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倆幾乎同時期創業，前後在各自的行業裏成為佼佼者，並且在同一年裏結了婚。因為兩家人常來常往，因此兩位太太也自然而然成為閨蜜。在事業鼎盛的那幾年裏，我們倆都把家搬到了美國。
我們倆的區別是我不用經常回國照顧生意，而他一個月就要來回跑一趟，一度是幾家航空公司的VVVIP乘客。
但是到了孩子要上學的年紀，A先生和A太太決定把孩子送進美國的貴族學校，而我和太太不太想讓孩子們變成「香蕉人」，於是選擇回國，把孩子送進了中國的公立學校。
後來，我們和A先生一家見麵的機會就越來越少了。
講述A先生的故事，我真的有一點揪心和不忍，不知道講到什麽尺度才算是合適，因為我至今都為他的遭遇感到難過，我也發自內心地希望他能夠東山再起。
我們倆最後一次見麵時，A先生跟我說他的公司已經8個月沒有收入了。
那時的我已經離開社交場合很久了，隻想和他單獨聊聊天。
聚餐的地點就在他的私人會所頂樓，但此時這棟樓除了看門人之外，到處都空空蕩蕩的，早沒了當年的歌舞升平。站在巨大的陽台上，能望見故宮和景山的金頂，懂得北京地腳的人一聽這個，就知道這裏價格不菲。
當年為了得到這棟房子，不光是錢的事兒，還要動用很多社會資源。時過境遷，此時這棟樓房卻成了A先生最大的心病和經濟負擔，這種不產生現金流的閑置資產，每個月持有成本高達數十萬。
他勤勤懇懇地工作，上上下下的瑣事都包在他身上，老館長讓他幹啥他就幹啥，策劃、布展、裝修、外展……沒有他搞不懂學不會的，雖然沒有名分，但幾乎就是一個業務副館長。
幾年下來，他不僅在業務上麵積累了經驗，而且在全中國的展覽行業裏也小有名氣，逐漸建立起豐富的人脈資源。
2008年前後，全國各地掀起科技館升級重建熱潮，科技含量越來越高，規模越建越大，投入越來越多，逐漸演變成政府重要的公益工程。
A先生就是在這個時期，辭職下海，創辦了自己的建築裝飾公司，專門承建科技館類的項目。沒過幾年，中國的大學院校也進入了擴建高潮。A先生抓住商機，從此成了貨真價實的大老板。
我倆都是靠聰明和勤奮闖出來的創業者，一開始，都省吃儉用，不舍得多花一分錢。但是2000年以後，吃喝風在中國越來越盛行起來。
我記得，我和客戶吃的第一頓大餐就是A先生帶我去的。餐後，他叫服務員到身邊買單，我坐在他旁邊，看見5000元的賬單，嚇出一身冷汗，那是我當時消費習慣的10倍。後來我也和社會越來越熟絡，越吃越貴。
十幾年後，我公司的總裁辦公室專門設立了一個叫做生活秘書的崗位，職責就是關注最新開業的餐廳，關注日新月異的美食，與各大飯店和私人會所的經理建立私人友誼，以便隨時能夠訂到最好的包房。這個秘書不僅要安排飯局，還要像保姆一樣，把每晚的就餐信息逐一發給客人，並得到對方確認，為客人的司機和隨從安排工作餐，提前準備好赴宴時自帶的酒水，準備好給客人及隨從的伴手禮，餐前迎賓，安排座次，餐後送客，甚至要確認客人是否平安到家，還要噓寒問暖……聽起來，還是個很有技術難度的崗位。
記得在我經商期間，支付過的最貴的一桌飯價值17萬元人民幣。那是在廣州某座超高建築的頂層一號包房，有個可以打開的穹頂，上主菜時，音樂響起，穹頂打開，一輪明月正對著主賓。好不氣派。
那些年，人們都堅信社交是最重要的生產力，人脈即資源，人脈即項目。
人們以最積極的態度和各種各樣的名目參加社交活動，甚至讀商學院也是為了社交。有些名牌商學院的學費動輒幾十萬元，上課時沒幾個人來，但是到了快下課的時候，人就逐漸來齊了。課後的聚餐是重點，餐後的娛樂活動才是最重要的「課程」。
有一天，我和A先生聊起拚命社交的那些歲月。我們算了算賬，發現自己的大錢居然都是靠勤儉節約賺下的，而餐桌上認識的那些人，可能也給介紹過一兩個大項目，但最後幾乎都讓彼此賠了大錢，或者是製造了風險。我們生命中幾位真正的貴人，從沒索取過一分錢。可能這才叫貴人吧。
雖然我們倆屬於不同行業，但有些重大項目都需要通過招標才能簽約。
以前我的公司參加招標，靠的是和競爭對手比拚方案的優化程度。但是A先生比我更早想明白了招標的竅門。
他認為，所謂方案都可以在工程過程中自然優化，得到標的的重點，不是看方案的好壞，而要看公關工作有沒有做到位，能不能在開標之前搞定評委中的主要負責人。
所以，A先生把投標之前調查研究的重點放在了研究人上，譬如找到他與決策者之間的聯係人，在開標之前迅速建立起友誼的橋梁，甚至把甲方乙方的合作關係變成合夥人一般的合作關係。於是A先生的投標勝算就大大提高了。
我在1998—2003年之間服務過一家企業，後來成了中國有名的移民中介公司，我親眼見證它從一間辦公室起步，10年後，擁有數百名員工，在中央商務區最核心位置的寫字樓裏，買下一整層物業。可見那時候，中國移民市場多麽繁榮。
移民公司給那時候的中國社會編造了一個思維定式：要證明你是精英，就一定要移民；想讓你的孩子成為真的精英，必須從小接受國際教育。
有趣的是，移民這件事也存在很長的鄙視鏈，第一等叫做投資移民，直接能拿出200萬加幣、100萬澳幣、700萬港幣、20萬歐元，還有更便宜的5萬美元捐款的（以上是2010年以前的市場價格）……都算這一類；
第二等叫做傑出人才，從奧運冠軍、演藝明星到國家級獎項獲得者都可以納入其中；
第三類叫做技術移民，具體要求就不贅述了；
最末等的是難民，通過旅遊或者偷渡的手段到了美國後，跑到法拉盛，找到那些所謂的民主黨黨部，花一萬多美元也就搞定了。諷刺的是，在那個年代，就算你是靠難民這條路走出去的，也能得到家鄉人的羨慕。
A先生一家決定移民美國時，中國的房地產行業如火如荼。很多公司辛辛苦苦忙活一年，賺到的錢不如炒幾套房子多。A先生因為忙於經營公司，錯過了炒房賺一波快錢的機會，於是他異想天開地希望在美國的資產負債表上補齊房地產這一項投資。
他第一次出手就是五套別墅（美國的房價乍聽起來真是太便宜了），後來多至十幾套。在銀行的慫恿下，他使用了大量貸款。
這一切操作，完全是受到國內房地產市場十幾年隻漲不跌現象的影響。那幾年，因為新移民的大量湧入，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甚至是德國（20年來德國的房價相當平穩），房地產市場都出現了價格暴漲的趨勢。
除了好幾套別墅，他還買了一架飛機和兩台高級汽車。
我第一次聽他說買了飛機時，確實非常詫異。雖然我知道他在國內的一位遠親確實擁有一架灣流私人飛機，但是那個人的財富級別是A先生的百倍（後來那個人也破產逃走了，還上了紅色通緝令）。於是我跟著他跑到機場去看飛機，才知道是一架四座的小飛機，相當於一台會飛的跑車。
雖然價格並不驚人，但是在機場的停泊費、每一次起降的跑道占用費、加油費、維修費，以及學習駕駛飛機的學費、教練費、考試費……這一切都是源源不斷的支出，我猜它們加起來一定比飛機貴多了。
A先生在美國犯的第二個錯誤是想依靠自己所擁有的資產，迅速進入主流社會。
他和我一樣，在國內都擁有體麵的生意和受人尊敬的社會地位，並且常常和社會名流、富商、官員等觥籌交錯，暗通款曲。
因為腰裏橫，我們天生不認為自己低白人一頭，自然看不上唐人街裏的煙火生意。我們是錢包鼓鼓的新移民，下飛機就有人接，登陸就住在五星飯店或者別墅裏麵，與那些20年前揣著20美元就敢上飛機的前輩們相比，內心的自信程度還是有著本質的區別。
A先生與A太太做了分工，A先生負責打理國內生意，盡量把更多的現金弄到美國去，A太太負責在美國搶灘登陸，學英語、學開飛機、讀博士、參加社交、陪孩子讀書……主旨就是打入美國社會主流生活圈。
於是他們倆開啟了分居生活。那時候像他倆這種情況的中國人比比皆是，我周圍就有好幾個這樣的家庭。
好多男人巴不得把自己的發妻和孩子送到國外去，這樣他在國內一下子就變成了一個快樂的單身漢，並且還是一個有錢的單身漢，想想都知道會發生什麽。
大部分家庭起初的移民分居生活是相當快樂的，兩邊都有新鮮感，尤其是男方，一夜飛行可以回到和睦幸福的家庭生活，一夜飛行又可以一頭鑽進北京霓虹閃爍的夜色。這種感覺就仿佛拎著滿滿一皮箱錢，回到了自己的20歲。
作為一個男性商人，或許是我交友不慎，反正我幾乎沒見過一位守身如玉、坐懷不亂的君子。但是有一點我不太理解，我的這些朋友都很自信自己的太太會對自己忠貞不渝，這點令我匪夷所思。
在這個世界上，有多少左手就有多少右手，有多少種為富有的男人提供的服務項目，就有多少種為富有的女人提供的服務項目，一樣都不會少。不同之處就是女人的花費可能更高。很多年後，A先生憤怒地跟我說，他的太太一次支付給了健身教練2萬美元小費。
A先生一家在美國的開支越來越大，確實有了新的社交圈。他們來往的朋友差不多都是同一類人，跑來美國居住、生活和消費的中國富人。
A太太的開支大得驚人，各種奢侈品、學校或者俱樂部，各種會員，不停給孩子換更好的學校，不停搬家換進更高級的別墅……我們剛剛認識的時候，我對她的印象是非常好的，知性、美麗、溫柔、努力、能幹……但是在美國做鄰居幾年下來，我發現她好像變了一個人，變成一個我越來越不認識的人，越來越像好萊塢電影裏麵的那些人。
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很多生意都不好做了。
雖然我不在國內，但是來自國內的消息還是暢通的。我發現A先生往來中美的次數越來越頻繁，有時候和他一起吃飯，他說第二天就要回北京；下個星期我讓太太約A太太和孩子們再吃飯時，他已經回來了。
我好幾次想問他，國內生意不好做，又有這麽大的開支，能不能持續呀？但幾次都欲言又止。
他準備把國內的事情處理完，就去非洲最後拚一次。我知道，非洲那個礦山是在他如日中天的時候胡亂買的負資產，應該屬於不謹慎的投資案例，各種麻煩扔在那裏，已經十幾年了。但現在他隻能靠這個翻身。
談到這裏，我倆四目相對，幾乎都要流下眼淚。
我想起八九年前，我倆坐在一家沙灘咖啡館裏聊天，夕陽之下，海景美得令人心疼。
他說，有一次從河北開車回北京，翻越八達嶺時，也遇見過一次這樣猶如爐火的夕陽。但當時，他腦子裏裝的全是公司裏愁不完的事情，反差之下，他一瞬間產生了把車開下山崖自殺的念頭。
就是那天的念頭促使他決定離開中國。
他的這段故事當時真的打動了我，因為我感同身受：沒拿到合同之前不快樂，拿到了合同因為工期催得緊還是不快樂，千辛萬苦交了工又因為遲遲拿不到回款不快樂，求爺爺告奶奶好不容易拿到了回款、瞬間支付給別人更不快樂，周而複始，無休無止……
「現在好了，」A先生打斷我說，「現在是真想賺錢，錢卻賺不到了。」
那時候，我們倆的公司裏都有上百名員工，卻沒有一個業務員，生意都是自己送上門的，我們還要挑肥揀瘦。現在想想，真是不可思議。
這時，他問我當初為什麽能夠決絕地離開商場而保住了錢財，是受到了什麽高人的指點嗎？我一時語塞。
因為如果我跟他實話實說，是因為讀了查理·芒格的書才幡然醒悟的，他一定會認為我在戲弄他——那時候我所在的商人圈子裏沒有一個人看書。
我講這個故事是想說明一個道理，當一個人曆經千辛萬苦、終於擁有了財富，這萬萬不是一部喜劇的落幕，現實中，它常常是一部悲劇的開始。做一個合格的有錢人，比賺一筆大錢真的是難多了。
我們這一代，很多人的創業，都是從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開始的，都從窮光蛋起步，沒人教過我們如何去做一個合格的有錢人。
而圍在有錢人身邊的幾乎所有人，銀行經理、投行經理、理財專家、保險銷售、證券經理、奢侈品銷售、藝術品顧問、古董販子、騙子……幾乎都是在千方百計地幫著他變回一個窮人，這些人手裏所掌握的製勝法寶就是人性。
俗話說，富不過三代。但我覺得，返貧真的用不了10年，能踏踏實實把財富留給孩子的，生活中已經非常少見了，大部分人隻留給後代一段頗感遺憾的故事而已。
我相信，大部分人逃不出一夜暴富、然後慢慢變回窮人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