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論稿

十七、論漕運對中國古代社會的消極影響

　　摘要：漕運作為中國封建時代的一項大政，對集權統治有著極其重要的經濟意義，客觀上對帶動古代水運業的發展及密切各地的聯係，也產生了頗大的積極影響。但是，漕運作為封建王朝大規模強製性征調財賦的工具，又對社會經濟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影響。這主要表現在：直接地掠奪；高成本和高代價；“保運”對農業生產的破壞；“保運”對治河的影響。正因為如此，漕運便成為寄生於中國古代社會經濟之上的巨大毒瘤。

　　漕運作為中國特有的曆史現象，盛行於封建時代，被統治者稱為“安社稷之奇策”；又被視為人之咽喉、食道，有“一日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之說，其政治意義十分重大。漕運還帶動了運河交通業的發展，在中國古代形成了同期世界史上罕見發達的內河水運網，對密切幅員遼闊的全國各地的聯係，促進社會經濟的交流，客觀上產生了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漕運作為封建王朝強製性征調財賦的運輸手段，又在古代社會產生了巨大的消極影響。目前對漕運製度及其正麵意義研究較多，對其反麵影響注意不夠，這就不能不影響了對漕運的全麵認識。本文即著重探討漕運在古代社會的消極影響，希冀引起學界的注意。

　　一

　　先秦時期漕運尚未出現，無論是號稱一統的三代王朝，還是割據稱雄的諸侯列國，都無法長期地、大量地征調各地的財賦，其時便有“千裏不饋糧”之說。自秦代封建中央集權統治出現後，漕運也隨之興起。於是，秦王朝不僅可以就近利用京畿地區的財賦，而且能通過漕運這一有力的征運手段，調集京畿以外，甚至遠在千裏之遙的物資。此後，隨著曆代王朝對漕運的不斷發展，納漕地區和數量不斷擴大，漕運日益發達。然而，漕運蓬勃發展的背後，卻帶來了一個直接而嚴重的後果，即借助於漕運，封建王朝日益增加了對社會財富的控製和消耗。漕運猶如一張不斷延伸而凶猛的網，緊緊地追逐著各地經濟的發展，無休止地攫取了社會生產的成果。

　　如所周知，唐代以前全國經濟上最發達的區域是黃河中下遊地區，封建中央王朝立國的物質基礎也主要在這一地區。此時，統治者除了緊緊地控製著如號稱“膏腴之區”的關中等京畿地區的財賦外，又通過在北方地區的漕運，獲取了更多的巨額糧物。如西漢時，長期年漕關東糧食400萬-600萬石。隋代大規模漕運關東的結果，則出現了府庫充溢、倉庾陳腐的局麵，等等。如此長期大規模的征調，對當時生產力水平還相當低下的社會來說，無疑是巨大的負擔和摧殘，使得北方地區的大部分剩餘產品，甚至必要產品，都遭到了掠奪、消耗，從而嚴重地影響了農民的擴大再生產。

　　唐代南方經濟崛起後，漕運又沿著南北運河深入江南各地。開天年間，唐王朝每年僅征調東南漕糧即達400萬石之巨。中唐以後，隨著北方出現藩鎮割據、賦稅自私的局麵，唐室的漕運重點也集中到江淮地區。一時諸使紛至遝來，地方官競相進貢“羨餘”，東南漕運幾成唐中央的生命線。在此形勢下，新興的南方經濟也負荷起日益沉重的納漕負擔，唐人便寫詩揭露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為害亦相和。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膏脂是此河。”也正是從中唐開始，隨著北方經濟發展的緩慢，南方成為主要的納漕區域，而南方經濟每前進一步，所付出的納漕負擔便擴大一分。

　　北宋在征服南方不久，就確定了在江淮年漕糧食400萬石的定額。隨之，定額又迅速增至600萬石，最高時竟達800萬石。與此同時，南方各地所出的布帛、茶、鹽等百貨及珍寶，也不遠萬裏北漕京師。在宋代，中央王朝無止境漕運的結果，甚至造成了“東南財用窘耗日甚，郡縣鮮有兼歲之儲”的局麵。宋人有詩雲：“天寒村落家家忙，飯牛獲稻催滌場。燎薪炊黍呼婦子，夜半舂粟輸官倉。大兒拓囊小兒橐，掃廩傾�不須惡……”正因為如此，南方盡管水充土肥，物產豐富，稍遇災荒，也不免出現餓殍遍野、人煙斷絕的慘景。正如時人所道：“或謂取太多，六路有豐歉。其間一不熱，饑殍誰能掩？”南宋人也指出：“良相旦旦，惟恐不竭。”

　　元代以後，各代王朝對南方漕運的依賴程度更甚於以往。明代漕臣曾說：“夫江南，朝廷之廚也”，此話可以概括地反映統治者對南漕的認識。在這一時期，每年北運的四五百萬石漕糧和其他巨額物資，依然成為南方經濟的重負。清人曾指出：“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在官則官利……在民則民利。”他不好直接批評漕運本身，隻得更多地譴責漕務機構中的貪官汙吏，將漕運造成的“民生蹙”的後果歸罪於他們。事實上，貪官汙吏固然加重了漕運的危害，但造成這一危害的根本原因卻在於封建漕運本身。所以，明代有人說：“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惠民。”清季也有人公開說：東南民力最困者，“莫甚於漕”。

　　明清時期，太湖流域又是南方納漕最重的地區。明代全國漕糧正、折總額為518.97餘萬石，其中南直隸為180餘萬石，而蘇州一府就占70多萬石，這就極大地加重了這一地區農民的負擔。徐光啟指出，本朝江南漕糧雖較宋代為少，但江南七郡的漕額卻大大增加，於是，“江南七郡米價常騰”，素稱富庶的江南也不免經常糧食緊缺。清代蘇、鬆、常、鎮四府和太倉一州，“漕額甲於天下”，年納漕糧正、耗米150多萬石；此外又有“漕贈、行月、南屯、局恤”等名目的附加漕米30餘萬石，合計180-190萬石。道光十三、十四年，江蘇地方官林則徐接連上奏稱：在豐收米賤之年，這一百八九十萬石漕糧“即合銀五百數十萬兩”；如“米少價昂”，則又“暗增一二百萬兩”；再加上每年交納的地丁銀、漕項正、耗額銀二百數十萬兩，以致“民間終歲勤動，每畝所收除完納錢漕外，豐年亦僅餘數鬥”。近年江南屢有災荒，“民力愈見拮據”，“朝夕不飽，輸納維艱”，但漕額負擔不減，農民隻得買米交兌。這不僅惡化了江南農民的生產、生活狀況，而且嚴重製約了這些地區城鎮工商業的發展。如林則徐所說：蘇、鬆等地糧食緊缺，昔日全賴鄰省客商所販糧食補充，“百貨之流通，挹彼注茲，尚堪補救”。但近年鄰省接連歉收，出境糧食減少，嚴重地影響了本省的工商業。所謂“布匹絲絹銷量稀少，權子母者即無可牟之利，任筋力者遂無可趁之工”。可見，漕運在維持封建集權王朝繁衍的同時，對古代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破壞影響。

　　二

　　水運運量大、運價低，漕運無疑也應具有這樣的運輸形式上的優勢。然而，由於漕運是完全服務於封建國家的工具，所以，在統治者無休止地利用、發展的情況下，其優勢又湮沒於巨大的消耗之中，出現了高成本、高代價的後果，從而進一步加重了社會經濟的負擔。

　　首先，為了從事漕運，秦代以降曆代王朝在興修運河、製造漕船方麵，都耗費了巨大的國力。開挖及維修漫長的運河，耗費極大，有關這方麵的記載，可謂磬竹難書。如漢武帝為了能大規模征調巴蜀糧物，便征發數萬民夫，花費數年時間，在秦嶺山中開鑿褒斜水道，這僅僅是當時一項局部工程。隋朝在全國大興運河，則動員了數百萬民夫，甚至婦女、老人也被驅趕到工地。浩大持久的運河工程，對隋社會經濟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影響。唐宋時，也投入了無窮的人力和財力修治運河。如開元十五年一次疏導鄭州河口的局部工程，就調發了3萬多人。北宋僅在汴口工程上，每年便付出不小的代價。由於黃河“向背不常”，引黃汴口每年也要變換，每次開挖汴口，都要動用數州民工“勞費不貲，役者多溺死”。崇守時，宋政府調集了數州民夫、兵卒修泗州直河，“其間疾苦竄歿，無慮數千，費錢穀累百萬計”。明代永樂時，興修會通河工程，役使兵、夫30萬眾，曆時一百幾十天，用銀“百一十萬二千五萬有奇”。明代斷斷續續修治運河耗費的資財，更難以統計。隆慶時的首輔高拱曾說：運河“年年淤塞，年年修築，為功促迫，勞費已多”。清代在修治運河方麵所耗費的國力，動輒百萬。據清人統計，道光二十五年東河（山東運河）“另案”用銀205.8007萬兩，南河（淮南運河）“另案”用銀330.4808萬兩。從道光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的3年間，東河年均用銀190多萬兩；南河則為300多萬兩。

　　曆史上從事漕運的專用船隻數量都很大，而建造和維修這些漕船，同樣是古代社會的一項沉重負擔。如北宋僅汴河上常年就有6000餘艘漕船，長江、黃河及其他幾條運河上也有幾千艘漕船。明代全國漕船總數達一萬數千艘。清代初年，漕船總數為1萬多艘，清中葉時減至六七千艘。為了建造並及時更換這些漕船，曆代封建政府動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常年修造漕船。如北宋至道年間，歲造漕船3337艘，後雖有所減少，但仍有二千數百隻之多。另如明代常年造船達一千數百艘。清代修造漕船的費用則是“年糜國帑數十百萬”。難怪蘇轍尖銳地指出：“山林之木盡於舟楫。”

　　其次，為了駕船挽舟和管理漕務，封建政府組織了龐大的運輸隊伍，建立了一定規模的管理組織。早在西漢時，就有數萬之眾的專業漕卒；北宋全國漕卒、漕夫的人數則超過10萬；明代專業運軍的人數始終保持在12萬人左右；清代運丁、募夫的人數，常年也達到了七八萬人以上。大量的人力資源被長期消耗於漕運之中。唐代以前，封建中央和地方機構中就有不少理漕的官吏。此後，更逐漸形成了專職的漕務機關和官吏。如北宋各漕運線上都設有發運司、輦運司及其官吏，同時還有人數更多的押運官；明清時期，建立了漕運總督以下龐大的漕務衙門，漕務官吏的人數又遠過於以往。維持漕運組織，豢養漕務官吏，成為封建王朝財政的一項重要負擔。

　　第三，在古代航道狀況和航運手段落後的情況下，漕運存在著嚴重而巨額的損耗現象。如在唐代及其以前的關鍵航道――黃河上，這個問題就很突出。黃河水情變化頗大，對行船有相當大的威脅，特別是三門峽險阻，更是通航的鬼門關。但統治者為了東西向漕運，不惜付出巨大代價維持這一漕路。因此，黃河上船毀人亡的現象屢見不鮮。早在秦漢時，就有漕船在三門峽“敗亡甚多”的記載。唐代漕船毀於三門峽一帶的更多，以至於河道中竟出現了穀堆、米山。唐憲宗時，甚至“覆船敗�，至者不得十之四五”。其他河道也存在著船物損耗的現象。如唐代汴渠等運河中沉積有大量的漕米，災荒之時，饑民紛紛到河中打撈，黴爛的漕糧竟成為他們度荒的寶貴食品，故有“聖米”之稱。明清時期，運河在徐州附近有呂梁、百步諸洪，漕船經此有“過洪”之險，敗舟亡人也不少見。漕船渡淮及穿行鄱陽湖等處，又有“過淮”、“湖溜”諸險，等等。故明代官僚說：“漕之苦，苦在漂流。”如隆慶五年，黃河潰溢運河，北上的漕船有800餘艘漂毀，運軍溺死近千人，損失漕糧約40萬石。清代漕督毓奇也針對本朝情況說：“軍船冒險進行，恒有漂沒之虞。”

　　第四，在保管不善和積壓普遍存在的情況下，漕運中的損耗乃至浪費現象進一步加重。由於漕運糧物數額巨大，古代漕運長期采用散裝，在漫長的運輸過程中，貨物不免經常受到河浪、雨水的侵襲，發生黴爛。尤其是在明中葉以前，漕運盛行分段轉運，漕糧等貨物在途中要多次轉換、裝卸，落後的裝卸手段更增加了運物的損耗。唐代江南“漕米亡耗於路頗多”。明人也指出，散裝之米不僅易受潮腐爛，而且幾經裝卸，“剝淺之費廣”矣。

　　與此同時，封建王朝為了保證國庫、太倉的充實，總是在漕運中貫徹廣運多儲的原則，造成了普遍而嚴重的積壓、浪費。如西漢時廣漕關東之糧，而“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其後，太倉充溢、粟腐的現象不僅不會遭到譴責，反而被當政者視為國富的象征。如宋人歌頌聖政的詩賦雲：“千箱所運，億廩所露。入既夥而委積，食不給而紅腐。如坻如京，如岡如阜。”這種所謂的“國富”景象，難道不是建立在巨大積壓、浪費的基礎之上嗎？現代對隋含嘉倉的考古發掘，發現了大量的炭化穀物，也證明了這一點，明清時期，封建政府考慮到倉儲損耗的問題，便規定在征收漕糧正額之外，加收耗糧。如明南京各衛糧倉“初以地濕氵邑爛，每石議一尖一平收，約餘八升”，後加耗不斷提高。清代規定“凡漕糧皆隨以耗費，耗皆以米”，一石加耗至數鬥，“以供京、通各倉並漕運折耗之用”。加耗乃至浮收又成為擾民的一大漕弊。明人徐貞明說：“今者早運而久積之，儲蓄信有賴矣，然運早而收之不及熟，有氵邑損之患。久積而發之，恒過其期，有紅腐之憂”，就道出了漕運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浪費的危害。

　　曆代漕運中還普遍存在著漕官、運夫以及倉官、閘吏等官役的侵漕現象。他們或貪汙，或偷盜，或勒索，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漕運的負擔。有關這方麵的記載，可說貫穿於整個漕運史中，如唐代有“漕吏狡蠹，敗溺百端”的記載；北宋有官卒勾結侵盜，漕糧虧損“歲不減二十萬斛”的記錄；清人曾痛心地說道“試起而問，今之有轄於漕者，自上及下有不取‘常例’（即陋規）於運軍乎？運軍之常例有絲毫不出於斯民之膏血者乎？”

　　正是在以上諸種自然、人為因素的影響下，漕運出現了驚人、罕見的高消耗和高代價的後果。早在秦漢時，已有“率十餘鍾致一石”、用數十錢而獲一錢的說法。唐朝時，“民間傳言用鬥錢運鬥米，其糜耗如此”。熙寧八年，北宋政府核算當年漕運運費為：運米一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緡”，這還不包括修治運河、維持漕官運卒等各方麵的開支。明代時，有“粟之入也，石費五倍”的記載。清代道光初年，魏源對蘇鬆道轄區的漕運成本作過粗略的統計：這一地區每年漕運糧食約150萬石，而例給旗丁運費銀36.99萬兩，米41.1893萬石（折銀93.6759萬兩）。這僅是朝廷支出的費用，至於蘇、鬆地方上“津貼幫船者，殆不啻再倍過之”。道、鹹之後，漕弊愈深，費用也愈巨。據馮桂芬估計，運米一石，耗銀21兩。漕運代價之高，令人難以置信。在如此高的消耗下，漕運確實成為古代社會肌體上的一大毒瘤。難怪康有為驚呼：“中國政府之失固多，而未有若漕運之甚者矣！”

　　三

　　在中國古代，封建政府為了保證漕運的正常進行，采取了一係列旨在“保運”的水利措施。這些措施的實行，使得運河流經廣大地區的水利完全服從於漕運的需要，從而嚴重地影響了這些地區廣大人民的生產和生活。

　　一方麵，為了使運河擁有足夠通航的水量，曆代王朝都采取了廣收水源、以濟運河的措施。這就掠奪了農田灌溉所需的寶貴水源，嚴重地幹擾了農業生產。如唐宋時期，汴渠的基本水源是黃河，但由於旱季黃河水量銳減，不足以滿足運河通航需要，所以，封建政府又在運河沿線開挖了眾多河渠，將周圍河、塘諸水引入運河，並嚴禁旱季民間引水灌田。春夏缺水時節，唐政府便派遣專官監臨汴河，“察盜灌溉者”。北宋除繼續保持汴河沿線引渠設施外，又在汴河上遊修建了房家、黃家及孟家三座巨大陂塘，加上其餘36處陂塘，廣蓄諸水，以接濟汴渠。這些措施的實行，不僅侵占了大片農田，而且極大地影響了農田灌溉。同一時期，對江南丹陽的練湖也嚴加控製，禁止農民引用湖水，對私自引水灌田者，即處以死刑。宣和時，淮南及兩浙等地連年大旱，宋政府為了增加運河水位，不顧農田也急需用水的緊迫現實，竟多次下令征調民夫“車水濟運”，這無疑大大地加劇了當時的旱情。

　　明清時期，南北運河的水源幾乎全靠人工提供，運漕也就在更大程度上影響了農業用水。明王朝曾公開規定：“舟楫、砑豈碾不得與灌田爭利，灌田者不得與轉漕爭利”，在水利服務的對象上，首先考慮和保證的即是漕運。特別是在山東境內，汶水、泗水及大小湖泉之水皆歸屬運河，官府對這些水源控製極嚴，甚至在諸泉設專官監管，農田用水受到極大的限製。即使河南境內的衛河，也因屬於山東運河的上源而官府有“引水灌田之禁”。對於江南的水利，明王朝同樣規定“江南水利當以漕河為先”。在清代，官府繼續采取嚴控運河沿線諸水的措施。如山東微山湖“為運河水櫃，最關緊要”，稍遇旱情，官府便以此廣收河泉之水，專以濟運。另如河南衛河水量減少時，也實行“三日濟運，一日灌田”之法。嚴重缺水時，則禁止引水灌田，將官渠、閘所蓄之水全部放入衛河，並“暫行封閉”民間渠閘。清人沈葆楨曾說，每當旱季來臨時，官府便關閉運河泄水涵洞“以養船”。在運河水位下降時，又“奪他處泉源”以往運河，甚至“民田自有之水利且輸之於河”。

　　曆代封建王朝實行的各種控水保運措施，對運河兩岸廣大地區的農業生產造成了巨大的消極影響，特別是在旱季，更無異於火上澆油，極大地加劇了旱情，嚴重地破壞了這些地區人民的生產和生活。徐光啟曾說：自淮河以北，河泉諸水“涓滴皆為漕用”，造成東南產糧，西北運糧的局麵。但北方耗費二分之水，方可漕運一分之穀，北方耗費的這些寶貴水資源本身就等於糧食。喪失了這些水利，北方的農業生產就不能不大受影響。可謂切中其弊。

　　另一方麵，洪水期運河時常潰溢，從另一方麵對沿線人民的生產和生活造成了消極影響。特別是封建王朝常常采取放水保運、以鄰為壑的措施，更進一步加重了水災的危害。如前所述，運河受納了沿線諸水，這在旱季及平時無疑是有利於通漕的，但在雨澇之季則給運河帶來了很大的威脅，洪水不僅影響漕船通行，而且可能衝毀河道。為此，封建政府大都采用沿運河修築泄洪渠、閘及�等辦法，在運河漲水時排出洪水，以保運道安全。然而，這些排洪措施是以犧牲廣大人民的利益施行的。如北宋汴河時常潰溢，便給沿線帶來了相當大的災難。北宋京南地區的運道蔡河，在兩季也經常泛濫，殃及沿線田舍。

　　元代以後，運河洪水之害日益嚴重，其中又以淮南地區受害最大。如明人所說，淮南“古稱沃野”，但近世以來因其地形低下，故常受運河洪水侵害。每當運河大堤崩毀，“（運河）以高（郵）、寶（應）、興（化）、泰（州）四州縣為壑，而泄水無路，民、灶罹於昏墊矣”。正因為如此，淮南經濟發展受到極大的影響，失去了昔日的優越地位。據清人記載，洪水來臨時，官吏為保運道安全，經常打開運河減水壩和泄洪涵洞，雖“婦孺橫臥壩頭，哀呼求援”，都置之不顧，“堤下民田立成巨浸矣”。在此情況下，清代運河沿線農民為保家園，不得不起來自衛，私自決堤放水，一時“決堤案”層出不窮。如道光十二年夏秋之季，蘇北連降暴雨，黃河與運河水相匯於運河，水量大增，而調節運河水位的洪澤湖也迅速暴滿，無力接收運河洪水。為保運道安全，官府竟啟開洪澤湖所有閘壩，排泄洪水，盡管如此，運河水位依舊居高不下。為防止官府進一步采取泄洪措施，桃源縣鄉民群起衝破官兵的阻攔，搶先開挖運河大堤，將運河洪水泄入洪澤湖。另如丹陽附近的上下練湖雖對運河有著重要的濟水作用，但下湖蓄水至七八尺時，“則上湖田亦淹至二三尺”。因此，當地農民經常決閘放水，與官府不斷發生衝突。這些決堤案的出現，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農民對運漕的仇視。魏源就曾對清政府在山東實行的保運措施有過激烈的批評。

　　四

　　宋代以後，封建政府在處理黃、淮等河河患與運河的關係時，也本著保運為先的原則，使治河工程完全服從於漕運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河患的危害。

　　黃河以善淤、善決、善徙著稱，自古以來便存在著嚴重的河患。曆史上封建王朝雖對其加以治理，但因工費浩大，而多放任自流，隻有到河患危及漕路安全時，才不惜代價予以治理。宋代以後，這一現象尤為突出。北宋前期，黃河屢屢泛濫，景�時，黃河決口商胡，形成黃河北流。嘉�時，黃河又自魏州衝出東流，出現北流、東流並存的局麵。黃河泛濫給廣大地區的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對此，北宋治河不是考慮順從黃河的自然走勢，以減少水患，而是首先照顧運道的安全。其時，禦河為通往河北前線的重要漕路，深受宋王朝重視，而北流黃河時常泛濫禦河，影響其漕運，宋政府便采取了許多抑黃東流的措施，堵塞北流。

　　金代時，黃河發生重大改道，奪淮入海。從此，黃、淮相匯，泛濫不絕，給中下遊廣大地區造成了日益嚴重的危害。但金及元王朝長期置之不顧，直到元至正時，黃河決堤北徙、危及運道時，元政府才委派賈魯治河。

　　明初以南京為都，漕運大體僅限於周圍地區，遼東軍餉則以海運供應為主。所以，明王朝對當時黃淮泛濫、運河淤塞的問題也不予重視。到永樂遷都北京後，南北運河成為漕運幹線，為保護運路安全，明中央才投入巨大的力量治理河患。永樂九年，調集15萬民工堵塞黃河北流決口，又疏通舊道，於是“河複故道”，繼續從淮河入海。此後，由於黃淮橫穿運河，防止黃淮影響運漕就成為治河的首要任務。如明孝宗所說：“今日治河，不但恐其為民害，抑恐有妨運道，致誤國計，所係尤非輕。”然而，長期以來，黃河泥沙大量沉積於淮河故道，嚴重地阻塞了河流，故黃河向北決口、遷徙勢所難免。但明政府為了保護山東運河，竭力人為地抑黃南流。在這一傳統治黃方針影響下，不僅治理黃河極不徹底，而且帶來了更大的危害。弘治至正德時，在黃河以北接連修築了數百裏長堤，以阻擋黃河，但越堵越潰。結果，在正德末年，黃河從徐州一帶湧入運河，“泛濫彌漫，茫於畔岸”，徐州至清河“一望皆水，耕種失業”，不僅造成了重大的水災，而且也嚴重地影響了漕運的進行。直到嘉靖年間，黃、淮之患都一直是困擾明廷的重大難題。但是，官僚們雖議論紛紛，卻仍死守抑黃保運的治河方略，所謂：“臣以為今日之事，開運道最急，而治河次之。”因此，盡管嘉靖時采取了許多治河措施，但都未能消除河患。隆、萬時，潘季馴對黃河進行了大規模的整治，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由於治河的中心目標仍然是保運，所以，成效維持的時間也不長，至萬曆後期，黃、淮泛濫再度猖獗，受災地區繼續擴大。

　　有清一代，治理黃、淮方略一仍明製。如清初河督楊方興即說：“黃河古今同患，而治河古今異宜。”在宋之前，但令黃河入海即可，而“元明以迄我朝，東南漕運由清口至董口二百餘裏，必籍黃為轉輸。是治河即所以治漕，可以南不可以北”。因此，清王朝繼續奉行抑黃保運方略。清代隨著下遊河床的日漸淤澱，黃河已成為危害巨大的地上懸河，決口泛濫愈演愈裂，周圍廣大地區倍受其害。如康熙九年、十四年，乾隆十八年黃河三次決口即是。這些水災禍及黃淮中下遊廣大地區，造成了哀鴻遍野、流民無數的慘狀。特別是兩淮地區更是深受其害，成為著名的黃泛區。宋代及其以前的富饒之區，也變成最大的貧困之鄉。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宋以後“抑黃保運”的治河政策造成的。

　　宋代以後，在封建王朝抑黃保運的政策影響下，黃、淮河出現愈治理危害愈大的惡性循環。而這種“飲鴆止渴”式的治河活動，同時也耗費了無窮的人力、財力，極大地加重了社會經濟的負擔。宋以後，諸王朝都設有河夫製度，即定期調集黃河沿岸民夫加堤護岸。明前期河夫達百萬以上，正德時罷其7/10，仍有數十萬之眾。這些河夫“皆近河貧民，奔走窮年，不得休息”。各種不時之需，也動輒征調成千上萬的民夫。弘治三年明政府修陽武長堤，即役夫25萬；清代靳輔治河號稱用工最少，但也“日用三四萬人”。至於河工費用，更以浩大著稱於史。魏源記載乾隆四十七年的堵口“大工”，除用“帑千餘萬”外，又有加價銀1100萬兩。此後河費“數倍於國初”。另據記載，道光二十二年堵塞祥符決口，“用帑六百餘萬”；兩年後塞中牟決口，又耗銀1190萬兩。真可謂“竭天下之財賦以事河”。

　　綜上所述，漕運在中國曆史上的長期存在和繁榮，不僅直接、嚴重地影響了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且間接地給廣大人民的生產和生活帶來了無窮的危害。今天，當我們重新認識運河的運輸功能時，絕不可將運河在曆史上的客觀積極意義與對漕運的評價混淆起來。否則，將會抹殺了漕運給中國古代社會帶來過巨大消極影響這一史實。

　　（原文發表於《陝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