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論稿

三、論宋初三朝的禁軍三衙將帥

　　摘要：宋初三衙為禁軍最高統帥機構，其將帥不僅統領拱衛內廷和京畿之軍，而且出外帶兵，承擔征伐、鎮守重任，可謂軍中重要首腦和代表。通過對宋初三朝三衙將帥的出身進行分析，不難發現其大都與皇帝有特殊關係。宋太宗以後，藩邸背景成為入選三衙將帥的重要條件，而對能力和素質卻往往忽略，這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極大的消極影響。

　　北宋一代，三衙為禁軍最高統帥機構，其將帥一方麵統領京師駐軍，拱衛內廷和衛戍京畿，另一方麵也出外帶兵，承擔征伐、鎮守重任，可謂是當時軍隊中的重要首腦和代表。因此對三衙將帥進行全麵考察，不僅有助於對宋朝軍製的研究，更能夠加深對北宋武將群體狀況的認識。王曾瑜先生在《宋朝兵製初探》一書中，對宋朝的三衙職官已有所論述。但目前尚未有專文對北宋三衙將帥的角色地位、出身及其素質進行全麵分析。本文擬就宋初三朝的這些問題作初步探討，疏漏之處，還請批評指正。

　　一宋初禁軍三衙將帥官職的定型及其角色地位

　　北宋的所謂禁軍三衙，即殿前司、侍衛親軍馬軍司和步軍司的合稱，又別稱三司。其淵源乃始於五代後梁的侍衛親軍馬步軍司，至後周時又出現殿前司。侍衛親軍和殿前二司軍隊是當時君主直接掌握的中央禁軍，其產生的原因便在於五代幾朝加強中央兵力的結果，而這兩司的將帥也成為握有重兵的要職，地位極為重要。北宋建國初，沿襲後周禁軍統帥體製。由於隨之實行了將全國“兵驍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的措施，各道僅餘承擔勞役的廂軍，因此，禁軍成為北宋全國正規作戰隊伍的總稱，而殿前司和侍衛馬步軍司仍為其最高統帥機構。所謂：“禁兵者，天子之衛兵也，殿前、侍衛司二司總之。”殿前和侍衛馬步軍二司的主要官職包括：殿前都點檢、副都點檢、殿前正副都指揮使及殿前都虞候，侍衛親軍馬步軍正副都指揮使、馬步軍都虞候、馬軍正副都指揮使、步軍正副都指揮使以及馬軍都虞候和步軍都虞候。就北宋一朝而言，這些軍職都可謂禁軍將帥（以後，三衙的某些高級職務常常闕如，遂以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參與管軍，這方麵的情況，在此暫不予討論），誠如宋人所說：“兩司三衙，合十二員，分天下兵而領之。”“以祖宗之製論之，軍職之大者，凡八等，除都指揮使或不常置外，曰殿前副都指揮使、馬軍副都指揮使、步軍副都指揮使，曰殿前都虞候、馬軍都虞候、步軍都虞候……秩秩有序若登梯然。”

　　宋太祖時期，三衙的正式名稱雖尚未出現，但在建隆二年（961）以後卻事實上開始產生。當年，宋太祖先罷免了慕容延釗和韓令坤的兩司最高的軍職，“自是，殿前都點檢遂不複除授”。不久，又通過著名的“杯酒釋兵權”之舉，剝奪了殿前副都點檢高懷德、馬步軍都虞候張令鐸和殿前都指揮使王審琦等人的帥職。“殿前副都點檢自是亦不複除授”。石守信雖在出鎮之後兼任馬步軍都指揮使一年左右“其實兵權不在也”。如宋人評說：“凡諸將職典禁衛者，例罷，悉除節度使，獨石守信兼侍衛都指揮使如故，實亦帶以為職，元不典兵也。”而馬步軍都虞候一職，在張令鐸罷任後“凡二十五年不以除授”。由於馬步軍司正、副都指揮使及都虞候等官職被閑置起來，於是便形成了侍衛馬軍和步軍由各自都指揮使及都虞候管轄的局麵，這樣，由殿前、侍衛馬軍及步軍構成的禁軍三衙體製便在實際上出現。直到宋太宗後期和真宗即位初，才一度又任命田重進、傅潛及王超為馬步軍都虞候。但自景德二年王超被罷黜後，馬步軍都虞候從此不再授人，“而侍衛司馬軍、步軍遂分為二，並殿前號三衙”。三衙體製正式出現後，將帥之職為：殿前正副都指揮使、侍衛馬軍正副都指揮使、步軍正副都指揮使和殿前、馬軍及步軍都虞候等，間或又有權殿前司、權馬軍及步軍司公事之職。所謂：“資序淺則主管本司公事。”還需指出，以上三衙長貳也往往存在或闕的情況。如景德二年，侍衛步軍司一度無主官，遂由馬軍都指揮使葛霸代管。當葛霸患病後，再由殿前都指揮使高瓊兼領。高瓊因此上奏說：“臣衰老，倘又有犬馬之疾，則是一將總此三職。臣事先朝時，侍衛都虞候以上，常至十員，職位相亞，易於遷改……”

　　在宋初三朝，三衙將帥扮演著禁軍最重要的統兵官的角色，“凡統製、訓練、番衛、戍守、遷補、賞罰，皆總其政令。”就其職責概括而言，首先是主掌京師駐軍，以拱衛內廷、衛戍京畿，扈從皇帝出行。如開寶二年（969），有宮廷衛兵圖謀不軌，殿前都虞候楊信連夜應召入宮平叛。當宋太祖某次在禁中後池監督衛兵水戰時，“有鼓噪聲”，楊信聞聽立即趕入宮中。在宋真宗晚年多病之際，劉後與丁謂為了繼續控製大權，以防止他人染指朝政與皇嗣繼承之事，遂安排與劉後有特殊關係的劉美出任侍衛馬軍都虞候，並把“權馬軍司公事”；又以夏守恩為殿前都虞候。另據記載：“帝（宋真宗）不豫，中宮預政，以守恩領親兵，倚用之。擢殿前都虞候，以安遠軍節度使觀察留後管勾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事。”宣和末，步軍都虞候何灌即將外任，“未及行而帝內禪，灌領兵入衛。鄆王楷至門欲入，灌曰：‘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來？’民者懼而退”。在宋太祖的幾次出征活動中，都少不了石守信、高懷德等三衙大帥的身影。趙匡胤巡幸西京洛陽時，步軍都虞候劉遇奉命“率禁衛以從”。宋太宗在親征河東和幽州的過程中，大批禁軍三衙將帥也隨同護駕。此後，在宋真宗東封泰山時，殿前副都指揮使劉謙以都大勾管山下公事的身份，馬軍都虞候張耆和步軍都虞候鄭誠以都大提舉山下軍馬的身份，“扈從升山，提舉宿衛兵”。三衙將帥的第二職責是出外帶兵，承擔征討和鎮守的重任。如宋太祖朝，馬步軍都指揮使韓令坤、殿前都點檢莫容延利率軍征討李筠之叛；宋太宗朝，馬步軍都虞田重進鎮定州；宋真宗即位初，馬步軍都虞候傅潛、王超先後出任河北前線主帥，等等。特別是從宋真宗朝開始，三衙將帥往往出為河北及西北前線主帥。由此可見，其地位相當顯赫。三衙將帥的第三項重要職責是負責京師禁軍的日常訓練和管理。如鹹平二年，宋真宗親自舉行盛大的閱兵儀式。在這次檢閱活動中，殿前都指揮使王超負責了三衙的二十餘萬禁軍的訓練事務。當閱兵儀式結束後，宋真宗便對王超表示：“士眾嚴整，戎行練習，卿之力也。”宋守約為殿前都虞候，“衛兵以給粟陳嘩噪，執政將付有司治，守約曰：‘禦軍安用文法！’遣一牙校語之曰：‘天子太倉粟，不請何為？我不貸汝。’眾懼而聽命”。

　　但是，按照宋初確立的治軍原則，三衙雖為禁軍最高統帥機構，但卻受到樞密院的製約，本身並無調兵權。如宋人所說：“三司（衙）天下之兵柄皆在，其權雖重，而軍政號令則在樞密院。”範祖禹在《上哲宗論曹誦權馬軍司有二不可》中進一步指出：“祖宗製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得專製。此所以百三十餘年無兵變也。”所以，當樞密副都承旨曹誦受命暫時代管馬軍司時，就立即遭到朝臣的反對，理由是：“今副都承旨為樞密屬官，權任管軍，是本兵之地又得握兵，合而為一，非祖宗製兵之意。”不僅如此，宋初統治者，特別是宋太宗和真宗朝還逐漸推行“崇文抑武”的方略，有意壓製武將的權威。於是，出現了三衙將帥在禮節上屈從文官大臣的局麵，所謂：“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見大臣必執梃趨庭，肅揖而退。”由此可見，在北宋君主集權體製下三衙將帥受到嚴格的控製，其地位雖在軍隊中極為顯赫，但卻不足以禍亂朝政。

　　二宋初的三衙將帥及其出身背景

　　三衙將帥作為宋初武將群體的核心人物和軍隊的重要代表，其角色地位和作用都顯而易見，但遺憾的是，由於三衙的地位不如東西二府重要，其任職人員、時間等情況缺乏完整係統的記載，沒有如《宋史・宰鋪年表》和《宋宰輔編年錄》等記載宰輔大臣任職情況的資料。現存南宋人郭倪所撰《侍衛馬軍司題名記》，是有關馬軍司長貳較為完整的資料，但殿前司和步軍司長貳的情況，便無係統的記錄。筆者現除了依據《侍衛馬軍司題名記》的史料外，更全麵梳理了《續資治通鑒長編》（並借助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長編》電子文本檢索係統加以核查）和《宋史》本紀及傳的資料；此外，還盡可能地搜集了其他有關資料，將宋初三朝三衙將帥依照任職前後順序列出下表（為節省篇幅，不再一一注明出處）。

　　需說明的是，由於史料不足，上表中個別人的任職時間可能不確切，如《宋史・王繼忠傳》提及彭睿、靳忠在馬軍司任職，卻無明確時間，隻能列在表中末尾。不過，上表還是能夠反映宋初三衙將帥的總體任職情況。根據上表所列情況，可進一步對當時三衙將帥的出身及其變化進行透析。

　　宋太祖一朝，最初的馬步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因反叛很快被鎮壓。韓令坤和慕容延釗雖同屬後周宿將，但因認同趙匡胤建國，遂在宋開國不久出任馬步軍和殿前二司的最高軍職；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張令鐸、張光翰及趙彥徽等人則是趙匡胤發動兵變的主要支持者，自然都得到重用，在宋太祖登基數日後便分任禁軍重要將帥之職，史稱：“官爵階勳並從超等，酬其翊戴之勳也。”至於趙光義出任殿前都虞候一職，乃在於其為趙匡胤胞弟的緣故。

　　如所周知，宋太祖汲取以往武人跋扈、兵變篡權的深刻教訓，厲行收兵權方針。於是，在鞏固政權的同時，逐漸撤換了以上握有兵權的將帥，繼任者由宋太祖的親近下屬和外戚成員組成。其中韓重□和羅彥□，在後周末分任控鶴軍都指揮使、散指揮都虞候，都是當時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的直屬部下，所以，韓氏也有“翊戴之功”，羅氏在關鍵時刻還仗劍脅迫後周宰相範質等人。因此，宋太祖登基後提拔了韓、羅二人。劉廷讓、崔彥進、張瓊、楊信、李進卿、黨進、張廷翰、李重勳、劉遇及李漢瓊也是趙匡胤的早年舊部（俱見《宋史》本傳），而張瓊和楊信更是趙匡胤的親信。史稱：張瓊“少有勇力，善射，隸太祖帳下”。在周世宗征淮南時，他曾舍身保護過趙匡胤。所以，宋太祖“及即位，擢典禁軍”。楊信，“顯德中，隸太祖麾下為裨校”。張瓊死後，楊信遂接替其職。在韓重□罷任後，楊氏以殿前都虞候的身份獨掌殿前司六年之久，開寶六年（973）再升為殿前都指揮使。宋太祖時期，外戚出身的三衙將帥有王繼勳和杜審瓊二人。王氏為宋太祖王皇後胞弟。乾德二年（964），步軍都指揮使崔彥進出征後蜀，王繼勳權侍衛步軍司公事。乾德四年（966），王氏因暴虐被“奪其軍職”。杜審瓊乃趙匡胤母親杜太後之兄，當王繼勳解職後，“詔審瓊兼點檢侍衛步軍司事”，但不久病死。

　　宋太宗即位之初，沿用以往禁軍三衙將帥。但在帝位穩定不久，宋太宗便很快罷免了黨進、李漢瓊和劉遇的典軍將帥之職。次年，當李重勳、楊信病死後，三衙長貳已經完全更換。對此後宋太宗任用的二十一位三衙將帥的出身進行分析，可以發現有過半數屬於宋太宗藩邸親隨，藩邸之外的武將不足半數，另有外戚一人。考諸有關記載，非藩邸出身者有白進超、李懷忠、崔翰、米信、田重進、劉廷翰、範廷召、孔守正及丁罕等九人，其任職時間主要在宋太宗朝前期。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九記載，太平興國三年（978）七月，白氏出任殿前副都指揮使時已具有殿前都虞候、節度使的身份，而此時距宋太宗稱帝不足兩年，可見白氏原本地位較高。除白進超外，其餘八人在宋太宗登基時，都不過是中級武官。正因為這些武將大都地位不高，與先朝皇帝無親近關係，所以都得到宋太宗的提拔，先後成為三衙將帥（俱見《宋史》本傳）。

　　宋太宗藩邸親隨出身的三衙將帥有戴興、王超、傅潛、趙延溥、王昭遠、高瓊、王漢忠、葛霸、元達及王榮等十人。據記載：戴興“以勇力聞裏中……太宗在藩邸，興詣府求見，奇之，留帳下”；王超“弱冠長七尺餘，太宗尹京，召置麾下”；傅潛“少事州將張廷翰。太宗在藩邸，召置左右”；趙延溥在趙光義任開封尹時，“以所部為帳下牙軍”；王昭遠“事太宗於晉邸，特被親遇”；高瓊“事王審琦，太宗尹京邑，知其材勇，召置帳下”；王漢忠“太宗在藩邸，召見，奇其材力，置左右”；葛霸“善擊刺騎射，始事太宗於藩邸”；元達，“太宗居晉邸時，達求見，得隸帳下”；王榮“太宗在藩邸，得隸左右”（俱見《宋史》本傳）。可見戴興等人皆因有藩邸背景，故升遷迅速，分居三衙要職。外戚出身的李繼隆，是宋初大將李處耘之子，又是宋太宗皇後李氏兄弟。李繼隆以父蔭補官，宋太宗即位後，長期掌管馬軍司，史稱：“在太宗朝，特被親信。”

　　宋真宗時期，已知三衙二十七位將帥中，有八人屬於留用的前朝舊將。其中丁罕、範廷召分別在鹹平二年（999）和四年（1001）病死於任上，康保裔在鹹平三年（1000）戰死，傅潛因罪於同年流放，王漢忠和王超以失職分別於鹹平五年（1002）、景德二年（1005）貶官，高瓊、葛霸則在景德二年以“老疾”罷軍職。也就是說，在景德二年以後，三衙將帥完成了新舊更替，而此後占宋真宗朝的絕大多數時間。

　　在宋真宗提拔的十九位三衙將帥中，七人明確有宋真宗藩邸背景，其中王繼忠以蔭補東西班殿侍，“真宗在藩邸，得給事左右”；劉謙在至道初入選東宮衛士；張耆（後改名�）“年十一，給事真宗藩邸”；夏守恩也以蔭補下班殿侍，“給事襄王宮”；蔚昭敏“真宗為襄王，昭敏自東班殿侍選隸襄王府”（俱見《宋史》本傳）。據《宋史・王繼忠傳》記載，彭睿和靳忠也是“真宗宮邸攀附者”。無宋真宗藩邸背景者五人，其中桑讚、張凝和王能為宋太宗藩邸舊人；張進在宋太宗朝官至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領賀州團練使；曹璨則是宋初大將曹彬之子，在宋太宗朝為西北統兵官；王隱、鄭誠、袁貴、馮守信及王守□等五人，因缺乏資料，其出身情況不詳。李繼和、劉美為外戚。其中李氏為李處耘之子、李繼隆胞弟；劉美被宋真宗皇後劉氏認作兄長，但同時又有宋真宗藩邸背景，所謂“初事真宗於藩邸，以謹力被親信”。

　　三宋初三衙將帥的素質及其下降趨勢

　　宋初的三衙將帥，既然是禁軍最高統帥機構的首腦，就具有一種象征或楷模意義，其素質及表現必然對當時的武將群體產生極大的影響，因此無疑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從宋初三朝的實際情況來看，三衙將帥的能力和作為卻呈現出逐漸下降的趨勢。

　　在宋太祖時期，殿前和馬步軍司的將帥以功臣、猛將為主，其能力與軍事將領的身份大致相稱。韓令坤、慕容延釗、石守信及高懷德等人，都是久經戰爭考驗的將領，足以承擔禁軍將帥之職。此後的繼任者雖然資曆較淺，並且在忠誠及順從方麵更符合統治者的要求，但絕大多數人作為軍事將領的素質卻沒有降低。考察《宋史》韓重□以下諸人事跡，不難發現他們大都擁有豐富的戰場經曆及突出的軍功。如韓重□在北宋建國前，就頗有戰功，其後屢次出征，曾大敗契丹援軍；劉廷讓在滅後蜀的軍事行動中，也有突出的表現；張瓊無疑是一名猛將，宋太祖即承認：“殿前衛士如虎狼者不下萬人，非張瓊不能統製。”黨進勇於戰陣，曾擊敗北漢名將楊業；李漢瓊“善戰有功”，曾取得抗擊契丹的滿城大捷。崔彥進、李進卿、張廷翰、李重勳及劉遇諸將，都不失勇將本色。其中有關李進卿視死如歸的記載，頗能反映這些將領果敢的作風。楊信因長期承擔宮廷禁衛職責，故沒有突出戰績的記載，但以其在殿前司任內的表現和深得宋太祖器重的情況觀之，楊氏絕非無能之輩。宋太祖朝惟有王繼勳和杜審瓊兩人，屬於忝位其職之流，或暴虐不堪，或庸碌有餘。不過，此二人在當時禁軍統帥中所占比重既小，任職的時間又極為短暫。

　　宋太宗即位後，在對三衙長貳的選拔上，更多地偏重順從、循謹特點的要求，這便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任職者作為軍事將帥應有的基本素質。如最初提拔的白進超被史家評價為“初無灼然戰功，徒以小心謹密撫士卒，故致將帥焉。”孔守正也以順從見長，如孔氏在高陽關領兵時，“軍中小將有詈其校長者，守正械送闕下，取裁於上，未嚐專決焉”。而由宋太宗藩邸出身的三衙將帥，更普遍具有循規蹈矩的特點，雖深受器重，但在戰場上往往表現出無能、怯懦的狀態。如傅潛和王超，或“畏懦無方略”，或“然臨軍寡謀，拙於戰鬥”，縱然手握重兵，也臨陣懼戰。傅氏終因喪師失地而遭到國人皆曰可殺的唾罵，王氏則因一味避戰被詔責為“曾乏驅攘之效，稽違詔旨，緩失師期，訖致殘人”；王榮則屢戰屢敗，成為時人的笑柄。至於戴興、李繼隆、趙延溥、王昭遠、王漢忠、葛霸、元達之流，實為庸碌之徒，盡管身居要職，然而皆無突出的表現。惟有高瓊稍有作為，以後曾代表禁軍支持了寇準抗擊契丹入侵之舉。

　　至宋真宗時代，除了張凝和王能尚屬戰將，曹璨“習知韜略”“善撫士卒”之外，其餘大多數三衙將帥的表現就更差強人意，或品行拙劣，或昏庸無能，其中張耆頗有代表性。張耆平庸貪財，曾因受賄被貶。大中祥符末，張耆奉命選兵，由於措施不當，幾乎激起兵變。又據《宋史・張耆傳》記載，張耆生性吝嗇刻薄，在家中設肆“貿易”，甚至為家人看病賣藥，“欲錢不出也”。而《揮麈錄・後錄》卷五則記載：張氏曾與達官貴人通宵達旦宴會，奢侈無度。因此當世史家王稱稱其“材質庸下，致位將相，蓋出幸會雲”。桑讚則缺乏武將應有的勇氣，臨陣退縮懼戰。鹹平六年（1003），遼軍圍攻望都，桑讚與王超受命增援，但“超、讚皆畏縮退師，竟不赴援”，致使王繼忠一軍覆沒。夏守恩無所作為，卻“恃寵驕恣不法”，終以貪贓被廢。劉謙被評為“雖乏奇功，而亦克共乃職，能寡過者也”。劉美原為銀匠，本與軍旅無緣，僅僅由於劉皇後的背景，遂忝位馬軍司首腦。王繼忠戰敗被俘，蔚昭敏、張進、王隱、李繼和、鄭誠、袁貴、馮守信及王守□諸人事跡平平，至於彭睿和靳忠所為，則在史籍中無處可覓。

　　綜觀宋初三朝三衙將帥的構成及其變遷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其素質和表現逐漸下降的趨勢，可以說從宋太宗朝開始，三衙統帥組織中已無良將可言。這種現象的存在，不僅日漸腐蝕了禁軍的領導體係，進而降低了當時軍隊的戰鬥力，而且對後世產生了嚴重的影響。宋仁宗以後，三衙將帥無論是在能力上，還是在權威上都更進一步淪落，遂基本上退出了戰場上方麵軍指揮者的位置，成為文官統帥手下的配角，其主要職責僅餘下管轄京師駐軍而已。

　　（原文發表於《河北學刊》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