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美國著名政治理論家。阿倫特是原籍德國的猶太人,師從哲學大師海德格爾,二戰爆發後,阿倫特流亡至美國,並成為普林斯頓大學的第一位女性教授。
1961年,阿倫特受《紐約客》委托,前往耶路撒冷采訪納粹戰犯,“最終方案”的主要負責人,“死刑執行者”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審判,並於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於平庸的罪惡的報告》。本書一經問世,立刻引起世界性的轟動。
其實,說“轟動”不如說激烈的聲討和批判,阿倫特被指責為納粹辯護,對猶太人缺乏同情心,甚至有人痛斥阿倫特是“德國的婊子”,許多昔日的好友毅然和阿倫特決裂,一生不再來往。
阿倫特被誤讀了。根本的原因是,阿倫特沒有以記者的身份采訪審判,而是以一個學者的眼光,忽略了自身的猶太裔身份,站在人性的高度用哲學的語言剖析了納粹的罪惡。阿倫特的報告並沒有局限在這一次審判,更沒有局限在艾希曼一個人身上,阿倫特著眼於整個人類,提出了“Banality of Evil”這個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概念。因此,阿倫特不是在簡單地描述一個法律案件,她的觀點或許不符合當時甚至現在的法理,但是她的哲學思想卻是劃時代的,以至於當今仍然無人能超越,更有不少人甚至無法理解。
本文將試圖從“平庸的罪惡”這個概念出發,嚐試著闡述一下阿倫特的基本哲學和社會政治理念,同時結合中國的現實,就幾個常常引起爭論的話題和大家一起探討。
1. 什麽是“Banality of Evil”?
許多西方的哲學概念一經翻譯成中文,原來的哲學意味就喪失了。比如《生命不可承受之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用“生命”來替換“Being”這個概念,就將一部哲學思考變成了二流的言情小說。
“Banality of Evil”的中文翻譯是“平庸的罪惡”,但我認為並不準確。“banal”一詞具有“缺乏創造力,無趣,乏味”的意思,其同義詞有“trite, hackneyed, ordinary, common, conventional, stereotyped, unoriginal, uninteresting, dull, trivial等;而“Evil”則是“惡”,但是“惡”並不自動成為“罪”。
“Banality of Evil”是指惡中包含了“平庸”、“普通”的屬性,Banality是描述的主體,而不是Evil(對比“the color of the car”,是車的顏色,而不是顏色的車)。難怪許多相關的漢語文章中都將原文誤引成“Evil of Banality”(包括何清漣的《文革的雙重性:國家之罪與平庸之惡》)
故此,要正確理解阿倫特的原意,必須將banality of evil與康德所描述的“極端罪惡”(Radical Evil)加以區別,行極端罪惡的“希特勒”們,在人類曆史上並不多見,而世界上每時每刻所呈現的惡行,都是“平凡”、“普通”的人所行的“平庸之罪”,罪惡被“平庸化”了。著名心理學家利弗敦(Robert Jay Lifton)說過:“行惡是人類的潛能”。
為了方便敘述,本文沿用“平庸的罪惡”一詞。
2. 罪惡為何“平庸”?
阿倫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中極為冷靜地對整個審判過程做出了描述,她的冷靜幾乎達到了冷酷,她絲毫沒有因自己的猶太人身份而對納粹迫害猶太人提出控訴,相反,阿倫特根本否認納粹之所以受到審判,是因為他們迫害猶太人,而是納粹犯下了反全人類的罪惡。
阿倫特之所以受到攻擊,主要是出於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阿倫特認為艾希曼不像以色列法庭指控的那樣是一個墮落的施虐狂,是參與迫害猶太人的蓄意策劃者和組織者,而是作為納粹這部龐大機器的一個部分,是“時代風暴中的一片葉子”,他“平庸無奇”,“毫無特色”,艾希曼隻是機械地接受命令的軍官,他不是魔鬼,而是一個“小醜”,故此,艾希曼的行為就是“平庸之惡”。(Despite all the efforts of the prosecution, everybody could see that this man was not a “monster”, but it was difficult indeed not to suspect that he was a clown. )
第二,以色列動用特工將艾希曼等前納粹軍官秘密從阿根廷綁架回以色列受審,違背國際法,踐踏了他國的主權。而這些人所犯的是“反人道罪”,不是“反猶太人罪”,所以耶路撒冷法庭不具備審判資格。
第三,耶路撒冷的審判不是出於正義,而是一場猶太人的控訴會,自始至終是猶太人在複仇,是以色列政府在為自己的猶太複國主義尋求理論支持並占據巴以衝突的道德製高點。
第四,也是最受猶太人責詬的就是,阿倫特指責“猶太居民委員會”(Judenrat)與納粹串通一氣謀殺自己人。正是這些猶太人的領袖,將自己的同胞召集在一起,沒收他們的財產,將他們送上死亡列車。這些猶太領導是“整個悲劇中最黑暗的一幕”。
然而,阿倫特絲毫沒有為納粹的罪行做任何辯解,她雖然認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潛在的艾希曼,但是阿倫特以這段話結束了整個報告:“政壇不是幼兒園,政治中的服從與支持是同一個概念。正是因為你(指艾希曼)支持並執行了這樣的政策,不願意和猶太人和其他種族的人一起住在這個星球上——似乎你和你的上司有權決定誰可以生存在這個世界上——我們認為人類中沒有一個成員願意和你分享這個星球。這就是你必須被絞死的理由,唯一的理由!”( For politics is not like the nursery; in politics obedience and support are the same. And just as you supported and carried out a policy of not wanting to share the earth with the Jewish people and the people of a number of other nations — as though you and your superiors had any right to determine who should and who should not inhabit the world — we find that no one, that is, no member of the human race, can be expected to want to share the earth with you. This is the reason, and the only reason, you must hang.)
盡管如此,阿倫特仍然被她的同胞所唾棄,猶太團體號召人們在贖罪日譴責她,甚至懸賞學者從她的書裏雞蛋裏挑骨頭,借以攻擊阿倫特。
3.阿倫特錯了嗎?
猶太人在二戰中受盡了淩辱,他們伸張正義甚至複仇的心態都能得到理解。但是作為一個學者,阿倫特沒有錯,她之所以和大多數人不同,是阿倫特觀察曆史的視覺的角度和高度不同,阿倫特對曆史事件的觀察與分析之理性和尖銳,其態度之“冷酷”,正體現了一個嚴謹的學者的治學勇氣。當普通大眾在關注如何懲罰希爾曼本人的罪責的時候,阿倫特思考的是全人類(不僅僅是猶太人)如何避免類似悲劇的發生。
從這個基本點出發,阿倫特從艾希曼身上看到了“平庸的罪惡”,正是由於罪惡的平庸性,惡行都會發生在每一個平凡的人身上。這個觀點,被耶魯大學所作的著名的心理學實驗——米格蘭姆實驗——進一步證。普通的人,在接受了指令之後,可以以教師的身份對學生的錯誤采取極端的手法加以懲罰。
德國,是一個文化水準極高,各類“大師”層出不窮的國度,那裏盛產哲學家、音樂家和文學家,所以納粹軍官們如同儒雅的學者,他們閑暇時朗誦歌德的詩歌,探討康德哲學,甚至親自彈奏貝多芬,然而一轉臉,他們又可以麵無表情地以極其殘酷的手段殺害猶太同胞。
惡就是這樣寄生在這些平凡的人之中,在阿倫特看來,惡是不須思考的(thoughtless),惡是人性中表麵膚淺的東西,而善才是有深度的。一個人,往往出於“做好自己的工作”或“服從命令”或“得到他人的人可和讚賞”就會不知不覺中行惡,如果再加上“為國家和民族利益”“為正義”這樣的道德信念,任何令人不齒的行為都可以在冠冕堂皇的麵紗下大行其道。
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國是為大和民族的利益,是為天皇而戰,是為大東亞共榮,納粹則是為了實現日耳曼民族的理想,建立一個“雅利安人的伊甸園”,所以他們不認為自己是在殺人,隻不過是為實現崇高理想掃除一切障礙。平庸的“無思維”正是產生這種理念的溫床。
因此,阿倫特認為,對於一切邪惡的審判,必須以表現正義為基本原則,法庭大量展示猶太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恥辱,就將正義的審判注入了複仇這樣一個陳舊的思維,於是曆史將呈現一種循壞:納粹迫害猶太人,以色列將七老八十的納粹成員秘密抓捕、審判,怨怨相報,這種仇恨又難免轉嫁給其他民族。阿倫特在報告一開始就指出,以色列總理本古立昂(Ben Gurion)在審判之前一再強調猶太民族所遭受的種種苦難,強調猶太人所麵對的是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而以色列將艾希曼捉拿歸案並繩之以法的原因之一就是“挖出其他納粹,比如那些和納粹有聯係的阿拉伯領袖”。
不難看出,當今為何巴以衝突無解,加沙地帶戰火連綿硝煙不斷,某一方總在叫囂完全徹底消滅對方,猶太民族難道不應該從曆史中吸取什麽經驗和教訓嗎?
阿倫特認為,在正義旗幟下的審判,應當有一個超越種族,超越地域,超越某一人群的普世標準,對於個人而言,不是因為他是什麽人,而是因為他做了什麽,是審判他的行為。換言之,我們關注的不應該是受害人,而是施害者的行為。如果審判僅僅針對個人而不是具體的行為,那麽所謂的正義就是複仇。
4.“平庸之惡”來自何處?
阿倫特一再強調,艾希曼不是一個反猶太主義者,也不是一個精神上患有疾病的病人,他隻不過是完成自己的工作,不但“服從命令”,而且“遵守法律”。
在阿倫特看來,絕大多數人是和艾希曼一樣,“正常”得可怕的人,正是這種正常的服從命令的人,在沒有意識到自己做什麽的時候犯下了罪惡。阿倫特同時也指出,是納粹的極權主義體製使得民眾喪失了思考能力,是納粹的極權讓一個普通善良正常的人變成了一個殘暴的人。
這裏,不得不提一下阿倫特的另一本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這才是阿倫特研究的真正的領域,她對極權有著精辟的總結:意大利法西斯是國家主義的極權,而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則是為了國家的權力清除一切障礙。
由此看來,阿倫特探討的“平庸之罪”是在極權這個前提之下的。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現代西方社會裏,極權主義和民主政治是不可分割的兩麵體,所以平庸之罪並不是納粹和共產主義所獨有。這個問題後麵將做進一步討論。
阿倫特在書中有兩句話值得思考:
“在暴政之下,行動遠比思考來得容易。”(Under conditions of tyranny it is far easier to act than to think. )
“不幸的是,大多數的邪惡是那些從來沒有決定自己是從善還是行惡的人所為。”(The sad truth is that most evil is done by people who never make up their minds to be good or evil.)
5.如何杜絕“平庸之惡”?
既然行惡的都是芸芸眾生,那麽如何才能杜絕“平庸之惡”?
阿倫特認為,人的“無思想”導致了對是非善惡的不分,所以人一定要能夠思想,並建立完整的道德準則,因為道德是和政治緊密相關的。然而,阿倫特並沒有更深一步闡述這個至關重要的部分,不過阿倫特為我們進一步思考人性的弱點搭建了一個巨大的平台。
我們看到納粹暴徒們在元首的指揮下像狗一樣服從命令,同時猶太人也像羔羊一樣順從地任人宰割,甚至協助納粹殘害同胞。戰後幸存的猶太人,又成了四處追殺納粹的英勇的複仇者。這種複仇的激烈,與當初的施虐有極高的相似。
雖然在法律上和道義上受害者和施害者有根本的不同,但是從人性的角度和靈魂深處,二者的弱點是相同的。
就道德而言,道德是服從大眾的,道德在一定程度上有隨意性和變更性,道德更能被政治左右,當極權煽動人們去從事一種曆史性的、偉大的、為了國家利益的事情,無論其本質如何,這樣的行為就被賦予了道德上的合法性與正義性,更賦予了所有參與者一個表現的機會。這樣的煽動不用多,一句“為了祖國和人民不惜流血犧牲”或“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麽,而要問你為國家做了什麽”就足以讓人熱血沸騰。
阿倫特說:“隻有黑幫和精英們才會被極權本身的力量所吸引,大眾必須通過輿論才能贏得。”(Only the mob and the elite can be attracted by the momentum of totalitarianism itself. The masses have to be won by propaganda.)
然而我們知道,大眾作為整體並不具備獨立的思考能力,所以大眾是極易被輿論誤導的。
從阿倫特的5篇報告的描述與分析,我們不難看到其基本的論點和哲學思考。至此,我們也應該結合自己的經驗,對自身所經曆的曆史做出獨立的思考、聯想和展望。這,應該是我們閱讀阿倫特著作的價值所在。
(待續)
這話是指向她的老師加情人海德格爾吧。lol
我總覺得,所謂Banality of Evil是精英們在拉大家一起下水罷了。庸眾從來也永遠不會有思想。就像'爛泥扶不上牆'和'狗改不了吃屎'一樣,還需要專著論證嗎?
威權(集權、軍國)體製導致平庸之惡,隻要上層出錯;威權體製也可導致平庸之善,隻要上層對路。相比之下的民主體製也同樣可以導致平庸之惡,現代以色列、美國就是再好不過的例子。更具有迷糊性的是民主國家的百姓自以為有自主的善惡觀,而根本不知其善惡觀有他們的宗教信仰所控製,這種平庸之惡比集權體製下的更可怕,因為它不可救藥,連上層也身不由己,除非宗教消亡。
“在暴政之下,行動遠比思考來得容易。”(Under conditions of tyranny it is far easier to act than to think. )
——act itself has nothing to do with good or evil
“不幸的是,大多數的邪惡是那些從來沒有決定自己是從善還是行惡的人所為。”(The sad truth is that most evil is done by people who never make up their minds to be good or evil.)
——the saddest truth is that evil is done by people who think they're doing good (the nature of western relig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