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資派習大帝反腐為何越反越腐
走資派吹鼓手們說：“我們黨的反腐力度，讀遍二十四史，沒有像現在這麽強的。”走資派的文人們使出大量筆墨用於舉出各行各業的貪腐亂象和習大帝的反腐努力。述說走資派習近平上台後規模浩大的反腐浪潮的一個注腳。
走資派習近平上台後第一年，僅中管官員（大部分為部級高官）已有39位落馬。更震撼的是，政治局常委、“正國級”周永康的倒台和清算，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民間認知。
走資派習近平“打虎拍蠅獵狐”，被認為深切迎合了中國民眾深入骨髓的清官崇拜，以及漫長的文官傳統中，累積的對貪腐的深惡痛絕。借助這種民意基礎開啟的反腐運動，為走資派習近平建立了第一波政治聲望，也成為他區別於胡溫乃至江澤民的獨特執政風格。如果再往前至蔣介石的大兒子帶著蘇聯老婆和孩子們從蘇聯回到上海時的“打虎反腐“運動，當查到蔣夫人大侄子時，“打虎反腐“運動即刻停止。習近平有種將鄧家的最大老虎哪怕是摸一下最大老虎的尾巴也行。而如平民老百姓家出生的高官腐敗了當然要打，而且決不放過，稱之為習大帝是在《打虎》運動還是“史上最強”反腐運動。
但是，稱習第一次時的的《打虎》是“史上最強”反腐之後還有更強一波——2023年，落馬中管官員45人；2024年60人；2025年有望再創新高，僅上半年就有32位高官落馬。走資派在二十屆四中全會前夕，特色政府官方一次性宣布9名解放軍上將落馬，其中8名為中央委員。
數據揭示一個事實——在走資派習近平開啟“反腐風暴”12年後，中國當下正處在一個聲勢更大的反腐浪潮之中。以至於在特色政府二十屆四中全會上，需要確認的落馬中央委員總數創紀錄。
一個問題浮現：十餘年後反腐高潮再起，多年來高壓反腐後，為何腐敗更盛？這些落馬官員都是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員，或國家部門正副首長，級別多為省部級、副部級，及少量要害崗位廳級官員（如總經濟師、總審計師）。許多千萬人口大城市的一把手都不在此列。
名單不含央企官員及數十萬更低級別被查官員。而增補了更高級別落馬高官（如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何衛東）及軍委委員（如魏鳳和、李尚福、苗華），剔除了僅受黨內處分未移交司法者（如魏宏、彭宇行）。時間跨度從2013年上半年至2025年10月20日，橫跨12年，共406位落馬高官。
按照他們被宣布調查的時間排布，發現這些高級幹部落馬有兩個明顯的波峰——
第一波峰：2013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持續三年，105人落馬。
第二波峰：2023年上半年至今，截至10月20日已達154人。
第一波反腐高峰期間，高級官員的平均涉案金額為4674萬元人民幣，第二波中這一數字已達到1.65 億元。如果算總數，過去12年間，這406名高級官員有據可查的涉案金額已超過3000億元人民幣。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下半年以來的案件幾乎都在審理中，並未公布涉案金額，因此第二波浪潮的總體涉案金額規模，還有部分尚未呈現。
對比顯示：第二波落馬人數是第一波的1.5倍，平均涉案金額是3.5倍。官方總體數據印證此趨勢：2014、2015年分別處分23萬和33萬人；2023、2024年則為61萬和89萬人。
從級別看，第一波包括：1位正國級常委周永康，2位政治局委員徐才厚和郭伯雄，2位非政治局委員的“副國級”蘇榮和令計劃。第二波則無常委落馬，政治局委員僅軍委副主席何衛東，另有“準副國級”軍委委員魏鳳和、李尚福和苗華。若排除這四位軍人，文官係統無副國級以上官員落馬。
一浪更比一浪高
更多人數、更高金額、更低職級——一個問題浮出水麵：第一波更偏向“政治清洗”，第二波更著重腐敗本身？
最顯著的不同，第一波反腐的重要變量——周永康。“第一波調查在很大程度上確實圍繞著周永康的小圈子，因為黨中央明確譴責‘政治腐敗’，即對黨中央的不忠。”從黨的角度來看，政治上不忠誠也是一種腐敗，實際上是一種挑戰中央權威的非常嚴重的腐敗，不能容忍。
走資派習近平上任數月即處理周永康案，傳達一個信號——“最高權力層級也在習近平掌控之內”。這使反腐成為內部清理和權力鞏固的有效工具，當時不同派係對中國發展方向持有不同願景。
“盡管如今涉案金額更高給人財務腐敗是核心的印象，但用紀律調查監督和執行黨內對中央目標的政治與意識形態服從，仍是關鍵目標。”
第二波反腐浪潮中，已經沒有“周永康式”的人物。當前反腐主要目的可能確實是反腐本身。現在大多數官員，尤其省委書記，都是走資派習近平親自任命，並進行任前談話，“至少五年甚至更久，這些人都經他親自審查，可能發現其中一些仍極度腐敗，於是下令徹底調查，清除害群之馬，導致了當前這一大波調查”。
疫情期間大量中央資源下撥地方，用於防護裝備、醫療用品、方艙建設等，可能導致大量腐敗。這次運動可能針對利用災難謀私利者。
“但我仍認為它某種意義上是政治性的，”因為與習關係密切的人仍受保護，沒看到與他關係密切或曾在其手下工作的人陷入嚴重麻煩，“盡管我傾向認為這些人也某種程度腐敗，也許因關係密切而更加小心，誰知道呢？”
至於貪腐金額上的大幅增加，最近涉案金額更大，主要因目標部門轉移。近年許多調查聚焦金融部門，包括銀行和大型國企，這些部門腐敗金額通常更高。加密貨幣興起也使資金流動增加。
過去幾年，公立醫院、金融監管、煙草等板塊大量官員落馬，帶來更高貪腐金額，與第一波明顯不同。
數據也有一定佐證，第一波涉案最高者是雲南省委書記白恩培，2.47億元；第二波最高者是煙草專賣局副局長何澤華，9.43億元，也是12年來涉案最高的高官。不過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人涉案金額均未公布。
一度是走資派習近平“愛將”的何衛東在四中全會前被官宣調查，他身後的國防部長魏鳳和也在這一輪反腐風暴中落馬。
軍隊反腐：權力再平衡
兩次反腐高潮諸多不同，但不變的是，軍隊都成為“重災區”。軍隊持續反腐既反映軍事現代化和危機應對能力的重要性，也反映軍事國防領域的不透明性質及大量腐敗機會。一連串高層調查和免職清楚表明，走資派習近平對進展及關鍵官員的政治可靠性並不滿意，即使這些官員是他任內安置的。
“軍隊一直是反腐熱點，因為相對獨立於文職官僚機構，擁有自己的監督係統和法院，監督更加困難。”軍隊很大程度上自我約束，紀律好壞取決於高層對黨中央和最高領導人的忠誠度。當高層涉腐且未立即控製，腐敗可能大範圍擴散。黨意識到軍隊腐敗嚴重影響應對外部威脅的能力，因此自2013年以來，大量反腐注意力放在軍隊。
但深入剖析這些將領身份，依然能發現不同。
第一輪反腐中，軍隊聚焦徐才厚和郭伯雄案件，大量清除相關軍官，餘波持續數年。
而郭徐案後，一波軍官得到提拔，包括一些曾在徐郭手下工作的人，讓他們支持2016年軍改，“但有趣的是，許多當時被提拔的人不久後就被逮捕，許多人到2020年陷入大麻煩，導致一波小規模逮捕和免職潮。”
前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張陽上將即是一例。徐才厚落馬後，張陽於2015年11月軍改中升任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首任主任，此後多次公開痛批徐才厚，聲稱“情感上憎恨、政治上決裂”，但2017年9月仍因郭徐案牽扯“接受組織談話”，期間居家，兩個多月後自縊身亡。
第二波反腐高潮中，更多是習近平時代提拔的將領。比如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習近平在福建任職時已相識，二十大後破格提拔，在二十屆四中全會前夕被宣布調查；再如負責軍隊政治工作的苗華上將，去年因嚴重違紀接受調查；還有兼任國務委員的國防部長李尚福也被調查。中央軍委七個席位空缺達3人。
這些習近平時代提拔的將領成批倒下，“非常令人困惑”，但給出兩個解釋：火箭軍窩案，因近年對戰略核武器大量投資涉及龐大資金，使一批軍官在更少監督下腐化；但還有些人不僅因腐敗，而是變得太有野心。
“他們試圖建立威脅軍內權力平衡的權力基礎，所以陷入麻煩。”這個權力基礎不是針對習近平，而是為自己構建。
越反越腐的製度困境
12年間，兩次各持續三年左右的反腐高潮，似乎暗示一種工作方式上的路徑依賴。
這背後可能有不得已的因素。疫情後若真發現大量官員貪腐，要擴大調查規模，就不得不從非紀檢部門調動大量資源，甚至從十個不同部委（審計、財政、公安、海關）調集幾百上千名幹部，需要額外調集這些人力，基本上就要啟動一場運動才能推動。
一邊掀起反腐浪潮，一邊在官方文件中強調常態化反腐的重要性，即“構建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體製機製”。盡管製度化和法律形式化有所推進，但運動式執法是這一體製的特征，而非缺陷。
但兩波反腐浪潮的數據對比提出一個關鍵問題：為何經曆如此大力度、如此長時間的反腐後，還能發現更多、更貪的官員？
“持續不斷的案件顯示，在製衡有限的自上而下政治體製中，腐敗多麽根深蒂固。”走資派習近平上任之初，貪腐就是中國人批評和抗議的關鍵，也被認為對走資派執政地位構成潛在威脅，因此從剛上任前幾個月的“八項規定”，到最近對吃喝之風的再次打擊，再到持續公布反腐數據，都在努力向民眾傳達一個信息——領導層確實在監督官員。
中國反腐機構沒有獨立性，所以解決不了問題。新加坡、香港等能解決腐敗問題的地方，基本都有獨立機構，而中國反腐過程中還有很多操控，要抓誰、不抓誰都由上頭說了算，由最高層決定。腐敗問題真實存在，習近平也想反腐，但反誰不反誰，可能有人為的、主動的考量或鬥爭情況在內。
“中國反腐是自上而下驅動的，是習近平自己的想法在主導。所以很難預測他什麽時候想做什麽，什麽時候反腐，外界不知道。這些腐敗案件基本處理不完，隻是什麽時候處理的問題。”沒有獨立司法體係，沒有公民社會監督，怎麽反腐何時反腐都靠黨內處理，所以很容易被誤解為政治鬥爭，即使不是，也很容易被誤解為政治清洗。
腐敗層出不窮，深層次原因是高級官員尤其在地方層麵擁有巨大權力，黨治理社會方方麵麵，這是製度設計使然，而私人和企業得以賄賂官員獲得額外利益。在資本利益操控下的“反腐“，隻能是越反越腐。
走資派習大帝反腐為何越反越腐
yongbing1993 (2025-12-04 05:51:24) 評論 (1)走資派習大帝反腐為何越反越腐
走資派吹鼓手們說：“我們黨的反腐力度，讀遍二十四史，沒有像現在這麽強的。”走資派的文人們使出大量筆墨用於舉出各行各業的貪腐亂象和習大帝的反腐努力。述說走資派習近平上台後規模浩大的反腐浪潮的一個注腳。
走資派習近平上台後第一年，僅中管官員（大部分為部級高官）已有39位落馬。更震撼的是，政治局常委、“正國級”周永康的倒台和清算，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民間認知。
走資派習近平“打虎拍蠅獵狐”，被認為深切迎合了中國民眾深入骨髓的清官崇拜，以及漫長的文官傳統中，累積的對貪腐的深惡痛絕。借助這種民意基礎開啟的反腐運動，為走資派習近平建立了第一波政治聲望，也成為他區別於胡溫乃至江澤民的獨特執政風格。如果再往前至蔣介石的大兒子帶著蘇聯老婆和孩子們從蘇聯回到上海時的“打虎反腐“運動，當查到蔣夫人大侄子時，“打虎反腐“運動即刻停止。習近平有種將鄧家的最大老虎哪怕是摸一下最大老虎的尾巴也行。而如平民老百姓家出生的高官腐敗了當然要打，而且決不放過，稱之為習大帝是在《打虎》運動還是“史上最強”反腐運動。
但是，稱習第一次時的的《打虎》是“史上最強”反腐之後還有更強一波——2023年，落馬中管官員45人；2024年60人；2025年有望再創新高，僅上半年就有32位高官落馬。走資派在二十屆四中全會前夕，特色政府官方一次性宣布9名解放軍上將落馬，其中8名為中央委員。
數據揭示一個事實——在走資派習近平開啟“反腐風暴”12年後，中國當下正處在一個聲勢更大的反腐浪潮之中。以至於在特色政府二十屆四中全會上，需要確認的落馬中央委員總數創紀錄。
一個問題浮現：十餘年後反腐高潮再起，多年來高壓反腐後，為何腐敗更盛？這些落馬官員都是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員，或國家部門正副首長，級別多為省部級、副部級，及少量要害崗位廳級官員（如總經濟師、總審計師）。許多千萬人口大城市的一把手都不在此列。
名單不含央企官員及數十萬更低級別被查官員。而增補了更高級別落馬高官（如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何衛東）及軍委委員（如魏鳳和、李尚福、苗華），剔除了僅受黨內處分未移交司法者（如魏宏、彭宇行）。時間跨度從2013年上半年至2025年10月20日，橫跨12年，共406位落馬高官。
按照他們被宣布調查的時間排布，發現這些高級幹部落馬有兩個明顯的波峰——
第一波峰：2013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持續三年，105人落馬。
第二波峰：2023年上半年至今，截至10月20日已達154人。
第一波反腐高峰期間，高級官員的平均涉案金額為4674萬元人民幣，第二波中這一數字已達到1.65 億元。如果算總數，過去12年間，這406名高級官員有據可查的涉案金額已超過3000億元人民幣。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下半年以來的案件幾乎都在審理中，並未公布涉案金額，因此第二波浪潮的總體涉案金額規模，還有部分尚未呈現。
對比顯示：第二波落馬人數是第一波的1.5倍，平均涉案金額是3.5倍。官方總體數據印證此趨勢：2014、2015年分別處分23萬和33萬人；2023、2024年則為61萬和89萬人。
從級別看，第一波包括：1位正國級常委周永康，2位政治局委員徐才厚和郭伯雄，2位非政治局委員的“副國級”蘇榮和令計劃。第二波則無常委落馬，政治局委員僅軍委副主席何衛東，另有“準副國級”軍委委員魏鳳和、李尚福和苗華。若排除這四位軍人，文官係統無副國級以上官員落馬。
一浪更比一浪高
更多人數、更高金額、更低職級——一個問題浮出水麵：第一波更偏向“政治清洗”，第二波更著重腐敗本身？
最顯著的不同，第一波反腐的重要變量——周永康。“第一波調查在很大程度上確實圍繞著周永康的小圈子，因為黨中央明確譴責‘政治腐敗’，即對黨中央的不忠。”從黨的角度來看，政治上不忠誠也是一種腐敗，實際上是一種挑戰中央權威的非常嚴重的腐敗，不能容忍。
走資派習近平上任數月即處理周永康案，傳達一個信號——“最高權力層級也在習近平掌控之內”。這使反腐成為內部清理和權力鞏固的有效工具，當時不同派係對中國發展方向持有不同願景。
“盡管如今涉案金額更高給人財務腐敗是核心的印象，但用紀律調查監督和執行黨內對中央目標的政治與意識形態服從，仍是關鍵目標。”
第二波反腐浪潮中，已經沒有“周永康式”的人物。當前反腐主要目的可能確實是反腐本身。現在大多數官員，尤其省委書記，都是走資派習近平親自任命，並進行任前談話，“至少五年甚至更久，這些人都經他親自審查，可能發現其中一些仍極度腐敗，於是下令徹底調查，清除害群之馬，導致了當前這一大波調查”。
疫情期間大量中央資源下撥地方，用於防護裝備、醫療用品、方艙建設等，可能導致大量腐敗。這次運動可能針對利用災難謀私利者。
“但我仍認為它某種意義上是政治性的，”因為與習關係密切的人仍受保護，沒看到與他關係密切或曾在其手下工作的人陷入嚴重麻煩，“盡管我傾向認為這些人也某種程度腐敗，也許因關係密切而更加小心，誰知道呢？”
至於貪腐金額上的大幅增加，最近涉案金額更大，主要因目標部門轉移。近年許多調查聚焦金融部門，包括銀行和大型國企，這些部門腐敗金額通常更高。加密貨幣興起也使資金流動增加。
過去幾年，公立醫院、金融監管、煙草等板塊大量官員落馬，帶來更高貪腐金額，與第一波明顯不同。
數據也有一定佐證，第一波涉案最高者是雲南省委書記白恩培，2.47億元；第二波最高者是煙草專賣局副局長何澤華，9.43億元，也是12年來涉案最高的高官。不過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人涉案金額均未公布。
一度是走資派習近平“愛將”的何衛東在四中全會前被官宣調查，他身後的國防部長魏鳳和也在這一輪反腐風暴中落馬。
軍隊反腐：權力再平衡
兩次反腐高潮諸多不同，但不變的是，軍隊都成為“重災區”。軍隊持續反腐既反映軍事現代化和危機應對能力的重要性，也反映軍事國防領域的不透明性質及大量腐敗機會。一連串高層調查和免職清楚表明，走資派習近平對進展及關鍵官員的政治可靠性並不滿意，即使這些官員是他任內安置的。
“軍隊一直是反腐熱點，因為相對獨立於文職官僚機構，擁有自己的監督係統和法院，監督更加困難。”軍隊很大程度上自我約束，紀律好壞取決於高層對黨中央和最高領導人的忠誠度。當高層涉腐且未立即控製，腐敗可能大範圍擴散。黨意識到軍隊腐敗嚴重影響應對外部威脅的能力，因此自2013年以來，大量反腐注意力放在軍隊。
但深入剖析這些將領身份，依然能發現不同。
第一輪反腐中，軍隊聚焦徐才厚和郭伯雄案件，大量清除相關軍官，餘波持續數年。
而郭徐案後，一波軍官得到提拔，包括一些曾在徐郭手下工作的人，讓他們支持2016年軍改，“但有趣的是，許多當時被提拔的人不久後就被逮捕，許多人到2020年陷入大麻煩，導致一波小規模逮捕和免職潮。”
前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張陽上將即是一例。徐才厚落馬後，張陽於2015年11月軍改中升任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首任主任，此後多次公開痛批徐才厚，聲稱“情感上憎恨、政治上決裂”，但2017年9月仍因郭徐案牽扯“接受組織談話”，期間居家，兩個多月後自縊身亡。
第二波反腐高潮中，更多是習近平時代提拔的將領。比如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習近平在福建任職時已相識，二十大後破格提拔，在二十屆四中全會前夕被宣布調查；再如負責軍隊政治工作的苗華上將，去年因嚴重違紀接受調查；還有兼任國務委員的國防部長李尚福也被調查。中央軍委七個席位空缺達3人。
這些習近平時代提拔的將領成批倒下，“非常令人困惑”，但給出兩個解釋：火箭軍窩案，因近年對戰略核武器大量投資涉及龐大資金，使一批軍官在更少監督下腐化；但還有些人不僅因腐敗，而是變得太有野心。
“他們試圖建立威脅軍內權力平衡的權力基礎，所以陷入麻煩。”這個權力基礎不是針對習近平，而是為自己構建。
越反越腐的製度困境
12年間，兩次各持續三年左右的反腐高潮，似乎暗示一種工作方式上的路徑依賴。
這背後可能有不得已的因素。疫情後若真發現大量官員貪腐，要擴大調查規模，就不得不從非紀檢部門調動大量資源，甚至從十個不同部委（審計、財政、公安、海關）調集幾百上千名幹部，需要額外調集這些人力，基本上就要啟動一場運動才能推動。
一邊掀起反腐浪潮，一邊在官方文件中強調常態化反腐的重要性，即“構建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體製機製”。盡管製度化和法律形式化有所推進，但運動式執法是這一體製的特征，而非缺陷。
但兩波反腐浪潮的數據對比提出一個關鍵問題：為何經曆如此大力度、如此長時間的反腐後，還能發現更多、更貪的官員？
“持續不斷的案件顯示，在製衡有限的自上而下政治體製中，腐敗多麽根深蒂固。”走資派習近平上任之初，貪腐就是中國人批評和抗議的關鍵，也被認為對走資派執政地位構成潛在威脅，因此從剛上任前幾個月的“八項規定”，到最近對吃喝之風的再次打擊，再到持續公布反腐數據，都在努力向民眾傳達一個信息——領導層確實在監督官員。
中國反腐機構沒有獨立性，所以解決不了問題。新加坡、香港等能解決腐敗問題的地方，基本都有獨立機構，而中國反腐過程中還有很多操控，要抓誰、不抓誰都由上頭說了算，由最高層決定。腐敗問題真實存在，習近平也想反腐，但反誰不反誰，可能有人為的、主動的考量或鬥爭情況在內。
“中國反腐是自上而下驅動的，是習近平自己的想法在主導。所以很難預測他什麽時候想做什麽，什麽時候反腐，外界不知道。這些腐敗案件基本處理不完，隻是什麽時候處理的問題。”沒有獨立司法體係，沒有公民社會監督，怎麽反腐何時反腐都靠黨內處理，所以很容易被誤解為政治鬥爭，即使不是，也很容易被誤解為政治清洗。
腐敗層出不窮，深層次原因是高級官員尤其在地方層麵擁有巨大權力，黨治理社會方方麵麵，這是製度設計使然，而私人和企業得以賄賂官員獲得額外利益。在資本利益操控下的“反腐“，隻能是越反越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