幫陋習”、“衛官幫官常例”、“糧道書辦常例”及“令箭牌票差禮”等等。各項名目的勒索，每船少則一二兩，多則十餘兩白銀。於是，船未啟航，每艘“已費五六十金”，這還不算運丁領餉時每船遭府縣官吏索賄的六七兩銀；所謂過淮之苦，指運丁北上經過淮河時所受漕運總督衙門官吏的勒索，每幫漕船（數十艘不等）被迫交納賄銀至五六百兩之多；所謂抵通之苦，指運丁抵達通州後受到的勒索，有如投文常例、胥役船規、倉官常例、坐糧廳常例、委官舊規、伍長常例、上斛下蕩之費等等，每項每船也須交納數兩至十餘兩白銀。諸如此類等等，不一而足。如果運丁膽敢在哪一個關口上拒不交錢，立即便會遭到刁難和報複。難怪同時代人激憤地呼道：“試起而問，今之有轄於漕者，自上及下有不取常例於運軍者乎？”

　　其四，運丁運弁對州縣的百般敲詐。誠如清人所說：各管運管糧衙門的貪官汙吏，皆“視運軍為奇貨，誅求橫出”。但運丁“別有身家為賠累之具”，故其失之於彼，必取之於此。其結果是在各地接受漕糧時，運丁運弁對交糧的地方官吏百般敲詐，以轉嫁負擔。清政府為了保證漕運的正常運行，考慮到運丁的實際情況，遂規定在征收漕糧時向農民征收“加耗”等名目的附加稅，用以津貼運丁隊伍。然而，隨著運丁所受盤剝的加劇，他們的勒索活動也日益擴大，又有“淋尖、踢斛、拋剩、漫籌、腳米”等等敲詐手段。運丁們通常以拒絕接受漕糧相威脅，迫使交糧地方額外供給，以至於出現了“州縣資其魚肉，若非百計刁難，何能飽其欲壑”的現象。清中葉以後，漕運運丁勒逼州縣又成為一大社會痼疾。

　　其五，地方貪官汙吏對納漕農民的橫征暴斂。自清初以來，各納漕省份的官吏都將辦理漕務視為貪汙要途，而運丁勒逼地方之弊，又為州縣官吏提供了進一步剝民的口實。據清人記載，每年征收漕糧之際，各地官吏無不以運丁勒索為名，向農民額外剝取，一麵應付運丁，另一麵則從中大飽私囊，其中公開的“漕規”銀已被各級官吏視為禁臠。康熙初，浙江嘉興府征漕糧正米一石，加耗米竟達八鬥。嘉慶皇帝曾氣憤地對臣下說：“州縣以濟運為名，多方浮收，最為民困。”“而巡撫、糧道等官坐享漕規，置漕弊於不問，積習相因，已非一日。朕聞有漕各州縣，無不浮收，而江浙地方為尤甚，有每石加至七八鬥者，有私行折收錢文者，掊克小民，無所不至。”至鹹豐朝，“州縣收漕，竟有應交一石，浮收至兩石之多”者。同治時人則指出：各地官吏借漕肆意浮收，有多於正額數倍者，“藉公飽私，侵吞無數”，“民間視以為苦”。百姓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有時也聯名向上控告，地方官吏對此則窮凶極惡地濫施報複，“恨其上控，倍加抑勒”。甚至“蓄養打手，專毆控漕之人”。可以說，有清一代超出定額標準的“浮收”之風甚囂塵上，遍及各有漕省區。就連上奏議論漕弊的官員也表示無可奈何：“惟是幫丁長途苦累，費實不資，若竟絲毫不給津貼，則勢必不能開行。若責令州縣顆粒無浮，亦勢必不能交兌。”此外，地方官還采取其他手段，或明或暗地借漕索取。如江南等地收漕米時，官吏利用排隊的四鄉農民急於完納的心情，故意拖延“留難”，逼迫農民行賄。“小民勢難久待，不得不議扣折”。湖北等省則存在地方官有意多處收糧，使一戶漕糧常常化整為零分頭交納，所謂：“令糧戶依兩處完納，以圖多得贏餘”。清中央為減輕災荒地區農民負擔而實行的漕糧折錢規定，也往往被貪官汙吏變成中飽私囊的依據，他們上下其手，任意確定錢糧比價，使得折錢之後農民所受的剝削反而加重。如嘉慶四年的一道上諭指出：有些州縣不惜以濕穀擠占倉廒，然後借口無處存糧，強行向農民“折收錢文”，“惟利改收折色，藉以分肥”。不少地方官甚至公然隱匿上司減征漕糧文告，照舊多收。諸如此類等等，罄竹難書。

　　清代文學作品對地方官借漕剝民的活動也有相當多的反映。如在李寶嘉《官場現形記》第四回裏寫到：某次，江西九江知府出缺，按理應暫時由九江府首縣知縣代理。但負責全省民事財政的布政使卻在下達代理令前，先向那位知縣索要五千兩白銀，理由很堂而皇之，所謂代理知府雖不過二三個月，但“收漕的時候也不遠了，這一接印，一分到任規、一分漕規……”等等好處，至少也能撈到萬把兩銀子。可見從漕務中勒索陋規錢，已成為地方官盤剝百姓、撈取非法收入的主要伎倆之一。同書第五回中又描寫了一個叫王夢梅的人，通過行賄買得了玉山知縣一職。拿到任命狀後，他便迫不及待地連夜趕往玉山，“怕的是誤了天亮接印，把漕米錢糧被前任收了去”。王氏上任後毫不留情地從前任手裏奪取了大印，然後瘋狂地指使手下人四處搜刮漕錢漕糧。不久，王氏不僅還清了債務，而且著實大撈了一把，難怪其侄慶幸地說：“幸虧碰著了收漕的時候，總算一到任就有錢進。”

　　其六，土豪劣紳的借漕分肥活動。在交納漕糧的過程中，土豪劣紳一方麵抓住官吏舞弊的把柄，與對方合夥將部分錢糧負擔轉嫁到農民身上；另一方麵，則利用普通百姓懼怕納漕的心理，代他們包納漕米，以“借漕分肥”，從中收取錢財。如嘉慶時江蘇某地方官向皇帝反映：縉紳之米謂之“衿米”，舉貢監生之米謂之“科米”，素好爭訟者米謂之“訟米”，“此三項內縉紳之米僅止不能多收。其刁生劣監好訟包攬之輩，非但不能多收，即升合不足、米色潮雜，亦不敢駁斥”。最受苦者“良善鄉愚、零星小戶，雖收至加五六，而不敢抗違”。於是納漕之際，小民紛紛投入地主豪強門下，“漁利包漕”之風大起，劣紳刁生乃至於教官、典史以及武弁、“甚有家居紳宦”之流皆“廣為包攬，官吏因有浮收，被其挾製，不能不通融收納”。從而構成了清代又一大漕政積弊。在《官場現形記》第十七回裏，也描寫了地方劣紳借漕“魚肉鄉愚”的活動，所謂：“今天說官司，明天包漕米。什麽零零碎碎，三塊、五塊、十塊、八塊”之類。

　　清代時期，漕弊現象可以說達到了層出不窮、無以複加的地步。就連嘉慶皇帝也不得不承認道：地方官吏索取漕規，“以為賄賂權要、逢迎上司之用。甚至幕友長隨借此肥橐”；運丁則“以挑剔米色為詞，刁難勒�”；催漕運弁，“沿途俱有需索”；通州倉場衙門“又向弁丁等勒取使費”等等，以至於造成了“層層剝削，錙銖皆取於民，最為漕務之害”的結果。確如林則徐所指出：“凡漕船經由處所，與一切幹涉漕政衙門，在在皆有把持，幾於無一可恕。”同時代著名學者魏源的《都中吟》詩雲：“旗丁若鷺鷥，倉胥若漁父。得魚蘇鬆江，吐魚潞河浦。”魏源在這裏將江南農民的血汗形象化地比作河魚，而將敲詐地方的運丁比作鷺鷥，將勒索運丁的倉場官吏比作漁父。其實豈止是這些低下的胥吏、運丁如此，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僚們哪一個又不是嗜漕如命的饕餮之徒。

　　正是在上述漕弊的嚴重影響下，清代廣大農民背負了異常沉重的納漕負擔，特別是到清中葉之後，隨著朝政的日趨腐朽，這種負擔又進一步加重。如道光時，江蘇巡撫林則徐上奏反映：蘇、鬆、常、鎮四府及太倉一州，每年承擔漕糧正耗米150萬石，另有“漕贈”等項附加漕米30多萬石。在豐收之年，這些漕米“即合銀五百數十萬兩”。如一旦“米少價昂”，則又“暗增一二百萬兩”，再加上地丁銀、漕項正耗銀二百數十萬兩，以至於“民間終歲勤動，每畝所收除完納錢漕外，豐年亦僅餘數鬥”。近年江南屢遇災荒，小民“朝夕不飽，輸納維艱”，不少人隻得買米交兌。再以浙江省為例：按照清製規定，浙江全省每年應上繳正額漕糧不過六十萬石。但在同治四年，僅杭州、嘉興及湖州三府一次裁汰的浮收漕糧量，就達到四十八萬六千石，另有相應取消的“浮收折色錢”二十四萬七千多串。這還隻是三個府的數字，並且不包括這三處地方仍保留下來的各種附加征收項目。以此局部數字觀之，浙江省農民因漕弊而額外增加的負擔，便遠遠超過漕糧正額本身。

　　清代漕弊的存在可謂禍國殃民，不僅極大地侵蝕了封建國家的賦稅收入，而且激化了社會矛盾，引起了農民的強烈不滿和反抗。清政府對此並非不聞不問，事實上，從文獻中可以看到數朝清帝下達的許多查禁漕弊的詔諭，以及清中央製定的有關整頓措施。但在封建時代，由於腐敗專製製度本身存在的致命弱點，所以，各項詔諭、措施或僅能收一時之效，或形同一紙空文。如：在嘉慶四、五年，經嘉慶皇帝直接出麵，清中央對“浮收”這一突出的漕弊進行了“整頓清厘”，下令嚴禁各地在征收漕糧過程中隨意向農民多收錢糧。但時隔一年，“浮收”之風再度刮起。嘉慶六年，江蘇省開始征收新漕糧時，蘇州知府任兆炯便“借彌補虧空為名”，向上司建議恢複陋規。於是，江蘇巡撫於嶽起拋開專職漕務的糧道不用，而將蘇州、鬆江等四府的收漕事務委於任兆炯一人負責，“聽其更張，照舊加收，殊堪駭異”。結果導致“州縣等竟敢公然仍複陋規，毫無忌憚。而劣監刁生，借此挾製取利，故智複萌。旗丁等見地方官加收糧石，亦欲多索兌費，任意勒�，百弊叢生”。由此可見，封建官吏們為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根本無視禁令條例的存在。在腐敗官場的影響下，封建法紀不僅往往表現得網漏吞舟，甚至於時常蕩然無存。而清代的“漕弊”現象，也不過是當世封建統治弊政中一個小小的縮影而已。

　　（原文發表於《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