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說，詩人是天生的，不是在學校裏培養出來的，畫家、雕塑家和音樂家也是如此。但與此同時，她又反複強調：每一位創作者都需要了解其藝術傳統、曆史，以及不斷變化的理論與技巧。也許感受力無法被教會，但表達的方式卻可以通過學習獲得。天賦決定一個人是否會成為詩人，而訓練，往往決定他能否真正完成一首詩。
詩歌必須在某種自由之中被寫出，但這種自由，並非情緒的放任，而更可能來自長期訓練之後的自覺與克製
詩歌像一條河。許多聲音在其中旅行，許多詩隨著時間的波浪起伏。每一首詩都有自己的曆史語境，終將成為過去，但寫詩的衝動——以及世界對詩的期待——從未消失。
她提醒寫作者：請一直寫下去，請保持熱情和希望，請大量閱讀。要寫好詩，必須大量、深刻地閱讀。詩人是最好的老師，也許是唯一的老師。請大膽地去模仿，也請具備應有的野心，這是一種有價值的學習方式。
在《Reading Poems》一章中，瑪麗·奧利弗提到了三位詩人：中國的李白、西班牙的安東尼奧·馬查多，以及英國的克裏斯托夫·斯馬特。在英語世界裏，李白的名字隨著不同時代的拚寫體係呈現出多種形式，比如 Li Po、Li Bai、Li T’ai-po。
李白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受尊崇、最具影響力的詩人之一，以描寫自然、月光、酒、友情、孤獨與精神自由著稱，常被稱為“詩仙”。他的詩歌風格自發而抒情，與自然世界保持著直接而深刻的聯係。或許可以理解為，當瑪麗·奧利弗提到李白時，她是在將他置入某種詩歌傳統之中——那些以專注的生活方式驚歎而寫作的人。而這也正是她本人所堅信的詩歌應當完成的事情。
比如那首家喻戶曉的《靜夜思》：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這首詩看似極其簡單，卻在短短二十個字中呈現出孤獨、溫柔，以及一種宇宙般的親密感。它幾乎沒有顯性的修辭結構，也沒有多餘的解釋，月亮完成了一切。
另外一首《渡荊門送別》：
渡遠荊門外，
來從楚國遊。
山隨平野盡，
江入大荒流。
月下飛天鏡，
雲生結海樓。
仍憐故鄉水，
萬裏送行舟。
這裏的河流既是道路，也是旅伴——它把詩人帶向廣闊的世界，同時又讓他始終與故鄉相連。這種在行走中被自然靜靜陪伴的感覺，也正是瑪麗·奧利弗所深深熱愛的經驗形式。
她還談到了18世紀英國詩人克裏斯托夫·斯馬特。他最著名的作品是長詩《Jubilate Agno》中的片段《我將頌讚我的貓傑弗裏》。斯馬特的一生充滿悲劇與傳奇色彩，他因精神疾病而多次被關進精神病院，而正是在被收治期間，他寫下了這首結構怪異、充滿宗教狂喜，並將自然萬物與日常細節並置的詩。後來，現代主義詩人重新發現並接納了他的寫作方式，認為其中包含一種毫不諷刺、毫不防備、全心全意歌唱世界的能力。
她同樣敬重西班牙詩人安東尼奧·馬查多（Antonio Machado，1875–1939）。“98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馬查多的詩歌以時間、道路、記憶、孤獨、死亡與內心道德感為核心意象。他不追求華麗語言，而是用近乎口語的句子，寫出人一生的重量。
他最著名的詩句之一是：
行路人啊，路並不存在，
路，是在行走中形成的。
回望時，才看見
那一道再也無法重走的痕跡。
在形式上，馬查多語言簡樸、節奏緩慢，常以散步般的語氣展開思索；在精神上，他關注普通人的尊嚴、土地的記憶，以及人在時間麵前的謙卑。
瑪麗·奧利弗認為，真正的當代性，並不是創造完全嶄新的東西，而是從過去、從積累的傳統中升起的，就像火焰從山體內部噴薄而出。寫作從來不是站在一片空地上，而更像是站在一座由前人堆積起來的山上。
她強調：“Love deeply and intelligently.”
這並不是盲目崇拜，而是帶著判斷的熱愛，帶著選擇的親近，反複閱讀，反複比較，也反複失敗。你真正愛過的詩，會改變你說話的方式。到那時，你的新想法不是發明出來的，而是在你的生活中被慢慢活出來的。
她還談到了一個重要的詩歌技巧：Enjambment（跨行延續）。它指的是一句話或一個短語從詩的一行延續到下一行，而在行尾沒有停頓或標點。詩行斷開了，但意義並沒有停止，這種語法上的跨越可以創造出一種流動、驚喜或運動的感覺。
最後，她談到了日常語言與詩歌的區別。日常語言用於傳達實際信息，具有功能性、描述性或對話性的特點，其目的在於清楚或高效地表達；而詩歌，則是帶有高度覺察與共鳴的語言，承載著情感、感官、精神或道德上的重量。
她認為：
Intent + Intensity create poetry.
意圖，是詩人有意識地選擇每一個詞；
強度，是賦予詞語背後的重量、專注與生命力。
不需要華麗詞藻或晦澀隱喻，隻有全然熱愛世界，有意識地選擇詞語，並全情投入，才可能寫出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