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著鐵軌，遇見歐洲 （34）
巴黎（中）延續至今，一座理想主義的烏托邦
《遇見歐洲 （33）-巴黎（上）拜他所賜，我們才看到了如今的巴黎》
我曾在《維也納遊記（下）》中寫過：美國導演理查德·林克萊特（Richard Stuart Linklater）執導了愛情係列電影“愛在”三部曲 --《愛在黎明破曉前》（Before Sunrise，1995）、《愛在日落黃昏前》（Before Sunset，2004）、《愛在午夜降臨前》（Before Midnight，2013），三部電影記錄了男主角傑西和女主角賽琳之間橫跨十八年的感情軌跡。
第二部《愛在日落黃昏前》拍攝於2004年，全部取景於法國巴黎，故事發生在第一部的九年後，一見鍾情卻失聯九年的男女主人公在巴黎重逢。32歲的美國青年傑西已成為暢銷書作家，他以九年前與法國女孩賽琳那一夜的相遇為靈感寫成一部小說，來巴黎為新書做宣傳。賽琳聞訊前來。新書發布會後兩人驚喜相見，百感交集。
在傑西去機場飛回紐約之前兩人有短短的90分鍾共處時光，他們一起喝咖啡、漫步巴黎街頭、泛舟塞納河上，在塞納河的微風中繼續當年未說完的話。最後，他們回到賽琳的公寓，聽她用吉他彈唱自己創作的歌曲《A Waltz for a Night》。
九年光陰流轉，人生早已各自翻篇，卻又在巴黎的一個下午重新交匯。片中兩人試探、追問，彼此好奇當年是否赴約；而觀眾也同樣牽掛那個懸而未決的答案，這裏就不劇透了。
電影中新書發布會的場景，設在塞納河左岸的莎士比亞書店（Shakespeare and Company）。這家帶有傳奇色彩的小書店，早已是全球愛書之人心中的聖地。書店的老主人喬治·惠特曼自稱它是“偽裝成書店的社會主義烏托邦”。
（電影劇照）
書店的故事可以追溯到1919年。出生於美國巴爾的摩的西爾維婭·比奇（Sylvia Beach）在巴黎左岸創辦了最早的莎士比亞書店，主營英文書籍。她不隻是賣書，還借書、賒賬，允許窮困的寫作者整天在店裏讀書取暖，默默為尚未成名的作者提供現實與心靈的庇護。久而久之，這裏成了旅居巴黎的英語作家和藝術家的聚集地，也是一代人精神上的避風港。而最為人稱道的是，她在巨大壓力下出版了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 讓這部屢遭查禁的作品得以麵世。
（西爾維婭·畢奇與詹姆斯·喬伊斯，網圖）
二戰期間，由於拒絕向德軍軍官出售書店最後一本《芬尼根守靈夜》（喬伊斯），比奇一度被關押，書店被迫關門。二戰結束後，她決定不再繼續經營書店。
1951年，美國人喬治·惠特曼（George Whitman）在左岸開設了一家名為 Le Mistral 的英文書店。1964年，在莎士比亞誕辰四百周年之際，經比奇同意，他將書店更名為 Shakespeare and Company，接續她未竟的傳統。
喬治也把書店打造成一處文學棲居地，並且長期收留囊中羞澀的讀書人和寫作者，條件隻有三項：每日讀一本書，每天在店裏幫忙幾個小時，以及寫一頁紙的自傳。這些臨時住客被他稱為 “tumbleweeds”（風滾草），隨風而來，也隨風而去。據統計，至今先後已有四萬“風滾草”在這裏棲身落腳。
喬治說：“我創辦這家書店，就像作家創作一部小說一樣，把每個房間當成一個章節。我希望人們像翻書一樣推開一扇扇門，走進想象中的魔法世界。”
（喬治·惠特曼，網圖）
2011 年12月，98歲的喬治·惠特曼安詳辭世，書店由他的女兒西爾維婭·惠特曼（Sylvia Whitman）繼續經營。她的名字，正是為了紀念最早的創始人西爾維婭·比奇。在她的主持下，書店完成了必要的現代化：線上銷售、文學活動、出版項目一應俱全；但父親留下的那份理想主義依然在延續，“風滾草”們仍可以在樓上的小床與書堆之間安頓自己。
（網圖）
2015年11月13日，巴黎發生連環恐怖襲擊，整座城市陷入恐慌，莎士比亞書店也隨即關閉，但那一夜，店裏原本的二十多位讀者被允許留下，書店成了他們臨時的避難所。正如美國作家 Jamie Ford 所說：“它本就有一種公共精神，所以我並不奇怪它會為陌生人開門。更重要的是，在那樣一個糟糕的夜晚，它提醒我們，美好的人性依然存在。”
這句評論恰如其分：“比奇賦予莎士比亞書店文學的使命，喬治把它變成可以居住的烏托邦，而他的女兒，則讓這座烏托邦在現實世界中延續至今。”
或許正因如此，“愛在”電影的導演才把傑西的新書發布會選在這裏，表達對莎士比亞書店的致敬吧。
上篇遊記中提到的電影《午夜巴黎》，導演伍迪·艾倫也特意讓決定留在巴黎的男主角吉爾去莎士比亞書店逛一逛。
（《午夜巴黎》劇照）
到了巴黎，我家的書迷/愛在鐵粉 -龍兒必然也是要到這裏來“朝聖”的。
過了塞納河，沒走幾步，一眼就看見了莎士比亞書店。綠色的窗框配著明黃色招牌，在灰白石牆的映襯下格外醒目，隔壁還開著同名咖啡館。書店常年限流，所以門口總有人排隊，好在我們運氣不錯，隻等了幾分鍾便得以入內。
書店門楣上掛著莎士比亞的頭像，入口處貼著醒目的提示：店內禁止拍照。聽說以前是允許拍照的，後來由於擔心這裏被當作網紅打卡地，喧鬧蓋過閱讀，就有了這新的規定，可見店主人對書店的守護原則。
進入書店，空間比想象中還要逼仄。一共兩層，一層書架林立，從地麵一直頂到天花板，書堆得滿滿當當，門上方寫著意味深長的一句話：“不要對陌生人冷漠，他們也許是偽裝的天使。”
沿著窄窄的木梯上樓，二樓是閱讀空間，有小床、舊鋼琴、打字機、貼滿留言紙條的牆、隨處可坐的閱讀角落，讓人分不清自己是在書店、圖書館，還是誰家的書房。
海明威在《流動的盛宴》中專門有一章描寫西爾維婭·比奇時代的老店，他寫到：“那時候沒有錢買書，就從莎士比亞書店借書看……寒風瑟瑟的街上，那是一個溫暖而愜意的去處，冬天生著一隻大火爐，桌子上、書架上擺滿了書，櫥窗裏陳列的是新書，牆上掛著已故或依然健在的著名作家的照片。那些照片看起來都像是快照，即使那些去世的作家看上去也像還活著似的。”
一百多年過去了，店址與主人幾經更迭，但氣質未變。書還是那樣堆著，書架還是那樣老舊，人們安靜地翻書閱讀，溫暖愜意。
（莎士比亞書店內部，網圖）
電影中，男女主角離開書店後，先去Le Pure Café喝咖啡敘舊，然後穿行左岸街巷和公園，一路聊人生，聊愛情，聊世界，討論生活與未來的種種可能。
賽琳說：“與朋友無休止的討論，關於世界怎麽會分裂成這樣的問題，所以我意識到我真正想要做的，就是找到一些可以做好的事情，然後努力做好它們。……真正能改善世界的工作，是日複一日的點滴進步。”
二十二年前的台詞，如今聽來一點也不過時。世界兜兜轉轉，反而比從前更分裂，賽琳樸素的想法，也許正是我們當下所需要的。
隨後，他們登上塞納河遊船。看到岸邊的巴黎聖母院，傑西講了個故事：二戰期間德國納粹撤離巴黎時，在巴黎聖母院埋了很多炸藥，留下來執行任務的士兵被它的壯美所震撼，最終沒有按下炸毀的按鈕，從而使其幸存。
賽琳忽然問了一句：“你相信巴黎聖母院有一天會消失嗎？”
（電影劇照）
沒想到，一語成讖。電影上映十五年後的2019年4月15日，巴黎聖母院（Notre-Dame de Paris）突發火災，大火燃燒了15個小時，擁有850多年曆史的教堂屋頂嚴重受損，標誌性的尖塔完全倒塌，舉世震驚。
按說歐洲的教堂浩如煙海，不乏比巴黎聖母院更輝煌、更壯麗、更精美的教堂建築。然而，它在世人心中的地位卻是獨一無二的。據統計，這裏是世界參觀人數最多的教堂，每年吸引超過1300萬至1400萬遊客。
深究其中的原因，也許應該歸功於大文豪雨果，自從1831年他的同名小說問世後，這座古老的哥特式建築教堂就不再隻是宗教場所，而成為一種精神的象征。雨果以人道主義的筆觸重塑了巴黎聖母院：鍾樓怪人卡西莫多、吉普賽少女愛斯梅拉達，善與惡、美與醜交織的命運，都從此與這座建築緊緊相連。小說甚至喚起了社會對這座教堂的保護意識，推動了後來的修複工程。某種意義上，是文學拯救了這座教堂。
火災之後，我一度以為，照著隨性的法國人的幹活速度，肯定要等很多年才能走進它的內部。沒想到在總統馬克龍的推進下，修複的進度還是挺快的。彩窗被清洗，拱頂被修複，尖塔重新矗立。2024年12月8日，經過五年多的原樣修複，巴黎聖母院重新對公眾開放。
我們在12月20日抵達巴黎，自然想去看看重生後的聖母院，但教堂剛重新開放不久，現場人山人海，廣場前蛇形的長隊令我們望而卻步，隻得作罷。沒能入內，好在正逢午時，渾厚的鍾聲驀然響起，一聲接一聲，回蕩在巴黎微寒的天空中，仿佛卡西莫多再次站在鍾樓之上，默默守護著教堂。
直到平安夜的下午，我們從莎士比亞書店出來，看到對岸的巴黎聖母院，我們打算再去試試運氣。教堂前也還是長隊，但與前一天相比，隊伍明顯短了許多，排了約20分鍾，我們走進大門，正好趕上平安夜彌撒前。
浴火重生後的巴黎聖母院煥然一新，拱頂高聳，牆麵、雕塑、壁畫都被仔細清洗過，奇跡般幸存的玫瑰窗顯得格外鮮豔耀眼。已近傍晚，裏麵燈火通明，人頭攢動。大管風琴重新奏響，祭壇布置一新，在莊嚴又充滿溫暖的氣氛中，教徒們在光亮而寧靜的教堂內懷著感恩與喜悅等待彌撒的開始。
正好看到牧師站在祭壇前，輕輕點灑聖水，為信眾逐一祝福。
順著人流在教堂裏走了一圈，抓拍了一些照片。隨後就聽到牧師提醒遊客，彌撒即將開始，請抓緊時間離場，因為教堂容量有限，外麵還有教徒們在排隊等待參加平安夜的彌撒。沒時間細看了，我們知趣地匆匆離開。
能在這樣一個傍晚走進聖母院，已經心滿意足。
如果說巴黎聖母院承載的是信仰與歲月，那麽離它大約1.5公裏處山坡上的另一座宏大建築，則安放著法蘭西的記憶與靈魂。
這就是先賢祠（Panthéon），正麵整齊的柱廊讓人不禁聯想到羅馬萬神殿，確實，它正是仿照羅馬萬神殿的樣式建造，隻不過比後者晚了一千多年，所以也比萬神殿更氣勢恢弘。
1789年完工的先賢祠，最初是路易十五為紀念巴黎守護神聖女日南斐法而建造的一座教堂，法國大革命後幾經變遷，現為安葬法國名人的紀念堂。
能夠安葬於此，被視為法國公民至高無上的榮譽。長眠於地下墓穴的，是法蘭西兩百餘年來最傑出的靈魂，如今已有八十餘位曆史名人安息於此，包括雨果、盧梭、伏爾泰、左拉、居裏夫婦等文學家、思想家與科學家。他們以畢生的智慧與貢獻，塑造了這個國家的精神底色。
（伏爾泰和盧梭的墓室，他們生前相愛相殺，代表了啟蒙時代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方向，但死後彼此對望，成為永遠的鄰居）
（居裏夫婦的墓室）
入祀標準極其嚴苛，不僅需聲名顯赫，更須被公認為真正“改變了法國”。因此，法國曆史上許多如雷貫耳的名字，包括巴爾紮克、莫泊桑、笛卡爾等，都與此無緣。
龍兒到此，還有個特別願望，就是致敬他最最喜歡的書 --《小王子》的作者安托萬·德·聖埃克蘇佩裏（Antoine de Saint-Exupéry）。他在一次飛行中失蹤，至今沒有找到遺體，因此無法像其他人那樣被安葬於先賢祠。但這裏仍有一塊屬於他的紀念碑，上麵寫著： “mission de reconnaissance aérienne, le 31 juillet 1944”（詩人、小說家、飛行員，1944年7月31日執行偵察任務時失蹤）。
《小王子》鼎鼎大名，據說已被翻譯成三百多種語言，全球銷量僅次於《聖經》，但說實話，作者的名字我總也記不住，這次聽龍兒講他的故事，才知道原來聖埃克蘇佩裏是最早一代飛行員，迷戀天空，熱愛自由與冒險，他是在二戰即將結束、巴黎解放前夕、在執行第八次偵察飛行任務中失蹤，年僅44歲。聖埃克蘇佩裏離開人間的方式，如同他筆下的小王子一樣，無聲無息，仿佛隻是飛向更遠的星空。
站在這些墓穴前，恍惚感到兩百餘年的光陰，不過咫尺之隔。那些曾用文字和思想照亮時代的人，如今沉默不語，比鄰而眠，名字刻在石頭上，故事卻仍在人間流傳。
正如位於左岸、隔街相望的雙叟咖啡館（Les Deux Magots）與花神咖啡館（Café de Flore），人來人往，歲月更迭，唯有思想與自由從未離開。
（下圖照片為這兩家咖啡館， 20世紀初薩特、西蒙·波伏娃、海明威、畢加索等常在此聚會，使它們聲名遠播）
（巴黎遊記待續，謝謝閱讀）
《遇見歐洲 （30）- 布魯日 -臨死之前，必須去看一眼的城市》
《遇見歐洲 （31）-布魯塞爾 -左右逢源，夾縫之中的生存智慧》
《遇見歐洲 （32） -盧森堡 -富有大方，全球唯一可以免費遊的國家》
延續至今，一座理想主義的烏托邦
麥姐 (2026-02-04 14:09:03) 評論 (56)沿著鐵軌，遇見歐洲 （34）
巴黎（中）延續至今，一座理想主義的烏托邦
《遇見歐洲 （33）-巴黎（上）拜他所賜，我們才看到了如今的巴黎》
我曾在《維也納遊記（下）》中寫過：美國導演理查德·林克萊特（Richard Stuart Linklater）執導了愛情係列電影“愛在”三部曲 --《愛在黎明破曉前》（Before Sunrise，1995）、《愛在日落黃昏前》（Before Sunset，2004）、《愛在午夜降臨前》（Before Midnight，2013），三部電影記錄了男主角傑西和女主角賽琳之間橫跨十八年的感情軌跡。
第二部《愛在日落黃昏前》拍攝於2004年，全部取景於法國巴黎，故事發生在第一部的九年後，一見鍾情卻失聯九年的男女主人公在巴黎重逢。32歲的美國青年傑西已成為暢銷書作家，他以九年前與法國女孩賽琳那一夜的相遇為靈感寫成一部小說，來巴黎為新書做宣傳。賽琳聞訊前來。新書發布會後兩人驚喜相見，百感交集。
在傑西去機場飛回紐約之前兩人有短短的90分鍾共處時光，他們一起喝咖啡、漫步巴黎街頭、泛舟塞納河上，在塞納河的微風中繼續當年未說完的話。最後，他們回到賽琳的公寓，聽她用吉他彈唱自己創作的歌曲《A Waltz for a Night》。
九年光陰流轉，人生早已各自翻篇，卻又在巴黎的一個下午重新交匯。片中兩人試探、追問，彼此好奇當年是否赴約；而觀眾也同樣牽掛那個懸而未決的答案，這裏就不劇透了。
電影中新書發布會的場景，設在塞納河左岸的莎士比亞書店（Shakespeare and Company）。這家帶有傳奇色彩的小書店，早已是全球愛書之人心中的聖地。書店的老主人喬治·惠特曼自稱它是“偽裝成書店的社會主義烏托邦”。
（電影劇照）
書店的故事可以追溯到1919年。出生於美國巴爾的摩的西爾維婭·比奇（Sylvia Beach）在巴黎左岸創辦了最早的莎士比亞書店，主營英文書籍。她不隻是賣書，還借書、賒賬，允許窮困的寫作者整天在店裏讀書取暖，默默為尚未成名的作者提供現實與心靈的庇護。久而久之，這裏成了旅居巴黎的英語作家和藝術家的聚集地，也是一代人精神上的避風港。而最為人稱道的是，她在巨大壓力下出版了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 讓這部屢遭查禁的作品得以麵世。
（西爾維婭·畢奇與詹姆斯·喬伊斯，網圖）
二戰期間，由於拒絕向德軍軍官出售書店最後一本《芬尼根守靈夜》（喬伊斯），比奇一度被關押，書店被迫關門。二戰結束後，她決定不再繼續經營書店。
1951年，美國人喬治·惠特曼（George Whitman）在左岸開設了一家名為 Le Mistral 的英文書店。1964年，在莎士比亞誕辰四百周年之際，經比奇同意，他將書店更名為 Shakespeare and Company，接續她未竟的傳統。
喬治也把書店打造成一處文學棲居地，並且長期收留囊中羞澀的讀書人和寫作者，條件隻有三項：每日讀一本書，每天在店裏幫忙幾個小時，以及寫一頁紙的自傳。這些臨時住客被他稱為 “tumbleweeds”（風滾草），隨風而來，也隨風而去。據統計，至今先後已有四萬“風滾草”在這裏棲身落腳。
喬治說：“我創辦這家書店，就像作家創作一部小說一樣，把每個房間當成一個章節。我希望人們像翻書一樣推開一扇扇門，走進想象中的魔法世界。”
（喬治·惠特曼，網圖）
2011 年12月，98歲的喬治·惠特曼安詳辭世，書店由他的女兒西爾維婭·惠特曼（Sylvia Whitman）繼續經營。她的名字，正是為了紀念最早的創始人西爾維婭·比奇。在她的主持下，書店完成了必要的現代化：線上銷售、文學活動、出版項目一應俱全；但父親留下的那份理想主義依然在延續，“風滾草”們仍可以在樓上的小床與書堆之間安頓自己。
（網圖）
2015年11月13日，巴黎發生連環恐怖襲擊，整座城市陷入恐慌，莎士比亞書店也隨即關閉，但那一夜，店裏原本的二十多位讀者被允許留下，書店成了他們臨時的避難所。正如美國作家 Jamie Ford 所說：“它本就有一種公共精神，所以我並不奇怪它會為陌生人開門。更重要的是，在那樣一個糟糕的夜晚，它提醒我們，美好的人性依然存在。”
這句評論恰如其分：“比奇賦予莎士比亞書店文學的使命，喬治把它變成可以居住的烏托邦，而他的女兒，則讓這座烏托邦在現實世界中延續至今。”
或許正因如此，“愛在”電影的導演才把傑西的新書發布會選在這裏，表達對莎士比亞書店的致敬吧。
上篇遊記中提到的電影《午夜巴黎》，導演伍迪·艾倫也特意讓決定留在巴黎的男主角吉爾去莎士比亞書店逛一逛。
（《午夜巴黎》劇照）
到了巴黎，我家的書迷/愛在鐵粉 -龍兒必然也是要到這裏來“朝聖”的。
過了塞納河，沒走幾步，一眼就看見了莎士比亞書店。綠色的窗框配著明黃色招牌，在灰白石牆的映襯下格外醒目，隔壁還開著同名咖啡館。書店常年限流，所以門口總有人排隊，好在我們運氣不錯，隻等了幾分鍾便得以入內。
書店門楣上掛著莎士比亞的頭像，入口處貼著醒目的提示：店內禁止拍照。聽說以前是允許拍照的，後來由於擔心這裏被當作網紅打卡地，喧鬧蓋過閱讀，就有了這新的規定，可見店主人對書店的守護原則。
進入書店，空間比想象中還要逼仄。一共兩層，一層書架林立，從地麵一直頂到天花板，書堆得滿滿當當，門上方寫著意味深長的一句話：“不要對陌生人冷漠，他們也許是偽裝的天使。”
沿著窄窄的木梯上樓，二樓是閱讀空間，有小床、舊鋼琴、打字機、貼滿留言紙條的牆、隨處可坐的閱讀角落，讓人分不清自己是在書店、圖書館，還是誰家的書房。
海明威在《流動的盛宴》中專門有一章描寫西爾維婭·比奇時代的老店，他寫到：“那時候沒有錢買書，就從莎士比亞書店借書看……寒風瑟瑟的街上，那是一個溫暖而愜意的去處，冬天生著一隻大火爐，桌子上、書架上擺滿了書，櫥窗裏陳列的是新書，牆上掛著已故或依然健在的著名作家的照片。那些照片看起來都像是快照，即使那些去世的作家看上去也像還活著似的。”
一百多年過去了，店址與主人幾經更迭，但氣質未變。書還是那樣堆著，書架還是那樣老舊，人們安靜地翻書閱讀，溫暖愜意。
（莎士比亞書店內部，網圖）
電影中，男女主角離開書店後，先去Le Pure Café喝咖啡敘舊，然後穿行左岸街巷和公園，一路聊人生，聊愛情，聊世界，討論生活與未來的種種可能。
賽琳說：“與朋友無休止的討論，關於世界怎麽會分裂成這樣的問題，所以我意識到我真正想要做的，就是找到一些可以做好的事情，然後努力做好它們。……真正能改善世界的工作，是日複一日的點滴進步。”
二十二年前的台詞，如今聽來一點也不過時。世界兜兜轉轉，反而比從前更分裂，賽琳樸素的想法，也許正是我們當下所需要的。
隨後，他們登上塞納河遊船。看到岸邊的巴黎聖母院，傑西講了個故事：二戰期間德國納粹撤離巴黎時，在巴黎聖母院埋了很多炸藥，留下來執行任務的士兵被它的壯美所震撼，最終沒有按下炸毀的按鈕，從而使其幸存。
賽琳忽然問了一句：“你相信巴黎聖母院有一天會消失嗎？”
（電影劇照）
沒想到，一語成讖。電影上映十五年後的2019年4月15日，巴黎聖母院（Notre-Dame de Paris）突發火災，大火燃燒了15個小時，擁有850多年曆史的教堂屋頂嚴重受損，標誌性的尖塔完全倒塌，舉世震驚。
按說歐洲的教堂浩如煙海，不乏比巴黎聖母院更輝煌、更壯麗、更精美的教堂建築。然而，它在世人心中的地位卻是獨一無二的。據統計，這裏是世界參觀人數最多的教堂，每年吸引超過1300萬至1400萬遊客。
深究其中的原因，也許應該歸功於大文豪雨果，自從1831年他的同名小說問世後，這座古老的哥特式建築教堂就不再隻是宗教場所，而成為一種精神的象征。雨果以人道主義的筆觸重塑了巴黎聖母院：鍾樓怪人卡西莫多、吉普賽少女愛斯梅拉達，善與惡、美與醜交織的命運，都從此與這座建築緊緊相連。小說甚至喚起了社會對這座教堂的保護意識，推動了後來的修複工程。某種意義上，是文學拯救了這座教堂。
火災之後，我一度以為，照著隨性的法國人的幹活速度，肯定要等很多年才能走進它的內部。沒想到在總統馬克龍的推進下，修複的進度還是挺快的。彩窗被清洗，拱頂被修複，尖塔重新矗立。2024年12月8日，經過五年多的原樣修複，巴黎聖母院重新對公眾開放。
我們在12月20日抵達巴黎，自然想去看看重生後的聖母院，但教堂剛重新開放不久，現場人山人海，廣場前蛇形的長隊令我們望而卻步，隻得作罷。沒能入內，好在正逢午時，渾厚的鍾聲驀然響起，一聲接一聲，回蕩在巴黎微寒的天空中，仿佛卡西莫多再次站在鍾樓之上，默默守護著教堂。
直到平安夜的下午，我們從莎士比亞書店出來，看到對岸的巴黎聖母院，我們打算再去試試運氣。教堂前也還是長隊，但與前一天相比，隊伍明顯短了許多，排了約20分鍾，我們走進大門，正好趕上平安夜彌撒前。
浴火重生後的巴黎聖母院煥然一新，拱頂高聳，牆麵、雕塑、壁畫都被仔細清洗過，奇跡般幸存的玫瑰窗顯得格外鮮豔耀眼。已近傍晚，裏麵燈火通明，人頭攢動。大管風琴重新奏響，祭壇布置一新，在莊嚴又充滿溫暖的氣氛中，教徒們在光亮而寧靜的教堂內懷著感恩與喜悅等待彌撒的開始。
正好看到牧師站在祭壇前，輕輕點灑聖水，為信眾逐一祝福。
順著人流在教堂裏走了一圈，抓拍了一些照片。隨後就聽到牧師提醒遊客，彌撒即將開始，請抓緊時間離場，因為教堂容量有限，外麵還有教徒們在排隊等待參加平安夜的彌撒。沒時間細看了，我們知趣地匆匆離開。
能在這樣一個傍晚走進聖母院，已經心滿意足。
如果說巴黎聖母院承載的是信仰與歲月，那麽離它大約1.5公裏處山坡上的另一座宏大建築，則安放著法蘭西的記憶與靈魂。
這就是先賢祠（Panthéon），正麵整齊的柱廊讓人不禁聯想到羅馬萬神殿，確實，它正是仿照羅馬萬神殿的樣式建造，隻不過比後者晚了一千多年，所以也比萬神殿更氣勢恢弘。
1789年完工的先賢祠，最初是路易十五為紀念巴黎守護神聖女日南斐法而建造的一座教堂，法國大革命後幾經變遷，現為安葬法國名人的紀念堂。
能夠安葬於此，被視為法國公民至高無上的榮譽。長眠於地下墓穴的，是法蘭西兩百餘年來最傑出的靈魂，如今已有八十餘位曆史名人安息於此，包括雨果、盧梭、伏爾泰、左拉、居裏夫婦等文學家、思想家與科學家。他們以畢生的智慧與貢獻，塑造了這個國家的精神底色。
（伏爾泰和盧梭的墓室，他們生前相愛相殺，代表了啟蒙時代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方向，但死後彼此對望，成為永遠的鄰居）
（居裏夫婦的墓室）
入祀標準極其嚴苛，不僅需聲名顯赫，更須被公認為真正“改變了法國”。因此，法國曆史上許多如雷貫耳的名字，包括巴爾紮克、莫泊桑、笛卡爾等，都與此無緣。
龍兒到此，還有個特別願望，就是致敬他最最喜歡的書 --《小王子》的作者安托萬·德·聖埃克蘇佩裏（Antoine de Saint-Exupéry）。他在一次飛行中失蹤，至今沒有找到遺體，因此無法像其他人那樣被安葬於先賢祠。但這裏仍有一塊屬於他的紀念碑，上麵寫著： “mission de reconnaissance aérienne, le 31 juillet 1944”（詩人、小說家、飛行員，1944年7月31日執行偵察任務時失蹤）。
《小王子》鼎鼎大名，據說已被翻譯成三百多種語言，全球銷量僅次於《聖經》，但說實話，作者的名字我總也記不住，這次聽龍兒講他的故事，才知道原來聖埃克蘇佩裏是最早一代飛行員，迷戀天空，熱愛自由與冒險，他是在二戰即將結束、巴黎解放前夕、在執行第八次偵察飛行任務中失蹤，年僅44歲。聖埃克蘇佩裏離開人間的方式，如同他筆下的小王子一樣，無聲無息，仿佛隻是飛向更遠的星空。
站在這些墓穴前，恍惚感到兩百餘年的光陰，不過咫尺之隔。那些曾用文字和思想照亮時代的人，如今沉默不語，比鄰而眠，名字刻在石頭上，故事卻仍在人間流傳。
正如位於左岸、隔街相望的雙叟咖啡館（Les Deux Magots）與花神咖啡館（Café de Flore），人來人往，歲月更迭，唯有思想與自由從未離開。
（下圖照片為這兩家咖啡館， 20世紀初薩特、西蒙·波伏娃、海明威、畢加索等常在此聚會，使它們聲名遠播）
（巴黎遊記待續，謝謝閱讀）
《遇見歐洲 （30）- 布魯日 -臨死之前，必須去看一眼的城市》
《遇見歐洲 （31）-布魯塞爾 -左右逢源，夾縫之中的生存智慧》
《遇見歐洲 （32） -盧森堡 -富有大方，全球唯一可以免費遊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