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人的名字叫李慶霖，每一個知青都知道，絕大多數知青會把他銘記於心。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時任外交部部長助理的王海容轉呈毛主席一封信，信中這樣寫道：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問好！
我是個農村小學教員，家住福建省莆田縣城廂鎮，家庭成份是貧民。我有個孩子叫李良模，是個一九六八年的初中畢業生。一九六九年，他聽從您老人家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導，毅然報名下鄉，經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區--荻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落戶務農。
……
當國家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發給斷絕，孩子在山區勞動，和貧下中農一起分糧後，一連串的困難問題便產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一個年頭裏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在最好的年景裏，一年早晚兩季總共能分到濕雜稻穀兩百來斤，外加兩三斤鮮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麥，除此之外，就別無他糧了。那兩百來斤的濕雜稻穀，經曬幹揚淨後，隻能有一百多斤，這麽少的口糧要孩子在重體力勞動中細水長流地過日子，無論如何是無法辦到的。況且孩子在年輕力壯時候，更是會吃飯的。
在山區，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來不見分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菜吃光了，沒有錢再去買；衣褲在勞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製新的；病倒了，連個錢請醫生看病都沒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開銷，更是沒錢支付。從一九六九年起直迄於今，孩子在山區務農以來，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費都得依靠家裏支持；說來見笑，他風裏來，雨裏去辛勞種地，頭發長了，連個理發的錢都掙不到。
……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夠忙的，是沒有時間來處理我所說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困難窘境中，隻好大膽地冒昧地寫信來北京“告禦狀”了，真是不該之至！
僅此敬頌
大安！
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 李慶霖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毛主席讀到悲涼處，想起了自已的青年時，心中泛起一種複雜的情緒。他當即複信：“李慶霖同誌，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有了最高指示，國務院緊急開會，知青問題開始被重視。新的知青政策從解決知青吃飯困難開始，不論年景如何，生產隊的收成好壞，知青每年的口糧都是四百五十斤。知青遠離父母家人和熟悉的生活環境非常值得同情，可是和土生土長的農村回鄉知青還有在鄉青年比，他們的境遇又不知好了多少。下鄉知青作為一個特殊群體，受到上麵的關注和國家政策的照顧，而回鄉知青和在鄉青年則被視為普通社員，完全沒有被作為一個獨立群體存在過，農民怨氣很大卻沒有辦法。
新的知青政策下，在清原縣上山下鄉的馬震海被招工到縣車輛修配廠，這個名額同宿舍的知青都看不上，清原縣太落後大家還是想回沈陽。馬震海何嚐不想回繁華的大都市，可是父母都下放了，他得不到父母的任何救濟了。父母不在沈陽，那兒就沒他的位置了，他要先想法照顧好自己，靠一份工資一個穩定工作而自食其力。清原縣車輛修配廠原來是一家五金鐵工廠，很多師父都是手藝人出身，他來到縣城車輛修配廠報道；他做過木工幹活上手快，跟著師傅當學徒工。
一次工廠安裝設備，由於操作失誤，馬震海被砸斷了一條腿。工廠緊急把他送到醫院，父母遠在河北，師傅安排了朋友家的姑娘在醫院照顧他。傷筋動骨一百天，期間馬副廠長從老家趕到清原縣看望兒子，除了歎息什麽也做不了，馬家在老家農村的經濟條件太糟糕了。
馬震海孤身一人受了傷，家裏太窮又離得太遠沒能力幫助他，馬副廠長從心裏感謝那個照顧兒子的姑娘。貧病交加時刻讓馬副廠長意識到，退職回鄉的決定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樣。他少小離家，記憶中的家鄉是炊煙嫋嫋雞犬相聞的溫柔之地，是童年奔跑在田埂上的自由與歡笑，是母親在村頭喚他回家的聲音。但現實卻是另一番模樣，他真的成了一名麵朝黃土背朝天的社員。清晨生產隊敲響的鍾聲讓他睡不好覺，白天幹那些力不從心的農活，日落之後還有太多的農事。農村生活中太多的不便隨之而來，吃的太差還不夠吃，抽不起香煙喝不起茶水更沒節假日的休息。更別提星期天，那是城裏人的概念，農村人從來沒有休息這回事。日子像一條沒有盡頭的土路，走得讓人心底生繭。
公社按人頭分配口糧，每年口糧不固定，荒年每人每天隻有幾兩毛糧，好年景每人每天一斤毛糧。每年夏天要把分到家的麥子換成白薯幹，用細糧多換點粗糧吃，以備青黃不接時少點缺口。就這樣糧食還不夠吃，口糧定量按人頭分，家裏全是大人分糧很吃虧。口糧缺口要靠自留地的收獲補充，每人二分自留地，全都種上了高產的白薯。自留地政策是“生了不補，死了不退”，一份大人自留地的產出遠不如一個小孩口糧定額多，“累死累活地幹，不如養個肉蛋蛋”。
那些曾經一起光著屁股在河邊捉魚的玩伴，如今也變了模樣。他們不再是少年，而是被生活磨礪得粗糙的莊稼漢，眼裏多了算計話裏少了溫情。他不再是那個在城裏有關係的“副廠長”，而是一個連村務都插不上話的“外來人”。他幫不了誰的忙了，甚至連鄉村的人情世故都搞不懂。少年時最好的夥伴見了他也不那麽親熱，連一奶同胞的兄弟們也開始因家產而生嫌隙。
誰又真正理解馬副廠長當時的選擇呢？他即是為了自己逃避，也是為了保護家人，被審查批鬥遊街；他們這些黑五類被蒙上頭，下體被連上電線，人被電得死去活來，眾人再一哄而上鞭抽棒打，一個多年的老友不堪折磨跳樓自殺。因“內人黨”事件，又被關押半年，他的問題始終沒有定論；“資本家”的帽子像一塊沉重的石頭，壓在他和家人頭上。戰爭的陰雲籠罩著整個中國，東北又是戰爭一旦爆發的要衝之地，他親眼目睹過當年蘇軍解放東北時的所作所為。一旦戰爭再起，沈陽將是最先被波及的地方，他想逃離這一切，想為家人找一個安全的港灣。馬副廠長急於把社會這麽些年因自己“資本家”成分對家庭的壓迫減輕，想著回到家鄉全家人就會以“下中農”的成分回歸社會，讓全家人過上正常的生活。
但現實並不寬容，家庭成分是一種社會標簽，是刻入人心的政治歧視。鄉親們嘴上不說，心裏卻都知道他是“被遣送回鄉的資本家”，是“被打倒的剝削階級”。運動還是一波一波地來，大隊書記敲打他曾經的過往，總有人在背後議論他的成分，後來他再一次被公社批鬥。
他站在醫院病房裏，看著腿上打了石膏的兒子，心裏泛起陣陣苦澀。他不是不努力不勤勞，他認慫了接受了命運的安排。他感覺到家鄉並不像他想象的那樣，農村生活太辛苦，他和全家人的下放原來是一場漫長的放逐，一家人不僅吃不飽飯，政治上還被歧視。
馬家在關裏老家境遇變得更差了，馬副廠長對家鄉沒有抱怨，一切好或壞的結果都是因為社會大環境的影響。還多虧了關裏老家的鄉親和親人們，還有那個鐵了心還鄉的馬家老二馬震雲；在馬家城裏有困難、心中惶惑不安、身處風雨飄搖的日子裏，關裏老家是暗夜裏一盞點亮的油燈讓馬家人看到一線希望的光。下放的疾風驟雨襲來時，鄉親們敞開了懷抱，接納了關外歸來的遊子；關裏老家的鄉情和親情，給了馬家最後的希望，也烙印下了最深的鄉愁。
移民的故鄉不隻是一個地理名稱，更是一種無法割舍的生命牽引。老家是避難所、是心靈的港灣、是營養的根、是一生難忘的鄉關故裏。那片褐土上生長著連綿不絕的青綠，幾塊土丘下長眠著血脈相連的先祖。故鄉有遮風避雨的老屋、有火灶鐵鍋可煮飯燒炕、有童年的玩伴兒、有走過的小路和踩過的田壟。家鄉的親人用樸素的善意和血脈的牽絆，為遊子保留一個最後的歸宿。
回到少小離開的家鄉，要有足夠的心理準備，離開得太久了，記憶中的故鄉被時光染上了色彩。那些年在遠方的漂泊，不知不覺地把家鄉幻化成了理想的樣子：炊煙嫋嫋、親人慈祥、院落溫暖、雞鳴犬吠，一切如人所願。歸來時家鄉依然如故，它沒有變得更好，也沒有變得太壞，它呈現著原本的樣子；院牆斑駁、房屋狹窄、生活辛苦，炕上的被褥是破的、灶台上的鍋是舊的。它沒有迎合誰的想象，也沒有刻意隱瞞啥，隻是靜靜地等待著你認出故鄉的真相。調整心態吧，別拿記憶中的家鄉去衡量眼前的現實，也不要用城市的開明去抱怨鄉村的保守。家鄉不在童話裏，家鄉不是沒有風雨的港彎，它是生命的原點，背井離鄉多少年，歸來要重新認識故鄉了。
公社化的故鄉，不可能是一個好的歸宿，它的粗暴令人難以習慣、它的嘈雜讓人不得安寧、它的守舊使人無所適從，各種運動在鄉村和城市攪起同樣的狂風暴雨。
為了家人的福利，馬副廠長開始了他的上訪之路，找關係托門路給廠革委會領導寫信。馬家下放農村三年後，大喇叭的喊聲和緩了許多，馬副廠長從報紙廣播中聽出點上麵要各級政府落實政策的精神：“擴大教育麵，縮小打擊麵，有反必肅，有錯必糾” 。馬副廠長從以前的老朋友處搞到了一份手抄的中發(72)45號文件，仔細讀後，他字斟句酌地給革命印刷廠寫了一封信。
廠革委會領導：
你們好！過去的一年是我國人民在政治思想戰線，經濟戰線和外交戰線取得偉大勝利的一年。當前國際國內形勢一片大好，批林整風運動正在全國更加深入紮實地開展。這場運動保衛和發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豐碩成果。廣大幹部和群眾通過攻讀馬列的書和毛主席著作，開展了對林彪叛黨集團的深入批判，進一步清算了他們的反革命罪行。戳穿了他們的謠言和詭辯，提高了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更加深入人心，黨的各項無產階級政策得到更好的落實。在這一片大好形勢下，我請求廠革委會領導對當年我被遣送下鄉一事給予複查和落實。我是個多子女的父親，由於我的問題涉及到孩子們的前途，挫傷了孩子們的積極性和進取心。我個人一直在城市生活，天命之年下放農村，對農業生產不熟悉。我體力又差，再加上所在農村連續兩年歉收，我一家的生活實在困難到了極點。青黃不接的時候，真的是家無隔夜糧。
根據黨的政策，我的問題應該得到糾正。如果我不能回到我熟悉的工作崗位，我也願意服從廠革委會領導的安排，做我力所能及的工作，絕不給領導添麻煩。懇請領導們在百忙中對我的要求給予考慮，並請賜知為盼。
此致
革命敬禮！
馬XX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三日
這期間馬家境遇越發不好，馬副廠長的上訪惹惱了一些人；大隊書記讓自己兒子頂替了馬家老五縣一中的名額，麵對村人輿論而腦羞成怒怪罪於馬副廠長；兩家的關係逐漸疏遠，馬副廠長成為大隊書記的眼中釘肉中刺。馬家人別想好了，大隊書記剝奪了馬震雲的行醫資格，在公社衛生院當大夫的馬震雲被強迫回村下田勞動；馬家唯一的姑娘和馬家老六初中畢業被剝奪了升學的資格，小小年紀就在地裏從早幹到晚；馬副廠長則被冠以“莫須有”的罪名，押在公社大會高台上被批鬥。大隊書記用大喇叭隔三岔五地訓斥他，他比村裏地富們的待遇還要差，全家人一聽到大喇叭響就心驚肉跳！
一九七五年工廠革委會決定根據中央政策給予馬副廠長退休待遇，退休金寄到所在公社信用社，停職期間工資不補不找，全家還留在農村。每月五十元的退休金在村裏已經是很大一筆財富了，公社書記工資全公社最高也才四十五元錢。他比一個生殺大權在握的公社書記還多了五元，應該滿足了。這筆錢足以保證全家人能吃飽飯了，還有餘錢買些肉食改善生活。他成為國家退休人員後，不受公社領導不用參加農業生產，再也不必為了眼拙手笨幹不好農活而受人嘲笑。孩子們還要在村裏勞動，也沒有招工的希望，可已經比村裏大多數人強多了，人要知足啊！
一九七六年唐山地區發生裏氏七點八級強烈地震，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去世，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為“四人幫”被抓，延續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了。
一九七七年全國高等院校恢複招生考試，由於文革的衝擊，距離上一次高考已經過去了十一年。大批的青年人從工廠、農村、軍營和學校參加考試，五百七十萬考生走進考場，錄取率還不到百分之五。馬家老五考得挺好，體檢後等待通知，大隊書記給教育局寫黑信讓他沒通過政審。
一九七八年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胡耀邦領導撥亂反正，數年內全國平反冤案達三百多萬件，數以千萬計的“黑五類”家庭不再被身份歧視。上麵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策，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核心”的路線，多少離散家庭得以團聚，千百萬受害者得以平反！馬家老五再次參加高考，大隊書記又寫黑信卻沒能阻止他上大學，馬家年底落實政策回沈陽。這一年十萬雲南知青絕望中舍命大請願，最終導致全國的知青都可以返城了，隨著文革而蓬勃興起的下鄉運動結束了。
一九七九年馬家人下鄉近九年後在城裏過第一個春節。馬家大哥結婚安家在沈陽，馬震雲結婚安家在關裏農村，馬震海結婚安家在清原縣，馬家老五大學放寒假回家，一起被遣送回鄉的六口人在城裏過新年。十年文革少有國計民生的建設，大批人返回城市，在城裏找個睡覺的地方很難。大哥大嫂已經搬到皇姑區單位附近居住，文盛裏五號那兩間正房屋另有人家住著。馬家被安排住進第三印刷廠（原革命印刷廠）的傳達室，那麽小一棟房，擠進了兩戶返城的人家，共計八口人。一分為二成兩間小屋，屋裏除了炕，地下還可以站人。馬大娘備了年貨，馬副廠長從廠裏領到半隻白光光的雞，那年月副食品供應還不好。一家人剛吃完張羅了幾天的除夕飯，馬大娘又開始和麵剁餡包餃子。炕爐上水燒得滾開，飯桌上燙著一壺熱酒擺著兩盤涼菜，一盤盤煮好的富強粉肉餃子端上來。辭舊迎新時刻，掛鍾“鐺鐺”地敲響，屋裏燈明火旺，馬家六口人歡聲笑語，胡同裏鞭炮聲響徹雲霄。
三道彎胡同 下 二 命運起波瀾
馬振魁 (2026-01-24 08:00:27) 評論 (0) 有一個人的名字叫李慶霖，每一個知青都知道，絕大多數知青會把他銘記於心。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時任外交部部長助理的王海容轉呈毛主席一封信，信中這樣寫道：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問好！
我是個農村小學教員，家住福建省莆田縣城廂鎮，家庭成份是貧民。我有個孩子叫李良模，是個一九六八年的初中畢業生。一九六九年，他聽從您老人家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導，毅然報名下鄉，經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區--荻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落戶務農。
……
當國家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發給斷絕，孩子在山區勞動，和貧下中農一起分糧後，一連串的困難問題便產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一個年頭裏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在最好的年景裏，一年早晚兩季總共能分到濕雜稻穀兩百來斤，外加兩三斤鮮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麥，除此之外，就別無他糧了。那兩百來斤的濕雜稻穀，經曬幹揚淨後，隻能有一百多斤，這麽少的口糧要孩子在重體力勞動中細水長流地過日子，無論如何是無法辦到的。況且孩子在年輕力壯時候，更是會吃飯的。
在山區，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來不見分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菜吃光了，沒有錢再去買；衣褲在勞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製新的；病倒了，連個錢請醫生看病都沒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開銷，更是沒錢支付。從一九六九年起直迄於今，孩子在山區務農以來，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費都得依靠家裏支持；說來見笑，他風裏來，雨裏去辛勞種地，頭發長了，連個理發的錢都掙不到。
……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夠忙的，是沒有時間來處理我所說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困難窘境中，隻好大膽地冒昧地寫信來北京“告禦狀”了，真是不該之至！
僅此敬頌
大安！
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 李慶霖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毛主席讀到悲涼處，想起了自已的青年時，心中泛起一種複雜的情緒。他當即複信：“李慶霖同誌，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有了最高指示，國務院緊急開會，知青問題開始被重視。新的知青政策從解決知青吃飯困難開始，不論年景如何，生產隊的收成好壞，知青每年的口糧都是四百五十斤。知青遠離父母家人和熟悉的生活環境非常值得同情，可是和土生土長的農村回鄉知青還有在鄉青年比，他們的境遇又不知好了多少。下鄉知青作為一個特殊群體，受到上麵的關注和國家政策的照顧，而回鄉知青和在鄉青年則被視為普通社員，完全沒有被作為一個獨立群體存在過，農民怨氣很大卻沒有辦法。
新的知青政策下，在清原縣上山下鄉的馬震海被招工到縣車輛修配廠，這個名額同宿舍的知青都看不上，清原縣太落後大家還是想回沈陽。馬震海何嚐不想回繁華的大都市，可是父母都下放了，他得不到父母的任何救濟了。父母不在沈陽，那兒就沒他的位置了，他要先想法照顧好自己，靠一份工資一個穩定工作而自食其力。清原縣車輛修配廠原來是一家五金鐵工廠，很多師父都是手藝人出身，他來到縣城車輛修配廠報道；他做過木工幹活上手快，跟著師傅當學徒工。
一次工廠安裝設備，由於操作失誤，馬震海被砸斷了一條腿。工廠緊急把他送到醫院，父母遠在河北，師傅安排了朋友家的姑娘在醫院照顧他。傷筋動骨一百天，期間馬副廠長從老家趕到清原縣看望兒子，除了歎息什麽也做不了，馬家在老家農村的經濟條件太糟糕了。
馬震海孤身一人受了傷，家裏太窮又離得太遠沒能力幫助他，馬副廠長從心裏感謝那個照顧兒子的姑娘。貧病交加時刻讓馬副廠長意識到，退職回鄉的決定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樣。他少小離家，記憶中的家鄉是炊煙嫋嫋雞犬相聞的溫柔之地，是童年奔跑在田埂上的自由與歡笑，是母親在村頭喚他回家的聲音。但現實卻是另一番模樣，他真的成了一名麵朝黃土背朝天的社員。清晨生產隊敲響的鍾聲讓他睡不好覺，白天幹那些力不從心的農活，日落之後還有太多的農事。農村生活中太多的不便隨之而來，吃的太差還不夠吃，抽不起香煙喝不起茶水更沒節假日的休息。更別提星期天，那是城裏人的概念，農村人從來沒有休息這回事。日子像一條沒有盡頭的土路，走得讓人心底生繭。
公社按人頭分配口糧，每年口糧不固定，荒年每人每天隻有幾兩毛糧，好年景每人每天一斤毛糧。每年夏天要把分到家的麥子換成白薯幹，用細糧多換點粗糧吃，以備青黃不接時少點缺口。就這樣糧食還不夠吃，口糧定量按人頭分，家裏全是大人分糧很吃虧。口糧缺口要靠自留地的收獲補充，每人二分自留地，全都種上了高產的白薯。自留地政策是“生了不補，死了不退”，一份大人自留地的產出遠不如一個小孩口糧定額多，“累死累活地幹，不如養個肉蛋蛋”。
那些曾經一起光著屁股在河邊捉魚的玩伴，如今也變了模樣。他們不再是少年，而是被生活磨礪得粗糙的莊稼漢，眼裏多了算計話裏少了溫情。他不再是那個在城裏有關係的“副廠長”，而是一個連村務都插不上話的“外來人”。他幫不了誰的忙了，甚至連鄉村的人情世故都搞不懂。少年時最好的夥伴見了他也不那麽親熱，連一奶同胞的兄弟們也開始因家產而生嫌隙。
誰又真正理解馬副廠長當時的選擇呢？他即是為了自己逃避，也是為了保護家人，被審查批鬥遊街；他們這些黑五類被蒙上頭，下體被連上電線，人被電得死去活來，眾人再一哄而上鞭抽棒打，一個多年的老友不堪折磨跳樓自殺。因“內人黨”事件，又被關押半年，他的問題始終沒有定論；“資本家”的帽子像一塊沉重的石頭，壓在他和家人頭上。戰爭的陰雲籠罩著整個中國，東北又是戰爭一旦爆發的要衝之地，他親眼目睹過當年蘇軍解放東北時的所作所為。一旦戰爭再起，沈陽將是最先被波及的地方，他想逃離這一切，想為家人找一個安全的港灣。馬副廠長急於把社會這麽些年因自己“資本家”成分對家庭的壓迫減輕，想著回到家鄉全家人就會以“下中農”的成分回歸社會，讓全家人過上正常的生活。
但現實並不寬容，家庭成分是一種社會標簽，是刻入人心的政治歧視。鄉親們嘴上不說，心裏卻都知道他是“被遣送回鄉的資本家”，是“被打倒的剝削階級”。運動還是一波一波地來，大隊書記敲打他曾經的過往，總有人在背後議論他的成分，後來他再一次被公社批鬥。
他站在醫院病房裏，看著腿上打了石膏的兒子，心裏泛起陣陣苦澀。他不是不努力不勤勞，他認慫了接受了命運的安排。他感覺到家鄉並不像他想象的那樣，農村生活太辛苦，他和全家人的下放原來是一場漫長的放逐，一家人不僅吃不飽飯，政治上還被歧視。
馬家在關裏老家境遇變得更差了，馬副廠長對家鄉沒有抱怨，一切好或壞的結果都是因為社會大環境的影響。還多虧了關裏老家的鄉親和親人們，還有那個鐵了心還鄉的馬家老二馬震雲；在馬家城裏有困難、心中惶惑不安、身處風雨飄搖的日子裏，關裏老家是暗夜裏一盞點亮的油燈讓馬家人看到一線希望的光。下放的疾風驟雨襲來時，鄉親們敞開了懷抱，接納了關外歸來的遊子；關裏老家的鄉情和親情，給了馬家最後的希望，也烙印下了最深的鄉愁。
移民的故鄉不隻是一個地理名稱，更是一種無法割舍的生命牽引。老家是避難所、是心靈的港灣、是營養的根、是一生難忘的鄉關故裏。那片褐土上生長著連綿不絕的青綠，幾塊土丘下長眠著血脈相連的先祖。故鄉有遮風避雨的老屋、有火灶鐵鍋可煮飯燒炕、有童年的玩伴兒、有走過的小路和踩過的田壟。家鄉的親人用樸素的善意和血脈的牽絆，為遊子保留一個最後的歸宿。
回到少小離開的家鄉，要有足夠的心理準備，離開得太久了，記憶中的故鄉被時光染上了色彩。那些年在遠方的漂泊，不知不覺地把家鄉幻化成了理想的樣子：炊煙嫋嫋、親人慈祥、院落溫暖、雞鳴犬吠，一切如人所願。歸來時家鄉依然如故，它沒有變得更好，也沒有變得太壞，它呈現著原本的樣子；院牆斑駁、房屋狹窄、生活辛苦，炕上的被褥是破的、灶台上的鍋是舊的。它沒有迎合誰的想象，也沒有刻意隱瞞啥，隻是靜靜地等待著你認出故鄉的真相。調整心態吧，別拿記憶中的家鄉去衡量眼前的現實，也不要用城市的開明去抱怨鄉村的保守。家鄉不在童話裏，家鄉不是沒有風雨的港彎，它是生命的原點，背井離鄉多少年，歸來要重新認識故鄉了。
公社化的故鄉，不可能是一個好的歸宿，它的粗暴令人難以習慣、它的嘈雜讓人不得安寧、它的守舊使人無所適從，各種運動在鄉村和城市攪起同樣的狂風暴雨。
為了家人的福利，馬副廠長開始了他的上訪之路，找關係托門路給廠革委會領導寫信。馬家下放農村三年後，大喇叭的喊聲和緩了許多，馬副廠長從報紙廣播中聽出點上麵要各級政府落實政策的精神：“擴大教育麵，縮小打擊麵，有反必肅，有錯必糾” 。馬副廠長從以前的老朋友處搞到了一份手抄的中發(72)45號文件，仔細讀後，他字斟句酌地給革命印刷廠寫了一封信。
廠革委會領導：
你們好！過去的一年是我國人民在政治思想戰線，經濟戰線和外交戰線取得偉大勝利的一年。當前國際國內形勢一片大好，批林整風運動正在全國更加深入紮實地開展。這場運動保衛和發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豐碩成果。廣大幹部和群眾通過攻讀馬列的書和毛主席著作，開展了對林彪叛黨集團的深入批判，進一步清算了他們的反革命罪行。戳穿了他們的謠言和詭辯，提高了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更加深入人心，黨的各項無產階級政策得到更好的落實。在這一片大好形勢下，我請求廠革委會領導對當年我被遣送下鄉一事給予複查和落實。我是個多子女的父親，由於我的問題涉及到孩子們的前途，挫傷了孩子們的積極性和進取心。我個人一直在城市生活，天命之年下放農村，對農業生產不熟悉。我體力又差，再加上所在農村連續兩年歉收，我一家的生活實在困難到了極點。青黃不接的時候，真的是家無隔夜糧。
根據黨的政策，我的問題應該得到糾正。如果我不能回到我熟悉的工作崗位，我也願意服從廠革委會領導的安排，做我力所能及的工作，絕不給領導添麻煩。懇請領導們在百忙中對我的要求給予考慮，並請賜知為盼。
此致
革命敬禮！
馬XX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三日
這期間馬家境遇越發不好，馬副廠長的上訪惹惱了一些人；大隊書記讓自己兒子頂替了馬家老五縣一中的名額，麵對村人輿論而腦羞成怒怪罪於馬副廠長；兩家的關係逐漸疏遠，馬副廠長成為大隊書記的眼中釘肉中刺。馬家人別想好了，大隊書記剝奪了馬震雲的行醫資格，在公社衛生院當大夫的馬震雲被強迫回村下田勞動；馬家唯一的姑娘和馬家老六初中畢業被剝奪了升學的資格，小小年紀就在地裏從早幹到晚；馬副廠長則被冠以“莫須有”的罪名，押在公社大會高台上被批鬥。大隊書記用大喇叭隔三岔五地訓斥他，他比村裏地富們的待遇還要差，全家人一聽到大喇叭響就心驚肉跳！
一九七五年工廠革委會決定根據中央政策給予馬副廠長退休待遇，退休金寄到所在公社信用社，停職期間工資不補不找，全家還留在農村。每月五十元的退休金在村裏已經是很大一筆財富了，公社書記工資全公社最高也才四十五元錢。他比一個生殺大權在握的公社書記還多了五元，應該滿足了。這筆錢足以保證全家人能吃飽飯了，還有餘錢買些肉食改善生活。他成為國家退休人員後，不受公社領導不用參加農業生產，再也不必為了眼拙手笨幹不好農活而受人嘲笑。孩子們還要在村裏勞動，也沒有招工的希望，可已經比村裏大多數人強多了，人要知足啊！
一九七六年唐山地區發生裏氏七點八級強烈地震，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去世，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為“四人幫”被抓，延續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了。
一九七七年全國高等院校恢複招生考試，由於文革的衝擊，距離上一次高考已經過去了十一年。大批的青年人從工廠、農村、軍營和學校參加考試，五百七十萬考生走進考場，錄取率還不到百分之五。馬家老五考得挺好，體檢後等待通知，大隊書記給教育局寫黑信讓他沒通過政審。
一九七八年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胡耀邦領導撥亂反正，數年內全國平反冤案達三百多萬件，數以千萬計的“黑五類”家庭不再被身份歧視。上麵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策，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核心”的路線，多少離散家庭得以團聚，千百萬受害者得以平反！馬家老五再次參加高考，大隊書記又寫黑信卻沒能阻止他上大學，馬家年底落實政策回沈陽。這一年十萬雲南知青絕望中舍命大請願，最終導致全國的知青都可以返城了，隨著文革而蓬勃興起的下鄉運動結束了。
一九七九年馬家人下鄉近九年後在城裏過第一個春節。馬家大哥結婚安家在沈陽，馬震雲結婚安家在關裏農村，馬震海結婚安家在清原縣，馬家老五大學放寒假回家，一起被遣送回鄉的六口人在城裏過新年。十年文革少有國計民生的建設，大批人返回城市，在城裏找個睡覺的地方很難。大哥大嫂已經搬到皇姑區單位附近居住，文盛裏五號那兩間正房屋另有人家住著。馬家被安排住進第三印刷廠（原革命印刷廠）的傳達室，那麽小一棟房，擠進了兩戶返城的人家，共計八口人。一分為二成兩間小屋，屋裏除了炕，地下還可以站人。馬大娘備了年貨，馬副廠長從廠裏領到半隻白光光的雞，那年月副食品供應還不好。一家人剛吃完張羅了幾天的除夕飯，馬大娘又開始和麵剁餡包餃子。炕爐上水燒得滾開，飯桌上燙著一壺熱酒擺著兩盤涼菜，一盤盤煮好的富強粉肉餃子端上來。辭舊迎新時刻，掛鍾“鐺鐺”地敲響，屋裏燈明火旺，馬家六口人歡聲笑語，胡同裏鞭炮聲響徹雲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