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論稿

二、北宋樞密院長貳出身變化與以文馭武方針

　　提要“以文馭武”及“重文輕武”是宋朝曆史上突出的政治現象，即使是在最高軍事決策組織的樞密院中也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表現。本文從統計、分析北宋時期樞密院長貳出身情況入手，全麵考察了其長貳由武將向文臣過渡的發展變化過程。在此基礎上，進而探討了“以文馭武”方針在當時樞密院機構中的具體表現及所產生的消極影響。

　　北宋建國後，汲取唐末、五代武人跋扈的慘痛教訓，在日益強化中央集權政治的大背景之下，一方麵厲行收兵權，另一方麵則逐漸確立了“以文馭武”的方針，也是所謂祖宗家法的重要內容之一。樞密院作為宋家天子控製和調動軍隊的核心機構，其組織內部便明顯地存在著“以文馭武”方針的烙印。目前，有關宋代樞密院製度方麵的研究，學術界已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以香港學者梁天錫的《宋樞密院製度》較為突出。但包括梁氏在內的著述，主要側重於有關樞密院一般製度的探討，而較少分析其中文臣、武將構成的差別及其蘊涵的根源所在。本文主要就北宋時期樞密院中長貳出身的情況進行統計和分析，從對比文臣與武將在其中地位和影響差異的角度，進一步探究北宋“以文馭武”方針的影響。

　　一北宋樞密院長貳文武出身者人數與任職時間之統計

　　梁天錫在所著《宋樞密院製度》中製作了《兩宋樞密表》，對兩宋時期樞密院官員的任免進行了羅列，可謂相當詳細。但此表既存在某些問題，如表中熙寧二年十月一欄稱朱守約“自步軍副都指揮使除（簽書樞密院事），即日罷”，考諸北宋史籍並無此記載，不知依據何在？更重要的是梁氏表格對文臣與武將沒有專門加以區別，因此無法從中統計、比較樞密院文武出身長貳的情況。《宋史・宰輔年表》和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兩書，無疑是係統了解北宋樞密院長官情況的主要史料。筆者現主要根據這兩部史籍，並參以《續資治通鑒長編》和《宋史》有關傳，對北宋樞密院長貳之文、武出身者依照任職前後順序列出下表，以便進行人數對比。

　　需要說明的是，上列執政大臣絕大多數是樞密院的專職長貳，另外也有少數人在樞府則或為兼任性質，或屬於加帶虛銜性質及暫時安慰性質者。兼職性者如：慶曆二年，為了加強中書與樞密院在軍事上的協調，以應付激烈的對夏戰爭，呂夷簡受命以首相身份判樞密院，次年再改為兼任樞密使。加帶虛銜性者如：靖康元年，率領西北勤王軍隊奔赴開封的大將種師道被授予同知樞密院事之職，但種氏在擔任此職的九個月間，一直在外帶兵，不可能居中掌握機要，因此其所獲樞密院官職實為掛名虛位。至於含有安慰性者如：熙寧元年（1068），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知越州陳升之改任知大名府，途經京師時，宋神宗考慮到陳氏曾是仁、英兩朝舊臣，兩任樞密副使，遂又將其留於西府內。照顧到其以往的資曆，乃授予陳升之知樞密院事之職“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彥博、呂公弼既為使，帝以升之輔政，欲稍異其禮，故特命之”。時隔半年，陳升之便轉為宰相。還有，司馬光雖被詔為樞密副使，但卻堅辭不就。雖然存在以上某些特殊情況，但因樞密院地位非同尋常，所以其長貳官員設置仍然相當穩定。

　　在北宋曆史上，樞密院作為最重要的中央機構而始終存在。在樞密院存在的167年中，除了童貫一人屬於宦官外，其餘文、武出身的長貳官員先後共有203人。為了能夠在一般意義上觀察北宋文臣、武將在樞密院中的地位及影響，可以首先根據上表所列樞密院長貳的情況，對其文、武出身者的人數和任職時間進行如下統計對比：

　　其一，樞密院正職（包括樞密使、知樞密院事、領樞密院事及判樞密院事等）共73人，其中文職出身者54人，武職出身者為18人。文職出身者人數占總人數比例的73.9%，而武職出身者僅占總人數比例的24.6%。

　　其二，樞密院副職（包括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及簽書樞密院事等）共129人，其中文職出身者108人，武職出身者為21人。文職出身者人數占總人數比例的83.7%多，武職出身者僅占總人數比例的16.2%多。

　　其三，北宋文官在樞密院獨自任正職的時間約為91年，即單純從時間上看文臣主掌樞密院期間大約占北宋樞密院存在時間的54.4%。其中從至和三年（1056）到北宋滅亡（1127）為止，樞密院正職一直由文官獨自連續擔任，前後達71年之久。另外，北宋文官與武臣並任樞密院正職16年，與前者相加，合計107年，約占北宋樞密院存在時間的64%多。北宋武官在樞密院獨自任正職約59年，單純從時間上看其主掌樞密院期間約占北宋樞密院存在時間的35.3%；北宋武官另與文臣共同任正職16年，與前者相加，合計為75年，約占北宋樞密院存在時間的44.9%。

　　其四，北宋文官在樞密院獨自任副職約121年多，其獨立任副職期間大約占北宋樞密院存在時間的72.4%；北宋文官另與武臣共同任副職27年，與前者相加，合計148年左右，約占北宋樞密院存在時間的88.6%。其中從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到北宋滅亡（1127）為止，文官一直獨自連續擔任樞密院副職達60年之久。而北宋武官在樞密院獨自任副職僅僅隻有約18年多，其獨立任副職期間大約占北宋樞密院存在時間的10.7%；北宋武官另與文臣共同任副職27年，與前者相加，合計45年左右，約占北宋樞密院存在時間的26.9%。

　　其五，從前列有關數據可知，從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到北宋滅亡（1127）為止，文官完全掌握樞密院長貳官職，將武官排擠出西府，其持續時間達60年之久。另外，在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期間，郭逵任同簽書樞密院事約一年零五個月左右，但郭氏長期鎮守地方，實際在樞密院的時間很短。事實上，當時文彥博擔任樞密使，陳旭和呂公弼任樞密副使，郭逵以一介武夫任同簽書樞密院事，廁身於三位文官大臣之間，根本不可能發揮作用。所以，如果將郭逵任職樞密院的一年多時間排除在外的話，那麽從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到北宋滅亡（1127）為止，文官在樞密院將武官排擠殆盡，其完全獨掌西府的時間竟達71年之久，占到北宋全部時間的42.5%之多。

　　二北宋前期樞密院武職官員地位及權限之分析

　　綜合前列人數和分析對比數據的情況來看，在北宋存在的167年期間，樞密院內武官不僅有人數逐漸下降的趨勢，而且武職出身者的實際地位和影響也在明顯下滑。大致而言，宋初樞密院武職出身長貳尚有較高的地位和一定的權力，到宋真宗以後，其地位和權威便日益降低。特別是在宋仁宗時期，武將出身的西府長貳或為庸碌之輩，受到輕視；或小有軍功，便遭受猜忌、打擊，遂幾近為擺設之物。到嘉�以後，樞密院實際上成為文臣的一統天下，武將則幾乎被清除殆盡。以下試以宋真宗與仁宗之際為界將北宋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就樞府武職出身者地位的變遷狀況，從考察具體人物的角度入手進行比較分析，以探究“以文馭武”方針在樞密院的影響。

　　北宋建立初，樞密院長貳並用文臣、武將，而武職出身者無論是在人數上還是任職時間上都略占優勢。如最初沿襲後周舊製，以武臣吳廷祚與文官魏仁浦並為樞密使。以後，文臣趙普和魏仁浦主宰樞府二年。但隨之，武將出身的李崇矩連續獨任樞密使八年多時間，為宋太祖朝樞密院中任職時間最長者。在此期間，還曾有三年時間由李崇矩與將官出身的副使王仁贍完全掌管西府。開寶五年（972），李氏因“趙普為相，與崇矩分秉國政，以女妻普子承宗。太祖頗不悅”，才罷官出鎮地方。李崇矩遭黜後，文官沈義倫和武官楚昭輔以副使身份掌樞府，正使則虛位近三年半之久，才由大將曹彬接任。不久，宋太祖即死去。由此看來，趙匡胤時代充分考慮了武將熟悉軍情的特長，在樞密院中給其足夠的重視，使其作用得到應有的發揮。如李崇矩和曹彬，皆曆經沙場，以軍功獲譽，因深得開國皇帝信任而主掌樞密院。這正與宋太祖朝處理文武關係的基本原則相吻合。也可以說，當時雖不遺餘力削藩鎮、收兵權，也竭力恢複文臣的權威，以消除武夫跋扈的陰影，但並未忽視武將的作用和地位。

　　宋太宗一朝，因為弑兄篡位的陰暗心理影響，故對武人無疑更加猜忌和防範，並采取了更多的壓製武將力量的措施。但趙光義畢竟也出身行伍，還不至於在觀念中拋棄軍人這支力量，所以在樞密院機構中仍然延續了舊製，並用文臣、武將。其中曹彬任樞密使有七年時間，武將楚昭輔任樞密使五年，武職出身者趙�任知樞密院事一年多，武官王顯則出任樞密使達八年之久。另外，王顯、楚昭輔、柴禹錫、趙�、張遜、楊守一及弭德超等武職出身者在此期間還先後擔任樞府副職，時間各有長短。而與此同時，文官擔任樞密院正職者人數相對較少，時間也較武將短得多。然而，這些不過是表麵現象而已。正是從宋太宗開始，在刻意推行抑製武將政策的形勢之下，樞密院雖在形式上保留了昔日以武人居多的舊製，但在實質上卻弱化了武職長貳的角色作用，將大量具有軍職身份卻無武將本色的親信之徒安插在樞府要職之上，為自己掌管軍權。如王顯、柴禹錫、趙�、張遜、楊守一及弭德超等人，皆為宋太宗藩邸親信、屬吏，名為武官出身，卻幾乎全無戰場經曆。他們或以恭謹見用，或以理財出名，或以告密得寵。如王顯“初為殿前司小吏，太宗居藩，嚐給事左右，性謹介”，從而得到重用。史稱其“居中執政，矯情以厚胥吏，齪齪而已”；柴禹錫在宋太宗藩邸時，“以善應對，獲給事焉”。趙光義登基後，柴氏積極替天子刺探外臣動向，所謂“每夜值，上以藩府舊僚，多召訪外事”，終於以“告秦王廷美陰謀，擢樞密副使”；趙�“少涉獵文史，美書翰，委質晉邸，以勤謹被眷”；楊守一則“稍通《周易》及《左氏春秋》，事太宗於晉邸”，後與柴禹錫、趙�等人迎合宋太宗需要，因製造秦王廷美獄案而平步青雲；張遜以晉邸隨從出身為武官，但長期料理香藥榷貨事務，因貨利而升遷。而臭名一時的弭德超，更是以誣告曹彬之事而立即獲得樞密副使之職。難怪元朝人修《宋史》時稱：“自柴禹錫而下，率因給事藩邸，以攀附致通顯……故莫逃於齪齪之譏。”

　　在趙光義費盡心機打壓武將，營造“崇文抑武”政治氣氛的背景之下，原本就以謹慎見長的大將曹彬，愈加謹小慎微，甚至在街市上與士大夫相遇，也不得不作出退避讓路的姿態。所謂：“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嚐忤旨，亦未嚐言人過失。”“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待。”盡管如此，曹氏以後仍不免因受到猜忌而遭罷黜，即使當弭德超誣陷之事敗露，也未能複職。宋太宗時代樞密院內武官長貳的上述畸形狀況，完全是統治者處心積慮鍛造的結果。既然在兩次北伐失敗後完全轉向“守內虛外”，自然也就無需良將猛士，而逢迎順從的武職人員與文臣配合，正能滿足君主集權的需要，使樞密院成為製約將帥、控製軍隊的得力工具。

　　宋真宗即位後，在各項方針政策上都繼承了所謂的祖宗之法，事實上主要是宋太宗後期製定的統治原則。其中在樞密院用人體製上，又在繼承乃父既定方針的基礎上向進一步抑製武人的方向發展。在此階段，如前所述，樞密院中文官逐漸在人數上和任職時間上與武臣大致對等，從形式上已改變了以往武人居多的局麵。而實際上，自“澶淵之盟”之後，統治集團安於現狀，羞談用武，文臣遂開始掌握了西府的支配權。如從景德三年至大中祥符七年的八年多時間裏，文臣王欽若和陳堯叟連續並任樞密使，參與導演了東封西祀活動，深得宋真宗的寵信。此後，王、陳二人又再度主宰樞府數年。另外，寇準、丁謂及馮拯等文官大臣也先後掌管西府。

　　宋真宗朝武官出身的樞密院長貳，除了前朝舊臣曹彬、王顯前後任職二年多外，主要任用了周瑩、王繼英、馬知節、曹瑋及曹利用等人。這些武官在濃烈的“崇文抑武”氣氛之下，在一定程度上不過扮演著陪位的角色而已。如宋人所言：“上崇尚文儒，留心學術，故武毅之臣無不自化。”如仍為宋太宗藩邸出身者的周瑩，其所為連宋真宗也認為是“庸懦不智”，從而遭到朝臣們的輕蔑；王繼英原為宋真宗潛邸舊人，其特點也不過是“小心慎靖，以勤敏稱”。周、王二人在樞密院，其職權自然受到擔任副職的文臣王旦、馮拯及陳堯叟的製約。馬知節出身將門之子，算得上是一位有見地的良將，曾長期在西陲和河北前線禦敵，頗有戰功。不僅如此，馬知節還關注國防建設。他在出任簽書樞密院事後，麵對議和後粉飾太平、輕視武備的局麵，多次在各種場合呼籲：“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但卻長期遭到主政集團的冷遇，無法作為。據王旦之子王素追憶：馬知節與王欽若、陳堯叟“同在樞府。一日，上前因事相忿。上召公，至則見冀公（即王欽若）喧嘩不已，馬則涕泣”。由此可窺見其處境之一斑。馬氏終因與王欽若、陳堯叟不和而被驅逐出樞府。以後，馬知節雖再度返回樞密院，但任知樞密院事不足一年又被排擠出朝。曹瑋則是曹彬之子，從軍後長期鎮守邊關，頗有謀略，曾提出壓製西夏的有關良策。史稱其“為將幾四十年，未嚐敗衄，威鎮西鄙”。然而，曹瑋卻因被丁謂視為寇準之黨，而被罷免了簽書樞密院事一職，長期受到打擊。其結局與馬知節相似。在宋真宗朝後期，惟有曹利用在西府的權位相當穩定，先後任長貳之職長達八年之久，官加同平章事，封國公。以後，他又在宋仁宗前期繼續任職近七年。曹氏之所以能夠如此，則完全是因為附會丁謂及劉後集團的結果。宰相李迪就曾抨擊其為丁謂奸黨。

　　三北宋後期樞密院武職官員地位及權限之分析

　　從宋仁宗時代開始，武職出身者在樞密院已完全處於被壓倒的局麵。其人數和任職時間既遠遠低於文臣，其職權更是不值一提，不過碌碌無為而已。

　　在劉太後當政期間，曹利用連續任樞密使近七年時間。曹氏本人的情況自不用說，以後如張耆、楊崇勳、夏守□、王貽永和王德用、狄青等兩類人，在樞密院中的表現也都無不令人失望。張耆、楊崇勳及夏守□三人，皆因出身宋真宗藩邸衛士而受到重用，但品行素質卻都極為低劣。其中張耆因曾幫太子收留過日後貴為皇後的劉氏，遂官運亨通。宋真宗後期，張耆任馬軍都帥，在選兵時因處置不當，幾乎引起兵變。宰相王旦調和矛盾，提出“累奉德音欲任張耆在樞府，臣以未曾曆事。今若擢用使，解兵柄，謀者自安矣”。“乃進耆為樞密副使”。宋仁宗即位初，劉太後再將張耆安插到樞密使的要職之上。然而，張耆既無戰功，又無謀略，隻會坐享厚祿，在中樞充當木偶。史書還稱：張耆富甲一方，但極為吝嗇，竟在家中設置店肆，本家所需百貨都要從中購買。他還為家人看病，並出售藥材，“欲錢不出也”。楊崇勳以密告寇準謀立太子稱帝之事，得到丁謂及劉皇後的賞識。明道元年（1032），因劉太後的推薦，楊氏出任樞密使。據記載，楊崇勳因好攻訐，故“人以是畏之”，然無他才能，又性貪鄙，曾役使軍人打造“木偶戲人”，在京師出售。至於夏守□則懵於用兵，所謂“性庸怯，寡方略，不為士卒所服”。盡管如此，夏氏卻在陝西卸去統帥之職後轉任樞密使。王貽永的情況與前者稍異，據《宋史》稱，王貽永乃宋初宰相王溥之孫，樞相魏仁溥外孫。但王氏同樣無從軍經曆，因尚鄭國公主而獲右衛將軍的武職。此後，其坐享富貴，曾任地方長吏。正是這樣一位紈絝子弟，竟先後任同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和樞密使長達十四年，為北宋曆史上所少見。按照宋朝“徒尊以高爵，寵以厚祿，使之貴而無位，高而無民”的待外戚之法，王貽永不可能掌握實權，所以其雖長期置身樞密院中，但更大程度上是一種擺設。故史稱：“當時無外姻輔政者，貽永能遠權勢，在樞密十五年，迄無過失，人稱其謙靜。”

　　在宋仁宗時代，出現以上庸懦武臣忝位樞府的現象，實在令人可笑。難怪當時的富弼曾激烈地指出：樞密使掌天下之兵柄，“代天子之武威”，像夏守□這樣既無清名又乏才術者入居西府，勢必遭天下人恥笑。其實這不過是當時“以文馭武”政策的極端化體現，特別是劉太後垂簾時期保守政治的產物。惟其如此，才能將武將的地位壓到極點。在此用宋人張演的話評說，就是：“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祿而薄其禮。”在此階段，另類的王德用和狄青，其在樞密院的遭遇幾與以往馬知節、曹瑋的結局如出一轍。

　　王德用為宋太宗、真宗兩朝庸將王超之子，但性情卻不同於乃父。他17歲時隨父出師西夏，就顯示出沉著應戰的良將素質。以後，王德用長期帶兵，通曉兵略。宋仁宗親政後，王德用先後任簽書樞密院事、知樞密院事六年左右。在對夏開戰前夕，他曾主動請求領兵征討。但就在此時，他卻被排擠出朝。其原由是“狀貌雄毅，麵黑，頸以下白皙，人皆異之”。另外，王氏住宅位於皇宮北角外的泰寧坊內。於是，開封府推官蘇紳上疏稱：王德用宅正枕在都城乾綱線上，其相貌又“類藝祖”。其用意不外是暗示王德用有異誌。寶元二年（1039），禦史中丞孔道輔再上類似奏章，“且謂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王德用遂被貶出朝，並受到監視。據說，王德用曾這樣謝罪：“宅枕乾綱，乃朝廷所賜。貌類藝祖，蓋父母所生。”直到慶曆二年（1042），契丹陳兵北境後，王德用才重新得到起用，鎮守河北重鎮。至和元年（1054），王德用又以75歲高齡重返樞府，任樞密使二年多，但實為陪設。如文官大臣考慮皇儲問題時，便無視他與狄青兩位武臣樞密使的存在。王德用發了幾句牢騷，歐陽修聞聽後便不屑地說道：“老衙官何所知？”隨即上疏稱武將掌握國家機密，非朝廷之福。不久，王德用因遭到禦史的彈劾，被迫致仕。根據有關記載來看，王德用是一位稱職的武將，他不僅善於管理軍隊，所謂“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還針對國防中存在的一些積弊提出改革方案。如他曾坦率地批評過天子授陣圖的做法：“鹹平、景德中，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於屢敗。”因此建議停用陣圖，使帶兵者能夠隨機應變，以獲戰效。然而，像王德用這樣的武將卻經常處於被懷疑的境地，在樞密院中根本無法有所作為。

　　名將狄青在樞密院的境況就更為悲慘。士兵出身的狄青，因在對夏戰爭中屢獲軍功而升為大將。宋仁宗曾派專人到前線為其畫像，以便在宮中一睹勇將風采。皇�四年（1052），狄青被提升為樞密副使時，禦史中丞王舉正、左司諫賈黯及禦史韓贄等人便紛紛上奏反對。甚至還列出了狄青出身兵伍、四夷輕蔑朝廷、大臣恥於為伍及破壞祖宗成規等“五不可”的理由。當狄青最終進入西府後，還是遭到了朝臣們的蔑視，被呼為“赤樞”。以後，狄青率軍平定儂智高之亂，取得了自統一以後在邊疆上的最大勝利。於是，宋仁宗不顧宰相龐籍等官員的激烈反對，將狄青擢為樞密使。不過，狄青在擔任樞密使的四年間，其活動幾乎在史書中絕跡。可見在朝中濃烈的“以文抑武”環境之下，狄青隻能碌碌度日。此後，倒是有關他的流言偶爾見諸文字之間。如有人稱看見狄家的狗長出角來；有人則發現狄青宅院在夜晚常發出奇光，而這種光亮恰與當年後梁太祖朱溫稱帝前的情景驚人地相似。又有人稱狄青曾在相國寺內身穿意義非凡的黃襖，雲雲。於是，文臣劉敝、呂景初等不斷上奏，稱天象惡變，堅決要求將其逐出京城。嘉�元年（1056），狄青終於在流言蜚語纏身的情況下被打發到陳州任地方官。狄青到任所不過半年左右，便鬱悶而死。

　　其實，當時有關的傳聞固然對狄青不利，但真正導致其罷官的原因恐怕還不在此。據記載，狄青步入樞密院後，不僅廣大士兵將他視為自己的英雄，對外人誇耀，而且開封城內外的百姓也深為其事跡折服，廣為傳頌其“材武”精神。甚至於每當狄青出門，總能引來許多人觀望。狄青以一介武人身份，竟贏得如此之高的社會威望，既使眾多文臣感到不快，也使當政者產生了憂慮。如果軍功業績成為世人崇拜的對象，那麽祖宗以來耗盡心血營造的“重文輕武”的氣象，豈不是要在旦夕之間散落？而像狄青這樣有威信的大將再掌握了樞密院的機密，對朝廷來說顯然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在維持傳統家法的旗幟下，當政者便毫不留情地把狄青驅逐出朝。

　　在宋仁宗統治期間，“以文抑武”方針的影響可以說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當時文臣不僅主宰了軍隊的最高指揮權，而且在戰場上也成為方麵軍的統帥。如夏竦、範仲淹、韓琦及龐籍等等文臣都是西北前線的指揮官，而武將隻能扮演副手和下屬的角色。難怪曾任樞密使的文官田況引用時人的話，抒發了如此驚人的看法：“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複幽薊，逐強敵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在此局麵下，樞密院自然也成為文臣的天地。甚至在慶曆二年（1042），權相呂夷簡還一度“判”樞府。章得象、晏殊及賈昌朝等人也曾以宰臣身份兼任樞密使。以後，賈昌朝等請免兼樞密使。但“凡軍國機要，依舊同議”。這就標誌著樞密院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中書的附庸。誠如韓琦就任樞密副使後所言：“夫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多苛碎纖末之務。”所以，在此階段樞密院的武臣長貳進一步受到排擠、打擊，便不足為奇。正因為如此，就連賢相王曾也曾當著劉太後的麵貶稱武將出身的樞密使張耆，不過是“一赤腳健兒”。

　　從宋仁宗嘉�元年（1056）罷去狄青、王德用的樞密使職務後，一直到北宋覆滅，樞密院中幾乎成為清一色的文臣衙門。在這七十餘年的時間裏，樞府內僅有郭逵和種師道兩位武將。其中郭逵在宋英宗治平時任職簽書樞密院事隻有一年多，並且大部分時間還以陝西四路宣撫使的身份出鎮在外。而郭逵任職樞密院的背景，也頗能說明問題。據記載，當有人責問宰相韓琦為何用郭逵在樞府時，韓琦道出了原委：“始英宗欲用郝質在西府，公（韓琦）謂質固得，但二府論道經邦地，使一黥卒處之，反使不安。如狄青才業為中外所服，一旦居此，論議卒紛然而去。愛之適所以害之。英宗沉吟久之，曰：‘如此則用郭逵。’琦亦以郭逵粗勝質，遂然之。既阻其一，又阻其次，不可”。至於種師道的情況，也屬異常現象。在金軍大舉進攻，北宋統治岌岌可危的形勢下，種師道奉命率西師解圍，同時被授予同知樞密院事等官職，但顯然是掛名虛銜。從獲得同知樞密院事之銜到幾個月後病死，種師道在京師的時間屈指可數，實在與西府職權無涉。因此，在這一相當長的階段中，“以文馭武”政策在樞密院中可謂完全走過了頭。

　　根據上述對比分析可知，北宋曆史上樞密院中文臣、武官之間的比重和地位經曆了顯著的變化，而這種變遷是逐漸向著不利於武將的方向發展的。其根源自然在於“以文馭武”及“重文輕武”方針、政策的影響。而之所以能產生如此局麵，除了與北宋建國前後的大背景環境有關外，也與以往樞密院製度本身存在的問題有關。如所周知，樞密使製度源自唐代宗時，其主要職責是在皇帝身邊負責軍事機要，但長期由內侍把持，成為唐後期宦官專權的重要工具。五代時期，由樞密使而演化出樞密院機構，其地位日益膨脹。如後唐莊宗時，以郭崇韜為使，“始分掌朝政，與中書抗衡”。甚至宰相豆盧革還因所兼弘文館學士與郭崇韜父名“弘正”同字，而請改為昭文館，“其畏之如此”。以後，安重誨、範延光等武將為樞密使，“尤為跋扈”。一時樞密使權勢炙手可熱，樞密院也淪為軍權主宰朝政的核心組織。如宋朝人所言：“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事皆歸樞密院，至今謂之二府，當時宰相但行文書而已。”可以說，無論是宦官利用樞密使之職幹政，還是武夫以樞府淩駕宰相，都打破了正常的政治秩序，削弱了中央集權統治。因而，宋初統治者必然從中汲取教訓，進行必要的整改。即：一方麵保留樞密院體製，以分割宰相權力，達到增強君主對朝政控製的力度，所謂：樞府與中書“號稱二府，禮遇無間。每朝奏事，與中書先後上所言，兩不相知，以故多成疑貳，祖宗亦賴此以聞異同，用分宰相之權”；另一方麵，又限製樞密院對行政體製的幹擾，其中主要是通過控製武將在樞密院中的影響和逐漸重用文臣的辦法，來防止將帥操縱軍權、左右政局。

　　應當說，宋初武將在樞密院中還是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如宋太祖即位後，凡用兵皆與樞密使吳廷祚商議；在親征叛臣李筠和李重進的兩次行動中，又以吳廷祚為京師留守的要職。即使是宋太宗時，在軍事上也能聽取樞府武職長貳的意見。如趙光義打算征討北漢時，因考慮到周世宗、宋太祖幾度親征失敗的先例而猶豫不決，遂召問樞密使曹彬。當曹彬提出可行的主張後，“太宗意遂決”。平太原後伐遼，史稱：宋太宗力排眾議，“即命樞密使曹彬議調發屯兵”。足見曹彬在軍事全局部署中之重要作用。至於雍熙三年（986）北伐，宋太宗更是“獨與樞密院計議，一日至六召，中書不預聞”。而當時樞密院正職則為武官王顯。然而到宋真宗以後，隨著“守內虛外”局麵的加劇，樞密院地位在逐漸降低的同時，武將在其中的位置和作用也日益淪喪。清人王船山對此時西府文武長貳的表現有這樣的評說：“周瑩、王繼英之屍位中樞，不足責也”，“唯欽若、堯叟、馮拯之流聞邊情而不驚於耳，閱奏報而不留於目”。以至於北宋中葉後竟出現文官獨掌樞府，武官被清掃出門的結局。誠再如王船山以下所言：

　　中樞之地，無一策之可籌。僅一王德用之擁虛名，而以“貌類藝祖，宅枕乾岡”之邪說搖動之，而不安於位。狄青初起，抑弗能乘其朝氣，任以專征，不得已而委之文臣。匪特夏竦、範雍之不足有為也。韓、範二公，憂國有情，謀國有誌，而韜鈐之說未嫻，將士之情未浹，縱之而弛，操之而煩，慎則失時，勇敢則失算。

　　這實在是對“武人跋扈”矯枉過正的結果，其危害是不言自明的。南宋時，朱熹曾尖銳地指出：“秀才好立虛論事，朝廷才做一事，哄哄地哄過了，事又隻休。”“太祖當時亦無秀才，全無許多閑說。”這或許可以從反麵說明北宋時期樞密院“以文馭武”方針、政策的失敗。

　　（原文發表於《曆史研究》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