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論稿

四、試論宋初武將精神麵貌的轉變

　　摘要：北宋在國防上長期被動挨打，以“積弱”聞名於史，這在相當大程度上與當時武將萎靡、怯懦的精神狀態有關。而北宋將領消極精神狀態的產生，則要追溯到宋朝開國時期的有關政策。正是在宋初統治者，特別是宋太宗的刻意打擊、壓製之下，原本強悍的武將群體在精神上逐漸發生了巨變，並由此對國防造成了極大的消極影響。

　　北宋一代，社會上崇文抑武之風甚盛，軍隊戰鬥力低下，對外被動挨打，國防長期呈積弱之勢。這種局麵的存在，在相當大程度上與當時武將的庸碌無為有頗大的關係。那麽，上承武風甚烈的“五代”而建立的北宋，武將的尚武精神何以轉向萎靡不振，其影響又如何？這無疑是值得深思、研究的重要問題。

　　一

　　如所周知，中唐開始的藩鎮割據局麵，至五代時進一步造成武夫跋扈、悍將稱雄的後果。此時，不僅普通文官地位淪落，仰承武夫鼻息，縱然是宰相也要對掌管兵權的樞密使惟命是從。如後漢時軍帥史弘肇宣稱：“安朝廷，定禍亂”者，隻須長槍大劍，“至如毛錐子（即毛筆）焉足用哉！”而且皇權式微，諸割據政權帝王的威信掃地。如後晉時大將安重榮便說：“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數十年間，王朝更替頻仍，文官武將之間的關係嚴重失衡，割據局麵愈演愈烈，史稱“豆分瓜剖”。與此同時，社會上還形成了強烈的“重武輕文”之風，世人大都視軍旅為發跡要途，甚至許多文人學子也棄文從武。如曆仕三朝節鎮的焦繼勳，早年喜好讀書，但以後卻發誓道：“大丈夫當立功異域，取萬戶侯，豈能孜孜事筆硯哉？”

　　在上述背景之下，通過兵變上台的趙宋王朝，麵臨的最大威脅便是擁兵自重的武將勢力。正因為如此，北宋開國伊始，便全力強化中央集權，采取了諸如“杯酒釋兵權”、“後苑之宴”等一係列“收兵權”的措施，以重新確立天子的權威。但是，宋初統治者過度汲取了五代悍將跋扈和“重武輕文”風氣危害的教訓，逐步對武將隊伍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抑製和打擊，從而使其精神狀態發生巨大的轉變。可以說，在實施這一方針政策的過程中，宋太祖朝首開其端，而在宋太宗朝則不遺餘力，並大大走過了頭。

　　北宋建國初發生的李筠、李重進等地方節度使的造反活動，很快就被宋太祖鎮壓。這種公開的叛亂並不可怕，然而此事反映出的武將積習已久的跋扈作風，卻引起了當政者的高度警惕。於是在平叛之後，趙匡胤對握有兵權的將領刻意加以防範，采取了許多防微杜漸的措施。如在導演“杯酒釋兵權”一幕的前後，宋太祖陸續罷免了慕容延釗、高懷德及石守信等資深權重的禁軍統帥之職，將殿前都點檢、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及都虞候等職空置起來。隨之，趙匡胤起用一些資曆較低的將領掌管禁軍，並將殿前與侍衛馬、步軍二司變為“三衙”，對統軍權進行分割，以進一步削弱禁軍將領的權威。

　　乾德以後，宋太祖采取了許多重要的措施，逐漸實施削弱藩鎮的計劃。如宋廷下令將各地軍隊中驍勇士卒補充中央禁軍，或駐紮京師，或分屯地方。此舉使藩鎮的精兵全部轉為中央所有，而節度使手中的士卒大都成為老弱病殘的“廂兵”。另如，在收繳藩鎮強兵的同時，宋中央對節度使擅自控製地方賦稅的突出問題加以解決，規定地方收入除留必要經費外，其餘全部運送京師，“無得占留”。隨後，中央又不斷派出京朝官監臨稅收場院，設置轉運使等監督地方，從而收奪了藩鎮的財權。此外，宋太祖還常利用一些節度使失職及病老等機會，將他們轉為京師閑職。到開寶二年“後苑之宴”以後，遺留下來的前朝節度使已為數甚少，並且大都屬於昏老無能之流。如義武軍節度使祁廷訓，膽小怕事，有“祁駱駝”的別號。

　　鑒於五代兵變無窮的教訓，宋太祖對禁軍統帥人選極為重視，即使全換成自己的部下，仍然不能安心，即為例證。如對殿前都虞候張瓊和殿前都指揮使韓重□的處理，即是例證。張瓊本是宋太祖一手提拔起來的猛將。早在後周時，張瓊就隨趙匡胤南征北戰，屢立奇功，並曾舍身保護過趙匡胤。宋初，當殿前都虞候一職出缺時，太祖就表示：殿前衛士如狼似虎者不止萬人，非張瓊不能統製。當時，張氏尚屬中級軍官，資望俱淺，趙匡胤遂將其超遷為嘉州防禦使，但這仍不能與原節度使級禁軍將帥相比。然而，張瓊任殿前都虞候後，因得罪太祖心腹史□、石漢卿等人，於是，被史、石二人誣告私養部曲百餘人，作威作福，及汙蔑皇弟趙光義等等。宋太祖聽了報告，不辨真偽，就將張瓊拷打逼死。事後，太祖得知張氏“家無餘財”，仆從不過三人後，也沒有懲罰誣告者。乾德四年舉行郊祀時，又有人密告殿前都指揮使韓重□私用天子親兵為心腹。趙匡胤聞聽大怒，當即打算誅殺韓重□。宰相趙普不得不勸諫道：“親兵，陛下必不自將，須擇人付之。若重□以讒誅，即人人懼罪，誰複為陛下將親兵者。”宋太祖接受了趙普的意見，才未處死韓氏。但不久，還是解除了韓重□殿前都指揮使之職，將其調為外地節鎮。透過張瓊和韓重□的遭遇，可以看出宋太祖對帶兵武將極度警惕、猜忌。事實上，在處理完韓氏後，趙匡胤特下詔書，禁止京師將領和沿邊武臣挑選驍勇士兵為親兵衛隊。

　　在宋太祖過度強調忠誠信條的情況下，以及張瓊、韓重□等人遭遇的反麵教訓影響下，便有了楊信、黨進等類型的得寵武將。楊信也是趙匡胤早年親隨，他在張瓊冤死後接替其職。但到乾德四年三月，楊信忽染啞疾。令人費解的是，宋太祖並未因此解除楊信之職，而是繼續讓其留任原位。次年，又超授其節度使銜，可謂曠世恩典。據史籍稱：楊氏最大的特點便是“忠直無他腸”，所以“上委任之不疑”。據說，無論是入朝上奏，還是在軍中傳令，楊氏全靠身邊一童奴表達意思。從有關楊氏的記載中看不到任何值得一提的戰功，不過他卻始終受到太祖的信賴，軍職也升至殿前都指揮使。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太平興國三年，楊信臨死前一天，多年的失音痼疾突然消失。楊信對前來探視的太宗表達了感念兩朝知遇之情，“涕泗橫集”。揆諸當時情形，不免使人對其啞疾的真實性發出疑問，如果楊氏確實有啞疾的話，何以臨死前突然又能說話？是否可以這樣猜測：素來謹慎的楊信看到前任的悲慘結局後，遂以裝“啞”保護自己，以打消太祖的戒心。而趙匡胤對言語不便的楊信也的確更加信任，不僅加官晉級，而且將殿前司的最高職務交給他。但長期裝啞實在不舒暢，所以臨死前要一吐為快。

　　宋初另一位禁軍大將黨進，也以獨特的方式贏得了太祖的信任。出身胡族的黨進原為後周時偏將，臂力超群，但卻目不識丁。北宋建國後，黨進屢遷龍捷左廂都虞候。史稱：當時禁軍將領為防備皇帝提問，都隨身攜帶一根木棍，將自己掌管的兵員寫在其上。黨氏也隨身攜帶這樣一根木棍。某天，正碰上太祖向他詢問，黨進便雙手舉棍答道：“盡在是矣。”趙匡胤目睹此景，“以其樸直，益厚之”。乾德以後，黨進先後任侍衛步軍、馬軍都指揮使，授節鉞。黨進給人的印象是勇猛率直而胸無點墨，自然不會有貳心，所以能典禁軍十餘年。然而據記載：黨氏曾在京城巡邏時，隻要發現誰家養有飛禽走獸，就立即開籠放生，還要責罵主人。某次，他在街上碰見皇弟、晉王趙光義手下親吏架鷹走來，黨進不知其身份，又要上前放鷹。對方警告說：這是晉王的鷹。黨進聞聽馬上住手，隨即給對方一些買肉錢，並認真地說：要精心養育，勿讓狗貓所傷。此事很快成為京城笑談。史稱：“其變詐又如此。”可見黨氏並非真正樸直，這就使人對其直率的舉止不能不發出懷疑，是否也屬於偽裝討好之舉？

　　北宋建國初，社會上武風依然甚烈，將官們身上多有強悍之氣，甚至還有武將敢於敲詐朝中大臣。如王彥升任京城巡檢一職時，曾夜闖宰相王溥家門，以索酒為名進行敲詐。類似王彥升行為的存在，使統治者覺察出了潛在的危險。即：武將在文臣麵前飛揚跋扈，實際上便是漠視朝廷法度和天子權威。而文官受到壓製隻能導致武將勢力的過度膨脹，使國家機構中文武職能無法保持均衡，其結果是社會既無法得到安定，兵變也難以根絕。於是，宋太祖在實施各種措施消除將帥自專軍隊問題的同時，也有意提高文臣的社會地位，處心積慮地在朝野營造“崇文”的氣氛，以對武將的權威加以抑製。

　　北宋建國後，逐漸在各方麵推行了尊儒重文的方針、措施，其中突出的有：其一，在朝中重用文臣。如任命謀臣趙普為樞密副使，架空軍人出身的樞密使吳廷祚。趙普升任樞密使後，完全淩架於諸將之上，標誌著文臣主掌了全國軍政大權。以後，趙普獨任宰相，樞密使雖幾度由武官擔任，但其權威皆無法與趙普抗衡，這就徹底扭轉了五代時樞密使欺壓宰臣的局麵。又如太祖不斷從中央派出文官到各地任職，陸續取代原來藩鎮手下的爪牙。太祖對此的看法是：“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其二，趙匡胤登基不久就下令擴修儒家先聖祠廟，親自為孔子作讚文，並率群臣拜謁孔廟，以向天下傳遞尊儒重文的信息。其三，對科舉製度給予高度重視，不僅擴大錄取人數，而且開創“特奏名”先例，又固定“殿試”製度。另據記載，太祖還曾在宮中立碑，誡後世繼承者勿殺文臣士大夫。諸如此類，等等。

　　經過宋太祖一朝的整頓，終於解決了軍閥稱雄的問題，同時也使武將的精神麵貌開始發生變化。如在宋太祖“今之武臣，亦當使其讀經書，欲其知為治之道也”的號召下，即使一些不讀書的武將也積極加以響應，甚至還鬧出一些笑話。大將黨進本不識字，但某次奔赴前線前，他也想對太祖致辭以示告別。有人勸他：作為武將，不必如此。但黨進卻執意要做。結果，黨進“抱笏前跪”，一時忘卻所記之詞，隻得隨口道：“臣聞上古，其風樸略，願官家好將息。”聽了黨氏的話，侍衛們不覺掩口失笑。誰知黨進出宮後卻說：“我嚐見措大們愛掉書袋，我亦掉一兩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讀書來。”這雖幾近於笑話，但卻足以說明朝廷的崇文態度，對武夫們產生了多麽大的影響。

　　宋太祖在位後期，明智的將領們已適時調整了自己的心態，對文官們采取了恭敬的態度，這其中又尤以曹彬的表現最為突出。曹彬雖位居樞密使高位，但每次在道中碰到士大夫的車馬，他都“必引車避之”。這一極端化的舉動之所以出現，正是當時武將精神麵貌巨變的一個縮影。也就是說，當尊嚴和榮譽在與利益和前途發生衝突時，生存於專製集權體製下的現實主義者，可能采取的行動通常便是壓抑前者而維護後者。

　　二

　　宋太祖在位時，天下尚未完成統一，因此收兵權、削藩鎮的目的，並非壓製國防力量，而是要清除軍中的異己因素。所以，趙匡胤還是提拔重用了一批資曆較淺的將領，或令其鎮守地方，或派其出征作戰。當然，這些將領都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絕對效忠中央。在此前提之下，他們即使暴露出一些弱點及出格行為，太祖也能寬容對待。如對待禦北前線的李漢超、郭進等將領就是如此。而到了弑兄上台的宋太宗時代，在強烈的陰暗、猜忌心理的支配下，對可能最大威脅帝位的軍事將領就更加戒備了。因此，在宣稱繼承太祖成憲的旗幟下，趙光義又接過了“抑武”的利器，通過繼續壓製武將的手段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其突出措施如下：

　　其一，太宗即位後，很快便罷免了向拱、張永德、張美和劉庭讓四位宿將和開國功臣石守信的節鉞，將他們或轉為虛職，或安置到西京閑差。禁軍大帥黨進則被外放為地方節鎮。不久，另兩位禁軍首腦楊信和李重勳相繼病死。於是，宋太宗逐漸起用了自己信賴的武將掌管了禁軍；其二，太平興國二年初，太宗借機下令將各地節度使子弟調入京城，將他們編為殿前承旨的軍職，實際上等於將他們變為人質，以製約四方將領；其三，在第一次北伐契丹期間，因曾發生一部分將領欲擁立太祖之子、武功郡王趙德昭為帝的事，班師回朝後，趙光義不僅逼死了皇侄德昭，而且通過貶責從征的重要將領石守信、劉遇等人，嚴厲地教訓了帶兵的武將；其四，由於對武夫的猜忌心理進一步加劇，特別是對某些將領謀立趙德昭一事耿耿於懷，所以宋太宗對武將處處設防，實施“將從中禦”之法，如慫恿監軍牽製、甚至欺壓將帥，更多地使用“陣圖”約束戰場指揮官的手腳等；其五，通過進一步深化“崇文抑武”的方針，來製約武將在政治生活中的影響。如宋太宗即位僅兩個月，就親自操持科舉考試，錄取進士、諸科及特奏名達五百多人，甚至連執政大臣都覺得過分。但“上意方欲興文教，抑武事，弗聽”。又如：太宗對號稱天下文淵之藪的昭文館、集賢院和史館進行遷址和大規模重建，又親賜名為“崇文院”，以示“崇文”的決心。再如：淳化三年，新建的秘閣落成後，太宗不僅率文臣登樓觀書，而且還要求禁軍首領也來參觀，所謂“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故也”。還值得一提的是，太宗將沿襲已久的宮中內殿――“講武殿”，更名為“崇政殿”。此舉看似枝節小事，實則反映“崇文抑武”政策的深化。諸如此類等等。宋太宗晚年曾針對抑武的措施辯護道：“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

　　需要指出的是，“將從中禦”是宋太宗深化抑製武將舉措的重要產物。宋太祖在位時，為了防止帶兵將官擅自行動，造成尾大不掉的後果，在每次軍事行動前，都要對將領作一些指示，並派出親信任都監，以監督諸將的舉動。不過，趙匡胤久經沙場，熟知前方軍情瞬息萬變的特點，故對軍官僅扼要指示，對戰場的具體指揮過程並不直接幹預。趙光義即位後，因對武臣有更深的戒備心，遂逐漸幹預，甚至控製他們在戰場上的一舉一動，這在當時被稱為“將從中禦”。宋太宗在設置監軍的同時，賦予監軍們更大的監督權。同時，他還親自設計作戰“陣圖”，作為“錦囊妙計”授給將帥，借以控製武官的舉動。所謂：“圖陣形，規廟勝，盡授紀律，遙製便宜，主帥遵行，貴臣督視。”於是將帥的一切行動都掌握在君主手中。以後，監軍的設置愈益廣泛，還出現了掛“走馬承受公事”頭銜的軍校，隨時向皇帝匯報軍中動態。在宋太宗親征北漢期間，方麵軍主帥、名將郭進便因不堪監軍田欽祚的多次淩辱，自縊而死。而此事發生後，竟無人予以追究。在第二次北伐過程中，又出現了楊業被監軍王�逼死的悲劇。蘇轍曾有“一敗可憐非戰罪，太剛嗟獨畏人言”的詩句，表達楊業之死與“畏人言”有關的看法。這裏所說的“畏人言”，其實並非真的是畏懼監軍之言，而是監軍背後的專製皇帝。

　　宋太宗登基一年半後發生的一件荒唐的事件，足以從側麵反映武將順從觀念的牢固程度：太平興國三年，秦州節度判官李若愚之子李飛雄，詐稱天子派出的巡邊使臣，結果從關中換乘官馬，在地方武官的向導下，一路西行到秦州境內。麵對不持任何憑證的李飛雄這樣一位“使臣”，當地駐軍將領竟俯首帖耳。結果，李飛雄矯詔逮捕多名帶兵將官，並準備處死，而諸將都甘心受縛就刑。以後，因李飛雄利令智昏，露出破綻，才被眾人捉獲。李飛雄事件說來令人難以置信，這一切隻能說明武臣們已完全屈從馴服，昔日桀驁強悍的影子，此時可謂蕩然無存。

　　太平興國以來，宋太宗對武臣們的監督愈來愈嚴，管束也越來越緊。如太平閹國八年，鎮州駐泊都監彌德超虛造罪名誣陷樞密使曹彬，後雖經大臣解釋擔保，但宋太宗稍解除了曹氏的職務，將其調為外地節度使。彌德超因迎合了主子抑製武將的心理需要，立即被破格提升為宣徽北院使，更授予樞密副使的要職。不久，彌氏誣陷之事敗露，但曹彬卻沒有能恢複原職。像曹彬這樣謹慎持重的軍界首腦尚且因隻言片語被罷官，而如郭進、楊業輩勇於用兵的名將，其被逼死也就不難理解。這一切事例無疑都深深地教訓著每一位武官，使他們不能不倍加小心，寧肯失職取敗，也不敢冒然觸犯天條戒律。所以，曹彬和潘美在第二次北伐中的無能表現，就不免使人產生這樣的懷疑：翦鋒挫銳，有意避功，以釋天子猜忌。這種看法又尤以清初王夫之最具代表。王船山認為：曹彬謹慎而不敢居功，潘美陷楊業於死地的做法，是為了避免“功高震主”，所以選擇了不深究責任的戰敗結果，“勝乃自危，貿士卒之死以自全”。

　　由於宋太宗統治集團對軍隊將領實施了種種防範、壓製以及歧視的政策，特別是隨著兩次北伐的失敗，當政者眼光完全向內，對武將進一步實行了前所未有的抑製甚至打擊政策，於是武將的精神麵貌再度發生重大轉變，由宋太祖時代初步形成的謹慎、謙恭的趨勢，進一步變為順從、庸碌以及怯懦的普遍特點。一時，武官們在政壇上黯然失色，精神萎靡。如樞密使楚昭輔雖為武官出身，但從未真正上過戰場，其最大的特點還在於“忠謹，無他才略”。楚昭輔雖然吝嗇成性，遭人譏諷，但性格上的弱點絲毫不影響給天子看管兵籍庶務。而另一位樞密使曹彬，也愈加謹慎小心。其他如柴禹錫、張遜、王顯、楊守一以及陳從信等人，都因為早年曾在藩邸效過力，被趙光義視為心腹，以後或入主樞密院，或出外統管禁軍，成為太宗的親信和軍隊核心人物。但這些人大都沒有戰場經驗和軍功，惟以迎合太宗旨意為能事。所以元人修《宋史》時評價道：“率因給事藩邸，以攀附致通顯。”再如太宗藩邸衛士出身的王超和傅潛，在戰場上畏敵避戰，成為世人恥笑的常敗將軍，但卻能長期擔任禁軍統帥。事實上，趙光義對純粹因為軍事原因失敗的將領，總能給予寬厚處理，或置而不問，或暫時貶官，隨後又恢複職位乃至提拔。可見，宋太宗對高級將領過分強調忠心，而忽略了其軍事才能，這實際上便降低了軍官的角色標準。

　　在宋太宗朝後期，眼見軍事將領那種庸懦無為的精神狀態，就連一些文官也感到後果嚴重，於是轉而向天子進諫，請求給武官們一定的權威和榮譽，以免使朝廷的軍事組織渙散瓦解。如端拱二年，右拾遺兼直史館王禹□向太宗上奏道：“自陛下統禦，力崇儒術，親主文闈，誌在得人，未嚐求備。大則數年便居富貴，小則數月亟預常官”，“但恐授甲之士，有使鶴之言，望減儒冠之賜，以均戰士之恩。”王禹□甚至提出了“抑儒臣而激武臣”的激進主張。另外，張洎、田錫等幾位文臣也有類似的議論。透過王禹□等人的議論，不難看出宋初以來的“抑武”政策至此已遠遠走過了頭，造成了武將精神沉淪的嚴重後果。

　　到宋真宗以後，“抑武”政策被作為祖宗之法得到繼續貫徹，並變本加厲，甚至戰場上的指揮大權也交給了文官，將領完全受到文臣的支配。如在與黨項交戰的西部前線，宋中央下令“分陝西緣邊為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等使，自今路分部署、鈐轄以上，許與都部署司同議軍事，路分都監以下，並聽都部署等節製，違者以軍法論”。於是，範仲淹、韓琦等文官以經略安撫、招討等使的身份，負責指揮各路軍隊。確如宋人劉摯所雲：“臣竊聞祖宗之法，不以武人為大帥專製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總製之。武人為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節製，出入戰守，唯所指麾。”在此形勢下，怯懦無能的武將隊伍受到士大夫的普遍蔑視。宋仁宗時，宰相王曾便將地位與宰相相等但出身武將的樞密使張耆，蔑稱為“一赤腳健兒”。以後，名將狄青進京赴任樞密副使，竟被文人們貶呼為“赤樞”（當時軍人有“赤老”的蔑稱）。而翰林學士歐陽修也敢於輕視樞密使、老將王德用，所謂“老衙官何所知”。

　　綜上所述，在宋初統治集團實行的一係列措施的壓製下，北宋的武將隊伍逐漸被擠壓成循規蹈矩、無能怯懦的群體，其整體精神狀態遂呈現出頹喪、萎靡之勢。而這一局麵的長期存在，不僅從一個側麵加劇了當時“尚武”精神的淪落，使軍旅被視為下賤之業，而且極大地削弱了國防能力，是造成北宋被動挨打的可悲後果的一個重要原因。

　　（原文發表於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