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顯

堅持原則　克己奉公

雷田穎

邦顯離開我和孩子們已四個月了。作為七十年的戰友，六十七年的夫妻，這幾個月，兩個人共同戰鬥、生活的各種經曆，不時在我腦中泛起。許多回憶是甜美的，有些卻是苦澀的。最近，孩子們告訴我正在準備給邦顯寫一些回憶文章，問我和邦顯的七十年相識及共同生活的經曆中，感受最深的是什麽？我想了又想，覺得這個人最大的特點就是八個字：堅持原則，一心為公！

1936年，抗日救國的高潮把當時隻有十五歲、在西安培華女職上學的我也卷入到這一洪流之中。十二月九日，我和我們學校中的三個班同學及外校的許多熱血青年一起，在到張學良的剿共總部、邵力子的省政府、楊虎城的綏靖公署請願以後，奔上了去臨潼向當時住在臨潼華清池的蔣介石請願的遊行隊伍中。在滻河橋頭的十裏鋪，張學良追上我們，激昂地發表了講話，並向我們保證，一周之內一定給大家一個滿意的答複。三天過後，張學良、楊虎城把蔣介石抓住了，並扣在西安逼蔣停止內戰，堅決抗日。這就是舉世聞名的“雙十二事變”。從那以後，我開始參加到抗日救國的洪流中，和許多愛國青年一起，四處宣傳抗日救亡，演《放下你的鞭子》等活報劇。邦顯的一個西師同學叫胡俊生，當時已是民先隊員和共產黨員，具體負責和組織我們進行抗日救亡活動，並在1938年4月介紹我加入了共產黨。那時，我還不足十七歲。入黨以後，我就成為培華女子職業中學的黨組織的負責人。當時，全校僅四名共產黨員，能夠堅持黨的救亡工作的隻有兩名。我常常感到勢單力薄，力不從心。就在這時，邦顯從西師畢業來到我們學校，從事行政工作。通過組織，我們彼此知道了黨員的身份，我的心這才踏實了。初次相識，見邦顯皮膚白皙，眼睛也大，舉止沉穩，說話不多，感覺他似乎總有主見。以後，因黨的工作，我們交往多起來，彼此也有了一定了解。這年夏、秋，日本人打到晉南，占領了中條山，直接威逼黃河和潼關。西安許多學校都考慮南遷到陝南。“培華”也準備南遷到漢中。我和邦顯商量後，不隨校南遷，直接到延安上抗日軍政大學。組織關係因當時特殊情況，最後由邦顯匯報給省委，是由省委的羅文治同誌幫助予以辦理的。初次相識、共事的幾個月就這樣匆匆結束了，我們相互之間也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

1939年底，邦顯到延安以後，先後在中央黨校和馬列學院學習，我們又見麵了。我已由“抗大”集體轉入“女大”上學。因為沒有對敵鬥爭和工作的直接壓力，我們的交往顯得輕鬆，言談的內容也多了起來。邦顯還是那樣慎言，那樣莊重，有時又顯得羞澀。我們談學習，談抗日，談“培華”，也談了到延安後的許多感受。不知不覺中，兩個年輕人的心越來越靠近了。邦顯的同鄉、同學、好友張軍在我們之間，總是扮演著一個紅娘的作用。每一次相見，張軍總是把我們倆往一塊湊，千方百計給我們創造兩個人單獨交談的機會，還不時給雙方的一些同學、熟人散布一些促成的言語。那時，我們都年青，往往是五六個年青人一塊散步，交談。常常是好幾個年青人逼我表態，或逼邦顯開口。在延河水畔，在寶塔山下，在延安南關的老市場……都留下我們這些為抗日救國而聚到一起的熱血青年的足跡，也留下我倆曾如何走到一塊的倩影。1940年春，邦顯滿二十三歲，我滿十九歲，在西北局秘書長賈拓夫的證婚下，我與邦顯在延安結成了夫妻，開啟了我們長達六十七年並肩戰鬥的曆程。

1940年初，我從女大畢業，轉入中央財經部辦的會計訓練班學習，結業後，在中央糧食局會計處工作了三個月。這年夏天，邦顯從馬列學院畢業，我隨他一起到陝西省委工作。陝西省委先在照金，後遷到旬邑縣馬欄鎮。這年秋，邦顯被省委任命為關中臨潼縣委書記，我隨邦顯一塊去臨潼開辟地下工作。在臨潼縣，我們多方努力，因是白區，難於立足，最後把立足點放在邦顯的家鄉附近的馬額鎮，以教書為掩護，進駐馬額小學。不久，經過多方工作，把新的縣委也紮在馬額小學之中。這次來臨潼，省委交代的幾項任務中，首要一條，就是紮穩根基，長期隱蔽。為了做到這一條，除了我和邦顯都擔負一定的教學任務外，還要設法得到當地各界人士的廣泛支持。當時，馬額塬上一些社會名流和供孩子上學的人家迫切希望能把馬額小學從一個初級小學擴大成完全小學（含高小部），並把校舍擴大，使其成為當地方圓幾十裏內一個叫得響的學校。邦顯為了做到這一點，先做好鎮長的統戰工作，爭取到一些資金，又利用鎮長的威望和支持，拆廟籌集擴校必須的建材。在這個行動過程中，我印象非常深的是，盡管他的家離馬額鎮隻有五裏路，他沒有把一磚一瓦一木拿回自己家，盡管拆的廟中就有他家所在村——廟劉村的兩座廟，但他當場監督，把所有的材料運到學校，用於擴建。當時，學校有的人和鎮上一些有影響的人，曾私自把一些材料拿回自己家中，他親自說服，勸阻製止。不但這樣，他還說服自己的父母，把家中一些暫時不用的材料拿出來，用於學校的擴建。為了籌備擴建學校的費用，邦顯曾說服鎮長，在馬額鎮開設了以賭為娛樂形式的場所，“用不義之財，做有義之舉”，也籌到一些擴校的資金。那時，我公開既要給小學學生上課，擔任三年級的班主任帶學生，課餘還要為黨的事業操勞。當時，因環境艱苦，過度勞累，生的第一個孩子未成，身體受到一定損傷，未完全恢複，不久又懷上了第二胎。這種情況下，多麽希望能有一點給補。但是，邦顯原則性很強，丁是丁，卯是卯。凡是用於擴建學校的費用，一分一厘都不能用作它用！這時候，他已是學校的校長了，堅決以身作則，執行製度從他做起。我當時感到他不近人情，也不關心我。不久，校舍擴建成功，初小轉完小，邦顯得到馬額鎮及周圍人民的空前擁護和讚揚。偽鎮長、國民黨區分部的頭頭都宣揚他。他對我說，紮穩根基，長期隱蔽的任務基本實現了，我才心中釋然，懂得他這樣做，既為人民辦了好事，又為實現省委交給的任務打下堅實的基礎。

1942年，省委調我們回邊區學習。隨後，“整風運動”開始了，進入1943年後，整風運動被康生、高崗一夥“以搶救失足者”的名義搞得變了形。我們在白區工作的地下黨員都要承認、交代是叛徒，特務。不久，我和一些省委的同誌被送到延安行政學院進行審查。那時，我還帶著不足一歲的兒子。在延安行政學院，除了學習文件，就是要求主動交代，或揭發別人。那年，我僅僅二十二歲，還要照料小孩，卻已失去人身自由。整天都是談話，學習，交代，揭發，有時還硬逼著人說假話，誘導人揭發批判別的同誌。傷天害理的事，我不幹！誣陷別人的話，我不說！無中生有的事，更不能做！也有些人忍不住折磨胡說的。邦顯當時在西北黨校接受審查。雖然同在延安，因為有製度規定，有紀律約束，我們都不能違反，一年多的時間，未能見麵。

延安整風後，我倆又回到馬欄的陝西省委，我在生產科任會計，他在政策研究室從事白區工作的調研。1945年8月15日，抗日戰爭勝利了。這年十月，為了恢複二華（華陰、華縣），大荔，潼關一帶的黨的工作，邦顯隻身一人前往這一帶了解情況，開辟新局麵。我一個人帶著兩個孩子（第二個1945年6月出生了）。不久，他回來匯報了情況後，又以華潼工委書記的身份重返到東府地區。1946年下半年後，鬥爭形勢越來越緊張，蔣介石、胡宗南侵犯陝甘寧邊區的意圖越來越明顯，而我們的工作擔子越來越重。我沒日沒夜的工作，還要照料兩個年幼的孩子，更得準備隨時隨地地撤退搬遷。這種情況下，邦顯在白區的工作情況又音訊全無，搞得我幾方麵揪心，成夜失眠。1947年初，蔣介石、胡宗南進攻邊區的目的已很明顯了，一些在白區工作的同誌也先後回來安排料理家屬子女的事。我多麽希望邦顯這時候能回來啊！但是，他還是沒有回來，仍然沒有任何音訊。我當時沒有辦法，幾乎把一個孩子送給人。1947年3月，省委機關終於開始轉移了，邦顯仍無消息。我背著小兒子，牽著大兒子，加入到轉移的行列之中。和胡宗南匪軍擦肩而過，匪軍從坡上的公路行進，我們在溝底躲過。沒吃沒喝是常事，遭遇打仗在所難免。我一個二十六歲的瘦弱女子，拖帶著兩個幼小的孩子，還肩負著一定的省委工作，多盼望邦顯能和我在一塊啊！可是，他仍是杳無音信，甚至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一度我懷疑邦顯已經犧牲了，隻是礙於形勢惡劣，組織才沒有告訴我。就這樣，和蔣胡匪軍周旋，東躲西藏，整整一年。直到1948年3月，組織才通知我，邦顯在華陰開展工作，形勢很好，讓我帶著兩個孩子到華陰和他會合，以機要秘書的身份幫助邦顯。這樣，從1946年底到1948年春，一年半時間，我們才再次見麵。邦顯也告訴我，他也認為，在胡宗南的瘋狂剿殺中，我與兩個兒子早已犧牲了。當時，路已被胡宗南的軍隊封鎖，華陰和馬欄的情況根本無法聯係。

在華陰，邦顯不久擔任東路工委書記，潼關、華陰、華縣、渭南四個縣的工作重擔壓在他的身上。我到後不久的一天，他交給我十幾顆金戒指，讓我保存好，說這是組織給的活動經費，需要的時候，變賣成現錢，用於組織活動和基本生活所用，並要求我將每一筆開銷都記成賬，連五分錢一斤的白菜賬也不允許漏掉。我照著這樣辦了。為了工作，相會幾天後，就把小兒子送回他的父母家中。半年以後，又把我的大兒子委托有關同誌送回臨潼老家。那時，邦顯的身體迅速地惡化，經常吐血不止。但是，在他的生活中，卻不許我有一絲一毫的特殊和照顧。甚至在吐血接連不斷的情況下，都不許我動用這筆錢為他買一些營養品，如果不是王瑞亭一家為了救他賣掉自己的中藥鋪子，他恐怕早性命難保了。在這期間，他和同誌們動員的幾十名青年到陝甘寧邊區去的一切花銷，卻全部是由這筆錢中支付的。東路工委的開銷，也多來自公開的火柴廠中的收入，家中不困難的同誌，也不額外給予補貼。我和他的生活，維持在最低的標準中，也就是剛能果腹。1949年5月，中共渭南地委成立了，東路工委的工作和有關手續也全部移交給渭南地委。作為移交中的一件大事，我把邦顯交給我的十多顆金戒指的賬目和剩餘的十顆金戒指當著地委書記白清江、秘書長李經綸和邦顯三人的麵交給了組織，之後，邦顯才告訴我，這筆錢中還包含兩個孩子的生活費和我的一些必要的置裝費。在邊區省委機關兩個小孩每月還發一定的奶費，一年還發一次衣服費，出來這段時間兩個孩子一文錢也沒用過。我聽後生氣之極，質問他為什麽早不給我說，還差點把小兒子的命送掉。他卻回答說，公家的那點錢來得容易嗎？你在邊區生產科工作，不是不知道，能省就得省。作為在當時省委生產科做財務工作的我，深知為當時的革命鬥爭掙得每一塊錢都是非常不易的，有時，甚至需要付出血的代價。我不得不承認他是對的，這就是我的丈夫劉邦顯。

建國初，邦顯在渭南地委副書記的任上仍然是一心撲到工作中，因嚴重的肺病，多次大吐血，他住進了醫院。出院後他和呂劍人等同誌被安排到當時風景秀麗、環境幽雅的武功農學院中休養。這期間，以“反官僚主義（主要是反對貪汙）、反鋪張浪費、反貪汙盜竊”為內容的“三反”運動開始了。當時的地委、專署的領導在動員會上，隻講找貪汙分子，不提官僚主義和鋪張浪費，激起不少同誌的不滿。我也發了言。對此事，地委和專署機關的群眾形成兩種不同意見。接著因渭南地委和專署幾個領導人生活作風腐敗，多吃多占，鋪張浪費，貪贓枉法等問題引起了渭南地委、行署機關和渭南、華縣、華陰等縣上的同誌們的氣憤，幾十個人聯名上告，反映這些事。我因在當時的地區婦聯任職（邦顯兼任地區婦女工作委員會書記），聽說某領導糟蹋了不少年青女幹部和女青年的事，還聽說某領導貪汙了公家的黃金，甚至包括我們在地下鬥爭中節餘的那些金戒指的事後，也氣憤不過，站到反映問題人員的一邊。那幾個被反映有問題的領導，惱羞成怒，將反映問題的人和看法相同的人列成名單，內定為“反黨、反領導集團”，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上報省委、西北局。邦顯知情後返回渭南地委。他千方百計壓我的火，不讓我繼續反映，要求我按組織原則辦事，他去按政策給省委匯報。還說，在事情未落實前，不要再鬧了。這些人（指被反映的人）都是陝北來的老同誌，如搞不好關係，工作肯定要受大影響。我氣不過，和他爭，和他吵，他就是不依我，甚至還對我發脾氣。最後，硬是壓製住我默不作聲。到1952年夏、秋，西北局采取了組織措施，把那幾個被反映有問題的領導全部調離，這件事才告一段落。到1956年底黨的八大以後，組織又對當時提意見的、被內定為“反革命”的四五十名幹部最終有了一個明確的、公正的組織結論。事後，我知道了，邦顯和那幾個被反映問題的領導鬥爭是非常堅決的，也親自到省委全麵進行了匯報。隻是當時國際、國內的鬥爭形勢非常複雜，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運動正在進行，新疆問題正在解決，根本不允許渭南地委亂下去！所以，他要求我們按組織原則辦事。綜合當時的形勢和實際情況，他的做法是正確的。也比我們站得高，看得遠。這就是時任我的頂頭上司的劉邦顯。

1956年底以後，邦顯調到省委，先後任省委財貿部部長和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這期間，我們倆的孩子增加到六個，而且全部是男孩子，最大的問題是當時的糧食定量根本不夠吃。幾乎月月熬不到頭，我多次跟邦顯說，能不能想想辦法，他每次都硬生生地頂回來說，全國人都是這標準，咱有啥可特殊的。1960年冬天，因工作的失誤，加上一些自然災害，全國上下鬧糧荒。一時間，因饑餓產生的浮腫病流行全國，人們為吃想盡了各種辦法。一個周末，我的一個上中學的兒子回到家給我說：媽，我得了浮腫病，給我補了一斤黃豆，現拿回來。可是，他把口袋掏了遍，隻找出十幾粒黃豆。問他黃豆到哪裏去了，他說，邊走邊吃，沒有想到，回到家，一斤生黃豆就剩下這麽一點了。我聽後，眼淚止不住湧入眼眶。給邦顯說，邦顯也隻講了句，全國都這樣，熬一熬，會好的。我沒有辦法，一邊每周給孩子煮上三斤多白菜（沒油，沒鹽，沒調料，因為，那一年冬天這一切都定量供應），讓他們帶到學校吃。一邊和孩子，公務員合夥開荒種糧，並在我工作的幹部學校每天將搞副業剩下的豆渣買回一點，給饑餓的家裏老小充饑。這一年冬，行政部門給省委常委以上的領導同誌每人議價賣一袋麵粉，邦顯堅決讓退了回去。理由是全國人民標準相同，咱們為什麽要特殊！這對孩子們的影響也不好。他們在學校，和其他學生本來在一塊，一切一樣，如果知道父親是當官的，有特殊照顧，這會有損於黨的形象。他讓公務員把麵粉退回去！氣得幾個孩子怨言紛紛。我知道，孩子們都非常不滿老子這種做法，可我又能說什麽呢？畢竟，邦顯在當時的情況下，想的和做的是對的。這就是孩子們的“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麵”的父親啊！

1964年起，我們一家搬入省人委新城小院。邦顯擔任省委常委兼副省長。他更嚴格要求自己了，也更嚴格要求家裏所有的成員。這一年的夏天，兩件事讓我永遠無法遺忘。

一、這一年的夏天，他把剛考完大學的一個兒子和剛考完中學的一個兒子叫到他跟前說，省人委從現在起，要把所有的中學以上的孩子組織起來義務清理新城大院的垃圾，你們兩個一定要帶頭。現在的幹部子女，如再不加強教育，一個一個就會變成盧公子（一出戲，叫打漁殺家，戲中的盧公子名盧世寬，是個典型的紈絝子弟）。在具體的勞動中，孩子方知，這個意見是邦顯在辦公會上提出的。接連幾周，邦顯都要詢問他的孩子勞動情況，那些領導幹部子女參加了，有什麽體會等。

二、仍是這年夏天，省體委組織全市青少年遊泳選手，在興慶公園舉行橫渡興慶湖800米的遊泳活動，分為青、少年兩個組。我的三個孩子報名參加了這一活動。邦顯因分管體育工作，必須去觀看。這天早上，三個孩子興衝衝地拿著遊泳褲出了家門，恰逢邦顯的秘書雷天舍和司機等在門外，一問情況，說是同路，以為不出什麽問題，便把兩個小的拉上車，果不其然，邦顯出來後，一看車裏的兩個孩子，大發雷霆，硬是把兩個孩子拉下車，還狠狠地批評教育了一頓，秘書、司機一直在旁站著，也嚇得一言不發。躲在一旁的大孩子等車走後，出來無奈地嘲笑兩個弟弟：小臥車坐舒服了吧！我也不騎自行車了，陪著你倆坐公共車去吧。一行三個人乘著公共汽車趕到了興慶公園，參加了橫渡興慶湖的比賽活動。

這就是既是父親，又是省級領導幹部的邦顯是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和下一代的兩例典型表現。也許正是這樣的嚴要求，他的幾個兒子幾十年來從不以省長兒子的身份沾他的光，幾乎從不因個人的事坐他的車，直至他去世。

1965年，城市社教運動在西安開展了，省人委機關也進行了動員。沒有想到，劉瀾濤的所謂陝西民主革命不徹底，要進行補課的做法也闖入我和邦顯的家庭中。這事得從我的姑母說起。我的姑母從1953年起，就和我與邦顯一起共同生活，因我八歲時死了母親，就被父親送到姑母家中撫養，直到15歲，才返回自己家。姑母一生是個命運悲慘的女性，也是封建禮教的犧牲品。她二十二歲就嫁到三原縣一戶舊紳士家作填房（即男方死了太太，再娶的話是二婚，被娶女子俗稱填房）男方比他大二十多歲，前房的大兒子也比我的姑母年齡大。婚後兩年，男方就死了，礙於封建禮教，我的姑母未生一兒半女，也得為這個丈夫終生守寡。因無兒無女，幼年的我曾被姑母養育了八年，名為姑母，實為養母。在邦顯和我在白區搞地下鬥爭之時，姑母也為革命鬥爭作出過貢獻。她的家曾作為邦顯和我來往邊區的落腳點，我們的一些進出邊區的同誌也曾在這兒歇過腳。甚至姑母本人和原丈夫的兒子，親戚都參與過護送邦顯，掩護一些同誌的行動。1953年，姑母年齡大了，我將她接到我們身邊共同生活。但是，姑母總是閑不住，她不但給我們全家做飯，洗衣，還幫我和邦顯將三個孩子照看到大。就是這樣一個老人，在城市社教中，因三原魯橋鎮丈夫家的成分問題，按照當時政策，不宜住在省人委小院內。邦顯給我講了情況。我實在不忍心把孤苦伶仃的這麽一位老人的心再傷了，她已經七十歲了，人心都是肉長的呀。我請求邦顯，讓他給組織說明情況，或者再想想別的辦法。

但是，邦顯很認真地給我講了政策規定和原則，尤其是強調了作為一個黨的領導幹部必須以身作則，擺正公私的位置，才能再去教育說服別人。就這樣，姑母被設法安排到夏家什字街的一間簡陋的民房中，孤獨地生活了三年多，在“文化大革命”那場動亂中，悄然離開了人世。當時，邦顯和我都在隔離審查中。每當回憶起這位對革命有功、對我和邦顯有恩、對我們的兒子有情的老人，我就覺得愧疚，有時，也抱怨邦顯。可是，冷靜地再想想，作為公私從來很分明、又必須以身作則、模範帶頭的領導幹部，在那種形勢下，邦顯又能怎樣呢？

同樣的，作為另一位對革命有功，對邦顯有養育之恩的他的親生父親，邦顯也是這樣。在我的記憶中，邦顯的老父親已七十多歲了，每次來西安，都是徒步從家鄉走下馬額塬，到零口坐上火車，到西安站下了火車，走到西安家中。因為總是忙，邦顯幾乎很少陪他的父親，經常是叫孩子或公務員陪老人，或看看戲，或是轉轉。返回老家時，也是叫公務員或孩子把老人送上去零口的火車，任年邁的父親用雙腿再去跋涉那個數百米高的馬額塬。因實在看不下去，為此事我曾說過邦顯，叫用汽車送一下老人。邦顯的回答仍是那麽生硬：公家的車，是工作用的。我怎麽能壞了這個規矩！

回想起這些事，我的心很難平靜。在邦顯的心目中，原則、規定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哪怕是對自己有情有義，有養育之恩的長輩，此規定也絕不可破。這就是作為一個晚輩的邦顯同樣扼守的準則啊！

在邦顯的晚年，孩子們給他提出過，堅持原則、公私分明，是對的，但應有必要的家庭親和力。邦顯聽後，確實變得慈善了。

他從心底感到自己的一生，對父母的贍養不夠，對我的姑母有愧疚，所以，他將雙親的照片放大，掛在自己床前，朝夕相處了四年，直至去世。

他對我竭盡關懷和照顧。我因病住院，他最少兩天來看一次。有時孩子們為了照顧他的身體，不讓他來，他就發脾氣，對孩子們吼叫。來到我的病床前，幾十年不善表達感情的他，仍是那麽笨拙，除了總是那麽幾句問候話後，不知再說什麽好，但慈祥關愛的眼神不離我身……

他住院時，對所有的子女總是一個挨一個的詢問，每來一個孩子探視他，他都要把所有的孩子挨個問遍，深深地關愛之情完全流露在臉上。

就是請來照顧他的小保姆，他也做作自己的孫女一樣，全方位的關心著她們，資助著她們。

但是，對待家庭的任何事，對待子女的任何事，他仍然是堅持原則，絕不向組織提任何非分要求！也絕不讓子女向組織提任何要求。這一點，他堅持了一生！

邦顯走了已經四個月了。這四個月中，我想他，懷念他，和身邊的孩子經常談論他。在我的心裏，也在默默地總結他。七十年的戰友、六十七年的夫妻啊！說心裏話，今天的他似乎比他活著的時候在我的腦海中更清晰，更完整了。

七十年的戰友，使我覺得他原則性極強，一心撲在事業上，個人幾乎沒有任何特別愛好。遵紀守法，堪稱模範。以身作則，為人師表。六十七年的夫妻生活中，我體會到，他有情有義，從無二心；在我們的孩子們的心目中，他正直，原則性強，有愛心，也關心孩子們的成長；在長輩的心目中，他是一個正直，嚴肅，事業有成，一心為民，又總是奮鬥不息的好幹部。他愛妻子，愛孩子，愛家庭，也敬老人。

孩子們的看法我讚同：作為父母的獨子，作為妻子的丈夫，作為我們所有孩子的父親，邦顯的確留下了多多少少一些遺憾。但是，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邦顯當之無愧，是個典範，是純正的、偉大的，是值得我們永遠學習和懷念的。

邦顯，不知你同不同意我和孩子們對你的看法？

願來世，你仍然是一個人民的好公仆，是一個優秀的人民的勤務員；願來世，你仍然是一個父母的好兒子，妻子的好丈夫，子女的好父親，隻是，再增加一些家庭溫馨必不可少的親和力。

2007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