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心裏頗不寧靜。今晚吃罷年夜飯,忽然想起馬年一到,自己就年過半百了。在這萬馬奔騰的時代裏,“五十歲的老漢”的生活總該另有一番樣子吧。月亮漸漸地升高了,屋外操場上年輕人的歡叫,已經聽不見了;妻在屋裏一邊看著連續劇,一邊嗑著瓜子兒。我悄悄地披了大衣,帶上門出去。沿著操場,是一條曲折的小木屑路。這是一條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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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奪冠,湖北省政府將人家攔截在機場,在見到親爹娘之前先要麵對官員,哇,塞過來一張80萬元的大支票。
先不說這錢是從哪兒來的,也不說給的合不合適,合不合法。這80萬給李娜?怎麽看怎麽像一個俗氣的幼兒園老師看見一個富翁的公主,雖然人家手裏捧著一大把巧克力,那老師還硬塞給這公主一粒棒棒糖:好孩子,好孩子!
這些在僵硬陳腐的舊體製下混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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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思考、聯想與展望回顧二戰曆史,尤其是猶太人的遭遇,對中國人和中國社會有著非常直接的現實意義。阿倫特提出“平庸之惡”的意義在於,她沒有把納粹的罪惡看成僅僅是針對猶太人的局部的和偶然的曆史事件,阿倫特認為,史無前例的罪惡一旦出現,就將成為未來同類罪惡發生的先例。而所有的罪惡都必須有一個普世的價值標準來判決,這個標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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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娜·阿倫特(HannahArendt),美國著名政治理論家。阿倫特是原籍德國的猶太人,師從哲學大師海德格爾,二戰爆發後,阿倫特流亡至美國,並成為普林斯頓大學的第一位女性教授。1961年,阿倫特受《紐約客》委托,前往耶路撒冷采訪納粹戰犯,“最終方案”的主要負責人,“死刑執行者”阿道夫•艾希曼(AdolfEichmann)的審判,並於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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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還沒有弄明白,64的“風波”如何演變成了一場血腥的災難。就64的起因而言,根本無法與五四和1976年的四五相比,為什麽從幾個娃娃開始,演變成全民、全國性的大規模遊行、靜坐,而到了最後又隻剩下娃娃們堅守廣場,和廣場共存亡,甚至“期待流血”?再就平息這場風波而言,如果有上中下三種方式,那麽把坦克開進廣場,用機槍朝人群掃射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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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候勞鶴》一文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剛正不阿的德國知識分子勞鶴,同時我們也看到了愛因斯坦“吾愛吾師,更愛真理”的一麵。然而我不解,愛因斯坦在問候勞鶴的同時,為什麽拒絕問候普朗克呢?
從這篇文章中,讀者很難理解為什麽愛因斯坦對普朗克心存偏見,甚至忌恨。難道就是因為普朗克勸愛因斯坦:“您真該少說兩句,……您的講話使那些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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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個轉折開始了。
1957年,反右開始,全國共挖出了50多萬向黨“猖狂進攻”的右派,許多單位下達了5%的硬指標,一時間血雨腥風,知識分子的日子隻能用一句話形容:惶惶不可終日。反右隻是毛澤東清理階級隊伍的一個環節,這次是拿底層的知識分子開刀,所以反右的急先鋒是鄧小平。但好景不長,1969年,文革開始。劉少奇、鄧小平成了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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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方舟子起訴崔永元,我真的覺得這兩位打架打的不值,老方太“科普”,小崔太“實說”,二者都從自己的情感出發來看待一個本身就爭議很大的題目:轉基因。你們爭論就爭吧,就事論事,反正這事兒也沒權威的科學結論,可倆人咋就咯噔一下轉下三路了呢?轉基因“轉”成了拿誣告、詐騙說事兒,還相互問候對方父母。兩個原本人們心目中的偶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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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從《駱駝祥子》到老舍之死”一文,感慨良多,如鯁在喉。
其實新年裏我本決意少摻和政治話題,但這個題目不得不說,一來這段曆史我不陌生,二來我自己所看到的各類似曾相識的“老舍”之死,曆曆在目。
我說老舍是“苦戀”的殉葬品有兩層意思。
第一,《苦戀》這部電影大家都熟悉,雖然很多人並沒有看過。影片的結尾,主人公淩晨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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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load/album/36/35/34/d204b8354683xlM2rjG2.jpg)
去年一年,有不少貪官落馬。其中有一位副省長級的大官頗吸人眼球,此公大名倪發科!難怪了,發科兄,你不發科誰發科啊!
不過,“發科”是一個不錯的中文名字:發財中科嘛!可是咱早開放了唉,都全民學英語了,你一個副省長難道不親切接見外國友人?“倪省長,這是米國雞愛母(GM)公司的打死疼(Dustin)先生。”“打死疼先生,這是我們的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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