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港（古稱刺桐港）始建於唐代。公元711年（唐景雲二年）設置泉州府，港口開始逐漸發展。北宋至南宋（公元960年—1279年） 朝廷在泉州設立市舶司（相當於現在的海關），泉州海外貿易迎來爆發式增長。元代公元1271年—1368年間是泉州最繁華的時段。當時的泉州不僅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更被譽為“東方第一大港”，與埃及的亞曆山大港齊名，甚至在吞吐量上更勝一籌。其作為全球最頂尖樞紐港口的高光時刻大約持續了3百多年。那時的中國擁有世界最先進的造船技術、最繁榮的海上貿易與最開放的港口體係。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日本人、東南亞商人，都曾在泉州匯聚。那是一個寬容開放的時代，也是中國曆史上最接近全球化的一段歲月。
宋元時期的文人們在泉州留下了大量極具畫麵感的詩句，直接勾勒出這座城市的開放和繁華。北宋謝履在《泉南歌》寫到：“泉州人稠山穀瘠，雖欲就犁無地辟。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 這首詩直白地解釋了泉州人走向海洋的必然性，人多地少，全靠造大船去海外做生意。北宋李邴是這樣記錄的：“栟櫚葉戰一聲寒，又是蒼茫拂曉看。漲海聲中萬國商，綠頭鴨展看波瀾。” “熏天意氣連蠻獠，亂插繁花向晚晴。” 這裏的“萬國商”和“蠻獠”，生動描繪了滿大街都是金發碧眼、纏著頭巾、各色皮膚的外國客商，他們與本地人一起戴花、喝酒，其國際化程度完全不亞於今天的紐約和倫敦。在南宋王十朋筆下：“刺桐為城，周環三十裏。” 在宋代，一個沒有政治帝王身份的商業城市，能擁有方圓三十裏的規模，是極其罕見的“巨無霸”城市。
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Marco Polo）在自己著名遊記《馬可·波羅遊記》中曾以濃墨重彩描繪泉州。馬可·波羅在元朝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受元世祖忽必烈之命，從泉州港起航，護送蒙古公主闊闊真遠嫁波斯，並順便踏上回威尼斯的歸途。他在遊記第二卷中專門開辟了“刺桐城”章節，對這座“宏偉秀麗的城市”進行了熱情的讚美。作為來自歐洲商業帝國的威尼斯人，馬可·波羅對當時西方眼中的“奢侈品”香料極為敏感。他用了一種強烈的對比手法來形容泉州的胡椒貿易：“運到那裏的胡椒數量非常可觀。如果有一艘運載胡椒的船運往亞曆山大港以供應西方基督教世界，那麽就會有上百艘船來到這個刺桐港。”這一評語直接奠定了泉州“世界第一大港”的曆史地位。在他眼裏地中海航運樞紐亞曆山大港的規模，在泉州麵前根本不值一提。
馬可·波羅詳細記錄了泉州作為世界級物流中心的盛況。他寫道，刺桐港以船舶往來如梭而出名，全印度的商船都聚集在這裏，帶來大量的寶石、珍珠和其他珍貴商品。不僅如此，大批的內地商賈也帶著中國本土的特產源源不斷地湧向這裏，使得港口“貨物堆積如山，買賣的規模之大，簡直難以置信”。作為曾替忽必烈效力多年的官員，馬可·波羅極其敏銳地觀察到了泉州的財政價值。他詳細記錄了元朝政府在泉州設立的市舶司抽稅製度：所有的遠洋商船如果運載雜貨，要向官府繳納總貨值的 30% 作為稅款。如果是胡椒，抽稅高達 40%；如果是蘆薈、檀香以及其他貴重商品，抽稅更是高達 40% 甚至 50%。此外，商人們還要支付 44% 的高額船舶運費。盡管如此，馬可·波羅指出，因為剩下的利潤依舊非常驚人，所以全世界的商人還是樂此不疲地前來。他感歎道：“由於這些高額的捐稅，大汗從這個港口獲得了一筆天文數字般的巨大收入。”
馬可·波羅特別提到了刺桐城附近的“德化”。他寫道，那個地方製造大量精美的瓷碗和瓷盤，大小不一，漂亮得難以形容。最讓他震驚的是這些高檔瓷器的價格極其低廉：“花上一個威尼斯銀幣（Grosso），就能買到八個如此精美的瓷杯。” 這一記載也向歐洲人揭示了中國瓷器外銷的大本營。除了繁華的商業，馬可·波羅對泉州的人文環境也給出了很高的評價。他寫道：“這個地區風光秀麗……這裏的居民民性和平，喜愛舒適，愛好安逸。” 他還注意到當地人身上有一種獨特的文雅氣質，非常熱衷於藝術和學習。
摩洛哥偉大的旅行家伊本·白圖泰（Ibn Battuta）於元代末期（約1346年）抵達泉州。在他的名著《伊本·白圖泰遊記》中寫道：“渡大洋後，所至第一城，即刺桐也……刺桐港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由餘觀之，即世界上最大之港，亦不虛也。”作為一名經驗豐富的旅行家，伊本·白圖泰是泉州製造的遠洋大帆船讚不絕口。他詳細記錄了這些“超級巨輪”的構造和規模，一艘大船需要雇用上千人，其中有600名水手和400名隨船保護商旅的戰士。大船有四層甲板，裏麵設有帶獨立廁所和門鎖的私人官艙、商人艙。最讓他覺得不可思議的是，中國水手甚至能在木槽裏種植蔬菜和鮮薑，以此來供應漫長航海中所需的營養。在城市風貌和生活習俗上，伊本·白圖泰也留下了有趣的記錄：“城內每戶必有花園及空地，居室即其中央”，這讓他想起了自己家鄉摩洛哥的賽格爾美撒城。作為一個嚴格遵守伊斯蘭教規的穆斯林，他驚訝地發現中國人在市場上販賣各種各樣的肉類，包括青蛙、豬肉甚至是狗肉。同時，他也提到這裏的雞比他家鄉的雞要肥大得多。
然而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曆史的轉折發生在元末。泉州爆發了長達近十年的波斯遜尼派穆斯林武裝叛亂，這場戰亂不僅導致慘烈的外僑與平民仇殺，更將泉州繁華的城市建築、港口設施破壞殆盡。明朝建立後，朱元璋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片板不許下海”，把海外貿易收歸官方。泉州失去了民間的商業活力，其地位迅速被作為“官方朝貢港”的福州和後來的漳州月港所取代。到了清代，遷界禁海更是讓閩南沿海徹底邊緣化。這種“毀滅性”的官方政策，導致泉州的繁華沒有像倫敦、紐約或者國內的廣州那樣延續下來，曆史記憶漸漸被國人遺忘，泉州在主流曆史認知中成了“被遺忘的明珠”。
便捷的高鐵將我們帶到泉州，它不像西安那樣莊嚴，也不像杭州那樣精致。泉州有一種更複雜、更古老、充滿市井煙火氣，也更接近真實曆史的氣息。 你能在一條街上同時看見伊斯蘭清真寺、閩南紅磚古厝、媽祖廟與南音戲台；能在空氣裏聞到海鹽、檀香、牛肉羹和香火混雜的味道；還能隱約感受到，宋元時代那場席卷歐亞大陸的海洋貿易，仿佛並未真正遠去。在中國，很少有一座城市，像泉州這樣，把“海”與“神”、“商”與“佛”、“人間煙火”與“世界文明”纏繞得如此深。
若想一腳踏入泉州的核心，西街是唯一的起點。這條自唐代便已開辟的街道並不寬，卻像一條穿越時間的甬道。兩旁是騎樓、舊厝、木門與斑駁磚牆。走在西街的青石板路上，空氣中彌漫著複雜而迷人的氣味：麵線糊的鮮甜、炸醋肉的焦香、以及從無數個廟宇中飄散出來的檀香。兩旁是典型的閩南騎樓，斑駁的牆麵上有歲月剝蝕的痕跡，也有近代南洋風情的雕花。抬起頭，視線越過喧囂的人流，便能看到不遠處高聳的開元寺雙塔。那種市井煙火與宗教神聖毫無違和地雜糅在一起的場景，正是泉州最迷人的底色。
街的盡頭，忽然出現了東西雙塔。開元寺就靜靜坐落在那裏。開元寺，這座福建省內規模最大的佛教寺院，始建於唐垂拱二年（686年）。相傳當年富商黃守恭夢見桑樹開蓮花，遂舍宅建寺，這便是“桑蓮法界”雅稱的由來。大雄寶殿內，梁枋間雕刻著24尊飛天樂伎，她們手持各式樂器，衣袂飄飄，雖是佛教寺院，卻融合了希臘、印度等多種異域藝術風格，這在全國的古建築中都堪稱絕版。漫步在大庭中，頭頂是八棵參天大榕樹，斑駁的樹影投射在紅磚地上。庭院東西兩側，鎮國塔和仁壽塔相對佇立。這兩座我國現存最高、最大的仿木結構八角五層石塔，曆經八百餘年的風雨與大地震，依然巍然不動。仔細端詳塔身的浮雕，從佛教的諸天神佛到印度教的猴王哈奴曼，無一不在訴說著那個“梯航萬國”的宋元氣象。
這裏不像北方大寺那樣肅穆，反而帶著一種世俗的溫暖。有人求財，有人求平安，有老人低聲念佛，也有遊客坐在古桑樹下發呆。閩南佛教似乎從不拒絕人間煙火，它允許商業、航海、家族、信仰與欲望同時存在。而這，也許正是泉州真正偉大的地方。它不是一個“純粹”的宗教城市。而是一塊開放包容的土地。
從開元寺坐車不遠，便到了通淮關嶽廟。還未走到門口，便能聞到濃烈的香火味。這裏的建築將閩南的“剪瓷雕”藝術發揮到了極致。屋脊上密密麻麻地布滿了由彩色瓷片拚貼而成的龍飛鳳舞、人物花卉，色彩濃烈，甚至顯得有些“誇張”和“豔俗”。但正是這種極致的飽滿，承載了閩南人最熾熱的世俗信仰。大殿內擠滿了求簽、擲茭的信眾。“啪嗒、啪嗒”，木質的茭杯一次次落在石板地上，伴隨著人們口中的念念有詞。在泉州人眼裏，神明不是高高在上的偶像，而是可以商量家長裏短的“鄰居”。
與關嶽廟僅有一牆之隔的，是始建於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的清淨寺。這是一座純正的阿拉伯風格伊斯蘭教清真寺。跨過高大的青灰色花崗岩門樓，仿佛瞬間從熱鬧的閩南穿越到了中東。很難想象，在一千年前，這裏曾聚集著來自波斯、阿拉伯、印度乃至東非的商人。他們帶來了香料、珠寶、象牙，也帶來了語言、宗教與世界觀。而泉州，並沒有排斥他們。恰恰相反，它把這些異鄉文明吸收進了自身。我忽然意識到，中國曆史上真正開放的時代，往往不是靠口號，而是靠貿易。因為隻有貿易，才真正需要理解他人；隻有海洋，才真正迫使文明學會共處。宋元時期的泉州，就是這樣一座城市。它不問你來自哪裏，隻問你船上裝著什麽。
再往前走，便是泉州府文廟。這裏的建築風格同樣帶著閩南的紅磚風骨。站在大成殿前，看那極其罕見的黃色琉璃瓦歇山頂，低頭敬拜孔老夫子，求一份內心的沉靜。而位於城南的天後宮，則是媽祖信仰的祖庭之一。對於那些“以海為田、以船當車”的泉州先民來說，媽祖是他們駛向未知大洋時唯一的心理寄托。如今，這裏依然是無數台灣同胞和海外僑胞回鄉尋根的第一站。一炷清香，連接的是扯不斷的血脈與鄉愁。
“江南有都江堰，閩南有洛陽橋。”這座由北宋書法家、福州知州（後任泉州知州）蔡襄主持修建的石橋，全長一千多米，橫跨在洛陽江上，素有”海內第一橋”之譽，與盧溝橋、趙州橋、廣濟橋並稱為“中國四大古橋”。初見時，它並不像想象中的“名橋”那樣宏偉。長橋橫臥於江海交匯處，灰白色石梁在潮水間緩緩延伸，橋身安靜得近乎樸素。然而真正站上橋麵，迎著海風緩步而行時，才會慢慢意識到：這座建於北宋的古橋，曾是中國古代工程史上一項驚人的創造。
潮水在橋墩間來回拍擊，遠處灘塗上白鷺低飛。橋石早已被歲月磨得溫潤光滑，石縫間能夠看到成片古老的牡蠣殼。據說當年為了固定橋基，工匠們首創“種蠣固基”之法，讓牡蠣附著岩石，以抵禦海潮衝刷。這種融合自然智慧的建橋方式，即使放在今天，也依然令人驚歎。更讓人觸動的，卻是洛陽橋背後的時代氣象。北宋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強盛武力帝國，卻擁有極發達的商業、航海與民間技術。而洛陽橋，正是那個時代民間財富與公共精神的結晶。它不僅連接兩岸，也連接著泉州通向海洋世界的道路。無數商旅、僧侶、番客與遠行者，曾從這裏走向刺桐港，再駛向東亞與南洋。
橋上行人稀疏，海風吹動衣角。我們在橋上慢慢地走了一個來回，忽然覺得，洛陽橋真正動人的，並不僅僅是“古老”，而是它讓人看見：中國古代文明並不隻有宮殿與帝王，也曾有過這種屬於民間、屬於海洋、屬於普通行路人的遼闊胸懷。在中國，很少有一個地方的人，像閩南人這樣具有強烈的海洋性格。他們務實、重家族、敢冒險、善經營，同時又極度敬神。這種矛盾，在泉州表現得尤其明顯。一邊是香火鼎盛的廟宇，一邊是全球化程度極高的民營經濟；一邊是古老宗族文化，一邊又是遍布東南亞的商業網絡。有人說，如果沒有閩南人，東南亞華人商業史至少會失去一半。這話並不誇張。從新加坡到馬來西亞，從菲律賓到印度尼西亞，無數華人家族都能追溯到泉州、晉江、石獅一帶。他們像潮水一樣，從這裏走向南洋。
離開泉州前，我們特意去了清源山。與泉州城內密集的廟宇、古街和人間煙火相比，清源山更像這座海洋城市背後的精神高地。山並不算高，卻因為長期俯瞰刺桐港，而帶著一種超然的曆史氣息。拾級而上，兩旁古榕盤根錯節，巨石間散布著曆代摩崖石刻。山風吹來，夾雜草木與海潮的微鹹氣息，仿佛能感覺到千年前商船出海前最後望向陸地的目光。
最著名的是那尊巨大的清源山老君岩。老子石像依山而臥，神情安靜，從容得近乎淡漠。那是中國現存最大的道教石雕之一。經曆千年風雨後，石像邊緣早已被歲月磨圓，卻因此更顯出一種東方哲學特有的寬厚與鬆弛。山下的泉州，曾是萬國商船雲集之地，充滿財富、欲望與喧囂；而山上的老子，卻隻是靜靜俯視人間，仿佛在提醒世人：再繁華的港口，終究也不過滄海一瞬。
站在山間遠望，整個泉州城鋪展在暮色之中，紅瓦層層疊疊，一直延伸到海天交界處。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為什麽閩南人既敢於冒險下南洋，又如此敬神、信命。因為麵對大海，人終究會意識到自身的渺小。而清源山，正像泉州靈魂深處的一次回望 - 在喧鬧世界之外，仍保留著一種古老而沉靜的中國氣度。
中國曆史敘事裏，常常更強調黃河、長安、中原與農耕文明，卻很少談論海洋，仿佛中國天然屬於土地。但泉州提醒我們，事實並非如此。泉州真正迷人的，也許並不是它擁有多少世界遺產，而是它身上那種罕見的“文明層積感”。泉州告訴世界，中國人不是隻會修長城，我們曾經真正向海而生，馳騁海洋近千年。我們不是通過戰爭，也不是征服，而是經由平等的貿易，互通四海匯聚八方。值得慶幸的是，宋元海貿的精神沒有消亡，而是正以更大的規模卷土重來。上海已經連續16年獨占全世界港口吞吐量首位，2025年的世界十大海港，中國占據了六席。曆史並不是博物館裏的標本，它依然活在人們今天的生活裏，暗示著未來發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