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八王後第二任：英倫玫瑰安波琳（5）
1532年亨利加封安·波琳為女侯爵後，將凱瑟琳的一些珠寶也轉給了安，但亨利八世攜帶安去英格蘭南方巡遊時，老百姓對安的態度依然不友好。亨利八世因此頻繁和安一起出席宮廷活動，並留意參會者中有誰對安不友好，他甚至私下請求朝臣們看在他的麵子上接受安·波琳。英格蘭與教會的“離婚”，既是與羅馬帝國皇帝兼西班牙國王卡洛斯的關係徹底惡化，亨利八世別無選擇，隻能與法蘭西國王佛蘭索瓦一世加強聯盟。
亨利八世擬定1532年10月對法蘭西進行國事訪問，以尋求佛蘭索瓦的支持。而此時亨利和凱瑟琳雖然正式分居，但離婚案尚未判決，安·波琳隻能以未婚妻身份陪同前往，畢竟安在法國宮廷長大，和佛蘭索瓦一世夫婦都是老熟人。
亨利沒想到的是，不僅自己的妹妹前法國王後拒絕陪他們一同前往法國，就是法國宮廷貴婦們也明確表示不會與安見麵。佛蘭索瓦一世親自到卡萊（Calais，英格蘭在法國的最後一塊領地）迎接他們，並感謝安在法國宮廷時對克勞迪王後的照顧，之後亨利和佛蘭索瓦去布洛涅繼續君主之間的國事談判，安獨自留在卡萊。
因為海上風暴阻止返程，兩人在法國停留了一個月，期間佛蘭索瓦明確表示他會支持亨利與安的婚姻，亨利似乎也打定了主意娶安為妻。從1525年到1532年，安·波琳和亨利的八年苦戀終於修成正果。亨利和安11月初回到英格蘭，一上岸就看到“肯特聖女”巴頓專門趕來給他倆說教。
回倫敦前的11月14日，亨利和安在多佛秘密舉行婚禮，到12月初安就發現自己懷孕了。
1533年1月25日，亨利在倫敦懷特宮（Whitehall Palace）小教堂和安正式舉行婚禮，婚禮由皇家牧師主持，國王樞密院的幾位成員做了見證人。不久宮廷牧師開始為“安王後”祈禱，到2月份安的懷孕已經不是秘密，安也自嘲說饞蘋果，懷特宮的走廊裏回蕩著安的笑語和輕快身姿， 安還對威尼斯大使說是“神給了國王陛下靈感娶我為妻”。
安和亨利的婚姻標誌著亨利八世與羅馬教廷之間再無和好可能，總理大臣克倫威爾加快了步伐。1533年4月的第一周，議會頒布了《限製上訴法案》（The Act in Restraint of Appeals），規定英格蘭所有案件，無論宗教、世俗、民事、刑事，都必須在英格蘭境內審理，禁止任何人向羅馬教廷上訴，且英格蘭法庭具有終審權，任何所謂的“更高”權威都不得幹涉英格蘭境內的法律事務。翻譯成實際操作程序就是，從法律角度出發，國王離婚案在倫敦由坎特伯雷大主教裁決。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立法第一段落的行文：“在此，以各種古老權威的曆史記錄和編年史為背書，我們明確宣稱和表述，這個國度，英格蘭是一個帝國，並已被世人如此接受，由一位最高領袖和國王統治，該領袖擁有帝國王冠所賦予的尊嚴與皇權；一個由以精神或世俗術語及名稱劃分的各等級和階層人民組成的政治體係，有義務並且應當對國王承擔僅次於對上帝所應承擔的自然而謙卑的服從。”[1]
這一措辭，不僅實現了亨利八世一直以來要和卡洛斯五世、佛蘭索瓦一世同樣擁有“皇帝”稱號的夢想，同時還將英國宗教改革包裝成易被民眾接受的“回歸不列顛古老傳統”之舉。
這也是英格蘭宗教改革與歐洲大陸宗教改革重要的不同之處。歐洲宗教改革從裏到外都是以破舊立新的麵孔呈現，而英國宗教改革則披上了一層回歸古老傳統的麵紗。
另一個不同之處就是，歐洲宗教改革起因純粹是不滿羅馬教廷的腐敗，改革側重點偏於教義分歧，與國家行政管理沒有太大關聯；而英國宗教改革則從一開始就是務實的，主要起因是與羅馬教廷在國家自治權上的爭端，而亨利和教皇之間的君權與教皇權威之爭隻是其中一部分，整個改革過程始終被教會與世俗之間的司法權競爭推著走，而亨利八世的離婚案則是正確時間點上的一根杠杆；這也是英國人的務實保守傳統使然。
英格蘭與歐洲其他君主國家還有第三點不同之處。那就是，整個中世紀，其他君主國家都是絕對君權，一切國家大事全由君主決定；而英格蘭從亨利三世的十三世紀《大憲章》（1215）開始，國家政治就是君主、諸侯、平民三足鼎立格局，尤其是貴族組成的議會，其作用在中世紀是獨一無二的。
1533年出台的這個由托馬斯·克倫威爾一手促成的法案被後人認為是十六世紀最重要的立法，它不僅終止了教廷在英格蘭的政體，更為歐洲其他新教國家在行政體製上與羅馬脫鉤開了先河。1555年，德意誌諸侯國也與羅馬皇帝卡洛斯五世簽署了《奧斯堡和平條約》（The Peace of Augsburg），規定德意誌諸侯國可以在自己管轄境內自由選擇天主教或路德宗新教，從而為馬丁·路德1517年發起的德意誌新教改革畫上句號。
這個《限製上訴法案》也不是亨利八世和托馬斯·克倫威爾兩人單獨努力的結果。1529年之後的英格蘭議會議員多數是律師法官，他們一直以來都在力爭以普通法代替教會法，因此1533年的立法是水到渠成。
此時的亨利八世，在英格蘭既是凱撒也是教皇，羅馬帝國大使向卡洛斯五世報告：亨利國王現在“下定決心要將教會財產歸入王冠之下”。
雖然脫離了羅馬教廷，但國王的“婚姻大事”仍然需要由坎特伯雷大主教代表神來批準和主持。無論是不是英格蘭教會精神領袖，亨利八世都不能自己批準自己離婚，更不能自己給自己“發結婚證”。那個時代所有人的結婚離婚都必須由教會批準，允許民事婚姻的《婚姻法》要到很久之後的1836年才出現。
1533年坎特伯雷大主教是八旬老叟威廉·沃勒姆（William Warham），1503年亨利七世在位時就任大主教之職。老主教雖然一開始也和約克大主教沃爾西聯名簽署亨利八世和凱瑟琳王後的離婚案上訴教皇請求書，但他卻不讚同亨利八世之後的所作所為，特別是1532年，就是他提出要亨利保障《大憲章》賦予教會的權力。
亨利八世雖然是英格蘭教會的名譽領袖，但大主教的任免權還掌握在羅馬教廷，是以1533年亨利向教宗克萊孟七世建議由托馬斯·克倫威爾在沃勒姆死後接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同時做為交換條件，暫緩對《限製上訴法案》的禦批，並向教皇表示自己仍然是天主教信仰的捍衛者。克萊孟七世下教皇詔書批準這個任命，同時任命克倫威爾接替沃爾西為羅馬聖座的英格蘭代表。克倫威爾於1533年3月底行授聖禮，成為教會神職人員。
鑒於安·波琳已經懷孕，兩人也已舉行教堂婚禮，但亨利與凱瑟琳的離婚並沒有走完法律程序。現在時機成熟了，很快教會就“宣布亨利八世與凱瑟琳王後婚姻無效”之議題召集投票，到場216名神職人員，隻有19人持反對意見。凱瑟琳被合法褫奪王後稱號，恢複威爾士親王妃稱號，羅徹斯特主教費什爾被軟禁。
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馬斯克蘭默（大英肖像館）
1533年5月23日，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倫威爾發布教令，宣布亨利與安·波琳婚姻合法。5月31日，一乘披著潔白綾緞的皇家馬車在兩匹駿馬的牽引下，將安·波琳從倫敦塔載到西敏大教堂，馬車的金頂上掛著銀鈴。第二天，安·波琳在西敏寺正式加冕為英格蘭王後，加冕王冠用的是英格蘭王室最古老的王冠之一：聖愛德華王冠。這王冠是用來加冕國王的，之所以用它來加冕安，是因為亨利堅信安腹中六個月胎齡的孩子一定是個男孩，王位的繼承人，未來的君主！亨利八世說對了一半，這個胎兒不是男孩，但卻是未來的一代天驕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
當國王的人來到凱瑟琳的住處，向她遞交大主教教令時，凱瑟琳看到教令上寫著自己是“先太子妃”，便拿出一隻筆，將這幾個字劃掉。為了處罰凱瑟琳，亨利八世將她的隨從人員減半。這一年，亨利還下令鞭撻了兩名倫敦婦女，並割下她們的耳朵，以懲戒她們說“凱瑟琳王後才是英格蘭真正的王後”。
然而，天下君王從來都不專情。安懷孕期間，亨利八世開始移情別戀。一如既往，亨利的情場獵物左右離不開王後的宮廷仕女，此時外界還不知道亨利新情人是誰，但永遠恪盡職守的羅馬帝國大使在報告中告訴卡洛斯五世，“她很美，很多貴族在幫著亨利追求她”。
安的仕女中有一位叫簡·西摩（Jane Seymour）的貴族女子，祖上也是諾曼底人，祖父是威爾特郡負責地方治安的郡騎士，父親因為征戰有功被亨利七世授予方旗騎士，有資格在戰爭中打出自己的旗幟率領軍隊。她應該就是大使信中所指之人，而西摩之後成了亨利的第三任王後。
挺著大肚子的安早上睡醒後看到簡姑娘坐在亨利膝前，溫柔地把頭放在亨利的腿上。安勃然大怒，亨利卻對安說：不要忘記你的身份，好好效仿比你更高貴的人；我今天能給你榮耀，明天也能廢了你。
英格蘭王後安·波琳
亨利雖然失望，但堅信安很快會給自己生個男孩。伊麗莎白公主出生三個月即被封為“英格蘭長公主”，送到赫特福德郡的哈特菲爾德莊園開長公主府自立；而十七歲的大女兒瑪麗則被剝奪了公主稱號，隻允許她被稱/自稱“瑪麗女士、國王之女”（the Lady Mary，the King's Daughter）。瑪麗被送到伊麗莎白長公主府，加入侍從隊伍去照顧小妹。瑪麗給父王去信，強調自己是“您的合法婚生女”，被亨利嚴加斥責。
安此時深深意識到自己的地位遠沒有想象中的那麽穩定，在一次宴會上，她對法國大使說自己不敢在宮中亂說話，一舉一動都有人監視。王宮成了令人生畏之地，人人禁言，惟恐惹禍上身。而對波琳家新貴得勢看不順眼的其他貴族都在存心看安·波琳的笑話，甚至發展到主動給亨利送去家族中的女子，希望她們能夠取代安的地位。
1536年1月7日，阿拉貢的凱瑟琳在劍橋郡的金博爾頓城堡（Kimbolton Castle）心碎而死，享年五十有一。當時屍檢發現她的心髒被黑色生長物包圍，法醫結論死於心髒癌症，大概率心包組織黑色素瘤，一種極其罕見的惡行腫瘤。
從她16歲風風光光嫁到英格蘭做太子妃，到17歲孀居，尊父母之命費盡心思嫁給小叔子亨利，到最後被打入冷宮，凱瑟琳前後在英格蘭生活了35年，期間從未離開過這個第二故鄉，真正是嫁出門的女兒潑出門的水。雖說中間有十幾年時間和亨利八世還算是恩愛，但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裏，凱瑟琳飽受了亨利給她帶來的精神摧殘。
凱瑟琳出生高貴，恪守婦道，深受子民愛戴，唯一的錯誤在於她沒給亨利生個兒子，而最後如果亨利真的僅僅是因為這個原因休妻，凱瑟琳也許不會這麽固執死活不答應離婚，但亨利為了一個在她眼裏一無是處的“低賤”女子，不僅離婚而且判教，這就大大傷害了她那顆西班牙公主的驕傲之心；以致於耗盡心力與亨利死纏爛打到最終油幹燈滅。
凱瑟琳被廢後，亨利就禁止她和女兒見麵，接待來客的權利基本被剝奪，母女之間的書信往來也不被允許。亨利八世對凱瑟琳和瑪麗說，隻要你們承認安·波琳是你們的王後，朕就恢複你們的待遇，讓你們見麵。母女倆都一口回絕了，真是寧死不屈。
1535年底，凱瑟琳預感到自己不久於人世，提筆給亨利寫了一封決絕信。信的開頭是“我最親愛的君主與夫君”，然後提醒亨利不要在背叛的路上走得太遠以致於靈魂得不到拯救，說她原諒亨利給她帶來的一切苦難，也祈禱上帝會原諒亨利的所作所為。
凱瑟琳懇求亨利善待他們的女兒瑪麗，給自己僅剩的三個宮女嫁妝，讓她們嫁人；給自己的傭人補齊工資再加發一年的工薪，好讓他們另謀出路；最後懇請亨利可以來見她最後一麵。
最後落款：王後凱瑟琳。
可以想象，亨利接到這樣一封臨死還不忘對他說教的遺書有多惱怒。
1月8日，凱瑟琳的死訊報到亨利八世那裏，亨利的答複是：感謝上帝，我們不必再擔心西班牙和我們開戰了。第二天，亨利八世和安王後特地穿了一身黃衣，表示慶賀。
凱瑟琳活著的時候一直向自己的羅馬皇帝外甥卡洛斯五世求助，卡洛斯為了姨母甚至帶兵攻占羅馬、扣押教皇。凱瑟琳一死，亨利至少可以鬆一口氣了。
我們不知道瑪麗是何時或如何得到母親死訊的，但凱瑟琳的死，讓她成了這個世界上最孤獨無助的公主，加上害怕新後安·波琳會害她，瑪麗再次陷入歇斯底裏，向西班牙大使求救，要求大使設法將自己偷渡過海，去西班牙所屬布魯塞爾投靠外公外婆家，但大使婉言勸說她不可輕舉妄動，待在原地等待轉機。
就在有關人員為凱瑟琳準備喪事之時，亨利和安大辦舞會，向外國使節展現他們聰明伶俐的小公主伊麗莎白。
凱瑟琳於1536年1月29日以威爾士親王妃身份在劍橋郡的彼得伯勒大教堂（Peterborough Cathedral）入殮，亨利未出席葬禮，也禁止女兒瑪麗出席。
然而，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敢說不存在神靈。就在凱瑟琳下葬的前五天，也就是1536年1月24日，亨利八世難得好心情，參加了在格林威治宮舉行的馬術長矛對抗賽（jousting），他一生鍾愛的兩項運動之一，另一項是打獵。
這個危險而刺激的對抗賽是貴族才有資格玩的終極遊戲，看過電影《A Knight's Tale》就會知道，參賽者必須證明自己的貴族身份。中世紀的馬術長矛對抗賽沒有規矩可言，雙方全幅披掛後，手持三、四米長、有手腕那麽粗的尖頭長矛，各自在賽場跑道的兩端，旗手一聲令下，競賽雙方各自騎馬往賽場中間的對抗區飛奔，對抗區大約三米長，正中縱向隔著一米左右高度的欄杆，雙方在這個欄杆的兩邊手持長矛向對方刺過去，誰被刺中，誰就算輸，就這麽簡單。
騎士比賽馬術長矛
身高一米八六、體格魁梧的亨利八世一般情況下是馬上好手，但凱瑟琳死後三星期這一天注定是亨利倒黴的日子，匿名披掛全幅盔甲的亨利被對手擊落下馬。更糟糕的是，他的馬也帶著盔甲，馬失前蹄後又壓在了亨利的身上，亨利昏迷了兩個小時才蘇醒，右腿也折了。亨利八世此後不僅再也不能參賽，而且他腿上的傷口感染後演變成慢性潰瘍，最後發展到澱粉樣變，一直到亨利死的那一天傷口都未能痊愈。
而凱瑟琳下葬的1536年1月29日當天，安·波琳流產一個男胎，給這兩個女人之間糾纏不清的命運劫數再添一層詭秘。安將流產的原因歸罪到因為聽到亨利受傷而驚嚇，但亨利八世卻有他自己的解釋。在聽到安流產的消息後，亨利說到：我明白了，這是上帝在詛咒我。
但是，1536年的安·波琳，年齡在30出頭，她不僅一直康健屬於運動型矯健女子，而且第一胎懷孕和生產都十分順利，何況孕期已經四個多月，按理說應該坐穩胎了，此時流產，是否與簡·西摩方麵的人有關？（筆者大概是清宮劇看多了）
此後，亨利的總理大臣克倫威爾對羅馬帝國大使夏普義說：國王現在認識到自己從前的過失，決心從今往後痛改前非，和王後一起過有節製、有道德的夫妻生活。但是，克倫威爾在說這話時忍不住用手掩住嘴角偷笑，所以大使得出結論，和其他朝臣貴族一樣，克倫威爾也在等著波琳家族覆滅的那一天。
安波琳的不幸流產是她末日到來的根本原因，而實際上亨利八世此時已經開始正式追求簡·西摩。前有虎後有狼，命運女神給英倫玫瑰安·波琳安排的結局會是什麽？
（待續）
[1] “whereas, by divers sundry old authentic histories and chronicles, it is manifestly declared and expressed that this real, of England is an empire, and so hath been accepted on the world, governed by one supreme head and king, having the dignity and royal estate of the imperial crown of the same, onto whom a body politic, compact of all sorts and degrees of people, divided in terms and by names of spirituality and temporality, be bounden and owe to bear, next to god, a natural and humble obedience.”
