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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穗 (熱門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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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君也是清掃員的小頭目,負責市穀那家會社的清掃事宜。但他與今泉君不一樣,小林君是公司的儲備幹部,日後要“上調中央”,回到陽光大廈事務所裏去做管理階層的,隻是由於第一裝備清掃公司當時缺乏現場人員,暫時將他當做“基層幹部”使用。我那段時間每日傍晚去小林君那裏幹活,幹活前坐在地下室他那間收拾得很幹淨整潔的休息室的榻榻米上,有[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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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剛去日本時認識的幾個日本人吧。這幾位都是打工時認識的,大概可以算是日本的勞動人民。到東京後,我的一個朋友帶我去一個清掃公司找工作。到現在還記得那個公司叫做第一裝備株式會社。事務所當時位於東池袋“步道者天國”(步行街意)邊上的一個小巷裏,數年後搬去了日本最高的建築陽光大廈辦公,鳥槍換炮看上去比原先寬敞明亮而且氣派了許多。 [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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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電視裏經常可以看到許多愛情狗血劇,雖說情節大同小異千篇一律,但似乎總能賺得小女生和大媽們的大把眼淚。也許男人女人感受世界的方式不一樣,我偶爾瞟一眼,看到電視裏靚男倩女在那裏哭天抹淚地互訴衷腸,纏纏綿綿說一堆肉麻話的時候總是感覺雞皮疙瘩落一地。與裝腔作勢的電視劇相比,真實生活中未加雕琢的人間喜劇更加精彩生動。不過類似由愛生恨,[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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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君太太赴日留學的簽證終於下來了,湯君歡欣鼓舞,像中國人民終於盼到日本鬼子無條件投降了似地。在等待他太太整裝待發前來日本與他團圓的那些日子裏,湯君有點魂不守舍,當他看到馬路上成雙結對的男女情侶走過時,便嬉皮笑臉地問我們:你們說他(她)們兩個今晚是不是要幹革命。Z君嘲笑他岩漿湧動已經到達井噴臨界點,需要他老婆趕緊來日本履行消防員及時滅[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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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班的學生人數少些,上課也認真些,但其實學生的日語程度也高級不到哪裏去,無非是來日本的時間稍早,在明治學校待的時日比較長久些了而已。班裏有兩三個台灣女生倒是能說日語,但那顯然並非明治日語學校的教學成果,台灣人裏有不少是原本就會說日語的。 教那個高級班的老師是齊藤先生,一個剛從某株式會社退休的會社社員(公司職員)。齊藤先生頭發已經[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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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東京留學時,還是昭和年代。年曆一翻就到了昭和64年,也即是1989年。昭和64年隻有一個月(其實還不滿一個月),因為昭和天皇一開年就駕崩了。皇太子繼位,日本進入了平成年代。如此,我到日本後一年多的時間便跨越了從昭和到平成的兩個時代。 初到東京時,在明治日本語學校學習日語。那個學校位於東池袋靠近大塚的某個小巷裏。離東京標誌性的最高建築陽光[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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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張國燾晚年寄居香港時候寫了一部皇皇巨著《我的回憶》,回憶他早年在中國的革命經曆。鑒於他的特殊身份和所寫的多是親身經曆,這本書的曆史價值應該是毋庸置疑的。雖然共產黨的不少領導人曾在公開場合表示對《我的回憶》不屑一顧或不以為然(比如周恩來就說過張國濤隻知道1938年前的事情,那本書詆毀毛主席,不值得一讀之類的話),但這[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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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過頭來再說說師大一村的這一位。這一位我們從小到大稱之為C伯伯。C伯伯也是山東人,但他的老家離父親的老家遠,原本他們是互不相識的。父親隨軍南下後曾在蘇州革大參加學習培訓——所謂革大顧名思義大概是革命大學的簡稱,就如魯藝是魯迅藝術學院的簡稱一樣,C伯伯大概是在革大與父親相識的。他比父親稍長兩三歲,是1945年之前即已參加革命的抗日幹部。[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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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個移民城市,那裏有許多來自不同地方的人。當初國共內戰,蔣軍頹勢畢現,華東解放軍趁勢揮軍南下,進駐原來的國統區。華東解放軍在上海留下了一批幹部,就是世人所謂的南下幹部。南下幹部基本來自山東,當初在上海的山東人裏,許多便是這樣的南下幹部。
我父親也是那撥南下幹部中的一員,他當初到上海時不到二十歲。聽父親說他們到上海後上街去瞎逛十[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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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人是別一種行事風格,簡而言之是不破不立,所謂老的不去新的不來,與原配離婚迎娶新妻仿佛是他們比較認同的做法。 我在那個工廠裏前後接觸過五六個德國工程師。工程剛開始時隻有一人,是個白胡子紅臉的老人,總是滿臉大汗,嘴裏嘟嘟囔囔自言自語。那老人數著日子盼望回德國度假與家人去旅遊,一個月後果然興高采烈的走了。取代老人而來的是一個三十來歲[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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