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大國的不安全感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學係以及蒙克全球事務與公共政策學院的卡萊布·波默羅伊（Caleb Pomeroy 下圖 utoronton）教授在他題為《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insecurity》文章中挑戰了傳統外交政策中“實力越強，國家越安全”的觀念。作者認為，雖然軍事和經濟實力可以提供物質保障，但安全也具有心理層麵。文章借鑒數十年的心理學研究成果，指出實力往往會加劇恐懼、猜疑和衝動決策。感覺強大的個人和國家更容易誇大威脅，並支持侵略性行動；而弱勢一方則傾向於更加謹慎地思考。

作者將這些觀點應用於國際政治，考察了冷戰期間及冷戰後美國的行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及近幾十年來中國大陸的崛起等案例。在每個案例中，國家實力的增強並沒有帶來更大的信心，反而加劇了不安全感和使用武力的意願。美國在二戰和冷戰後成為世界主導力量，但卻屢次誇大威脅，並卷入代價高昂的戰爭。同樣，俄羅斯和中國大陸領導人也將自身日益增長的實力解讀為來自外部和內部敵人威脅日益加劇的證據。

文章總結道，當今大國競爭，尤其是美中之間的競爭，有可能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不斷增長的實力非但沒有帶來穩定，反而加劇了恐懼、軍備競賽和衝突。為了避免這種結果，領導人應該嚐試“像弱者一樣思維”，放慢決策速度，仔細評估證據，並抵製本能的、受恐懼驅使的反應。最終，作者認為，實力並不能減少不安全感，將實力作為安全的主要來源，無論從心理上還是戰略上都是錯誤的，而且是危險的。以下為該篇發表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的文章主要內容。

大多數外交政策思想都基於一個基本前提：實力帶來安全（下圖 quotefancy）。由於沒有全球警察部隊能夠在危機時刻做出反應，各國必須積聚力量以確保自身安全。國家必須建立強大的軍隊來保護國土並捍衛重要的國際利益，國家同時需要發展強大的經濟來為軍隊提供資金並抵禦金融壓力。這些觀念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影響著世界各國製定國家戰略，包括當今美中兩強的國家政策。美國總統川普正在推行軍事建設和經濟自給自足政策以威懾對手，他的顧問稱之為“以實力求和平”。與此同時，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正在大力投資中國人民解放軍和製造業，以使北京“自力更生、強大起來”。

誠然，從純粹物質層麵來看，實力可以增強安全感。但安全感也是一種心理現象。領導人和民眾都希望擁有強大的軍隊，不僅僅是為了自身安全，更是為了獲得安全感。然而，幾乎沒有心理學研究支持安全感與物質力量的客觀數據相符的觀點。事實上，證據表明情況恰恰相反：權力使人們對他人意圖更加懷疑，從而加劇焦慮。事實證明，強者在做決策時，比弱者更容易忽略仔細、理性的分析。相反，他們憑直覺評估威脅，草率行事。弱者知道自己必須批判性地思考才能應對周圍的環境，而強者卻以為可以依靠刻板印象和其他思維捷徑來應對一切。因此，有權勢的人以悲觀且過於簡化的方式看待世界，從而滋生懷疑和焦慮。

為探究這一心理學發現是否適用於國際關係，我研究了外交政策精英和普通民眾如何看待國家實力以及如何感知威脅。我具體考察了冷戰時期美國決策者的思維方式、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俄羅斯政策製定者的思維方式，以及當代中國大陸和美國公眾的思維方式。我的研究結果清晰明了：強大的國家，就像強大的人一樣，往往比弱小的國家更缺乏安全感。他們的領導人和公民會想象或誇大威脅。他們容易衝動行事，也容易被激怒。因此，與那些認為自己國家弱小的個體相比，他們更有可能支持發動戰爭和升級衝突。

這一發現帶來了令人擔憂的後果。如今，世界正經曆著大國競爭的重新加劇，尤其是在美中之間。雙方都在努力爭取比對方更強的實力，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獲得更大的安全感。但這種策略很可能適得其反。如果華盛頓變得更加強大，它將更加確信北京是一個威脅。如果北京變得更加強大，它將把華盛頓在其周邊地區的行動視為更大的威脅。結果可能是一個惡性循環：隨著兩國實力的增強，它們會感到更加不安全，從而促使雙方進一步擴充軍備，進而加劇彼此的焦慮（下圖 mint）。

為了避免這種結果，美中，以及別的強國，的官員都應該努力消除實力帶來的心理影響。這意味著他們在做出決定之前應該三思而後行。他們應該仔細評估所有關於潛在威脅的證據，而不倉促下結論。換句話說，他們應該像治理弱國一樣謹慎行事，而不是像治理強國那樣傲慢自大。

大有大的難處  

國際關係中最古老、最普遍的觀念之一是：實力帶來安全，弱小導致不安全。這一前提構成了修昔底德對伯羅奔尼撒戰爭分析的基礎：“雅典勢力的增長以及由此引起的斯巴達的恐慌，使得戰爭不可避免。”但研究個體心理學的學者們早已明白，權力未必會帶來理性的觀點和行為。正如莎士比亞筆下的亨利四世所言：“戴王冠者，寢食難安。”

二戰結束後，心理學家研究了權力帶來的影響，試圖理解為什麽看似正常的個體在擁有權力後會做出極其殘忍的行為。例如，在臭名昭著的1971年斯坦福監獄實驗中，心理學家讓研究參與者分別扮演獄警和囚犯，結果發現獄警很快就變得虐待成性。十年前，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進行了一係列臭名昭著的服從實驗，實驗中參與者被指示對另一名參與者施加電擊。在實驗對象被告知繼續電擊囚犯時，即使電擊劑量已足以致命，獄警仍然照做不誤。這些備受爭議的研究初步表明，權力會對個體行為產生腐蝕作用 - 這種腐蝕作用如此之大，以至於促使學術界製定了新的研究倫理規範。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社會心理學家蘇珊·菲斯克和達徹·凱爾特納等開始以嚴謹科學的方式驗證這些直覺。心理學家在實驗室環境中為受試者提供不同數量的資源，並測量他們的觀點，觀察他們在群體中的互動，以及他們的行為。他們還調查分析了企業環境中上級和下屬的觀點和行為。研究結果令人震驚：權力感似乎會全麵激活衝動和直覺思維。感覺自己擁有權力的人更容易冒險，表現出更強的過度自信，導致在實驗室遊戲中遭受更大的經濟損失。他們在與邊緣群體成員互動時，更容易將他人非人化，更容易表現出虛偽，也更容易依賴種族偏見。他們缺乏同理心，並將他人視為威脅。例如，在一項研究中，受試者參與了一個合作遊戲，遊戲內容是分配一筆公共資金。被隨機分配到擁有權力的“經理”職位的受試者更有可能認為他們的隊友不可信，因此更有可能認為應該懲罰隊友以阻止自私行為。研究人員寫道，這項研究表明，權力會激活“霍布斯式”思維，那就是“不信任他人，因此更傾向於將威懾作為懲罰的動機”。

強大國家的決策者比弱小國家的決策者感到更不安全，行事也更加咄咄逼人（下圖 reddit）。人們或許希望在民主國家，這些影響會得到緩解，因為公眾輿論可以約束領導人的不良衝動。但在我對美國（以及中國和俄羅斯）公民進行的調查中，我發現，那些認為自己國家強大的普通民眾比那些認為自己國家弱小的民眾對威脅的評估更高，也更支持強硬的政策。因此，民主國家同樣容易受到這種思維方式的影響。

事實上，美國或許是最好的案例，可以說明一個國家實力的增強如何導致恐懼感的加劇。18世紀80年代建國之初，美國國力非常弱小。戰爭債務使其經濟舉步維艱。它被數十個強大且擁有主權的印第安部落包圍。僅東南部的喬克托族（Choctaws）就擁有比美國常備軍規模大十倍的軍事力量。就連美國的開國元勳們也不確定他們這個羽翼未豐的國家能否生存下去。但他們並沒有驚慌失措，而是仔細評估了戰略環境，並將外交作為治國的主要手段。喬治·華盛頓總統像接待歐洲政要一樣，經常款待並尊重印第安部落的代表團，並向這些部落支付土地割讓的費用。財政部長亞曆山大·漢密爾頓警告說，想要享受“絕對安全”的夢想“過於不切實際，不能作為國家行為的準則”。

然而，隨著19世紀美國逐步確立在西半球的霸權地位，其戰略考量也發生了轉變。決策者認為印第安部落不再是潛在的合作夥伴，而是不可容忍的威脅。他們更加依賴帶有種族偏見的刻板印象，將印第安人描繪成好戰且非理性的民族。因此，政府認為別無選擇，隻能對他們發動攻擊。1890年，一場名為“幽靈舞”的宗教運動興起，旨在讓參與者與祖先的靈魂重新連接，以抵抗美國的西進擴張和文化同化。拉科塔人跳這種舞的行為引起了美國精英階層的極大擔憂，以至於本傑明·哈裏森總統派遣了自美國內戰以來規模最大的軍事力量前往派恩裏奇保留地。結果便是傷膝河大屠殺。美國非但沒有因為武力強大而感到更加安全，反而開始追逐虛幻的敵人。

這種侵略行為部分是出於機會主義，而非恐懼。隨著國力增強，華盛頓能夠比國力弱小時攫取更多的土地。但決策者明確表示，擴張的另一個驅動因素是對印第安部落構成威脅的擔憂。正如曆史學家內德·布萊克霍克所言，美國官員認為他們“新興的種族秩序”正受到西部印第安人的“持續威脅”。

有實力，所以任性

二戰的結束使美國國力再次大幅增強。戰前，其他國家政府至少還可以聲稱與華盛頓平起平坐。但戰後，美國已沒有任何真正的對手（下圖 SOREP）。法國、德國和日本都已滿目瘡痍。英國雖然避免了被入侵，但也遭受了重大傷亡，對德國的轟炸摧毀了其城市和工業中心。蘇聯的實力雖然更接近美國，但它也已筋疲力盡：蘇聯軍民死亡人數約為2700萬，而美國不到50萬；蘇聯的一些主要城市也因德軍的進攻而淪為廢墟。與美國的工業實力、遠洋海軍和海外基地網絡相比，蘇聯的經濟和軍事力量都相形見絀。

然而，美國並沒有表現得像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那樣。相反，華盛頓的領導人比戰前更加憂心忡忡。幾乎從日本投降的那一刻起，美國官員就開始擔心共產主義政權。1950年，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起草了NSC-68號文件，這份備忘錄呼籲大幅增加和平時期的國防開支，並研發氫彈。該文件宣稱，“在實力達到頂峰之際”，美國及其公民“正麵臨著最嚴重的危險”。

杜魯門總統很快就將這份備忘錄奉為美國冷戰戰略的指導方針。備忘錄發布不到三個月，杜魯門就派遣美軍大舉進入朝鮮半島，以應對朝鮮對韓國的入侵。這樣做對華盛頓來說並非出於安全方麵的迫切需要，但疑心重重的美國官員將朝鮮的入侵解讀為蘇聯領導人斯大林試圖引發連鎖反應，將一個又一個國家變成共產主義政權（“多米諾骨牌理論”），最終導致一場針對美國的全球戰爭。杜魯門反思道：“如果任由韓國淪陷，共產主義領導人就會更加膽大妄為，侵略離我們海岸更近的國家……如果對此置之不理，就意味著第三次世界大戰。”相比之下，實力遠遜於美國的英國人看得更清楚。1950年，英國駐美國大使寫道，在華盛頓，“有太多清教徒式的複仇天使”，他們想要“懲罰罪人”。換句話說，美國的入侵是美國侵略行為，而非自衛。實力更弱的加拿大人則對華盛頓的反應提出了更進一步的質疑。他們認為，對國際安全最緊迫的威脅不是斯大林，而是美國在朝鮮半島的過度反應。

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美國的實力變得更加無可匹敵。它不再僅僅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而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沒有對手的全球超級大國（下圖 hsw）。但即使擁有如此崇高的地位，美國仍然感到擔憂。“我們殺死了一條巨龍，但現在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各種毒蛇的叢林裏。從很多方麵來說，那條巨龍反而更容易對付，”候任中央情報局長詹姆斯·伍爾西在1993年的參議院任命聽證會上如此說道。其他外交政策官員也發表了類似的評估。正如在朝鮮戰爭（以及後來的越南戰爭）中一樣，他們也采取了相應的行動。美國所有軍事幹預行動中有四分之一發生在冷戰後的時代。

與19世紀一樣，這些冒險行動部分源於華盛頓強大的實力。一個能夠在30分鍾內將特種部隊部署到世界各地，並在幾天內發動全麵地麵入侵推翻政權的國家，比那些不具備這種能力的國家更願意發動戰爭。正所謂強者為所欲為。但這些行動也無疑是日益增長的焦慮情緒的產物 - 具體來說，是對不采取行動可能造成的後果的恐懼。以入侵伊拉克為例。伊拉克領導人薩達姆·侯賽因對美國並不構成威脅。華盛頓的情報報告表明他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這並沒有消除喬治·W·布什政府的擔憂。2002年，時任布什國家安全顧問的康多莉紮·賴斯警告說，等待伊拉克擁有核武器的證據所付出的代價遠遠超過現在采取行動的代價。“我們不希望看到的‘確鑿證據’是一朵蘑菇雲，”她說。時任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更是直言不諱：“沒有任何恐怖主義國家比伊拉克薩達姆·侯賽因政權對我們人民的安全和世界穩定構成更大或更直接的威脅。”布什的思維方式甚至更加缺乏理性。“我不會花很多時間去世界各地做民意調查來告訴我應該如何行動，”這位總統在發動襲擊前夕說道。“我隻需要知道自己的感受。”他擔心侯賽因，這就足夠了。結果是無數平民喪生，民眾激進化，滋生了未來的恐怖分子，以及超過2萬億美元的巨額開支。

像弱者一樣思考

美國並非唯一一個因自身強大而感到不安全的國家。莫斯科也擁有漫長的因權力而滋生恐懼的曆史。20世紀70年代，蘇聯在核武器和常規武器方麵相對於美國取得了優勢，而美國當時正處於越南戰爭後的裁軍階段。彼時蘇聯因擔心美國在阿富汗的影響力，而發動了一場代價極其高昂的入侵（下圖 Prezi）。如今，莫斯科不再是超級大國，但它仍然強大且缺乏安全感。事實上，2020年對俄羅斯高級精英和政府官員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那些認為俄羅斯實力正在上升的官員最有可能將烏克蘭、美國和北約視為威脅。俄羅斯總統普京不在受訪者之列，但他似乎持有類似的觀點。他決定入侵烏克蘭無疑部分是出於收複失地的民族主義動機。然而，在為戰爭辯護的演講和文章中，他反複表達了對華盛頓利用基輔威脅俄羅斯安全的擔憂。

還有中國大陸。在過去的50年裏，北京取得的成就堪稱經濟奇跡。19世紀西方列強的剝削、20世紀初日本的侵略以及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推行的各項改革，都使大陸物質基礎薄弱，並有充分的理由感到受到威脅。如今，中國大陸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擁有強大而龐大的軍隊。然而，大陸在過去半個世紀崛起成為超級大國，似乎並未解決北京的根本安全擔憂。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出於對國內恐怖主義的擔憂，在新疆地區實施了大規模維族逮捕，甚至限製媒體傳播部分西方文化內容，以遏製其認為的美國影響力。

如此看來，世界似乎正朝著一個非常危險的方向發展。畢竟，這些強大國家的領導人很難消除恐懼。但他們可以通過積極嚐試站在弱者的角度思考問題，從而做出更好的選擇 - 也就是說，要審慎、富有同理心且切合實際地思考。至少，強大的美國在這方麵有一些經驗。麵對他所認為的日益增長的蘇聯擴張主義以及美國混亂、代價高昂且日益軍事化的外交政策，艾森豪威爾總統於1953年啟動了一項關於大戰略設計的絕密審查。在此次審查中，由高級官員組成的小組研究了三種不同程度的進攻性外交政策策略。在審查了他們的分析報告後，艾森豪威爾決定采取一種更為溫和的策略，並選擇了一種更具成本效益的遏製戰略，而不是采取更昂貴、更積極地削弱莫斯科影響力的戰略。

艾森豪威爾的做法並不需要對官僚機構和製度進行耗資巨大的重組。它僅需要審慎周密的思考。為了避免危險的糾葛，強大的國家應該更多地這樣做。例如，這種做法或許可以使華盛頓避免在委內瑞拉附近海域進行的軍事行動。川普聲稱，打擊船隻、扣押油輪以及威脅攻擊加拉加斯都是阻止非法芬太尼流入美國的必要措施。但這基於錯誤的邏輯。芬太尼或許是美國藥物過量死亡的主要原因，但沒有證據表明委內瑞拉生產大量芬太尼。因此，這些行動並不能增強美國的國家安全。相反，它們有可能引發一場新的重大衝突，消耗美國大量的資源，輕易地使支出超出最近通過的近萬億美元國防預算的範圍。而這筆巨額預算本身也不太可能給華盛頓帶來和平。對各黨派人士來說，投入五角大樓的資金是為了維護美國的國家安全。但這種心理上的算計是扭曲的。這一切並非要阻止政府投資於武裝力量，也不意味著他們應該放棄發展經濟的努力。但這確實意味著，領導人和分析人士必須摒棄這樣一種觀念：在國際事務中，實力可以減少不安全感。

* 卡萊布·波默羅伊（Caleb Pomeroy）為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學係以及蒙克全球事務與公共政策學院（Munk School of Global Affairs and Public Policy）助理教授。

參考資料 

Pomeroy, C. (2025).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in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鏈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great-power-comes-great-insecu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